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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哪！城里头不安生，乡下也不安生。
你听过“民族资本家”这个名词没有？听说过？太好了。克非的大哥二哥就是后来被称作“民族资本家”的这一类人：有文化，有思想，在成都，重庆都经营有他们的店铺，做布匹生意，做小百货生意，是安分的生意人，也是善良的普通人。他们同时被外国人和中国人夹在中间，年轻时还曾激扬文字，但终于被现实击碎了锋芒，就实实在在的工作，在额头上也挂起了“不谈国事”的招牌。可他们上的税最多，出的力也不少。不是不爱国，而是爱在骨头里。可这个他们爱在骨头里的“国”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先把他们叫作“红色资本家”这就缴了他们的血汗财产，缴的多的，会在那张名单中有一席之地，冠以“政协委员”之称，缴的少的就慢慢被淡忘了，工厂被合并了，他们变成了他们一手经营起的工厂中的一位小小的中层领导。可不是永远遗忘，总有想起来的那天，那是十余年之后的又一次袭卷全社会的风暴，这两位“死老虎”是地主家出身，莫名就完全脱离了岗位，变成了普通的工人，了此残生。他们幼儿起便有深厚的国学知识，又受了西学的熏陶，有才干，也有经验，可永远不会人尽其才了。多年后，当他们看见合营后的新厂长只是识字不多，口号不少，方法不通，胆量不小的人后，他们只能在背后摇摇日益花白的头；当他们听见厂里积货滞销，连仓库都装不下产品，工人们向上反映情况，回答是：“那找仓库保管员说话”时，他们只能叹口气。他们连想都不愿再多想什么了。这两兄弟互相用苍老的手搀挽着询问：你过的还好吗？回答该是：好，清闲的很呦！
可是还是让我回溯到1948年吧。那时候不单城里不太平，乡下也不太平“梆客”多的很。“梆客”就是土匪，又叫做“梆二爷”：不烧，不杀，单抢，能抢的都抢走，只要给他，也不伤人，但梆人，让家里用钱赎。梆客多是农民，没法生活下去了，只好走了这条路。老实农民种田过穷日子，可他们有的是真是没块地，活不下去，也有的不想下苦力耕作，起了邪心，于是趁兵荒马乱的年月，这伙人越发猖獗起来。
那时候张家就不太平了，家里只有两位老人和我母亲，两个大儿子又在城里，乡下人心里就当“作大买卖”了。在他们心中，这两位后来的被改造被合并对象身上似乎有取之不尽的钱财。那毕竟也是当地的地主家呀。四八年冬天，张老爷被梆客绑架了。捎信来要一千块“袁大头”赎人。
大少爷二少爷不敢耽搁，把钱送了去。转了七天，老爷才回得家，但却毫发无损。他说强盗们躲在山里还嫌显眼，要三天两头跑路藏身。他们可有点人心，给他吃给他喝，还给他烟抽，他年岁大跑不动，就轮换人背他走。倒是张老太太吓出一身病来，身体再就没好过。
两位少爷劝二老来城里同住，但这两位老人住了半辈子乡下，住了半辈子祖宗的房子，说什么也不走，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既然这样，我就必须回乡下去陪伴他们。
说心里话，我怀念我那十八年悠闲平淡的乡村岁月，仿若与世隔绝。但我心里激荡着沸腾的热血，虽然我不明了我将踏上的道路，将献身的事业，但我在激动着。由于意外的原因和情感的要求，我必须回去的时候，我对眼前这一切不由又产生了依恋与怀念。临行前我写了一封信回去，要走的那天，我做完最后的工作，站在一个教室窗外向里张望，也许是要留一眼当记忆的东西吧。那课堂在讲国学，我静静驻立于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大约快下学了，我回身要走，却看见一位身穿长衫的老先生站在我身后，背手，戴眼睛，腰挺的直直的。他问我是不是学生，我告诉他我是教工。他直看我几十秒，然后说：“知识不分门里门外没，想听，你就听下去，也不枉你在川大一场！”说完，点一下头，背转身就走了。解放后我得知他是校教务主管，也是国民党一名大员，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他对我讲的话，在我当时听来就如同梦一般。我可以听先生讲？我怎么能听先生讲——我将离开这里，也许永远都不能回来了
但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收到一封家信，母亲极力反对我回乡下，她说路上不安生，有说在城里要千万操心。其实她早已窥察了我内心最深处丝毫的隐秘，她明了我要放高飞远的心志。只是，她那朴实的信笺中却透露出对我前途深深的担忧。
在这个世界上，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是女人一生中最长久，最深沉也是最坚固的感情。一个女人可以失去丈夫，父亲，但是失去儿子的痛苦仿若天崩地陷，是忍受不了的；情人的爱都无法同母亲的爱相比。我明白，当我回家的时候，迎接我的是我母亲那双期盼的眼睛，有她的地方我才可以当成家。可她宁愿在更漫长的岁月中忍受思念亲骨肉的煎熬，让我在心念所及之处打造生命，她孱弱的肩上，挑着挂念，挑着惊遽，挑着一年又一年的启盼，这副担子怎么卸得下呢？！
然而她还是用一身瘦骨，一腔母爱，在纸端酿成我最美丽的梦。她告诉我大少爷要陪张老爷张老太太住上一段，看到这句话，我放了心，才留在了四川大学。
这个梦实现的真快，我何尝知道母亲付出了什么代价。
没有失去过的人不会懂得什么叫珍惜。
从那之后，我只要能在川大教室门外听课，就不会落下一堂。我对于化学的知识就是从那时候积累起来的，同时，由于杂学旁收，我也逐渐懂得了一点哲学，文学。这三门课程几乎都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讲课，我就这样在川大听了三年。
