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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全面理解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假如有这么一个理解我的人，比如一个女人，那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获得支持，获得上帝。”卡夫卡1915年日记中这么写着。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这种幸福光；满了，以致他命运的终结阶段比起至此为止的整个发展要积极些，更有生命力些。
1923年夏，弗兰茨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们在莫利洪波罗的海海滨浴场度过。在那里他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犹太人大众之家度假旅游团。这个“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给他、也给我都带来了希望。他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后来在巴勒斯坦以美好的大规模展开的工作之开端，他一度还鼓动未婚妻f.在柏林作为自愿的帮助者协助这个机构范围内的工作。——现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滨见到了大众之家的孩子们，他同他们一起玩耍，认识了老师们，参加了愉快的晚会。有一次他在大众之家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个姑娘。她正在刮鱼鳞。“这么温柔的手，而活儿是这么血淋淋的！”他不赞成地说。这个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个工作。
这是他同他生活的伴侣朵拉笛芒相识的开端。
朵拉苗芒那时好像是十九或二十岁，出身于东欧犹太教一个虔诚教派的名门家庭。尽管她对亲爱的父亲充满敬意，却无法忍受其传统的偏狭性——这与话剧演员略维的情况相似，略维心中对父母的敬畏与不能在他们的道路上生活下去的理智是结合在一起的。朵拉从波兰的一个小城市脱身而出，先是在布列斯劳，后来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为大众之家的职员到莫利茨来的。她会操一口出色的希伯莱语，卡夫卡那时正以特别高涨的热情学习希伯莱语。（在他的遗墨中希伯莱语练习稿并不比德语文学的少多少）他俩最初的谈话有一次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读耶萨雅的一章结束的）。弗兰茨发现了她演员的才能，根据他的建议，并在他的引导下，她后来去学习这门艺术。
弗兰茨是精神振奋地从夏季避暑地回来的。他决心扯碎一切羁绊，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这个决心十分坚决——这回他也开始付诸实施了，坚定不移地。1923年7月底他成功地顶住家里一切责难，离开了布拉格。他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信中第一次写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这在他最后几年中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同朵拉住在市区边缘斯台格利茨，先是在米盖尔街八号赫尔曼家中。在那里产生了相对来说愉快的小说一个矮女人。这个对自己实际上陌生的“自我”始终气恼不休的“小个子女法官”正是他们的女房东。她显然给这对年轻人造成了一些麻烦。所以六周以后，他们迁居至绿林街十三号莱特贝格博士夫人家，这是一座别墅，弗兰茨如痴如醉地谈论这座房子的美，尽管他的住处只是两个毫不奢华的小房间。只要我到柏林，就到那里去看他，总共是三次。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和谐宁静的画面，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绪很好，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不过至少还没有很大的危险性。弗兰茨谈到妖魔们终于松开手把他放了。“我逃脱了他们的魔爪，迁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现在他们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暂时找不到。”他终于达到了过自立的生活，有自己的居所的理想，他不再是家庭之子，而在一定意义上自己成了家庭之父。