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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的确花费了他们许多的心力。
钱钧夫本身就出身名门，虽然家道中落，但却仍有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来供他学习，加上他天资聪慧，因此他不仅有机会博览群书，更重要的是他由此爱上了中国文史，而且在此基础上培养了优秀的写作水平，虽然钱钧夫后来将重心转移到教育事业，未能成为一代文豪，但能被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赞赏，已经足以证明其文学水平之高。
钱钧夫在浙江求是院学习时便对教育一事热衷起来，后来赴日留学，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便开始希望以教育兴国，实现国家强盛。但现实并没有体恤他这份苦心，一场场复辟的闹剧、一次次民众的声讨让钱钧夫那颗“以教兴国”之心已是伤透，于是他将重心转到了儿子的身上，专心致志培养钱学森。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出身名门，从小在家中耳濡目染，习得诗书，数学计算能力了得，记忆超群，钱学森超强的记忆力很大程度上遗传了母亲的优点。
对于钱学森而言，他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父亲。钱钧夫不仅把自己爱好读书的习惯传给了他，在很多细节上都匠心独运地给予钱学森不一样的体验。比方说，钱钧夫喜欢把家里的书放在各处，允许孩子随意翻看；他会在周末带着儿子到大自然里去游玩，不管是竹林清风还是荷塘月色，不管是满山红枫还是枝头满压白雪，钱钧夫总是在最美的时节带上儿子去领略最应季的美景；钱钧夫从来不忘培养孩子的艺术嗅觉，所以钱学森自小就接触了国画、西洋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他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喜欢西洋音乐，曾为了一场演唱会而省吃俭用；他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受母亲的影响对古典诗词也兴致盎然；在北师大附中虽然专业方向是理科，但他同时师从国画大师高希舜学习国画；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期间，还参加了大学里的管乐队，负责吹小号……这些艺术修养后来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艺术，钱学森持肯定的态度，他曾经这样说道：“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现如今的很多家长都过分地看重学科分数，进而对艺术课程丝毫不在意，有些学校在临近期末考、升学考时，还会选择牺牲美术、音乐等课程来充实“学习”的时间，虽然学科成绩上去了，但其实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才华却被残酷地扼杀了，正如钱学森所说的，难道艺术和科学是对立的吗？当然不是，问题不是出在艺术和科学是否存在冲突，而是出在我们将它们放在了天平的两端，使它们变成了对立的两面。而事实上，只要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从素质全面提升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它们确实是一对再完美不过的搭档。如此长时间的应试教育主导虽然培养了众多的高分状元，但他们是否是名副其实的人才，是否真的是能建功立业的新一代还是值得商榷的。
晚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向国家提出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人才并不等同于分数高，但现在我们过分地强调分数而忽略了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有一两个艺术天分极高的孩子会培养成艺术家，而对于其他并不具备这些天赋的孩子来说，艺术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于是“高分低能”的情况便开始蔓延。
而这并不是要求让孩子放弃学习，而是建议大人们在考虑孩子的前途时，将素质培养也纳入其中，毕竟分数无法伴随终身，真正在一生陪伴其左右的是那在年少时便培养起来的素养。
钱钧夫重视钱学森的学科的学习，但他更懂得让孩子广泛地积累知识。每到假期，他就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而且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便是在假期时多带着孩子拜师学艺。那一次，钱学森央求正做学问的钱钧夫带他去玩耍。钱钧夫见孩子如此高的兴致，于是他便带着他去拜访一位矿物学家，也就是当时的北大校长林砺儒。
收徒严苛的林校长给年少的钱学森出了一套测试题，本想孩子尚小答不上来，没想到孩子不久便答完试题，而林校长还没看完试卷就已经答应收他为徒。钱学森的成绩每一科都发展得很均衡，当他升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文科老师劝他学文做个思想家，理科老师劝他学理做个科学家。面对这样的选择，钱钧夫把选择权放在了儿子钱学森自己的手上。
钱学森最终选择了理科，他告诉父亲，之所以如此决定，是因为深感国家的发展建设对科学技术的急切需要。对于这样的决定，钱钧夫深感欣慰，毕竟多年来除了对孩子的求学意识和能力是他培养的重点以外，孩子崇高远大的志向和爱国意识同样是他多年苦心栽培的方向。如今，孩子能如此抉择，身为父亲的他自然是满身心地支持。
后来钱学森在学校里遇到了很多爱国之士，他与他们一道对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对自己肩上的责任深感重大。在上海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刚入学不久便遇到了日寇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对此，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身处风暴中心的钱学森也加入学生运动中去，十分活跃。父母听说儿子参加了学生运动的消息后，母亲章兰娟出于爱子之心自然十分担忧，但是父亲钱钧夫却没有劝阻孩子退出，反而写信支持他的做法，并且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同时还帮着钱学森安抚家中为此而焦虑的母亲，告诉她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作为母亲关心他的安危可以理解，但更应该放手让他到社会风浪里去闯荡，毕竟社会的利弊要由他自己体会，如此才能让他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这个社会，从而激励他去发奋读书。
