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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入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
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入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