事实表明，卡夫卡追求的根本不是一种悖谬，不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如基克加德，如“危机神学”；而是（这是关键所在）他所需要的那种充满意义的、良好的、正确的生活，他大体上与马丁布伯站在一个原则上，布伯反击基克加德，反对原则上的孤寂，在谈到与女人共同生活时说：“婚姻是模范性的连接，没有其他东西像它一样载着我们进入伟大的约束之中，而只有作为受约束者，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给他的孩子们的自由之中不错，女人处于与有限性最危险的联系中，不错，有限性是一种危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与她粘连在一起更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了；但我们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与这种危险锻造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越过充实的有限性，我们人类的轨道才会通向无限性。”（摘自布伯对个别人的问题，1936年）。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这一年尽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圆满地结束一生）在正确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侣的伴随下确实感到幸福。他兴致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给我听，写地洞，他也给我念了其中几个部分。当我把他介绍给“锻造”出版社领导人时，不须发挥长时间的说服艺术，他很快就同意发表四篇小说，他给它们（根据其中一篇的题目起了个总题目饥饿艺术家人由于他这一根本上的转变，由于这一切转向生活的迹象，我后来才能鼓起勇气，将他给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写下的）禁止发表任何遗墨的叮嘱视为无效（见诉讼第315页）。
不仅我感觉到弗兰茨在他当时的举止中表现出获得解脱，变成了一个新人——从信件中也可以发现他健康的心情和终于获得的心灵安宁。比如在下面这封给妹妹的信中：
亲爱的瓦莉，桌子位于炉子旁边，我刚离开炉子旁，因为那里太暖和了，连那永远冰凉的背脊都受不了。我的煤油灯燃得棒极了，这既是制造灯具者的杰作，也是购买的杰作（它是由不同的东西拼凑起来并一起买来的，当然不是我干的，我哪有这个本事！有一个燃嘴的灯，像茶杯那么大，它的结构使点火容易，不必取下内外灯罩；它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煤油它就不燃烧，但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便这么坐着，拿起你那封现在已那么旧、那么可爱的信来。钟滴滴嗒嗒地走着，甚至对钟的嘀嗒声我也已经习惯了，而且很少听见它，一般是在做特别值得赞许的事时。它的这个钟——和我有某种个人关系，如同房间里一些东西一样。只是这些东西自我辞职以后（说得准确些，是自我被解雇之后。这种解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好事，而且是一件复杂的、需要花好几页篇幅来描写的事情）。开始部分地背离我；尤其是那日历——关于日历上的格言我已经在一封信中告诉父母。最近它好像完全变了样，要不就是完全关闭了。心扉，比如说人们急于知道它的见解，到它那儿去，但它说的无非是，宗教改革纪念日。这也许有某种更深的意义，可是谁又能发现它呢？或者，它是恶意嘲讽，比如最近我读书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感到这个主意很好，说得确切些，很有意义。于是我很想询问一下日历有关事宜（只有碰到这样的偶然事件他才在当天回答问题；否则就有待于人们在一定的时候机械地撕下一页）。“有时也会有一只盲狗等等，”它说。另一次，用煤账单使我大吃一惊，而它却说“幸福和满足是生活的极致。”这句话里面除了讥嘲外，当然还有侮辱人的迟钝，它没有耐心，它已经根本不能忍受我的离开，但也许只不过是，它不愿使我的离别饱含痛苦，也许在我迁徙日的那页日历后面还会跟上一页我将看不到的纸片，那上面任意写着什么，比如：“这肯定是照上帝的意思做的等等，”不，人不可能将对他的日历所想到的统统写下来“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人”
假如我以这种方式为你写下我所接触的一切，当然会没完没了，而且会造成假相，好像我在过着非常热烈的社会生活；事实上我的周围一片寂静，但又从来不安静。对柏林的激动人。心的事，无论是坏是好，我都少有见闻，当然得知前者要多一些。此外，佩帕是否知道，在柏林如果有人问某人：“你好吗？”他会怎么说？噢，他当然知道了，你们大家对柏林都比我了解。现在我冒着重述众所周知的老掉牙的事情的危险，实质上这话还始终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会说的是：“物价糟透了。”还有：一个人激动地谈到莱比锡体操节：“七十五万体操运动员开进场，这是多么壮观啊！”另一个人慢条斯理算计着说：“三个半和平体操运动员，这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的学校里怎么样（这已经绝对不再是开玩笑，但愿也不是任何悲伤的东西）？你读到过自卫上一个年轻教师的文章吗？看法很好，感情热烈。我又一次听说，入过得不坏，而m.小姐说是改革了整个巴勒斯坦体操。你不必责怪阿伦斯坦老人的生意头脑；把家庭驮在背上漂洋过海到巴勒斯坦去无论如何总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至于有那么多人各以各的方式做这件事，这是一件航海奇迹，其意义不小于发生在希尔夫海中的奇迹。