在门外听讲的感觉很难受。知识没有国界，可一道小小的门槛，却让我实在感到自己像在偷盗什么，而偷盗是可耻的。讲师们都很和善，我敢肯定他们中有人认出了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工，可当他们的眼光偶尔落到我这里时，我看到的永远是默许与平易。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站在门外， 如果没有教务主任的那句话，我早失去勇气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偶然的，上天待我很厚，我遇到了一个能与我讲这样一句话的人。
多年之后，当我读到于是之先生的回忆文章，读到他在大学课堂上坐缺席学生座位听课时，以及他产生与我同样的感慨时，我仿佛能看见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羞赧的双颊和紧张的额头，那是我自己啊。
门外的我引起了川大一位女大学生的注意。她个子比较高，短发，相貌一般，不出众。她下课后常到门口和我摆龙门阵。她有一种魔力，不单让你真诚地喜欢她善良的为人，朴实的风度，还会全心信赖她，把自己的喜和忧拿来与她分享。认识她半年后，我就把她当成一位知心朋友了。
我所接触的学生除过克非、淑珍，还有那位常来川大看望淑珍和赵先生——他毕业后在一所学校任教，已经在追求淑珍了——之外，就是这位女先生了。
由于她的热心帮忙，放假的时候，我被介绍到华云山工作。华云山，这个名字会使你回想起一点什么吗？会使每一个从49年走过来的中国人都想起更多的东西吧。
在华云山，出忽我的意料，竟有人专门来安排我的工作，并给我找好了联系的上级和下级。我由一位普通的教工变成了一名记者。我的工作主要是去山下一家小报作采访工作，编辑从我这取稿，同时也由我把外面的社会情况汇报给他。所谓的社会情况就是从官方报纸上不能了解的真实社会情况。做这行我很喜欢。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可以在城市立足，这时我不单自食其力，还可以修身成人，对我来讲，是多么大的进益啊。
当淑珍从川大毕业后，我便辞去了川大教工的工作，全心全意地当了一名记者。不久，我被调到成都的另一家报社，这时我的任务就是专门采访，而且编辑只审稿件，再没人让我留心社会上大小动态了。后又被调去上海。
解放后，我才知道，我在华云山当记者时，曾经无意之间作了几次地下党员的联络工作，我也了解了介绍我去华云山的这位女大学生其人其事。她的名字叫江竹筠。
当然，今天我不准备给你讲在华云山上的生活了，你会在那几位从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里逃生的勇士们那本书中找到同样真实但更详细的描述。
解放后，我在上海一家不太小的报馆当记者，想到这几年来的经历，从我离开家门的那一步走到此刻，仿佛每一步都走在双刃尖刀上，像一个看不见前途的人，不知该如何驾驭生命的驿车。所幸，时局终于稳定了，我也似乎在迷茫中见一丝光辉，虽不足以照亮今后的生命，但毕竟是一个希望。人呵，只要有希望，就会产生活下去并且是积极地活下去的信心；否则，我不敢想象那样的生活。但一旦有希望，就会有追求，如果不忘记地去实现追求，终究会成为一名“奋斗者”而一旦成为奋斗者，那生命中就会遇到千百万次的磨砺与洗礼，勇往直前却创伤累累，无所畏惧同时也受尽凄苦，每一分成绩，每一个台阶，都要你留下青春，热血作代价，这就是奋斗者要面对的人生。狄金森这样说：“希望是种子/挣扎在泥土间在见到太阳之前/还要付出怎样的坚持”！
怎样的坚持？初到上海的日子，我听不懂吴侬软语，没有住处，没有亲人朋友。离我最近的克非在成都，淑珍随赵先生去了北京。我所在的报社每月薪水是65块人民币，在我接到第一次报酬前，我身上只剩下25块钱，我指它度过一个月的时间，还要工作，你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生活，一种什么心情。
也许你会奇怪——我难道没有一点积蓄，我难道这几年当教工当记者也都是在生死存亡的火线上挣扎？不是这样的。在来到川大之前，我每月除自己花销，还要给母亲寄钱回去，只刚好够用，不会饿死。在川大由于们外旁听，大大地刺激了我求学的欲望。虽然开始我还因身世自卑自闭，但书店却成了我闲时常常光顾的地方。那时候，除过给母亲寄前和维持自己的温饱，我把所有的财产、经历都放在读书上。那几年我置办了许多书籍，不单读国学，也读西方小说、哲学艺术。庞杂无序的阅读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而我发现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有会帮助我，提高知识含量，有闲的时候，我常去川大校园外的望江楼，在望江亭上坐一天，那时候花五分钱可以买一杯茶，可以随便添水，我经常喝上一天，读上一天。至今，我有许多书，还都是当年读的。靠这分“家私”我才有幸被重庆报馆重用，才有机会上调上海。
在上海报馆推门报道的我，已经和那位穿道袍唱道情的我叛若二人。我相信自己已经修炼有成，我不敢以林先生赵先生克非的地位自居，我没有正经读过书，但从内心深处，我一直以那位深夜野路赠书的林先生为我的导师的。
记者，要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可是，无论一个人在精神上上升到多么高的境界，无论他拥有多么美丽的思想家园与纯粹的个人品格，他也必须要生活下去，必须用物质来维持肉体的各项机能。当我把从成都运来上海的三大木箱书从邮局领出，拖回报馆后，直起身子，两眼冒金星，腹内空空，我才意识到现实对我依旧那么严峻！
