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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小酒馆里人声嘈杂，有放声大笑的，有吹口哨的，大有在一起胡说些无耻的小流话。
我经人介绍认误解了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里柯封锁。
他的小铺在一条荒凉小街的尽头、垃圾占领的道路附近。
他是一个患麻病的独臂人，相貌温和，银灰色的胡须，眼睛里透出精蝗。他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室，收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包括那些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都到他这儿来借书。
安德烈的小杂铺是一幢低矮的平房，紧挨着一个放高利货的清教徒的住所，从铺子里进去，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间房子采光不好，只靠一扇向天井开的窗子射入微弱的光线。和大房间相连的是厨房，从厨房过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弯处“躲”着一间仓库，对了。这就是那间秘密图书室。其中一些书籍是手抄的。比如拉甫洛夫的历史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彼消列夫的文论集，饥饿王，阴谋的把戏——这些全是用钢笔抄写的，现在这些手抄本翻破了，书页也卷了。
我头一次来小杂货铺的时候，捷里柯夫正在待客，他指着通向大房间的门向我示意，我进去一看：黯淡的房间角落里，跪着一个像是萨洛无修道院圣徒塞勒菲姆画像似的小老头，他虔诚地祈祷着。看着他，我觉得不太舒服，也不协调。
我听人们说捷里柯夫是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应该是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就不应该信上帝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祷告的小老的房间里是多作的。
他祷告完，很认真很仔细地用手梳一梳白头发和胡子，极为重视地看着我说：“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呀？噢，帮来是你，我还以为是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大学生干吗非得化装呀？”我问他。
“是呵。”小老头小声说“他们装扮得再好，上帝也会认出他们的”
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子旁想事，猛然听到喊声：“噢，他长这样儿呵。”
厨房边上靠着一个白衣女孩儿，短短的金黄色头发，脸色苍白有点儿浮肿，两只漂亮的蓝眼睛在微笑，她像是街上廉价石印画的小天使。
“您用得着那么惊讶吗？我的样子真得很可怕吗？”她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她十分小心地缓缓地向我靠近，走路时手紧紧扶着墙壁，奸像脚下不是牢固的地板，是摇摆不定的绳子似的。她全身颤抖着，仿佛有万千支针扎进了她的脚掌，又像是墙壁上有火烫伤了她婴儿般胖乎乎的手，看她不大肢走路的样子更不像凡人了。她的手指直直的很僵硬。
我一言不发站在她面前，感到从未有过的狼狈和凄凉。这间默淡房子里一切都是怪异的。
女孩儿坐到椅子上，还在抖动，就像椅子会突然从她屁股底下飞走似的。她十分坦率地告诉我，她近四五天才开始活动，她手脚麻痹躺在床上三个多月了。
“这病是神经麻痹。”她微笑着对我说。
当时我似乎很希望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分析她的病症：神经麻痹。这么一个女孩儿，住在这个怪异的房间里得了麻痹症。听起来太简单了。这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十分胆小地依偎着墙壁，屋角圣像前的小神灯分外明亮，神灯链子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奇怪地晃动着。
“我听好多人说起你，早就想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她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细弱。
这个孩儿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我，我十分不自在，她那双蓝眼睛仿佛可以穿透一切。而对这么一个女孩儿，我不可以也不会说什么，所以只好默默无语地看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得等人的囤像。
从小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淡黄色头发，长着一双没有有教养的眼睛，立刻钻进了厨房，然后用沙哑的声音大叫：“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丽亚。”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塞。”女孩儿和我说“我，起先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了。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您是不是害羞？”
捷里柯夫走了进来，那只残手插在胸前，另一只手抚摸着他妹妹柔软的头发，她的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他问我要找什么活儿。
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心称的女孩儿，她用那又带些碧色的眼睛充分地看了我一眼，扶起白衣女孩，一边走一边说：“玛丽亚。坐得时间不短了。”
玛丽亚。白衣女孩儿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成年人的名字，真不和谐，听起来都刺耳。
我也从小杂货铺出来了，心里挺憋气。但这并不妨碍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间怪房子里，我很想了解：他们如何生活？我觉得其中心有奇异之处。
小老头斯契潘伊凡诺维奇苍白有些透明，他在屋角坐着而带笑容向四周环视，嘴唇微微微翕动，像是祈求：“谁也别来打扰我。”
他终日像只兔子似的提心吊胆，总是提心有什么大祸突临。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一清二楚。
残疾了的安德烈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污和其他物什硬得结成痂了。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办了错事被原谅了的淘气孩子，有些羞愧地微笑着，在高度间里横着膀子晃来晃去。他弟弟阿列克塞在小杂铺给他帮忙，是个又懒又馋又笨拙的小伙子。另一个弟弟伊凡在师荡学样上学，平时住宿，只有节假才回家。伊凡个子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总是光光亮，那样子倒像个衙门里的旧官吏。得病的妹妹玛住在阁楼上，她不怎么下来。她要是下来我就不自在，感觉浑身被什么束缚住一样难受。
捷里柯夫的家务事由和清教秆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她又瘦又高，脸谱像木偶，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她的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她经常到这儿来转悠，每次她盯住一个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的一吸一合。
要说捷里柯夫家的真正主人还是喀山大学，神学院等各院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把这儿作为聚会点。这群人时时刻刻为国家为人民忧虑，每当有什么新消息：报约上的一篇文章、书本里的某些观点、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等等，他们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捷里柯夫家的小杂货铺，慷慨激昂的狂热争论，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辨论，有的躲到屋角窃窃私语。经常是他们拿来一本大厚书，然后手指头戳到某一面上互不相让地争辩，各自说着自己的见解。