我非常感谢m.和l.寄来的信。奇怪的是，把她们的文字并列，也许比较不出她们性格上的差别，但几乎显示了她们身体上的差别，至少最近几封信给了我这样的印象。m.问，我对她生活中的什么特别感兴趣；我想是：她读些什么，她还跳舞吗（在这儿的犹太人大众之家里，所有小姑娘都在学有节奏的舞蹈，当然是免费的）她还戴眼镜吗？阿妮g.让我转告对l.的问候。这是个可爱的、美丽的、聪明的孩子（说的是l，但是阿妮也是这样），勤奋地学习希伯莱语，差不多已经看得懂书了，会唱一首新的短歌。l也有进步吗？
现在再不去睡觉可不行了。这回我几乎一个晚上与你们同在，而从斯托克豪斯街和米盖尔街路又那么远。别了。
可怕的1923年通货膨胀之冬降临了。我认为，是它杀害了弗兰茨。——当弗兰茨一次从柏林安静的近郊乘车回来，他“好像从混战的战场上”回来（摘自朵拉的报道）。穷人的苦难啃啮着他的心，他“面色灰白地”回来了。“他生活在非凡的节奏中”朵拉说“以致他一生中已经死了几千遍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同情，他自己生活也十分清苦，因为他倔强地坚持靠他小小一笔退休金度日，只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才非常郁郁不快地接受家里的汇款和食品包裹。因为他感到这样他刚刚获得的自立性受到了威胁。刚获得了一笔小小的收入（通过与锻造坊的合同），他已经打算尝还“家庭借债”对家里寄来的丰足的生日礼物（家里人小心翼翼地为他着想着）他却绝口不谈其真实意义。——那时煤很缺乏。牛油他从布拉格获得——他得悉妹妹成了一个布拉格犹太妇女联合会的成员，该联合会将救济品包裹邮至柏林。他就将贫穷的熟人的地址寄去。“为了不错过机会（因为邮寄这样的东西很快就会把钱用完的），我马上寄地址给你，当然还可以寄其他地址给你，库存有的是。”在有些地址下他写上：“合乎犹太教规的。”接着他看到一个这样的包裹，并评论说：“这会儿它放在我们面前了，严肃得要死，没有一小块巧克力、一只苹果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发出一丝地微笑，它好像在说，现在靠这些麦糁儿、大米、面粉、糖、茶叶和咖啡过几天吧，然后死去，就像注定的那样，我们能做到的就到这一步了。”这样永远也不能使他细致的感觉感到满足。
在他健康的时候，他去阿提勒力街上“犹太教学院”的课。他在师范学校预备班听了托奇纳教授和古特曼教授关于犹太圣典的报告。他阅读较简单的希伯莱语课文。只是为了上这个班的缘故，他才定期离开安静的郊区前往柏林市中心。
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发高烧，但又康复了。在发烧期间他迁居切伦多夫，房东太太是作家卡尔布瑟的遗孀。他过着退隐的生活。极偶然从柏林来过一个客人：鲁道夫凯瑟尔博士，恩斯特布拉斯。
物价上涨开始使他不安。“假如局限于住房（当然是一套过于美丽的住房，下个月我得让出一间）和吃饭上（当然是很棒的饭菜，从两个酒精炉和一个食物烟箱上变戏法一样变出来的。——当然这也许仍然是一笔过大的开支，尤其与我以前的房东常谈到的那位先生的烹调法相比较下，那位听说什么东西都是在他的床上煮的），假如这样生活在寂静中，那么还算过得去，当然也只有在父母和姐妹们的帮助下。可是一旦冒出什么特殊事情来，一下子便会显得什么都无望了。医生到我这里来过，l.太太把她的亲戚、一个大个子教授介绍给了我。幸亏他自己没有来，而是先派一个助理医生、一个年轻人来，这人还不到三十，除了寒热，他什么也诊断不出，医嘱暂时也无非是卧床和等待。这么来一次他要了二十马克，即一百六十克朗。最糟糕的是，这个价格不仅在收费价目上看倒也合理（这里没有人提出超过收费价目的要求），而且与其他价格具体比较也完全相当。一切都那么责，要在这里求得生存，得赚金马克才行。我有时候已经想在与柏林的价格的斗争中退却了，我想到什累申、维也纳、戈尔达湖。”
当人们拜访弗兰茨时，他以开玩笑般的口吻谈及他的忧虑。有一次他便这样对我详细地谈了一个计划：同厨艺高超的朵拉一起租一家小餐馆，他在餐馆里当跑堂的。
朵拉后来告诉我，卡夫卡阐述这个计划时是与这个意图结合起来的：若能恢复健康，便迁居巴勒斯坦。这两个人想以这种方式在“那边”的初期阶段维持生计。朵拉告诉我在柏林的一个住处，她在卡夫卡的命令下烧毁了他的一些手稿。他下令，她颤抖着服从；许多年后她还为听从了这个命令而感到遗憾。但她强调说，假如她今天再度面临这种情况，她照样会屈从于卡夫卡的意志。据朵拉说，在被焚的文字中也有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取材自奥德赛宰杀柏利斯以祭神的过程；此外还有一部内容不明的剧本。——其中留存于朵拉处的卡夫卡的文字于1933年被盖世太保没收，并显然被毁了。我曾请求尚处在独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柏林公使馆任随员的作家卡米尔霍夫曼为这些文字去德国有关当局交涉一下。他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自己也成了纳粹迫害的牺牲品。