那是一种可以让人渐渐失去意志的眩晕，我感觉的到身体在一点一点消亡。我不敢耽搁，把书和我少许的行李放在报馆，便匆匆去一个便宜的小饭馆果腹。当我的思想因为有能量供给又能自由思考的时候，我便面临无家可归的问号了。
夜色中的上海华灯初上，我这个身穿中山装的青年，文质彬彬的在上海的街道上闲逛，从南京路走到淮海路，再走去华亭路。街边的大橱窗里有美丽的摆设，花花绿绿的灯光照在夜的黑幕上，行人从我身边走过，我不认识他们，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一切在我眼前拉洋片般的转瞬即逝。我好象来到一个陌生的舞台，却是一个找不到位置的演员，蹩脚地站在幕边，向里张望。
我不知不觉地踱回了报馆，门已经关了，没有一个人，我站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夜已经很安静了，静的能听到我的呼吸，我闭上双眼，低下那高昂了一天的头，垂手站在墙边，我明天还能去写字吗？！
两位军人走到我面前，进行盘查。我拿出证件给他们看，他们警惕的眼神才放松。一位年青一点的问我：“那你这么晚为什么不回家，还在报馆门口，难道还没下班？”我支支吾吾，最后诳他说：“我还有点事情回报馆，明天要交稿，今晚来赶。”在他们友好而佩服的目光下，我颤巍巍地敲着打更老人的窗口。我觉的自己无奈地欺骗了他们。
灯亮了，亮的刺我的眼睛。张老头探出睡意朦胧的眼睛，我惶恐地看着两位热心的巡警站在那儿还不走。张老头看清了是我，便叫我进去，叠声地怨我下午跑扔下行李跑的比风还快，谢天谢地，巡警友好地对我敬个礼，走下街去。
我想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时候比当时我更窘迫的了，全身的血都涌到我脸上。是的，我欺骗了他们，但他们怎么会想到衣冠楚楚的我，手里拿着报馆的记者证，却在深夜踽踽街头，无家可归？！
望着他们消失在暗夜的街道上的身影，我慢慢转身回望从窗口探出头的老张。
他笑咪咪地问我：“侬下午去哪哩？我在等你哩。”
他离开窗口，给我打开门，我走进了屋里柔和的光影中。我久已没有感受这种夜晚时安宁的家才有的光晕了。自从离开崇州，我把生活当成战场，没有片刻的歇息。而此刻，我却找不到歇脚的地方。
老张指着一张行军床对我讲：“奴，那是侬的床，千万不要客气。”
“您，您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侬行李那么多，都防在这里，急匆匆跑走，阿拉晓得哩，侬没有住处呢，住下这里吧，侬不嫌弃啊！”此时此刻我才感受到那吴侬软语的亲密，感受到他笑咪咪的眼睛里的脉脉温情。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默默地打开行李，把被褥放在那张行军床上。这一张小小的简陋的床，怎样地收容了我那疲倦困窘的身心呵。
刚铺好了床，老张又变戏耍样地递给我一杯热水，拿出两块月饼，塞到我手里，坐在床沿上告诉我：“快吃哩，杏花楼的月饼，老上海最有名的，快中秋了，你还没吃过地道的上海月饼吧”他拿眼望窗上的半圆的月。他是故意没有说成“你还没吃晚饭”的吗？在他那粗糙的手，满皱的面下，还有一颗这样细的心吗？
1951年的上海，秋天很凉，然而我一直暖着，这样的关怀和人与人的友爱让我倍感温暖。
我一直在那间收发室住了三个月，才有能力自己租间小屋。
头一年里，我学会了自己做饭。现在烧的一手好菜，可当时是从清水素面做起。我没多余的钱去吃饭馆。自从我租了小屋之后，我就学着自做自吃，学着买米买菜。“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话是真理。
我总是在前一天的晚上做饭的，带菜一起烧好，第二天早上匆忙吃完了早饭就要往报社赶，午饭是装在铁饭盒里带去报馆的。可我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是吃冷饭的，报馆里的人中午没有热饭的场所，我只能悄悄吃冷饭，我不想给其他人添麻烦，并且我又非常好强。如果我能上调上海，却不能在大上海生活下去，那岂不贻笑大方？
后来我发现卫生间的热手吹风是一直开着的，上面很烫，如果我把饭盒放在那上面，一个上午足够使我吃上温热的午饭。这个热手吹风是解放前的，当时这里是一个公馆，所以有很多遗留下来的奢华痕迹，比如正厅里的吊灯，楼梯上的高档地毯，镂空家具等等。其余一切都只满足人视觉的愉快，而这台开关失灵的热手吹风却能实实在在帮我的大忙！
我设法在那上边安了一个布帘，把饭盒放在上面可以用布帘挡住。每天中午我都像贼一样趁没人时遛进卫生间，取走我的午饭，匆匆吃完。
我的手艺慢慢有点进步，偶尔也把好吃的送写给门卫老张。老张对吃要求不高，只要我去，他已经很高兴了。但他见过世面，上海什么名吃没吃过？月饼吃杏花楼，奶油蛋糕吃新雅，小龙包要梅龙镇，就连给孙儿孙女买的糖，也指定要大白兔。我只能在自认为手艺炉火纯青时才敢在傍晚敲他的门。
白天的时间一例是紧张的工作，我没有午休，我也没有指定的下班时间。52年53年时全国上下人人都在加班，那是一股什么样的大潮呵，席卷每个人，多做工作，多做贡献的思想渗透到人们的骨头里，恨不得分身有术，一分钟掰成两半用。工厂的烟囱一直到晚都冒烟的。我经常去采访先进工作者，他们真就是以厂为家，除过在家吃早中晚饭，和睡六小时的觉外，他们都在干着、干着、干着。我工作的同时，也被这样全民奋发的尽头鼓舞着。