我是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以为真理已经被他们汹涌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个大学生，和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里，那些抱着圣经不放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当然，我很清楚大学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即好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状况，我也明白，我有同样的想法。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发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接触到这些人，心中不禁狂喜，仿佛即被开禁的犯人。
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凡中央委员的木式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在面时总这样把我推销出去，还带着一股显然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竟然遇到了一枚五戈比硬币，然后不能自己的向别人炫耀。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遗弃的孤儿倒是真的。有时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压抑，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题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含义，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到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嘲讽地对我说。
他粗鲁的训教伤害了我。后来，我还是把书搞到手，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上结是从捷里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回事儿的书，我很珍惜，至今依然保存着。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一书，我以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富于创造才能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听了我的疑问，他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顿时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唠唠叨叨足足一个小时。
“你先得信仰一种真理，才可以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都要读书的大学生，他常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架。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说：“道德必须是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可怜这位文弱文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虚弱了。
读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求。当他认为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喜悦的光芒。我还记得离开喀山十年后，我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五年后又返校学习了。他总是生活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捏住我的手，他在洛血，嗓子里呼噜呼噜地说：“矛盾... -->>
一时间小酒馆里人声嘈杂，有放声大笑的，有吹口哨的，大有在一起胡说些无耻的小流话。
我经人介绍认误解了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里柯封锁。
他的小铺在一条荒凉小街的尽头、垃圾占领的道路附近。
他是一个患麻病的独臂人，相貌温和，银灰色的胡须，眼睛里透出精蝗。他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室，收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包括那些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都到他这儿来借书。
安德烈的小杂铺是一幢低矮的平房，紧挨着一个放高利货的清教徒的住所，从铺子里进去，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间房子采光不好，只靠一扇向天井开的窗子射入微弱的光线。和大房间相连的是厨房，从厨房过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弯处“躲”着一间仓库，对了。这就是那间秘密图书室。其中一些书籍是手抄的。比如拉甫洛夫的历史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彼消列夫的文论集，饥饿王，阴谋的把戏——这些全是用钢笔抄写的，现在这些手抄本翻破了，书页也卷了。
我头一次来小杂货铺的时候，捷里柯夫正在待客，他指着通向大房间的门向我示意，我进去一看：黯淡的房间角落里，跪着一个像是萨洛无修道院圣徒塞勒菲姆画像似的小老头，他虔诚地祈祷着。看着他，我觉得不太舒服，也不协调。
我听人们说捷里柯夫是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应该是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就不应该信上帝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祷告的小老的房间里是多作的。
他祷告完，很认真很仔细地用手梳一梳白头发和胡子，极为重视地看着我说：“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呀？噢，帮来是你，我还以为是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大学生干吗非得化装呀？”我问他。
“是呵。”小老头小声说“他们装扮得再好，上帝也会认出他们的”
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子旁想事，猛然听到喊声：“噢，他长这样儿呵。”
厨房边上靠着一个白衣女孩儿，短短的金黄色头发，脸色苍白有点儿浮肿，两只漂亮的蓝眼睛在微笑，她像是街上廉价石印画的小天使。
“您用得着那么惊讶吗？我的样子真得很可怕吗？”她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她十分小心地缓缓地向我靠近，走路时手紧紧扶着墙壁，奸像脚下不是牢固的地板，是摇摆不定的绳子似的。她全身颤抖着，仿佛有万千支针扎进了她的脚掌，又像是墙壁上有火烫伤了她婴儿般胖乎乎的手，看她不大肢走路的样子更不像凡人了。她的手指直直的很僵硬。
我一言不发站在她面前，感到从未有过的狼狈和凄凉。这间默淡房子里一切都是怪异的。
女孩儿坐到椅子上，还在抖动，就像椅子会突然从她屁股底下飞走似的。她十分坦率地告诉我，她近四五天才开始活动，她手脚麻痹躺在床上三个多月了。
“这病是神经麻痹。”她微笑着对我说。
当时我似乎很希望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分析她的病症：神经麻痹。这么一个女孩儿，住在这个怪异的房间里得了麻痹症。听起来太简单了。这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十分胆小地依偎着墙壁，屋角圣像前的小神灯分外明亮，神灯链子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奇怪地晃动着。
“我听好多人说起你，早就想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她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细弱。