毕竟不可能闭目不视，尽管弗兰茨心灵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一个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后，我从柏林回来后，便将危急状况告诉了舅舅（医生），他到柏林去了，作出了最坏的断言。1924年3月14日，我前往柏林观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国家歌剧院的首演耶努发）。17日，我将弗兰茨带往布拉格。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车。几天后朵拉也踉来了。
这会儿弗兰茨又住在父母那儿了。尽管他的周围充满了关切之情，但他却感觉到这是他自立计划的破灭，是失败。这时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以往他从未以这么坚决的口气说话，他对我工作的繁忙表示出极强烈的关心。现在他说起话来就好像他知道我们共同的日子不长了似的。“明天还是这时候来！”他说这话简直带有一定的严厉。
由于他情况越来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疗养院。
我日记中写道：“4月10日这一天，由于‘维也纳森林’疗养院传回了卡夫卡的消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变得平淡了。维也纳医院。确诊为喉结核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只有一辆敞蓬汽车用于从疗养院到维也纳间的交通。风雨交加。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车上，试图用自己的躯体为弗兰茨遮风挡雨。
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热烈的忠诚。他中断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后来在肺病治疗领域内取得了重大成果），从那时起直至弗兰茨辞世，将全剧精力投入了对这位珍贵的病人的照料之中。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这两个人戏谑地自称弗兰茨的“小家庭”这是在看着死亡到来时的一种亲密的共同生活。弗兰获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据我一次看望他的体验，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勇气，好像全然不知即将来临的危险似的。在维也纳医院（哈谢克教授处），他情况不佳。为了给他争取一种考虑更周到的治疗，比如一间单人房间，作了许多努力，全是徒劳。有几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个临死的人... -->>
“这里全面理解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假如有这么一个理解我的人，比如一个女人，那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获得支持，获得上帝。”卡夫卡1915年日记中这么写着。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这种幸福光；满了，以致他命运的终结阶段比起至此为止的整个发展要积极些，更有生命力些。
1923年夏，弗兰茨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们在莫利洪波罗的海海滨浴场度过。在那里他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犹太人大众之家度假旅游团。这个“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给他、也给我都带来了希望。他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后来在巴勒斯坦以美好的大规模展开的工作之开端，他一度还鼓动未婚妻f.在柏林作为自愿的帮助者协助这个机构范围内的工作。——现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滨见到了大众之家的孩子们，他同他们一起玩耍，认识了老师们，参加了愉快的晚会。有一次他在大众之家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个姑娘。她正在刮鱼鳞。“这么温柔的手，而活儿是这么血淋淋的！”他不赞成地说。这个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个工作。
这是他同他生活的伴侣朵拉笛芒相识的开端。
朵拉苗芒那时好像是十九或二十岁，出身于东欧犹太教一个虔诚教派的名门家庭。尽管她对亲爱的父亲充满敬意，却无法忍受其传统的偏狭性——这与话剧演员略维的情况相似，略维心中对父母的敬畏与不能在他们的道路上生活下去的理智是结合在一起的。朵拉从波兰的一个小城市脱身而出，先是在布列斯劳，后来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为大众之家的职员到莫利茨来的。她会操一口出色的希伯莱语，卡夫卡那时正以特别高涨的热情学习希伯莱语。（在他的遗墨中希伯莱语练习稿并不比德语文学的少多少）他俩最初的谈话有一次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读耶萨雅的一章结束的）。弗兰茨发现了她演员的才能，根据他的建议，并在他的引导下，她后来去学习这门艺术。