克非曾来上海一次，是公差，他抽了一个下午来报馆看我。我们都成熟了许多，调笑中倍觉亲密，我与他毕竟如兄如弟地提携到今天。他那时在成都一家工厂做技术顾问，也忙的很，又屡次想放下技术工作去作一名工人——劳动最光荣！他给我讲他很感激执政党能这样礼遇他这个地主的儿子。
克非在少年时的志向是作一名小生，他的京剧唱的字正腔圆。但是张老太爷在听到他无意中谈起时，大喝一声：“做啥子呦！你这个娃儿，收起痴心！给我老老实实读书喽。你去做戏子？看我打断你的腿。”从此克非就真的再没唱过了。但偶尔私下他还会偷偷叹两声气。我再没听他说起下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告诉我老家的地已经尽收没了，二老还住在乡下，老太太的身体自从那次梆客来后，一直没好起来，刘大娘翻了身了， 但还念念不忘老主人的恩德，刘大娘真是好人，依旧照料他二老生活起居，也种点子地，辛苦了许多。我赶紧说张家也是好人，要不那有我们娘俩的人天，他摇摇头说我们是地主啊。又接着讲，他们兄弟三人月月给二老寄钱回去，淑珍和赵先生要结婚了，会回崇州来的。
也就是那晚，我知道大少爷克杰根本没回崇州陪老人们长住，他们俗事缠身，也只能偶尔回乡探视。我那明理的母亲呦！她不惜以谎相瞒，也不忍让我放弃志向。如果那年我真的回乡务弄，也许一生都不会有机会来到上海。
送走克非后，我迫切地想回崇州看望我母亲，看望张家二老。但现实不允许。我夜晚被分配去一个干部学校任教。我已经能够是站在讲台上的人了。
解放后，许多领导岗位是由骑马打江山的军人们担任，可他们文化层次较低，不能胜任，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开设夜校、读书班，恶补文化上的欠缺。我作梦也没想到自己有站在讲台上的一天。可我毕竟站上来了，被叫做“刘老师”甚至有人年纪比我大的多，还恭恭敬敬地以师呼之。
如此忙碌，我哪有时间回乡看望母亲？！加上年轻气胜，一心想干翻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再还乡。于是这件事一搁再搁。
那两年睡的最少，我有时一天只睡三个小时。我要跑新闻，又要在夜校上课，同时每晚还要在夜里读几页书没—我夜读书的习惯从养成后，总是再忙再累，我每天也要读几页书。可那两年却身体好，精神的力量支撑住身体，都没生病，从早到晚活力充沛的。我就是那是学会上海方言，由于我的学生天南地北的都有，我也听到了中国各地的方言，但是，还是崇州的乡音最美，那歌唱样的调子哦！
我再次听到崇州人的家乡话是在我离开家十年后的一个夏天。当我再次返回成都，取道重庆回到崇州时，我像任何一个远游的游子一样，望着一草一木都能生发出难以平静的感情。可以说，我离乡的十年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疲于奔命的生活使我甚至无暇用多的时间来体味乡思之情。有的人会在异地他乡，在夜晚的灯下或在黄昏的雨中，把家乡、往事放在心里成百上千遍咀嚼，从年华暗度中拣出一脉乡愁，每晚，就枕着这样的乡愁入梦，乡愁像根长长的丝线，一直缠在游子心上，任离家千里万里，这根丝只会因年久而越系越牢。其实，有故乡可思的人并不算不幸，最不幸的是没有故乡可思，明知道客居异地，但心中连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不曾见过，并不曾知道家乡的风习，那种思与想，又有几人能体会呢？！所以，无论和这两种人中的哪种相比，我都是幸福的。可以说，我这十年中不停的挣扎与拼搏，湮没了我的闲愁与别绪才在积淀之后在心中泛滥开来。
乡音是动听的，家里的井水是干醇的，豆花是久已渴盼的吃食，辣子也是思量了数年的。张家二老身体虽然大不如前，但当我推开门看见他们老瘦的残躯时，心里面却想起那两位送我进家塾的老人，那两位待下人和善的主人。不能跪拜，鞠躬也一样的。他们颤巍巍地拉我的手，长吁着气，问这问那。哪里问的完？十年的生活我讲不尽呵！
母亲，我终于又见到了我的母亲，她老了许多，瘦了许错，额上多了岁月的痕迹，想我想出两鬓银霜。我心中多年抹不去离家那天她在雾中依约的身影，十几年啊，一直印在眼前。我终于又见到了她！深深的愧疚母亲呦！你的孩儿早该回来的。你想我？你怪我？
母亲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抚摩我的面颊，她笑着，我却泪下无言。母亲好比一根弱柳，千回百转还坚韧，没有如此的坚韧，那颗心怎受的了3000多天的煎熬？！
当我离开后又回来，我才明白“还乡”这两个字有多重！
这次回家的由头是由淑珍提起的：她终于和赵梓印先生订浑了。他们未经老人们同意就订婚了。这次回乡举行婚仪。他二人早在5月末就来了崇州。
其实淑珍在上完家塾，张老太爷就为她选好了乘龙快婿。那少年也是一位地主的长子，英俊、古雅，去新学读过书，要在城里经商，被他爹骂的狗血喷头，自此一经提“商”字，便一阵拐杖。这家姓肖。肖家与张家结了秦晋之好后，肖少爷也收心许多。
就在此时，淑珍被克非带到了女子师范读书，老太太宽容女儿，答应婚期延后。可他们再没想到，淑珍的心早已有所属了，赵先生也在成都，淑珍自入了川大，他二人往来密切。克非与赵先生是好友，深知其品行为人，及见淑珍与他情投意合，还有力成二人之好。张家二老虽然心里着急，却不见女儿回来，只得一拖再拖，哪里知道还有这样一段公案！
张老太爷和张老太太只旧式的地主，他们早在克杰克儒十八九岁上就给他们完婚了。这两个儿子在此事上倒听了他们的安排，只是婚后二人都抛下娇妻去城市读书、经商。二位老人不想横加干涉，只让他们接走了妻子“儿孙自有儿孙福”经商就经商吧。头几年倒经营有术，二老心内也喜欢，只不便表面上说。
三子克非的婚事也早定好，娶本乡一位小姐。但克非是自川大毕业便坚决不允，解放后又不提倡包办的婚姻，二老无奈，也只得作罢。淑珍的婚事也一并搁下。