钱钧夫的做法是正确的。的确，在此之后，钱学森更加刻苦发奋地钻研学科知识，也正是这样深刻、具体的体会才让他在大学毕业以后选择到美国学习最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并在日后国家需要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即使困难重重依然毫不动摇。
年少时光，钱学森除了同父亲一起学会了如何学好知识以外，母亲的言传身教更让他在知识之外形成了一个始终善良、仁厚的处世之道。母亲善良的一举一动都印刻在少年钱学森的心里，直到他长大成人以后，这些印记依然成为他宝贵的财富。
当时的钱家比起周围的普通人家相对富裕些，因此母亲经常帮助周围的邻居。腊月的北京城里经常有乞儿沿街乞讨，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十分可怜，有些甚至因为身体不支而倒在了钱家大门外。每每此时，章兰娟就会放下手头的事务出去接济他们。
后来钱学森回忆起母亲时这样写道：“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母亲的做法在年少的钱学森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它使得钱学森即使后来成绩斐然也不忘初心。
这是关于钱学森年幼时的一些故事，而同样与他并列“三钱”之一的钱三强走入物理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更有老师们的引导，所以他最终所选择的专业与他的父亲钱玄同所擅长的领域有着天壤之别。
钱玄同是著名的文史学家，他对孩子的学习十分重视，但是态度却很开明。钱三强上中学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大革命开始在全国掀起，孙先生关于国家、民族以及未来的深刻思想令钱三强醍醐灌顶。而他当时的两位老师，物理老师吴郁周、数学老师陈君哲让他对工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钱三强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工科方向。尽管钱玄同在听到儿子的选择时有些诧异，但他并没有劝说儿子更换选择，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决定。
而真正引领钱三强走进原子世界的，是清华大学的吴有训教授。在北大预科班的钱三强如何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的学生的？这还得从一张校园布告讲起。钱三强在北大预科班学习期间，第一次接触到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这开启了他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因此他决定从原来的电机工程转向物理学，所以，在自身专业课程学习之余，学校里举办的关于物理的其他讲座和课程他都会去旁听。
某天，学校的布告栏里张贴了一份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教授到北大来教授近代物理学课程的公告。对校内物理学课程尚且无一遗漏的钱三强对于这样一位校外大师的讲座自然更是兴趣十足，因此他在上课的那天便早早地来到课室，期待着一场精彩绝伦、令他眼界大开的物理学表演，那天的主题是“振动与共振”。
果然，吴有训教授为他开启了一扇望向物理天空的窗户，他不仅没有大教授的派头，讲解课程也生动有趣，这让原本就对物理学十分感兴趣的钱三强更是敬佩不已。于是，钱三强做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那就是放弃原来上海交通大学工科的选择，转而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吴有训教授的学生。
少年时光是孩子们培养兴趣、确定兴趣的关键时期，钱三强在这个时间里有幸收获了来自物理的启蒙，这对他以后走上这一条路尤为关键，而父亲一如既往地对于孩子兴趣的支持更是促成了他坚定地选择了这门学科。对于钱三强的这个决定，钱玄同同样十分支持，并且送给了他四个字“从牛到爱”，即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意思。
进入清华大学的钱三强仍旧对物理保持着高昂的兴致。清华大师们从不照本宣科，他们通过试验和案例的剖析，让学子们在兴趣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真正的老师事实上却是学生们兴趣的引导者。有些老师埋怨学生不好好学习，但是他们自身可曾想过，他们的教授方式是否得当？是用生动有趣的悉心教导燃起了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还是用简单粗暴的应付阻挡了孩子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的脚步？孩子们本来就需要引导，幻想哪一个孩子天生就热爱书本是不切实际的，老师的天职便是开启孩子们的智慧之门，让他们快乐地徜徉其中。
另一位著名的钱氏大师是著名的力学专家钱伟长。比起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年少时光是在极为清贫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正是这样的经历才锻炼了钱伟长坚忍不拔的个性。自从祖父过世以后，钱伟长一家的生活便开始拮据了，后来父亲的逝世更让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钱伟长母亲的身上，钱伟长是在周围家族亲友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虽然他的学习成绩优异、能力出众，但是，在他毕业时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升学还是就业？这两样对于他都十分重要，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家庭负担的责任感让他一时间难以做出抉择。最终，吴蕴初（著名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设置的“清寒奖学金”帮助他解决了这道难题。