弗兰茨是精神振奋地从夏季避暑地回来的。他决心扯碎一切羁绊，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这个决心十分坚决——这回他也开始付诸实施了，坚定不移地。1923年7月底他成功地顶住家里一切责难，离开了布拉格。他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信中第一次写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这在他最后几年中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同朵拉住在市区边缘斯台格利茨，先是在米盖尔街八号赫尔曼家中。在那里产生了相对来说愉快的小说一个矮女人。这个对自己实际上陌生的“自我”始终气恼不休的“小个子女法官”正是他们的女房东。她显然给这对年轻人造成了一些麻烦。所以六周以后，他们迁居至绿林街十三号莱特贝格博士夫人家，这是一座别墅，弗兰茨如痴如醉地谈论这座房子的美，尽管他的住处只是两个毫不奢华的小房间。只要我到柏林，就到那里去看他，总共是三次。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和谐宁静的画面，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绪很好，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不过至少还没有很大的危险性。弗兰茨谈到妖魔们终于松开手把他放了。“我逃脱了他们的魔爪，迁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现在他们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暂时找不到。”他终于达到了过自立的生活，有自己的居所的理想，他不再是家庭之子，而在一定意义上自己成了家庭之父。事实表明，卡夫卡追求的根本不是一种悖谬，不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如基克加德，如“危机神学”；而是（这是关键所在）他所需要的那种充满意义的、良好的、正确的生活，他大体上与马丁布伯站在一个原则上，布伯反击基克加德，反对原则上的孤寂，在谈到与女人共同生活时说：“婚姻是模范性的连接，没有其他东西像它一样载着我们进入伟大的约束之中，而只有作为受约束者，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给他的孩子们的自由之中不错，女人处于与有限性最危险的联系中，不错，有限性是一种危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与她粘连在一起更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了；但我们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与这种危险锻造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越过充实的有限性，我们人类的轨道才会通向无限性。”（摘自布伯对个别人的问题，1936年）。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这一年尽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圆满地结束一生）在正确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侣的伴随下确实感到幸福。他兴致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给我听，写地洞，他也给我念了其中几个部分。当我把他介绍给“锻造”出版社领导人时，不须发挥长时间的说服艺术，他很快就同意发表四篇小说，他给它们（根据其中一篇的题目起了个总题目饥饿艺术家人由于他这一根本上的转变，由于这一切转向生活的迹象，我后来才能鼓起勇气，将他给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写下的）禁止发表任何遗墨的叮嘱视为无效（见诉讼第315页）。
不仅我感觉到弗兰茨在他当时的举止中表现出获得解脱，变成了一个新人——从信件中也可以发现他健康的心情和终于获得的心灵安宁。比如在下面这封给妹妹的信中：
亲爱的瓦莉，桌子位于炉子旁边，我刚离开炉子旁，因为那里太暖和了，连那永远冰凉的背脊都受不了。我的煤油灯燃得棒极了，这既是制造灯具者的杰作，也是购买的杰作（它是由不同的东西拼凑起来并一起买来的，当然不是我干的，我哪有这个本事！有一个燃嘴的灯，像茶杯那么大，它的结构使点火容易，不必取下内外灯罩；它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煤油它就不燃烧，但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便这么坐着，拿起你那封现在已那么旧、那么可爱的信来。钟滴滴嗒嗒地走着，甚至对钟的嘀嗒声我也已经习惯了，而且很少听见它，一般是在做特别值得赞许的事时。它的这个钟——和我有某种个人关系，如同房间里一些东西一样。只是这些东西自我辞职以后（说得准确些，是自我被解雇之后。