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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和大使。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智利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法院下令逮捕聂鲁达，诗人被迫转入地下。一年后，他流亡国外，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到过欧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1952年，智利政府撤销对聂鲁达的逮捕令，诗人返回祖国。1953年，他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7年，他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从13岁起开始发表作品，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他的成名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它形象新颖，比喻生动，声调丰富，以清新的诗风给当时的拉丁美洲诗坛带来春天的生气，奠定了聂鲁达在智利诗坛的地位。
代表聂鲁达创作里程碑的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第二卷）（1925—1935），特别是《第三个居所》（1935—1945）。第一、第二卷表现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危机意识，突出体现了诗人因与常规秩序分离而产生的焦躁、忧郁和孤寂情绪。《第三个居所》的核心、主体部分《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不朽诗篇，则是由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生者与死者的鲜血燃烧、升华而成，由诗人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斗争融合而成的。它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无数鸿篇巨制一起，构成人类文学史上最神圣的一页。
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正如诗人所说：“从此，我的道路跟众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之间，我看见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让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去抹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流下的汗水，让他们得到争取面包的武器。”20世纪60年代，在回首往事时，他又强调说：“我对于真理，对于永不消失的希望、正义和诗的信心都来自那个遥远的时代（西班牙内战）并伴随我直到今天。”
从“二战”中返回智利到最后去世这30年间，聂鲁达始终忠诚地战斗在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谋求和平和幸福的斗争行列中。他的诗正是这种沸腾而多彩的斗争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成为为和平和幸福而斗争的武器。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他就认识到：“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他始终坚守在这个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正是这“斗争的滚滚洪流”造就了伟大诗人聂鲁达。
1950年出版的《漫歌集》是聂鲁达创作的高峰。诗人在这部卷帙浩瀚、绚丽多彩的作品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才能。诗人以史诗般的气魄，展示出绚丽多姿、雄壮浑厚的拉丁美洲全景历史画卷，从大地对美洲人的召唤一直写到作者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弘扬了高昂的民族精神，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激情。
《漫歌集》之后，聂鲁达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诗集《葡萄与风》，这是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活动，特别是访问欧洲、苏联和中国以后创作的。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与此同时，诗人匿名出版了献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诗集《船长的诗》。诗人称它是“自然的儿女，自然的爱的结晶”。在这个时期，诗人还创作出版了3部《元素的颂歌》。他在构成大千世界的众“元素”中探索美与善，以浅白易懂的诗句阐释了深刻的哲理。20世纪50年代末，诗人献给古巴革命的书《英雄事业的赞歌》，献给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先后问世。正如诗人所说：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海滨之花的颂歌》
对于这两者的关系，诗人有明确的阐述：
“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对人民没有责任感，他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
“现在，我们再看看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仅仅写一些谈政治问题的诗，我们不能只用一种颜色来画画，我们应该响应所有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无论是高山上说话的声音，或是从海洋里传出来的声音。政治上的责任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但还有一个长远的责任，是诗人所不能忘记的。
“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一个诗人，他不描写自己祖国的土地、天空和海洋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天性。……对于诗人来说，所有的道路都是开放的……诗人如果掌握了人民和自然界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他就可以走得非常远。……有了这一切力量，一个诗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诗人本人的阐述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创作思想，更准确地理解他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对笃信共产主义的聂鲁达冲击很大。他虽有过迷惘、彷徨，但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仍然不懈地航行在大海上，出航又归来。在世界各地，在智利南北，到处都留下他追求的足迹、奋斗的身影。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更是直接参加了智利的总统竞选活动，并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他拖着带病的身体，再次挂帅出征。他要为智利人民寻找更多的朋友，为智利的富强争取更多的援助。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丰收期，10年间完成出版的作品将近20部。他去世后出版的9部遗著也完成于这个时期。
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奖状上写着：“因为您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瑞典学院院士卡尔·拉戈内·西耶罗在介绍诗人获奖原因时，称颂他的作品具有“世界意义”，“与人类和大地和谐”，“讴歌奋斗”，“为维护理想和未来呐喊”，因而“有益于全人类”。
在谈及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时，卡尔·拉戈内·西耶罗曾颇有几分无奈地承认：“要想用几句话就勾勒出聂鲁达的创作轨迹，无异于是妄图用小匙舀干满载水的四万吨位巨轮。”在中文里有个更精彩的说法，即无异于是以蠡测海。而评论家们则作如是说：聂鲁达一个人完成的是一打诗人的工作，他的诗作构成一个宇宙。
据粗略统计，聂鲁达的作品（包括遗著和去世后由他人汇编的诗文、书信集）有50余部，其中不少是大部头作品。如诗体回忆录《黑岛纪事》，由5卷组成；《漫歌集》，约15万行；散文集《我命该出世》，7卷近500页。诗人的作品全集——还不是最终版——已超过5000页。