可万万没料到淑珍竟自己带回了一位青年。张家二老实在接受不了，几欲断绝父女关系。在乡邻劝说和我母亲的周旋下，才算勉强让淑珍进了家门，那赵梓印是断断不见了的。
然而父母毕竟是爱女儿的，女儿就算犯了天大的错，作父母的也不会减少一丝的爱，这是天性，也是德行。淑珍的婚礼在一片热闹中完成了。
我最佩服淑珍这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的勇气与胆识。读书、教书、选婿，她一步步走的虽艰辛，但也充满传奇色彩。淑珍的婚礼就是她人生轨迹的最好体现——在新旧交织中寻找个性发展与自由。那天下午，淑珍和梓印邀请了约三十几位亲朋好友，在张家二老的小院中宴请宾朋，算是合他们心意的完婚仪式。淑珍那天穿一件淡粉色裙衫，头发烫成了波浪状。1956年，在街上看人们衣着只能看见蓝、灰、黑三种颜色，仿佛这个世界只剩下这三种颜色，单调、平板。直到那天下午淑珍出现在小院中，不禁让梓印眼前一亮，也让所有的人心里一亮，有颜色真好。席间桌旁，淑珍和梓印挽手相坐，完全没有扭捏的矫情与繁琐的做作。他们爱的大胆、爱的自由，也要让全世界知道这大胆、这自由。只要是违反他们的人性的，他们都反对，不赞成旧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也反对新时期的那种对家庭、爱情全然不顾的生活态度。我之所以在人生漫长的岁月中都真诚地爱着他们，是因为他们活的实实在在。呵，实实在在，在那样的年代，想这样活着都未尝不是奢求呦！
晚上又有一次婚仪，是旧式的、古质的。女子要穿凤冠霞帔的。其实四川嫁女的风仪极多极细，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慢慢给你细讲，但现在，年轻人，还是让我向你真实地叙述那场夜晚的婚礼。
淑珍换上凤冠霞帔，夫妻二人施大礼。再换珠冠出来，又拜了家里每一个人，按辈分次序行礼，还应拜夫家的人，可梓印的父母早搬到北京没有来，没有主婚人，不便让外界知道，由我母亲带着新娘去拜了父母二老。这场旧式的婚习算是完成了。张家二老把红纸包的赏赐钱放在我手边的托盘上，我端下去给了梓印。我母亲也给了一分赏赐钱，克非端下去托盘，淑珍收了。这样婚礼才万事大吉，宣告完成，淑珍和梓印的夫妻关系才得到家长的认可。淑珍在我母亲的帮助下，摘下沉重而美丽的珠冠，曾问起为什么这劳什子没被政府收没，我母亲回答不上来。这迷人而落后的风俗。
但此次给乡邻们带来震撼最大的，恐怕不是淑珍的婚事，而是当他们终于发现我带回了一个日本女人，而这个女人我是以未婚妻的身份介绍给我的乡党。这个女子叫薰子。
讲我与她的经历要上溯到一年前的冬天。那天冷的很，上海在下雪，雪落到地上，积了起来，竟不化。我下班，从报馆向我租的寓所走去。半路上，忽然想起第二天的编辑是季诚，他在社里是出了名的精益求精，有点吹毛求疵，什么事情他都会弄个水落石出。他的这种性格是很合适作记者的，他可以把要调查的新闻事实弄的清水透亮。去年升作副编辑，对他下属的记者们，容不的半点含糊，当然也容不得半点差错。轮到他当班时，社里每个记者都战战兢兢的。我便又回报馆把我的稿件检查了一遍，连错别字都改正了，才返身回来。
这时天已经全黑了，上海的夜被霓虹灯点缀着，当我为抄近路拐近一条小胡弄时，已经很静了，光线很昏暗。
我发现前边路上有个东西匍匐着，待我走到跟前，发现是个女人，全身裹着棉衣，她略睁开眼睛，嘴里喃喃地说些我听不清的话，眼角垂着，脸发红，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烫的。我看了她一眼，就用手搀扶着她站起来，所幸她还能走。那里离我的寓所不远，而离医院还很远，我想还是先把她带到我的住处，安顿一下吧，她这个样子，也许走不到医院了。
我把她安顿在床上，就去给她冲了一剂板蓝根，又给她敷上冷巾，盖上被子。她的衣服不是很湿，我推测她刚倒在路上没多久就被我发现，我没有动她的衣服和头巾。
那天晚上她一直在说着胡乱的话，我在地板上胡乱将就了一宿。
早上的时候这女人醒了，挣扎着坐起来，冷冷地望着我。我尽量使自己看上去可以信赖，而作到这点并不困难。实话说，我年青的时候，相貌还是蛮英俊的。不过这女人的眼神慢慢缓和了。我又冲了一碗板蓝根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我煮好稀饭，给她盛了一碗，她捧着碗狼吞虎咽，我又给她盛了一碗，她才吃的斯文点了。
我着急上班，但看她样子，似乎还很虚弱，我想央邻居帮助照看她，但她一听说，便惶恐地摇头。她见我有点为难，便起身要走。她一步三摇，要不是我扶住她，早就栽倒了，看来她的体力还未复元，精神也不好，眼睛没神。我很同情，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女人独自出去？说不定她又会倒在大街上。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世界大同，那么从我作起救助也个同胞、姊妹、阶级兄弟也是无可厚非的。我把钥匙留给她，嘱咐她多休息，就上班去了。
季诚因我迟到早已有了火气，可我那天完成我采访任务，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才就此作罢。
回到寓所，那女人正和衣躺在床上没，却马上警醒地坐起来。我做好了晚饭，端给她吃，又给她冲药。晚上我还睡在地板上。