借助奖学金进入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十分了得，但是他著名的“弃文从理”的人生转折让他不得不面临底子弱、基础差的现状。凭借自己坚韧的个性，钱伟长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克服这道难关，包括身体孱弱带来的种种弊端。因此，钱伟长在清华大学里每天都坚持锻炼，甚至报名参加学校的越野队来增强自己的体质，以便应对耗神极大的学习任务和压力。
后来，锻炼成了钱伟长保持一生的习惯，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旧坚持每天走上三千步。而克服学习上的难题，钱伟长用同样的精神鼓励自己不断地努力着、勤奋着，甚至到了和同学比勤奋的程度上。钱伟长知道自己底子不好，因此十分刻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拼了命干的”。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宿舍十点钟熄灯他就跑到厕所里去学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清华里最勤奋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比他更勤奋的人，此人每天三点钟就起床了，钱伟长早上起床见到他时，他已经学习了三个多小时准备散步休息一下了。这位同学就是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于是钱伟长暗地里和他比起勤奋来，而且一比就停不下来，后来连钱伟长自己都说：“我们就一年一年拼了下去。”
如此勤奋自然让他们各自获得了回报，华罗庚从最开始的发卷子的文书被破格提升为助教，后来留学英国变成了大学教授；而钱伟长则从最初的差等生变成了班里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老话说“勤能补拙”，此话一点都不假。作为父母轻易不要对孩子说“好笨”“好蠢”之类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天才，后天的培养比天赋重要得多。父母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树立起学习的勇气和信心，告诉他们勤奋努力的意义和希望所在，这才是为人父母在面对孩子反应稍迟缓时正确的处理方式。
以上所述的这些，就是钱氏家族的后代们那些珍贵的年少时光。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珍贵的、不可复制的时光，这期间所受到的影响、所形成的一切都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人生，因此，从他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优秀的范例，也反观到我们的许多不足。身为父母，我们要珍视孩子的年少时光，为他们创造珍贵的少年时代，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少年强则国强”，确实如此。
不同的成就 相同的内里
钱氏家族中长大的孩子们虽然环境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成就领域不同，但受家训和家风的影响都有相同的内里，他们身上都有着一些相同的品质，其中有一个就是对于名和利看得十分淡泊。
钱锺书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钱学森也说过一句话：“我姓钱，但不爱钱。”
钱锺书一生中有很多次将世人看作“丰厚的收益”拒之门外。当时的《围城》被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当时制片方循例要给原著作者一万多元的报酬，但钱锺书却拒绝了，即使是现在看来也是一件品德高尚的事情。现代的影视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百花齐放的时代，但却免不了鱼龙混杂，今天这家为版权发生纠纷，明天那家为收入分配不均而引起争执……所有人都围绕着一个“利”字粉墨登场，相比起钱老的淡然，实在羞愧。
还有一次，有一个外国记者看了钱锺书的《围城》之后，对他十分钦佩，因此慕名来到中国想要见他一面。钱锺书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笑着说道：“假使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样委婉的拒绝既不失幽默风趣，又不至于驳他人的面子，使之觉得尴尬。钱锺书从来对这些所谓出名之事有所醉心，对于他而言，专心读书做学问才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同样地，我们现在仍旧有太多的人热衷于出名，一旦有点比别人稍微高超的技能便四处宣扬，各种“秀”虽然娱乐大众，但也不乏有些流于低俗，很多“网红”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追捧，以至于有些缺乏思考的人以出卖色相之类恶俗博人眼球，实在是令人无奈。
名和利很多时候能给人带来某些充盈、愉悦的感觉，但前提是对它们十分渴望和向往才会有如此效应。对于那些大家而言，也许他们本身并没有想要让自己成为受人瞩目、令人敬仰的角色，他们的所有精力甚至一生可能都只专注于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无论是说文解字、教书育人，还是专心科研、开拓创新，大家的风范在于他们能淡泊这些“名”和“利”的困扰，始终坚持心中的梦想，并以此为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如此超脱，反而成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魅力和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而那些一时爆红、一时火得无可收拾的人反而缺乏时间的锤炼，经不起三两句闲言碎语也就消失殆尽了。
《钱氏家训》中有一个比其他家训更为高远的地方，那就是特别强调的爱国情节。回顾历史，钱氏家族的许多人杰在国家危难之际都做出了回国报效的决定。在美国生活的二十多年里，钱学森始终保留着中国国籍，在钱学森的心底，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却从不曾想过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那片异土，叶落终须要归根，更何况他的祖国正期待着他带着满腹经纶回去建设，因此和很多美国人不同，他从来没有在银行存过一块美元，从来不会向美国人一样为了养老而给自己储备足够的养老钱，有人觉得他很奇怪，一点长远之计都没有，只有钱学森自己知道，他不会在美国待上一辈子。