更富有意味的是聂鲁达作品传播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他的作品几乎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不仅是大语种，就是较偏的小语种，如乌兹别克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斯洛文尼亚语等都有译本。聂鲁达作品的印刷版数以千计，印刷册数则以百万计。他的诗歌在全世界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
在拉美文学史上，聂鲁达是现代主义崛起之后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善于汲取民间诗歌的奔放精神和夸张手法，以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词汇，表达对于自然、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于敌人的憎恨，抒发理想，表现社会、人生的重大题材。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他对拉丁美洲和世界诗歌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聂鲁达是现实主义诗人、超现实主义诗人，还是浪漫主义诗人？至今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诗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明确阐述。
“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根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道理，也有些许失误。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种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含有全部理性，也含有全部非理性，即含有全部的诗。
“我喜爱书，它是诗歌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爱书的整体，甚至喜爱书脊，但是我不喜欢各种流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流派、不分等级的书。
“我喜欢沃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诗人，美国自由诗的创始者。和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他是诗歌语言的革新者，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作品中的那种‘积极的英雄’，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这类英雄没有任何固定模式，诗人让他不无痛苦地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与我们分享面包和梦想。
“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我的局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绝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种远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尽力像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样伸展开来。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在这条路上给了我以帮助。我说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位我的曼哈顿朋友。
“在古代，那些最崇高、最严格的诗人，例如克维多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伟大讽刺作家。，写诗时总加上这样的说明：‘效贺拉斯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主要的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效奥维德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古罗马诗人。’，‘效卢克莱修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8—前55年），古罗马诗人、哲学家、思想家。’。而我，保持了自己的声音，并且跟一切生命体一样，这声音按照自己的本性日益增强。”
尽管诗人这些阐述并不系统，但从中已经完全可以了解诗人对于文艺，特别是对于诗的基本观点。
对这个问题，《拉丁美洲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阐述得好：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他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他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互相结合的产物。”
而诗人对拉丁美洲诗坛的贡献之一，正是：
“兼收并蓄法国先锋派、西班牙谣曲、美国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歌的优点，奠定了拉丁美洲20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
至于什么是“聂鲁达主义”，那是一个大题目，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大题目。
聂鲁达被称誉为大海的儿子，也许是因为他的祖国智利，有长达4000公里的土地，面对着广阔的太平洋？也许因为，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为劳苦大众写下了无数诗篇，他是人民之子，而人民就是那浩瀚无垠的大海？抑或是他一生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奋斗，总是出航、返航，犹如不倦的航海者，他的一生就是一次壮丽的航程？
聂鲁达夫人马蒂尔德这样说：
“诗人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个航海者，大海对于他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热爱大海，胜过一切。与其说他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
聂鲁达总喜欢说自己是来自一个“寒冷的、小小的国家”（智利南端濒临南极），其实他确确实实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他是当代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他战斗的一生和他那“构成一个宇宙”的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时代。
在他一生中，即使到了晚年，聂鲁达也从没有落下远航的风帆。正是：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提琴，
随时准备歌唱，
随时准备献身。
——《写给所有的人》
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在黑岛家中惊闻噩耗：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在莫内达宫遇害殉职。聂鲁达为之奋斗毕生的正义事业遭到重创，这对诗人，不啻是致命的打击。他那为世界和平、为智利人民幸福操劳多年、被忧虑和病痛折磨得衰弱不堪的心，再也无法承受这样沉重的打击。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9月23日，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去世。“巴勃罗·聂鲁达死于智利的灾难！”人民愤怒的抗议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曾亲自派专机到智利接聂鲁达，但诗人拒绝离开。在这种时候，他不能走，他应该留在智利，和自己的人民共患难。诗人坚守在他的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刻。他是在战斗中倒下的，他以生命殉于人民的崇高事业。他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千千万万智利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为自己的诗人送行。人们手捧红色康乃馨，迎着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宪兵，在一排排闪着幽光的黑洞洞的枪口下，高唱着《国际歌》前进。他们振臂高呼：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必然爱他。这爱，深挚而永恒。聂鲁达活在他的诗歌中，活在他的人民的心中。是的，他仍然在歌唱，继续在战斗。在人民的心中，他获得了永生。