这种解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好事，而且是一件复杂的、需要花好几页篇幅来描写的事情）。开始部分地背离我；尤其是那日历——关于日历上的格言我已经在一封信中告诉父母。最近它好像完全变了样，要不就是完全关闭了。心扉，比如说人们急于知道它的见解，到它那儿去，但它说的无非是，宗教改革纪念日。这也许有某种更深的意义，可是谁又能发现它呢？或者，它是恶意嘲讽，比如最近我读书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感到这个主意很好，说得确切些，很有意义。于是我很想询问一下日历有关事宜（只有碰到这样的偶然事件他才在当天回答问题；否则就有待于人们在一定的时候机械地撕下一页）。“有时也会有一只盲狗等等，”它说。另一次，用煤账单使我大吃一惊，而它却说“幸福和满足是生活的极致。”这句话里面除了讥嘲外，当然还有侮辱人的迟钝，它没有耐心，它已经根本不能忍受我的离开，但也许只不过是，它不愿使我的离别饱含痛苦，也许在我迁徙日的那页日历后面还会跟上一页我将看不到的纸片，那上面任意写着什么，比如：“这肯定是照上帝的意思做的等等，”不，人不可能将对他的日历所想到的统统写下来“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人”
假如我以这种方式为你写下我所接触的一切，当然会没完没了，而且会造成假相，好像我在过着非常热烈的社会生活；事实上我的周围一片寂静，但又从来不安静。对柏林的激动人。心的事，无论是坏是好，我都少有见闻，当然得知前者要多一些。此外，佩帕是否知道，在柏林如果有人问某人：“你好吗？”他会怎么说？噢，他当然知道了，你们大家对柏林都比我了解。现在我冒着重述众所周知的老掉牙的事情的危险，实质上这话还始终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会说的是：“物价糟透了。”还有：一个人激动地谈到莱比锡体操节：“七十五万体操运动员开进场，这是多么壮观啊！”另一个人慢条斯理算计着说：“三个半和平体操运动员，这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的学校里怎么样（这已经绝对不再是开玩笑，但愿也不是任何悲伤的东西）？你读到过自卫上一个年轻教师的文章吗？看法很好，感情热烈。我又一次听说，入过得不坏，而m.小姐说是改革了整个巴勒斯坦体操。你不必责怪阿伦斯坦老人的生意头脑；把家庭驮在背上漂洋过海到巴勒斯坦去无论如何总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至于有那么多人各以各的方式做这件事，这是一件航海奇迹，其意义不小于发生在希尔夫海中的奇迹。
我非常感谢m.和l.寄来的信。奇怪的是，把她们的文字并列，也许比较不出她们性格上的差别，但几乎显示了她们身体上的差别，至少最近几封信给了我这样的印象。m.问，我对她生活中的什么特别感兴趣；我想是：她读些什么，她还跳舞吗（在这儿的犹太人大众之家里，所有小姑娘都在学有节奏的舞蹈，当然是免费的）她还戴眼镜吗？阿妮g.让我转告对l.的问候。这是个可爱的、美丽的、聪明的孩子（说的是l，但是阿妮也是这样），勤奋地学习希伯莱语，差不多已经看得懂书了，会唱一首新的短歌。l也有进步吗？
现在再不去睡觉可不行了。这回我几乎一个晚上与你们同在，而从斯托克豪斯街和米盖尔街路又那么远。别了。
可怕的1923年通货膨胀之冬降临了。我认为，是它杀害了弗兰茨。——当弗兰茨一次从柏林安静的近郊乘车回来，他“好像从混战的战场上”回来（摘自朵拉的报道）。穷人的苦难啃啮着他的心，他“面色灰白地”回来了。“他生活在非凡的节奏中”朵拉说“以致他一生中已经死了几千遍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同情，他自己生活也十分清苦，因为他倔强地坚持靠他小小一笔退休金度日，只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才非常郁郁不快地接受家里的汇款和食品包裹。因为他感到这样他刚刚获得的自立性受到了威胁。刚获得了一笔小小的收入（通过与锻造坊的合同），他已经打算尝还“家庭借债”对家里寄来的丰足的生日礼物（家里人小心翼翼地为他着想着）他却绝口不谈其真实意义。——那时煤很缺乏。牛油他从布拉格获得——他得悉妹妹成了一个布拉格犹太妇女联合会的成员，该联合会将救济品包裹邮至柏林。他就将贫穷的熟人的地址寄去。“为了不错过机会（因为邮寄这样的东西很快就会把钱用完的），我马上寄地址给你，当然还可以寄其他地址给你，库存有的是。”在有些地址下他写上：“合乎犹太教规的。”接着他看到一个这样的包裹，并评论说：“这会儿它放在我们面前了，严肃得要死，没有一小块巧克力、一只苹果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发出一丝地微笑，它好像在说，现在靠这些麦糁儿、大米、面粉、糖、茶叶和咖啡过几天吧，然后死去，就像注定的那样，我们能做到的就到这一步了。”这样永远也不能使他细致的感觉感到满足。
在他健康的时候，他去阿提勒力街上“犹太教学院”的课。他在师范学校预备班听了托奇纳教授和古特曼教授关于犹太圣典的报告。他阅读较简单的希伯莱语课文。只是为了上这个班的缘故，他才定期离开安静的郊区前往柏林市中心。
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发高烧，但又康复了。在发烧期间他迁居切伦多夫，房东太太是作家卡尔布瑟的遗孀。他过着退隐的生活。极偶然从柏林来过一个客人：鲁道夫凯瑟尔博士，恩斯特布拉斯。