钱学森决定回国之际，美国方面因其参与多次机密研究不同意其回国，不仅诬陷他是间谍，还将钱学森全家软禁起来。但是，即便是遭受如此恶劣的对待，他也从未放弃回国的梦想。五年后，当他和家人坐着狭小的三等舱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他更加坚定了富强国家、让中国人更加有尊严地活着的决心。
钱三强同样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当年钱三强师从吴有训教授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出类拔萃的学生。毕业后，钱三强考取了巴黎大学物理学院，并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妇选定为原子核物理学的研究生。核裂变是当时最为尖端的世界前沿科学研究，钱三强果断地选择了这项技术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无疑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学风气的深刻影响。
钱三强的刻苦认真超出了同学和导师的想象，他所取得的成绩也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其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便是他与夫人何泽慧一同研究发现了原子核具有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且在实验和理论上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论述，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核物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西方媒体甚至将钱三强夫妇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并以此为题做了大量的学术报道。
法国科学院对钱三强的研究大为赞赏，并授予他法国物理学奖，希望吸收他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面对如此待遇，钱三强并没有忘记亟待建设的祖国母亲，因此他与夫人谢绝了法国的邀请，坚决返回祖国。“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三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令人动容的爱国誓言。
临别时，居里夫妇在钱三强的鉴定书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由我们指导工作的人中，钱三强最优秀。”居里夫妇的高度赞扬成为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期间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研究态度最有力的佐证，他们把钱三强的名字刻在了居里实验室的墙上，让后来的研究者和学子们将其作为学习的榜样。
钱伟长从为了祖国强盛而选择“弃文从理”开始，爱国的情愫便从未从他的内心间断过。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我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一个科学家。”钱伟长清华大学毕业以后赴加拿大多伦多学习，他的一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列为美国应用力学研究生的必读材料。
抗战胜利以后，钱伟长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回国，对此钱伟长这样回忆道：“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虽然回国后，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更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后来，钱伟长获得一次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这对于向来对科学研究如痴如醉的钱伟长来说，是一次十分有益的研究机会。但是，当时的美国领事馆需要每一个赴美研究的人员都填写一份调查表，最初那些问题并没有令人十分排斥，比如信什么教之类的。钱伟长并不信什么教义，于是在钱学森的建议下填写了“孔教”，但是，到后面的问题时，钱伟长开始填不下去了，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内心受到如此的拷问，这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这个直指内心信仰的问题令钱伟长无法接受，他毫不犹豫地在上面填写了“NO”！他说：“我忠于我的祖国，时时刻刻，心口如一。”
钱伟长被称为“万能科学家”，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十分广泛，而且时刻为国家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作为力学方面的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指定的第一个发展规划却是自动化、导弹航天等领域，有人质疑他为什么不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钱伟长回答道：“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专业。”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爱国精神被后人称为“三钱”精神。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是大师，在爱国方面也是值得莘莘学子学习的榜样。除此之外，他们致力于培养下一代，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学生们，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最后一分光和热。
这就是“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钱氏家族的故事。它起源于五代十国，繁衍于江南一带，历朝历代开枝散叶，人才辈出，逾千位名家扬名天下，永载史册。这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这个家族子孙后代的荣耀，更是传承了千年仍旧不散的钱家家风的荣耀。