这样三天后，我下班回寓所时，见她在做饭，吃了一惊。我眼前的是二十来岁的女孩，身材苗条，看来体力还好，饭做的也很熟练。这两天她一直被棉衣包裹着，头巾都没解，所以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臃肿的上了点岁数的女人，没想到是这么个年纪。她见我略点了一下头，示意我不用操心，休息去。
那天晚上，她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阿里噶斗古杂一麻丝”我听得懂这是“谢谢”她是日本人！
夜里我辗转反侧，日本人，着对当时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血、火、刺眼的刀光我没有身历抗战，但在这几年的工作中越加了解到历史中的残酷。可眼前这只是一个病未全愈的姑娘，她的汉语讲的满好，如果她不说日语，我不会发现她的身份，她也许知道这样作的结果？我能把一个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拒之门外？良心过不去！
第二天，这个日本女子给我讲了她的身世：她才22岁。4岁时随当军医的父亲来中国，曾在东北驻地做了3年，她说她并不知道她的父亲在东北做什么工作，但 我却听着毛骨悚然。后来她的父亲申请随军，就一路南下。1945年她的母亲病逝了，死的时候炮火连天，她们母女俩人和军医失去了联系，她母亲只是得了破伤风而已，如果有药，不会死。她无处容身，后来和一位中国妇女在浙江石门湾相依为命。她偷偷找了父亲四五年才终于放弃了希望，也许她父亲回国了，也许死了。这位中国妇女是39年被日本人抓去的，撤军时女人们都留了下来。对日本女人来说是死境，对这个中国女人来说则是生路。她同情这个失爹死娘的日本姑娘，带她回乡生活。她帮她保守身世的秘密。这个受过大苦的人是善良的人，她和这个异族女孩子生活了11年，把她当女儿般地养大了。“中国妈妈啊，中国妈妈啊！我苍白贫乏的语言怎么能表达出对你的感激和爱呢？”上月，这位善良的人去世了，她依言来上海找寻她的外亲，可并没找到，饥寒交迫，昏死在路边。
由于她的身世，她不敢轻易相信别人，但几天来我的帮助已让她对我产生了巨大的信任。
我不单清楚她的身世、经历，还明白她现在无家可归。我当然要帮助她，虽然她是个日本女子。我当时在崇州被激发起的民族仇恨已被一种更本真的爱所取代，这是人与人间的关怀。
是的，我决定收留这个无家可归的日本女子。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薰子，养她的中国妈妈姓李，这是她在中国的姓。
薰子不识字，但汉语讲的很好，不会被认出是外国人，我以为她对日本文化也一无所知，但后来我和她开玩笑问到她是不是伊豆人氏时，她竟笑着回答说她虽然叫薰子，可却没有过民间艺人浪漫的经历，也不会敲鼓，我很惊喜她看过书。
我的日文是她教会的，当然我也教她写字。
我很同情这个日本姑娘，她小时离家，甚至不记得故乡是什么样子的，她是个无故乡可思的人。陪伴她童年、少年的是炮火、漂泊不定的生活和近在眼前的生离死别。去国怀乡之思，丧母失父之痛，掺和着李氏妈妈对她的爱与关怀让这为22岁的少女早早成熟了。
幸而以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可以维持两个人的开销。薰子成了我的管家。她帮我整理小小的房间，她作饭烧菜比当然比我作的可口，这也是经门卫老张认可的，他只当我的手艺长进了。薰子感激我收留她，待我极谦恭。当我从上海冬天阴冷的街上回到寓所时，会有一张微笑的脸庞和一间整洁的屋子和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迎接我。我还能再希求什么呢？！“那时候，所有的日常生活对我都那么新鲜”
在我还不自知的时候，我的心中就萌发了一种脉脉温情，像以太的流动，让心田中发散着一片柔和的光芒。
我开始盼望早些回寓所，盼望薰子的眼神和微笑，我开始珍惜和她共同度过的分分秒秒，回家是让我欢喜的事情。其实我还住那间小小的寓所，还每天把午饭热在电热手吹风上，还是要拮据地挤钱去买书买再买米，照常每月给母亲汇钱回乡下。可是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似乎有了其他的色彩。
可以说，我并不懂得什么叫作爱，也不懂得什么叫作被爱。我那颗少年时蒙昧、青年时劳碌的心灵没有接触过如此柔缓的东西。我也不懂如何去表达这种由衷生发的感情。纵然我读过许多书，看过最经典与感人的爱的誓言，然而及到自身亲历，我却还手足无措。
然而，我却清楚的感觉到，我对于薰子的爱，不是马吕斯和苛塞特那种迷惘的天堂般的陶醉，而是更平和、更生活化的情感，渗透在日常起居的琐事之中。后来薰子曾向我说起，她觉得我好比她的父亲、丈夫、兄弟，有朋友般的礼节，有情人般的关怀。对我来说，她有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从心底里赞美她柔顺的黑发、她深澈的双眸，但更让我心动的是她微笑的神情、她勤勉的作风。这个女子和我是可以生活在一起的，事实用它本身证明了这个真理。
同时使我高兴的是，薰子也愈来愈依恋我了。
她每天为我整理房间，帮我洗衬衫，给我烧好饭菜，像妻子一样细心关怀；像妹妹一样温柔忠诚。
初恋，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你可以忘记曾有过多少次感情经历，可能忘记任何其他情人，但你决不会忘记你的初次恋爱。这个感受年轻人不会体察，只有像我这样的老人，才会真切实在地于回顾中印证这句话的准确与真实。那是人的心灵头一次接受并给予爱的历程，是心向更美好境界攀升的质变，一切都是朦胧的，但由于青春的纯净，一切都会变的更加美好，初恋的感觉仿佛把一个从小患眼疾看不见世界的人治愈，让他一下子看到光明，世界从此五彩缤纷、万象更新。