物价上涨开始使他不安。“假如局限于住房（当然是一套过于美丽的住房，下个月我得让出一间）和吃饭上（当然是很棒的饭菜，从两个酒精炉和一个食物烟箱上变戏法一样变出来的。——当然这也许仍然是一笔过大的开支，尤其与我以前的房东常谈到的那位先生的烹调法相比较下，那位听说什么东西都是在他的床上煮的），假如这样生活在寂静中，那么还算过得去，当然也只有在父母和姐妹们的帮助下。可是一旦冒出什么特殊事情来，一下子便会显得什么都无望了。医生到我这里来过，l.太太把她的亲戚、一个大个子教授介绍给了我。幸亏他自己没有来，而是先派一个助理医生、一个年轻人来，这人还不到三十，除了寒热，他什么也诊断不出，医嘱暂时也无非是卧床和等待。这么来一次他要了二十马克，即一百六十克朗。最糟糕的是，这个价格不仅在收费价目上看倒也合理（这里没有人提出超过收费价目的要求），而且与其他价格具体比较也完全相当。一切都那么责，要在这里求得生存，得赚金马克才行。我有时候已经想在与柏林的价格的斗争中退却了，我想到什累申、维也纳、戈尔达湖。”
当人们拜访弗兰茨时，他以开玩笑般的口吻谈及他的忧虑。有一次他便这样对我详细地谈了一个计划：同厨艺高超的朵拉一起租一家小餐馆，他在餐馆里当跑堂的。
朵拉后来告诉我，卡夫卡阐述这个计划时是与这个意图结合起来的：若能恢复健康，便迁居巴勒斯坦。这两个人想以这种方式在“那边”的初期阶段维持生计。朵拉告诉我在柏林的一个住处，她在卡夫卡的命令下烧毁了他的一些手稿。他下令，她颤抖着服从；许多年后她还为听从了这个命令而感到遗憾。但她强调说，假如她今天再度面临这种情况，她照样会屈从于卡夫卡的意志。据朵拉说，在被焚的文字中也有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取材自奥德赛宰杀柏利斯以祭神的过程；此外还有一部内容不明的剧本。——其中留存于朵拉处的卡夫卡的文字于1933年被盖世太保没收，并显然被毁了。我曾请求尚处在独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柏林公使馆任随员的作家卡米尔霍夫曼为这些文字去德国有关当局交涉一下。他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自己也成了纳粹迫害的牺牲品。
毕竟不可能闭目不视，尽管弗兰茨心灵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一个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后，我从柏林回来后，便将危急状况告诉了舅舅（医生），他到柏林去了，作出了最坏的断言。1924年3月14日，我前往柏林观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国家歌剧院的首演耶努发）。17日，我将弗兰茨带往布拉格。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车。几天后朵拉也踉来了。
这会儿弗兰茨又住在父母那儿了。尽管他的周围充满了关切之情，但他却感觉到这是他自立计划的破灭，是失败。这时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以往他从未以这么坚决的口气说话，他对我工作的繁忙表示出极强烈的关心。现在他说起话来就好像他知道我们共同的日子不长了似的。“明天还是这时候来！”他说这话简直带有一定的严厉。
由于他情况越来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疗养院。
我日记中写道：“4月10日这一天，由于‘维也纳森林’疗养院传回了卡夫卡的消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变得平淡了。维也纳医院。确诊为喉结核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只有一辆敞蓬汽车用于从疗养院到维也纳间的交通。风雨交加。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车上，试图用自己的躯体为弗兰茨遮风挡雨。
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热烈的忠诚。他中断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后来在肺病治疗领域内取得了重大成果），从那时起直至弗兰茨辞世，将全剧精力投入了对这位珍贵的病人的照料之中。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这两个人戏谑地自称弗兰茨的“小家庭”这是在看着死亡到来时的一种亲密的共同生活。弗兰获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据我一次看望他的体验，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勇气，好像全然不知即将来临的危险似的。在维也纳医院（哈谢克教授处），他情况不佳。为了给他争取一种考虑更周到的治疗，比如一间单人房间，作了许多努力，全是徒劳。有几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个临死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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