的培养的确花费了他们许多的心力。
钱钧夫本身就出身名门，虽然家道中落，但却仍有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来供他学习，加上他天资聪慧，因此他不仅有机会博览群书，更重要的是他由此爱上了中国文史，而且在此基础上培养了优秀的写作水平，虽然钱钧夫后来将重心转移到教育事业，未能成为一代文豪，但能被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赞赏，已经足以证明其文学水平之高。
钱钧夫在浙江求是院学习时便对教育一事热衷起来，后来赴日留学，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便开始希望以教育兴国，实现国家强盛。但现实并没有体恤他这份苦心，一场场复辟的闹剧、一次次民众的声讨让钱钧夫那颗“以教兴国”之心已是伤透，于是他将重心转到了儿子的身上，专心致志培养钱学森。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出身名门，从小在家中耳濡目染，习得诗书，数学计算能力了得，记忆超群，钱学森超强的记忆力很大程度上遗传了母亲的优点。
对于钱学森而言，他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父亲。钱钧夫不仅把自己爱好读书的习惯传给了他，在很多细节上都匠心独运地给予钱学森不一样的体验。比方说，钱钧夫喜欢把家里的书放在各处，允许孩子随意翻看；他会在周末带着儿子到大自然里去游玩，不管是竹林清风还是荷塘月色，不管是满山红枫还是枝头满压白雪，钱钧夫总是在最美的时节带上儿子去领略最应季的美景；钱钧夫从来不忘培养孩子的艺术嗅觉，所以钱学森自小就接触了国画、西洋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他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喜欢西洋音乐，曾为了一场演唱会而省吃俭用；他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受母亲的影响对古典诗词也兴致盎然；在北师大附中虽然专业方向是理科，但他同时师从国画大师高希舜学习国画；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期间，还参加了大学里的管乐队，负责吹小号……这些艺术修养后来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艺术，钱学森持肯定的态度，他曾经这样说道：“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现如今的很多家长都过分地看重学科分数，进而对艺术课程丝毫不在意，有些学校在临近期末考、升学考时，还会选择牺牲美术、音乐等课程来充实“学习”的时间，虽然学科成绩上去了，但其实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才华却被残酷地扼杀了，正如钱学森所说的，难道艺术和科学是对立的吗？当然不是，问题不是出在艺术和科学是否存在冲突，而是出在我们将它们放在了天平的两端，使它们变成了对立的两面。而事实上，只要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从素质全面提升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它们确实是一对再完美不过的搭档。如此长时间的应试教育主导虽然培养了众多的高分状元，但他们是否是名副其实的人才，是否真的是能建功立业的新一代还是值得商榷的。
晚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向国家提出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人才并不等同于分数高，但现在我们过分地强调分数而忽略了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有一两个艺术天分极高的孩子会培养成艺术家，而对于其他并不具备这些天赋的孩子来说，艺术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于是“高分低能”的情况便开始蔓延。
而这并不是要求让孩子放弃学习，而是建议大人们在考虑孩子的前途时，将素质培养也纳入其中，毕竟分数无法伴随终身，真正在一生陪伴其左右的是那在年少时便培养起来的素养。
钱钧夫重视钱学森的学科的学习，但他更懂得让孩子广泛地积累知识。每到假期，他就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而且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便是在假期时多带着孩子拜师学艺。那一次，钱学森央求正做学问的钱钧夫带他去玩耍。钱钧夫见孩子如此高的兴致，于是他便带着他去拜访一位矿物学家，也就是当时的北大校长林砺儒。
收徒严苛的林校长给年少的钱学森出了一套测试题，本想孩子尚小答不上来，没想到孩子不久便答完试题，而林校长还没看完试卷就已经答应收他为徒。钱学森的成绩每一科都发展得很均衡，当他升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文科老师劝他学文做个思想家，理科老师劝他学理做个科学家。面对这样的选择，钱钧夫把选择权放在了儿子钱学森自己的手上。
钱学森最终选择了理科，他告诉父亲，之所以如此决定，是因为深感国家的发展建设对科学技术的急切需要。对于这样的决定，钱钧夫深感欣慰，毕竟多年来除了对孩子的求学意识和能力是他培养的重点以外，孩子崇高远大的志向和爱国意识同样是他多年苦心栽培的方向。如今，孩子能如此抉择，身为父亲的他自然是满身心地支持。
后来钱学森在学校里遇到了很多爱国之士，他与他们一道对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对自己肩上的责任深感重大。在上海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刚入学不久便遇到了日寇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对此，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身处风暴中心的钱学森也加入学生运动中去，十分活跃。父母听说儿子参加了学生运动的消息后，母亲章兰娟出于爱子之心自然十分担忧，但是父亲钱钧夫却没有劝阻孩子退出，反而写信支持他的做法，并且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同时还帮着钱学森安抚家中为此而焦虑的母亲，告诉她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作为母亲关心他的安危可以理解，但更应该放手让他到社会风浪里去闯荡，毕竟社会的利弊要由他自己体会，如此才能让他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这个社会，从而激励他去发奋读书。
