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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海三梦，做成了天、地、人的和谐，还是时代在上海滩的脚步。能把一个若大的城市，装到自己的梦境，你的梦也是高贵的！ 1、上海
第一次去上海，心里自然是兴奋的。上海，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是唐朝的长安，广开四门，容纳八方来客，繁华得一塌糊涂。所以，踏进这东方大都市时，那高楼顶上灰白破旧的铁皮屋，那蜷卧街头衣衫褴褛的乞丐们，那废品外泄的垃圾屋和弄堂里四流的污水，都没有使我吃惊，只觉得都是风韵犹存的徐娘鬓边的尘霜，更增沧桑而已。
但是，失望终究没有消弥，后来竟至越来越浓，越来越深了。
穿行于上海的街道，触目尽是些冷漠的脸。也许他们曾在某个时刻受过某些伤，于是躲在某个角落，舔净伤口，静等伤口结上一层又一层的痂，直到脸上也罩了这么一层痂的甲后才走向别人。隔着这么一层甲，你还能看到什么呢？还能指望给予或接受什么呢？只有拒绝，拒绝给，也拒绝受。他们用眼看你——那是这张脸上唯一不曾被掩盖的——你依然发现不了什么，因为那眼神没有喜也没有悲，没有友善也没有敌意，自瞳孔那一点黑里幽幽地延伸进去，直达你看不见的地方，你猎获到的也只是一个空。
有时也会看见两个上海女人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叽里呱啦地喧闹一阵，但一眼可以看得出的是，她们在各喧闹各的，相互之间没有感应，没有融汇，更没有默契，就像一个枝头上两只不同类的鸟。偶尔，我凑近了去，想听得更清楚一点，她们马上戒备地看我，乌唇乌眼的两张脸上写着同一句话：“你想干什么？”这倒不谋而合了。
作为异乡人，走在这样的一群中，孤独感是很强烈的。走投无路时也想找个人问路，一个一个看过去，总算找到一个和善点儿的，鼓足勇气问去，却答：“我也不是上海人，不清楚。”
最怕的是逛服装店。一踏上台阶就有热情的店员迎上来，大多是中年女人，开口便道：“小姑娘，来上海玩哦？”同行的女伴早过而立之年，我也是将近而立，在家乡是常被小贩们称为“大姐”的人，而今听得一声“小姑娘”心里有点不自在但也有丝窃喜。欣然进店，便有人热心地介绍，款式如何新颖，质量如何上乘，价格又是多么低廉。只要指着一件询问一句，即刻有人拉你去更衣室，告诉你“试试不要钱的，不试白不试喔”换了衣服出来，还没顾上站到穿衣镜前看一眼，所有的店员都赞不绝口：“蛮漂亮的！”“小妹妹身材蛮靓蛮靓！”“别脱了别脱了！”就有人去揪商标牌，若顺从地买下即皆大欢喜“再见”“欢迎再来”之类不绝于耳——结果呢，女伴买的“纯棉”睡衣刚穿了一水就起球，我买的凉鞋一晌不到便开胶了，换了一次又如此，如是三次之后便再不肯去了。若制止店员去揪商标并坚决不买，她马上面若寒冰，眼欲喷火，骂不绝口，看你一头雾水听不懂她的上海话，可能是因为不解气便来一句上海普通话：“屁股也露出来了！”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让人想到那个拉皮条的王婆，愈发坚定了不买的想法，最终自然是落荒而逃了。出了店门没走几步，又听得一声甜腻腻的“小姑娘，进来玩哦”扭头看去，差点晕倒，是位一脸麻子、半脸皱纹的“小姑娘”！不敢多话，只在心里祈祷：“小姑娘”小心被人当“白鸭”哦！
还是去上海的窗口看看吧！南京路步行街总会不一样吧？结果大同小异，女伴因轻轻摸了一下衣领被骂了个狗血喷头，骂的什么虽听不懂，但挨了骂还是很清楚的。得，再次逃命吧！
一到外滩，心境大变。虽然依旧嘈杂，依旧孤独，但不去管它，只趴在河栏上看去。暮色四合，各处的灯光都亮了起来，黄浦江粼粼千年的波光依旧在温柔地闪亮，以宽厚的臂膀拥抱千万游子的心，以特有的仁慈抚慰着这个供没有根的人们栖息的城市。对岸如烛的灯光一下子将上海拉远了，远得像一场绮梦，缥缈，美丽，不带一点真实世界的风沙，心里却觉得近了，亲切了，忍不住轻呼：哦，这才是我心中的上海，有容乃大，有色乃绝。