领事和大使。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智利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法院下令逮捕聂鲁达，诗人被迫转入地下。一年后，他流亡国外，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到过欧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1952年，智利政府撤销对聂鲁达的逮捕令，诗人返回祖国。1953年，他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7年，他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从13岁起开始发表作品，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他的成名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它形象新颖，比喻生动，声调丰富，以清新的诗风给当时的拉丁美洲诗坛带来春天的生气，奠定了聂鲁达在智利诗坛的地位。
代表聂鲁达创作里程碑的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第二卷）（1925—1935），特别是《第三个居所》（1935—1945）。第一、第二卷表现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危机意识，突出体现了诗人因与常规秩序分离而产生的焦躁、忧郁和孤寂情绪。《第三个居所》的核心、主体部分《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不朽诗篇，则是由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生者与死者的鲜血燃烧、升华而成，由诗人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斗争融合而成的。它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无数鸿篇巨制一起，构成人类文学史上最神圣的一页。
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正如诗人所说：“从此，我的道路跟众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之间，我看见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让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去抹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流下的汗水，让他们得到争取面包的武器。”20世纪60年代，在回首往事时，他又强调说：“我对于真理，对于永不消失的希望、正义和诗的信心都来自那个遥远的时代（西班牙内战）并伴随我直到今天。”
从“二战”中返回智利到最后去世这30年间，聂鲁达始终忠诚地战斗在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谋求和平和幸福的斗争行列中。他的诗正是这种沸腾而多彩的斗争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成为为和平和幸福而斗争的武器。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他就认识到：“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他始终坚守在这个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正是这“斗争的滚滚洪流”造就了伟大诗人聂鲁达。
1950年出版的《漫歌集》是聂鲁达创作的高峰。诗人在这部卷帙浩瀚、绚丽多彩的作品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才能。诗人以史诗般的气魄，展示出绚丽多姿、雄壮浑厚的拉丁美洲全景历史画卷，从大地对美洲人的召唤一直写到作者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弘扬了高昂的民族精神，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激情。
《漫歌集》之后，聂鲁达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诗集《葡萄与风》，这是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活动，特别是访问欧洲、苏联和中国以后创作的。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与此同时，诗人匿名出版了献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诗集《船长的诗》。诗人称它是“自然的儿女，自然的爱的结晶”。在这个时期，诗人还创作出版了3部《元素的颂歌》。他在构成大千世界的众“元素”中探索美与善，以浅白易懂的诗句阐释了深刻的哲理。20世纪50年代末，诗人献给古巴革命的书《英雄事业的赞歌》，献给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先后问世。正如诗人所说：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海滨之花的颂歌》
对于这两者的关系，诗人有明确的阐述：
“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对人民没有责任感，他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
“现在，我们再看看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仅仅写一些谈政治问题的诗，我们不能只用一种颜色来画画，我们应该响应所有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无论是高山上说话的声音，或是从海洋里传出来的声音。政治上的责任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但还有一个长远的责任，是诗人所不能忘记的。
“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一个诗人，他不描写自己祖国的土地、天空和海洋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天性。……对于诗人来说，所有的道路都是开放的……诗人如果掌握了人民和自然界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他就可以走得非常远。……有了这一切力量，一个诗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诗人本人的阐述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创作思想，更准确地理解他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对笃信共产主义的聂鲁达冲击很大。他虽有过迷惘、彷徨，但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仍然不懈地航行在大海上，出航又归来。在世界各地，在智利南北，到处都留下他追求的足迹、奋斗的身影。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更是直接参加了智利的总统竞选活动，并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他拖着带病的身体，再次挂帅出征。他要为智利人民寻找更多的朋友，为智利的富强争取更多的援助。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丰收期，10年间完成出版的作品将近20部。他去世后出版的9部遗著也完成于这个时期。
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奖状上写着：“因为您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瑞典学院院士卡尔·拉戈内·西耶罗在介绍诗人获奖原因时，称颂他的作品具有“世界意义”，“与人类和大地和谐”，“讴歌奋斗”，“为维护理想和未来呐喊”，因而“有益于全人类”。
在谈及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时，卡尔·拉戈内·西耶罗曾颇有几分无奈地承认：“要想用几句话就勾勒出聂鲁达的创作轨迹，无异于是妄图用小匙舀干满载水的四万吨位巨轮。”在中文里有个更精彩的说法，即无异于是以蠡测海。而评论家们则作如是说：聂鲁达一个人完成的是一打诗人的工作，他的诗作构成一个宇宙。
据粗略统计，聂鲁达的作品（包括遗著和去世后由他人汇编的诗文、书信集）有50余部，其中不少是大部头作品。如诗体回忆录《黑岛纪事》，由5卷组成；《漫歌集》，约15万行；散文集《我命该出世》，7卷近500页。诗人的作品全集——还不是最终版——已超过5000页。