钱钧夫的做法是正确的。的确，在此之后，钱学森更加刻苦发奋地钻研学科知识，也正是这样深刻、具体的体会才让他在大学毕业以后选择到美国学习最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并在日后国家需要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即使困难重重依然毫不动摇。
年少时光，钱学森除了同父亲一起学会了如何学好知识以外，母亲的言传身教更让他在知识之外形成了一个始终善良、仁厚的处世之道。母亲善良的一举一动都印刻在少年钱学森的心里，直到他长大成人以后，这些印记依然成为他宝贵的财富。
当时的钱家比起周围的普通人家相对富裕些，因此母亲经常帮助周围的邻居。腊月的北京城里经常有乞儿沿街乞讨，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十分可怜，有些甚至因为身体不支而倒在了钱家大门外。每每此时，章兰娟就会放下手头的事务出去接济他们。
后来钱学森回忆起母亲时这样写道：“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母亲的做法在年少的钱学森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它使得钱学森即使后来成绩斐然也不忘初心。
这是关于钱学森年幼时的一些故事，而同样与他并列“三钱”之一的钱三强走入物理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更有老师们的引导，所以他最终所选择的专业与他的父亲钱玄同所擅长的领域有着天壤之别。
钱玄同是著名的文史学家，他对孩子的学习十分重视，但是态度却很开明。钱三强上中学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大革命开始在全国掀起，孙先生关于国家、民族以及未来的深刻思想令钱三强醍醐灌顶。而他当时的两位老师，物理老师吴郁周、数学老师陈君哲让他对工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钱三强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工科方向。尽管钱玄同在听到儿子的选择时有些诧异，但他并没有劝说儿子更换选择，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决定。
而真正引领钱三强走进原子世界的，是清华大学的吴有训教授。在北大预科班的钱三强如何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的学生的？这还得从一张校园布告讲起。钱三强在北大预科班学习期间，第一次接触到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这开启了他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因此他决定从原来的电机工程转向物理学，所以，在自身专业课程学习之余，学校里举办的关于物理的其他讲座和课程他都会去旁听。
某天，学校的布告栏里张贴了一份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教授到北大来教授近代物理学课程的公告。对校内物理学课程尚且无一遗漏的钱三强对于这样一位校外大师的讲座自然更是兴趣十足，因此他在上课的那天便早早地来到课室，期待着一场精彩绝伦、令他眼界大开的物理学表演，那天的主题是“振动与共振”。
果然，吴有训教授为他开启了一扇望向物理天空的窗户，他不仅没有大教授的派头，讲解课程也生动有趣，这让原本就对物理学十分感兴趣的钱三强更是敬佩不已。于是，钱三强做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那就是放弃原来上海交通大学工科的选择，转而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吴有训教授的学生。
少年时光是孩子们培养兴趣、确定兴趣的关键时期，钱三强在这个时间里有幸收获了来自物理的启蒙，这对他以后走上这一条路尤为关键，而父亲一如既往地对于孩子兴趣的支持更是促成了他坚定地选择了这门学科。对于钱三强的这个决定，钱玄同同样十分支持，并且送给了他四个字“从牛到爱”，即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意思。
进入清华大学的钱三强仍旧对物理保持着高昂的兴致。清华大师们从不照本宣科，他们通过试验和案例的剖析，让学子们在兴趣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真正的老师事实上却是学生们兴趣的引导者。有些老师埋怨学生不好好学习，但是他们自身可曾想过，他们的教授方式是否得当？是用生动有趣的悉心教导燃起了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还是用简单粗暴的应付阻挡了孩子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的脚步？孩子们本来就需要引导，幻想哪一个孩子天生就热爱书本是不切实际的，老师的天职便是开启孩子们的智慧之门，让他们快乐地徜徉其中。
另一位著名的钱氏大师是著名的力学专家钱伟长。比起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年少时光是在极为清贫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正是这样的经历才锻炼了钱伟长坚忍不拔的个性。自从祖父过世以后，钱伟长一家的生活便开始拮据了，后来父亲的逝世更让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钱伟长母亲的身上，钱伟长是在周围家族亲友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虽然他的学习成绩优异、能力出众，但是，在他毕业时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升学还是就业？这两样对于他都十分重要，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家庭负担的责任感让他一时间难以做出抉择。最终，吴蕴初（著名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设置的“清寒奖学金”帮助他解决了这道难题。
借助奖学金进入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十分了得，但是他著名的“弃文从理”的人生转折让他不得不面临底子弱、基础差的现状。凭借自己坚韧的个性，钱伟长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克服这道难关，包括身体孱弱带来的种种弊端。因此，钱伟长在清华大学里每天都坚持锻炼，甚至报名参加学校的越野队来增强自己的体质，以便应对耗神极大的学习任务和压力。