听说，登上东方明珠看上海就更美了。一试之下，大吃一惊：天哪，上海，她有一园子的花呢！红的，绿的，樱花粉的，柠檬黄的，还有无数排得整整齐齐的雅致的小花在缓慢地游动，组成一条流动的闪亮的花之河。有一处的灯更绝了，像一朵大丽菊，毫无节制地自由地开放着，开放成一个巨大的王冠，给上海这绝色的东方女郎平添了几分艳丽，几分华贵，几分神秘。
心满意足地踏进回程的观光车，只见人们零零星星地坐着，有人在靠着椅背打瞌睡，朱红、烟紫等各色的光在脸上一闪而过，那些疲惫、憔悴都隐进了斑驳的灯影里，剩下的只有诡谲和奇兀。而车，在摇摇摆摆地走走停停，晃啊晃，一直将人晃进旧时代，晃进张爱玲清冷的梦里。国愁，乡愁，情愁，种种人生况味齐匝匝涌上心头来。
一声叹息，三分失意，七分怀旧，全送给上海吧！
2、复旦
我是一个有大学情结的人。
初中时教我数学的有一位魏云汉老师，他教出的学生有不少上了大学，据说还有一个北大的、一个复旦的，他也因此而名扬一方。刚入初一一个星期，他就断言我是“大学坯子”经常找竞赛题给我，要我瞄准北大、复旦等下功夫。我的同窗都戏称我是老师的“小幸子”意思是最受宠爱的孩子，因为他实在是太宠我了，有一次我因迟到挨了校长的批，上课了还任性地哭着，他竟专门停下课来哄我。可是，我最后还是让他失望了。
虽然中招考试时我是学校应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虽然我的分数超出有名的县一高几十分，虽然我的语文、数学成绩在全县占前几名，但我到底没进高中的校门，当然也与大学失之交臂了。一则师范每月有生活费补贴，学费又低，是当时农村孩子最理想的选择；二则那一年，我家盖了新房，嫁出二姐，又迎娶了二嫂，已经无力再供我上高中读大学了；三则当时师范录取分数线颇高，乡里指标也有限，能上师范是件极光荣的事。所以，懵懂的我就顺从地上了师范。
此后，魏老师一见我的父亲就摇头叹息，埋怨我的父亲——他们两个是因为我而成了朋友的。父亲也一直不能释怀。虽然我一直安慰他们，说我对能上师范很满意，说我极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说上了高中未必就能上大学，但天知道，我对大学是多么的向往，对我那些能参加高考的同学是多么的羡慕，对他们中成了大学生的就尤为羡慕了。
十多年过去了，魏老师和我的父亲都已作古。我呢，在乡下教满土政策规定的三年书后，进修了大专学历，后来又如愿成了一名编辑。可我深深明白，骨子里我依旧是那个梦想编者按 上海三梦，做成了天、地、人的和谐，还是时代在上海滩的脚步。能把一个若大的城市，装到自己的梦境，你的梦也是高贵的！踏进大学校门的农家女。
而今，我来了，站在“复旦大学”四个字下面了。可是，这不是我本来想做的那个我“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那些往事也来了。父亲低垂着的灰苍苍的头，母亲迎风飘起的大襟布衫，魏老师黯然的眼神，乡间土路上汽车尾部曳着的那道烟尘在如潮的车流和人流中，孑然独立的我如一块暗灰的无人触摸的礁石。礁石上，有似水非水的透明液体悄然滑落，滑过十几载的岁月，滑过死了的和活着的心，滴落在坚硬的地板砖上，铮然作响。
因此，走进复旦的我，其实是一个难以“破我执”的朝圣者。
因此，在我眼里，复旦是大的，大得足以覆盖无数农家孩子的梦境；是广的，广得足以容纳天下的灵秀与那些洞穿时空的大智慧；是高的，高得使仰视她的人缩成一粒芥籽；而这高，又是凭了深厚的积淀作根基的。
也因此，面对复旦，面对那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我肃然噤声，连叹息也不敢有，只在心里反复播放着一句话：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3、黄玉峰
初见黄玉峰，是在复旦大学逸夫楼会议室“新课程标准的理念与实践报告暨展示研讨会”上，时间是2002年6月8日。知道黄玉峰却比较早，是在2000年中国青年报上语文教学的“叛徒”一文中见到的，那种大刀阔斧，那种特立独行，那种执着与坚持，再加上“叛徒”俩字，使得“黄玉峰”这个名字伴随着一个叛逆者形象刻在了我心里。会场上“黄玉峰”三个字响起... -->>