可正由于是人生的第一次，青涩与美丽是结合的。我本应该从她给我开门时的眼神中，帮我钉纽扣时的动作里，从她和我讲话的声调中认定她也是喜爱我的，然而我没有。多疑、忧郁这都是伴随初恋的迹象呀！兀自沉思、辗转反侧、唐突不定都是明显的病症。我也一切经历初恋的人一样，也一件不少的患上了。要知道，这样的病是和爱相伴来到的，一个人到90岁，如果还没有恋爱过，那他也许不如一个恋爱的初中生成熟。爱情在没有经历时，是品味不出、言传不明的。在经历了之后也才能在有灵犀的人们之间才可意会。
在经过了最初发现爱的乍惊乍喜和独自侵扰的疑虑重重后，我终于步入了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求之不得的苦恋阶段，正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衣消得人憔悴”我不敢在薰子面前直说，我只有从侧面观察她。可是，被爱情梦住了眼的人，是看不清事实的。我开始痛苦、迷惘，为自己得到她庆幸，也为得不到她的爱而苦恼。矛盾冲击下，我瘦了，精神大不如前。这种心病是无药可治的，也使得每个患者变的机警、焦躁、憔悴。而这时，薰子似乎也同时变的焦躁与忧郁。我多么希望有人指点一下呢？“我落入爱情就像落入深渊。”我不能对别人诉说，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我即要为薰子保守秘密，同时也要为自己的爱保守秘密。这种初初相恋的感觉像一颗珍珠，由心里的泪水凝成，又小心地掩藏它夺目的光辉。我不会像从前在老家知道的那些少爷们，像对待一个宠物样对待他们的第一位爱人；也不能像张家两位少爷样，用父命难为和责任义务来替代爱与被爱；当然，我也不能拥有罗密欧们和朱丽叶们类似的情感历程，因为我生活在地上，生活严峻地要求我要脚踏实地，在社会中我曾起伏动荡，愈加恳切的希望有安宁的一天。而薰子似乎是这安宁的一部分。她的勇气、坚韧，她的善良、温柔都使她身上散发出浓浓的家的气息，散发出柔和的光线，在我夜归时，让我并不太孤单。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对爱情没有更高的期许，当你们互相以亲人相待，就足够了。纯粹的爱，并不是在任何环境都可以滋长的，要明月清风、小桥流水，要油壁青骢、金风玉露；还要有两颗足够敏感的心，在丝丝屡屡中，细细地细细地去品味；要有红袖添香的美，有描花试手的笑。可所有这些，在我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是日本人，因为我工作忙碌，因为我们还很清贫，因为一切都不能给人知道。
可我要多么感谢上苍，我还是从这样默默的生活中超脱出来了，有一种神圣的感情把我的心从每天重复的生活中提升起来。这样一个女子，她活生生来到我的世界，给我温暖，给我爱情。
我独自思量，从早到晚，没有一刻心里没有她。走路时，她仿佛就在我身边，望天能看见她的笑，写稿是，她好象就在身后，手里为我端一杯酽茶。爱在没有剖白之前是耀眼的，在没有表达之前是枯涩的。
让我脱离这分由爱而声的痛苦的是一件很偶然的事件，而当我脱离了这中苦恼，另一个更大的威胁又接踵而来。
薰子常常为我买菜，出门走动时，以我的远房表妹自称，倒也和邻里相安无事。然而偏偏事有奇巧，季诚的姑母住在里我寓所与远的地方，有时早晚上下班我会遇见她，点头之交。这位姑母认识薰子，许是她言与琐碎时告诉季诚的。季编辑在报馆向我提及此事，我只是表面镇定的含糊其辞。
我不敢让薰子出门了，一连几天我俩提心吊胆。然而这更使人疑心，季姑母曾在偶遇时问起小李，我谎说生病在床，她说一个女孩子，你又不会照料，不如送她回乡吧，不然她可以先帮助照料，我连忙说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谢谢你。回去把这话告诉薰子，她什么也没说。过几日又照旧去买菜上街。
然而，我俩都日益艰难地面临现实。每逢季编辑当班，我都尤其紧张，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更害怕他这位明察秋毫的人会在什么时候终于发现我们的不可告人的纯洁。
有一种病是精神极度紧张而引起的，是长期的焦虑所致。这之后的那个夏天，薰子渐渐地衰弱了，那个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姑娘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寡言少语的可怜人。啊，如果我当时再年长几岁，如果我再有些经验该多好，那样我就会明白，我对她爱的表示，会使她减少一点这样的痛苦。我说过，初恋是青涩与美丽结合的，而我们品尝的多是青涩与甘苦。
一日下班，回到寓所，我发现门虚掩着没关，一篮菜放在脚边地上，桌上是做好的饭菜，床上却是整理了的行包，薰子面朝窗背对着我。她显然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但我却从她抖动的双肩上看出她情绪的激动。过了好一会儿，她使自己平静下来，一只手扶着窗棱，那只手很纤细。我听见她念出森川竹蹊的望汉月“明月明月明月，今夜一轮清彻。侯虫心里易惊秋，鸣向新凉时节。暗愁千万绪，独自倚栏消歇。天上团圆镇如许，怎偏照人间离别明月明月明月”天啊！她也在爱着我，我意识到这的同时，也突然明白了她憔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她舍不得离开的这个人会因她的存在而招致祸患。强烈的悲哀与巨大的感情冲击使我不分悲喜了，我像被雷击一样站在门口。直到我望见薰子由于悲伤过度不能自持，慢慢从窗边滑倒，在她倒地的一刹那，我警醒了，冲上去，扶住她，抱起来，看她的泪眼婆娑。那是我第一次拉住她的双手，第一次长久地凝视她姣好的面容。