这个孩儿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我，我十分不自在，她那双蓝眼睛仿佛可以穿透一切。而对这么一个女孩儿，我不可以也不会说什么，所以只好默默无语地看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得等人的囤像。
从小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淡黄色头发，长着一双没有有教养的眼睛，立刻钻进了厨房，然后用沙哑的声音大叫：“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丽亚。”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塞。”女孩儿和我说“我，起先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了。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您是不是害羞？”
捷里柯夫走了进来，那只残手插在胸前，另一只手抚摸着他妹妹柔软的头发，她的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他问我要找什么活儿。
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心称的女孩儿，她用那又带些碧色的眼睛充分地看了我一眼，扶起白衣女孩，一边走一边说：“玛丽亚。坐得时间不短了。”
玛丽亚。白衣女孩儿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成年人的名字，真不和谐，听起来都刺耳。
我也从小杂货铺出来了，心里挺憋气。但这并不妨碍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间怪房子里，我很想了解：他们如何生活？我觉得其中心有奇异之处。
小老头斯契潘伊凡诺维奇苍白有些透明，他在屋角坐着而带笑容向四周环视，嘴唇微微微翕动，像是祈求：“谁也别来打扰我。”
他终日像只兔子似的提心吊胆，总是提心有什么大祸突临。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一清二楚。
残疾了的安德烈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污和其他物什硬得结成痂了。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办了错事被原谅了的淘气孩子，有些羞愧地微笑着，在高度间里横着膀子晃来晃去。他弟弟阿列克塞在小杂铺给他帮忙，是个又懒又馋又笨拙的小伙子。另一个弟弟伊凡在师荡学样上学，平时住宿，只有节假才回家。伊凡个子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总是光光亮，那样子倒像个衙门里的旧官吏。得病的妹妹玛住在阁楼上，她不怎么下来。她要是下来我就不自在，感觉浑身被什么束缚住一样难受。
捷里柯夫的家务事由和清教秆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她又瘦又高，脸谱像木偶，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她的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她经常到这儿来转悠，每次她盯住一个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的一吸一合。
要说捷里柯夫家的真正主人还是喀山大学，神学院等各院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把这儿作为聚会点。这群人时时刻刻为国家为人民忧虑，每当有什么新消息：报约上的一篇文章、书本里的某些观点、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等等，他们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捷里柯夫家的小杂货铺，慷慨激昂的狂热争论，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辨论，有的躲到屋角窃窃私语。经常是他们拿来一本大厚书，然后手指头戳到某一面上互不相让地争辩，各自说着自己的见解。
我是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以为真理已经被他们汹涌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个大学生，和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里，那些抱着圣经不放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当然，我很清楚大学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即好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状况，我也明白，我有同样的想法。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发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接触到这些人，心中不禁狂喜，仿佛即被开禁的犯人。
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凡中央委员的木式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在面时总这样把我推销出去，还带着一股显然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竟然遇到了一枚五戈比硬币，然后不能自己的向别人炫耀。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遗弃的孤儿倒是真的。有时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压抑，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题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含义，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到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嘲讽地对我说。
他粗鲁的训教伤害了我。后来，我还是把书搞到手，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上结是从捷里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回事儿的书，我很珍惜，至今依然保存着。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一书，我以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富于创造才能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听了我的疑问，他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顿时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唠唠叨叨足足一个小时。
“你先得信仰一种真理，才可以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都要读书的大学生，他常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架。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说：“道德必须是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可怜这位文弱文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虚弱了。
读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求。当他认为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喜悦的光芒。我还记得离开喀山十年后，我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五年后又返校学习了。他总是生活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捏住我的手，他在洛血，嗓子里呼噜呼噜地说：“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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