编者按 上海三梦，做成了天、地、人的和谐，还是时代在上海滩的脚步。能把一个若大的城市，装到自己的梦境，你的梦也是高贵的！ 1、上海
第一次去上海，心里自然是兴奋的。上海，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是唐朝的长安，广开四门，容纳八方来客，繁华得一塌糊涂。所以，踏进这东方大都市时，那高楼顶上灰白破旧的铁皮屋，那蜷卧街头衣衫褴褛的乞丐们，那废品外泄的垃圾屋和弄堂里四流的污水，都没有使我吃惊，只觉得都是风韵犹存的徐娘鬓边的尘霜，更增沧桑而已。
但是，失望终究没有消弥，后来竟至越来越浓，越来越深了。
穿行于上海的街道，触目尽是些冷漠的脸。也许他们曾在某个时刻受过某些伤，于是躲在某个角落，舔净伤口，静等伤口结上一层又一层的痂，直到脸上也罩了这么一层痂的甲后才走向别人。隔着这么一层甲，你还能看到什么呢？还能指望给予或接受什么呢？只有拒绝，拒绝给，也拒绝受。他们用眼看你——那是这张脸上唯一不曾被掩盖的——你依然发现不了什么，因为那眼神没有喜也没有悲，没有友善也没有敌意，自瞳孔那一点黑里幽幽地延伸进去，直达你看不见的地方，你猎获到的也只是一个空。
有时也会看见两个上海女人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叽里呱啦地喧闹一阵，但一眼可以看得出的是，她们在各喧闹各的，相互之间没有感应，没有融汇，更没有默契，就像一个枝头上两只不同类的鸟。偶尔，我凑近了去，想听得更清楚一点，她们马上戒备地看我，乌唇乌眼的两张脸上写着同一句话：“你想干什么？”这倒不谋而合了。
作为异乡人，走在这样的一群中，孤独感是很强烈的。走投无路时也想找个人问路，一个一个看过去，总算找到一个和善点儿的，鼓足勇气问去，却答：“我也不是上海人，不清楚。”
最怕的是逛服装店。一踏上台阶就有热情的店员迎上来，大多是中年女人，开口便道：“小姑娘，来上海玩哦？”同行的女伴早过而立之年，我也是将近而立，在家乡是常被小贩们称为“大姐”的人，而今听得一声“小姑娘”心里有点不自在但也有丝窃喜。欣然进店，便有人热心地介绍，款式如何新颖，质量如何上乘，价格又是多么低廉。只要指着一件询问一句，即刻有人拉你去更衣室，告诉你“试试不要钱的，不试白不试喔”换了衣服出来，还没顾上站到穿衣镜前看一眼，所有的店员都赞不绝口：“蛮漂亮的！”“小妹妹身材蛮靓蛮靓！”“别脱了别脱了！”就有人去揪商标牌，若顺从地买下即皆大欢喜“再见”“欢迎再来”之类不绝于耳——结果呢，女伴买的“纯棉”睡衣刚穿了一水就起球，我买的凉鞋一晌不到便开胶了，换了一次又如此，如是三次之后便再不肯去了。若制止店员去揪商标并坚决不买，她马上面若寒冰，眼欲喷火，骂不绝口，看你一头雾水听不懂她的上海话，可能是因为不解气便来一句上海普通话：“屁股也露出来了！”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让人想到那个拉皮条的王婆，愈发坚定了不买的想法，最终自然是落荒而逃了。出了店门没走几步，又听得一声甜腻腻的“小姑娘，进来玩哦”扭头看去，差点晕倒，是位一脸麻子、半脸皱纹的“小姑娘”！不敢多话，只在心里祈祷：“小姑娘”小心被人当“白鸭”哦！
还是去上海的窗口看看吧！南京路步行街总会不一样吧？结果大同小异，女伴因轻轻摸了一下衣领被骂了个狗血喷头，骂的什么虽听不懂，但挨了骂还是很清楚的。得，再次逃命吧！
一到外滩，心境大变。虽然依旧嘈杂，依旧孤独，但不去管它，只趴在河栏上看去。暮色四合，各处的灯光都亮了起来，黄浦江粼粼千年的波光依旧在温柔地闪亮，以宽厚的臂膀拥抱千万游子的心，以特有的仁慈抚慰着这个供没有根的人们栖息的城市。对岸如烛的灯光一下子将上海拉远了，远得像一场绮梦，缥缈，美丽，不带一点真实世界的风沙，心里却觉得近了，亲切了，忍不住轻呼：哦，这才是我心中的上海，有容乃大，有色乃绝。
听说，登上东方明珠看上海就更美了。一试之下，大吃一惊：天哪，上海，她有一园子的花呢！红的，绿的，樱花粉的，柠檬黄的，还有无数排得整整齐齐的雅致的小花在缓慢地游动，组成一条流动的闪亮的花之河。有一处的灯更绝了，像一朵大丽菊，毫无节制地自由地开放着，开放成一个巨大的王冠，给上海这绝色的东方女郎平添了几分艳丽，几分华贵，几分神秘。