后来，锻炼成了钱伟长保持一生的习惯，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旧坚持每天走上三千步。而克服学习上的难题，钱伟长用同样的精神鼓励自己不断地努力着、勤奋着，甚至到了和同学比勤奋的程度上。钱伟长知道自己底子不好，因此十分刻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拼了命干的”。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宿舍十点钟熄灯他就跑到厕所里去学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清华里最勤奋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比他更勤奋的人，此人每天三点钟就起床了，钱伟长早上起床见到他时，他已经学习了三个多小时准备散步休息一下了。这位同学就是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于是钱伟长暗地里和他比起勤奋来，而且一比就停不下来，后来连钱伟长自己都说：“我们就一年一年拼了下去。”
如此勤奋自然让他们各自获得了回报，华罗庚从最开始的发卷子的文书被破格提升为助教，后来留学英国变成了大学教授；而钱伟长则从最初的差等生变成了班里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老话说“勤能补拙”，此话一点都不假。作为父母轻易不要对孩子说“好笨”“好蠢”之类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天才，后天的培养比天赋重要得多。父母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树立起学习的勇气和信心，告诉他们勤奋努力的意义和希望所在，这才是为人父母在面对孩子反应稍迟缓时正确的处理方式。
以上所述的这些，就是钱氏家族的后代们那些珍贵的年少时光。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珍贵的、不可复制的时光，这期间所受到的影响、所形成的一切都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人生，因此，从他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优秀的范例，也反观到我们的许多不足。身为父母，我们要珍视孩子的年少时光，为他们创造珍贵的少年时代，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少年强则国强”，确实如此。
不同的成就 相同的内里
钱氏家族中长大的孩子们虽然环境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成就领域不同，但受家训和家风的影响都有相同的内里，他们身上都有着一些相同的品质，其中有一个就是对于名和利看得十分淡泊。
钱锺书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钱学森也说过一句话：“我姓钱，但不爱钱。”
钱锺书一生中有很多次将世人看作“丰厚的收益”拒之门外。当时的《围城》被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当时制片方循例要给原著作者一万多元的报酬，但钱锺书却拒绝了，即使是现在看来也是一件品德高尚的事情。现代的影视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百花齐放的时代，但却免不了鱼龙混杂，今天这家为版权发生纠纷，明天那家为收入分配不均而引起争执……所有人都围绕着一个“利”字粉墨登场，相比起钱老的淡然，实在羞愧。
还有一次，有一个外国记者看了钱锺书的《围城》之后，对他十分钦佩，因此慕名来到中国想要见他一面。钱锺书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笑着说道：“假使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样委婉的拒绝既不失幽默风趣，又不至于驳他人的面子，使之觉得尴尬。钱锺书从来对这些所谓出名之事有所醉心，对于他而言，专心读书做学问才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同样地，我们现在仍旧有太多的人热衷于出名，一旦有点比别人稍微高超的技能便四处宣扬，各种“秀”虽然娱乐大众，但也不乏有些流于低俗，很多“网红”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追捧，以至于有些缺乏思考的人以出卖色相之类恶俗博人眼球，实在是令人无奈。
名和利很多时候能给人带来某些充盈、愉悦的感觉，但前提是对它们十分渴望和向往才会有如此效应。对于那些大家而言，也许他们本身并没有想要让自己成为受人瞩目、令人敬仰的角色，他们的所有精力甚至一生可能都只专注于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无论是说文解字、教书育人，还是专心科研、开拓创新，大家的风范在于他们能淡泊这些“名”和“利”的困扰，始终坚持心中的梦想，并以此为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如此超脱，反而成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魅力和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而那些一时爆红、一时火得无可收拾的人反而缺乏时间的锤炼，经不起三两句闲言碎语也就消失殆尽了。
《钱氏家训》中有一个比其他家训更为高远的地方，那就是特别强调的爱国情节。回顾历史，钱氏家族的许多人杰在国家危难之际都做出了回国报效的决定。在美国生活的二十多年里，钱学森始终保留着中国国籍，在钱学森的心底，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却从不曾想过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那片异土，叶落终须要归根，更何况他的祖国正期待着他带着满腹经纶回去建设，因此和很多美国人不同，他从来没有在银行存过一块美元，从来不会向美国人一样为了养老而给自己储备足够的养老钱，有人觉得他很奇怪，一点长远之计都没有，只有钱学森自己知道，他不会在美国待上一辈子。
钱学森决定回国之际，美国方面因其参与多次机密研究不同意其回国，不仅诬陷他是间谍，还将钱学森全家软禁起来。但是，即便是遭受如此恶劣的对待，他也从未放弃回国的梦想。五年后，当他和家人坐着狭小的三等舱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他更加坚定了富强国家、让中国人更加有尊严地活着的决心。