更富有意味的是聂鲁达作品传播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他的作品几乎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不仅是大语种，就是较偏的小语种，如乌兹别克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斯洛文尼亚语等都有译本。聂鲁达作品的印刷版数以千计，印刷册数则以百万计。他的诗歌在全世界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
在拉美文学史上，聂鲁达是现代主义崛起之后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善于汲取民间诗歌的奔放精神和夸张手法，以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词汇，表达对于自然、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于敌人的憎恨，抒发理想，表现社会、人生的重大题材。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他对拉丁美洲和世界诗歌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聂鲁达是现实主义诗人、超现实主义诗人，还是浪漫主义诗人？至今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诗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明确阐述。
“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根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道理，也有些许失误。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种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含有全部理性，也含有全部非理性，即含有全部的诗。
“我喜爱书，它是诗歌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爱书的整体，甚至喜爱书脊，但是我不喜欢各种流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流派、不分等级的书。
“我喜欢沃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诗人，美国自由诗的创始者。和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他是诗歌语言的革新者，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作品中的那种‘积极的英雄’，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这类英雄没有任何固定模式，诗人让他不无痛苦地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与我们分享面包和梦想。
“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我的局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绝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种远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尽力像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样伸展开来。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在这条路上给了我以帮助。我说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位我的曼哈顿朋友。
“在古代，那些最崇高、最严格的诗人，例如克维多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伟大讽刺作家。，写诗时总加上这样的说明：‘效贺拉斯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主要的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效奥维德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古罗马诗人。’，‘效卢克莱修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8—前55年），古罗马诗人、哲学家、思想家。’。而我，保持了自己的声音，并且跟一切生命体一样，这声音按照自己的本性日益增强。”
尽管诗人这些阐述并不系统，但从中已经完全可以了解诗人对于文艺，特别是对于诗的基本观点。
对这个问题，《拉丁美洲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阐述得好：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他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他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互相结合的产物。”
而诗人对拉丁美洲诗坛的贡献之一，正是：
“兼收并蓄法国先锋派、西班牙谣曲、美国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歌的优点，奠定了拉丁美洲20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
至于什么是“聂鲁达主义”，那是一个大题目，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大题目。
聂鲁达被称誉为大海的儿子，也许是因为他的祖国智利，有长达4000公里的土地，面对着广阔的太平洋？也许因为，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为劳苦大众写下了无数诗篇，他是人民之子，而人民就是那浩瀚无垠的大海？抑或是他一生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奋斗，总是出航、返航，犹如不倦的航海者，他的一生就是一次壮丽的航程？
聂鲁达夫人马蒂尔德这样说：
“诗人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个航海者，大海对于他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热爱大海，胜过一切。与其说他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
聂鲁达总喜欢说自己是来自一个“寒冷的、小小的国家”（智利南端濒临南极），其实他确确实实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他是当代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他战斗的一生和他那“构成一个宇宙”的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时代。
在他一生中，即使到了晚年，聂鲁达也从没有落下远航的风帆。正是：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提琴，
随时准备歌唱，
随时准备献身。
——《写给所有的人》
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在黑岛家中惊闻噩耗：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在莫内达宫遇害殉职。聂鲁达为之奋斗毕生的正义事业遭到重创，这对诗人，不啻是致命的打击。他那为世界和平、为智利人民幸福操劳多年、被忧虑和病痛折磨得衰弱不堪的心，再也无法承受这样沉重的打击。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9月23日，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去世。“巴勃罗·聂鲁达死于智利的灾难！”人民愤怒的抗议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曾亲自派专机到智利接聂鲁达，但诗人拒绝离开。在这种时候，他不能走，他应该留在智利，和自己的人民共患难。诗人坚守在他的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刻。他是在战斗中倒下的，他以生命殉于人民的崇高事业。他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千千万万智利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为自己的诗人送行。人们手捧红色康乃馨，迎着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宪兵，在一排排闪着幽光的黑洞洞的枪口下，高唱着《国际歌》前进。他们振臂高呼：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必然爱他。这爱，深挚而永恒。聂鲁达活在他的诗歌中，活在他的人民的心中。是的，他仍然在歌唱，继续在战斗。在人民的心中，他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