心满意足地踏进回程的观光车，只见人们零零星星地坐着，有人在靠着椅背打瞌睡，朱红、烟紫等各色的光在脸上一闪而过，那些疲惫、憔悴都隐进了斑驳的灯影里，剩下的只有诡谲和奇兀。而车，在摇摇摆摆地走走停停，晃啊晃，一直将人晃进旧时代，晃进张爱玲清冷的梦里。国愁，乡愁，情愁，种种人生况味齐匝匝涌上心头来。
一声叹息，三分失意，七分怀旧，全送给上海吧！
2、复旦
我是一个有大学情结的人。
初中时教我数学的有一位魏云汉老师，他教出的学生有不少上了大学，据说还有一个北大的、一个复旦的，他也因此而名扬一方。刚入初一一个星期，他就断言我是“大学坯子”经常找竞赛题给我，要我瞄准北大、复旦等下功夫。我的同窗都戏称我是老师的“小幸子”意思是最受宠爱的孩子，因为他实在是太宠我了，有一次我因迟到挨了校长的批，上课了还任性地哭着，他竟专门停下课来哄我。可是，我最后还是让他失望了。
虽然中招考试时我是学校应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虽然我的分数超出有名的县一高几十分，虽然我的语文、数学成绩在全县占前几名，但我到底没进高中的校门，当然也与大学失之交臂了。一则师范每月有生活费补贴，学费又低，是当时农村孩子最理想的选择；二则那一年，我家盖了新房，嫁出二姐，又迎娶了二嫂，已经无力再供我上高中读大学了；三则当时师范录取分数线颇高，乡里指标也有限，能上师范是件极光荣的事。所以，懵懂的我就顺从地上了师范。
此后，魏老师一见我的父亲就摇头叹息，埋怨我的父亲——他们两个是因为我而成了朋友的。父亲也一直不能释怀。虽然我一直安慰他们，说我对能上师范很满意，说我极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说上了高中未必就能上大学，但天知道，我对大学是多么的向往，对我那些能参加高考的同学是多么的羡慕，对他们中成了大学生的就尤为羡慕了。
十多年过去了，魏老师和我的父亲都已作古。我呢，在乡下教满土政策规定的三年书后，进修了大专学历，后来又如愿成了一名编辑。可我深深明白，骨子里我依旧是那个梦想编者按 上海三梦，做成了天、地、人的和谐，还是时代在上海滩的脚步。能把一个若大的城市，装到自己的梦境，你的梦也是高贵的！踏进大学校门的农家女。
而今，我来了，站在“复旦大学”四个字下面了。可是，这不是我本来想做的那个我“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那些往事也来了。父亲低垂着的灰苍苍的头，母亲迎风飘起的大襟布衫，魏老师黯然的眼神，乡间土路上汽车尾部曳着的那道烟尘在如潮的车流和人流中，孑然独立的我如一块暗灰的无人触摸的礁石。礁石上，有似水非水的透明液体悄然滑落，滑过十几载的岁月，滑过死了的和活着的心，滴落在坚硬的地板砖上，铮然作响。
因此，走进复旦的我，其实是一个难以“破我执”的朝圣者。
因此，在我眼里，复旦是大的，大得足以覆盖无数农家孩子的梦境；是广的，广得足以容纳天下的灵秀与那些洞穿时空的大智慧；是高的，高得使仰视她的人缩成一粒芥籽；而这高，又是凭了深厚的积淀作根基的。
也因此，面对复旦，面对那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我肃然噤声，连叹息也不敢有，只在心里反复播放着一句话：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3、黄玉峰
初见黄玉峰，是在复旦大学逸夫楼会议室“新课程标准的理念与实践报告暨展示研讨会”上，时间是2002年6月8日。知道黄玉峰却比较早，是在2000年中国青年报上语文教学的“叛徒”一文中见到的，那种大刀阔斧，那种特立独行，那种执着与坚持，再加上“叛徒”俩字，使得“黄玉峰”这个名字伴随着一个叛逆者形象刻在了我心里。会场上“黄玉峰”三个字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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