钱三强同样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当年钱三强师从吴有训教授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出类拔萃的学生。毕业后，钱三强考取了巴黎大学物理学院，并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妇选定为原子核物理学的研究生。核裂变是当时最为尖端的世界前沿科学研究，钱三强果断地选择了这项技术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无疑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学风气的深刻影响。
钱三强的刻苦认真超出了同学和导师的想象，他所取得的成绩也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其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便是他与夫人何泽慧一同研究发现了原子核具有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且在实验和理论上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论述，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核物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西方媒体甚至将钱三强夫妇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并以此为题做了大量的学术报道。
法国科学院对钱三强的研究大为赞赏，并授予他法国物理学奖，希望吸收他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面对如此待遇，钱三强并没有忘记亟待建设的祖国母亲，因此他与夫人谢绝了法国的邀请，坚决返回祖国。“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三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令人动容的爱国誓言。
临别时，居里夫妇在钱三强的鉴定书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由我们指导工作的人中，钱三强最优秀。”居里夫妇的高度赞扬成为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期间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研究态度最有力的佐证，他们把钱三强的名字刻在了居里实验室的墙上，让后来的研究者和学子们将其作为学习的榜样。
钱伟长从为了祖国强盛而选择“弃文从理”开始，爱国的情愫便从未从他的内心间断过。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我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一个科学家。”钱伟长清华大学毕业以后赴加拿大多伦多学习，他的一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列为美国应用力学研究生的必读材料。
抗战胜利以后，钱伟长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回国，对此钱伟长这样回忆道：“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虽然回国后，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更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后来，钱伟长获得一次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这对于向来对科学研究如痴如醉的钱伟长来说，是一次十分有益的研究机会。但是，当时的美国领事馆需要每一个赴美研究的人员都填写一份调查表，最初那些问题并没有令人十分排斥，比如信什么教之类的。钱伟长并不信什么教义，于是在钱学森的建议下填写了“孔教”，但是，到后面的问题时，钱伟长开始填不下去了，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内心受到如此的拷问，这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这个直指内心信仰的问题令钱伟长无法接受，他毫不犹豫地在上面填写了“NO”！他说：“我忠于我的祖国，时时刻刻，心口如一。”
钱伟长被称为“万能科学家”，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十分广泛，而且时刻为国家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作为力学方面的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指定的第一个发展规划却是自动化、导弹航天等领域，有人质疑他为什么不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钱伟长回答道：“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专业。”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爱国精神被后人称为“三钱”精神。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是大师，在爱国方面也是值得莘莘学子学习的榜样。除此之外，他们致力于培养下一代，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学生们，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最后一分光和热。
这就是“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钱氏家族的故事。它起源于五代十国，繁衍于江南一带，历朝历代开枝散叶，人才辈出，逾千位名家扬名天下，永载史册。这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这个家族子孙后代的荣耀，更是传承了千年仍旧不散的钱家家风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