我们的爱情，没有情悄悄的婉约，也没有激烈的信誓旦旦。我想，她从我眼睛中看到的比她听我说的还要多。我只是告诉她，我要照顾她，保护她，要她一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否则，我会很痛苦。当时的我，怎么能预测生活将会给我带来多么巨大的痛苦呢？其实我说的第一句话很平白，没有一点浪漫色彩：你不要走，我决定要和你生活在一起！薰子那痛苦中放射出惊喜之光的眼神，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就这样，我由恩人变成了爱人。我们之间更加和谐了。心灵的融通与真诚的关怀让我俩都有了勇气，也让我们生出许多智慧。面对季姑母，她也能应答自如了。爱情的力量有多伟大我实在说不清，但她的面色又红润了。
秋天的时候我接到克非的家信，让我回乡参加淑珍的婚礼，我向报馆请了假，带着薰子离开了上海，也让我俩暂时松一口气。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母亲、张家二老是无论如何不接受薰子的。除了克非、淑珍外，乡里人对薰子全都另眼相看。克杰克儒倒好开通。可这件时却又成了我一件放不下心的大事。我和薰子的爱情不会被接受。
你明白，家庭的支持，亲人们的认可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吗？在外有了困难，受了挫折，如果有一个支持你的家庭，那么这人会曾强信心，更有毅力。然而，我在这件事上获得不了母亲的认同。
离开崇州的时候是十月末十一月初了。那天下小雨，我辞了张家二老，他们还是亲爱我这个“下人的孩子”的。实话说，那时这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完全靠我母亲照应，而当时，我母亲的政治身份比他们要好上许多。这两位善良的老人只希望我能够平安和幸福地生活，在他们看来，是否遵循先古的遗风和上世的习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世界的变化使他们改变了许多积习。拿他们的话说，就是能安宁的生活下去，是最好的事情了。他们担心这个日本女人会给我的未来带来无限的隐患。善良的老人啊！我的母亲同样对我担忧，她同情薰子，但每个母亲都是自私的，她更爱惜我。
当我们辞别三位老人回上海时，心情是更沉重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见张家二老的最后一面。
我和薰子并没因这些善良人的不太善良的意见而分开。我们依就相爱恋着。但除了心灵上更加接近，我们“发乎情，止乎礼义”我已经不在地上睡了，把老张的就行军床借来用了，这张床曾在我最困窘的时候陪伴了我三个多月，给我容身之榻。
第二年春天，我从季编辑那里收到母亲写来的一封家信，告诉我张老太太由于感冒引起的大病，谢世了。当时我和薰子所处的境遇十分险恶，不能回乡，季编辑是我们的一切恐怖的根源。尤其是我，我深知这样一个有蛇一样敏感的新闻从业者会给我们带来毁灭。所幸，后来，他的心情有段十分好：他不是党内人士，当时正号召非党人士向政府提意见建议，他被请去，其书面意见被某领导重视、采纳，这对于他这位向政治靠拢的副编辑来说，无疑是事业上和政治生涯中可喜的事情。
完哪！城里头不安生，乡下也不安生。
你听过“民族资本家”这个名词没有？听说过？太好了。克非的大哥二哥就是后来被称作“民族资本家”的这一类人：有文化，有思想，在成都，重庆都经营有他们的店铺，做布匹生意，做小百货生意，是安分的生意人，也是善良的普通人。他们同时被外国人和中国人夹在中间，年轻时还曾激扬文字，但终于被现实击碎了锋芒，就实实在在的工作，在额头上也挂起了“不谈国事”的招牌。可他们上的税最多，出的力也不少。不是不爱国，而是爱在骨头里。可这个他们爱在骨头里的“国”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先把他们叫作“红色资本家”这就缴了他们的血汗财产，缴的多的，会在那张名单中有一席之地，冠以“政协委员”之称，缴的少的就慢慢被淡忘了，工厂被合并了，他们变成了他们一手经营起的工厂中的一位小小的中层领导。可不是永远遗忘，总有想起来的那天，那是十余年之后的又一次袭卷全社会的风暴，这两位“死老虎”是地主家出身，莫名就完全脱离了岗位，变成了普通的工人，了此残生。他们幼儿起便有深厚的国学知识，又受了西学的熏陶，有才干，也有经验，可永远不会人尽其才了。多年后，当他们看见合营后的新厂长只是识字不多，口号不少，方法不通，胆量不小的人后，他们只能在背后摇摇日益花白的头；当他们听见厂里积货滞销，连仓库都装不下产品，工人们向上反映情况，回答是：“那找仓库保管员说话”时，他们只能叹口气。他们连想都不愿再多想什么了。这两兄弟互相用苍老的手搀挽着询问：你过的还好吗？回答该是：好，清闲的很呦！
可是还是让我回溯到1948年吧。那时候不单城里不太平，乡下也不太平“梆客”多的很。“梆客”就是土匪，又叫做“梆二爷”：不烧，不杀，单抢，能抢的都抢走，只要给他，也不伤人，但梆人，让家里用钱赎。梆客多是农民，没法生活下去了，只好走了这条路。老实农民种田过穷日子，可他们有的是真是没块地，活不下去，也有的不想下苦力耕作，起了邪心，于是趁兵荒马乱的年月，这伙人越发猖獗起来。
那时候张家就不太平了，家里只有两位老人和我母亲，两个大儿子又在城里，乡下人心里就当“作大买卖”了。在他们心中，这两位后来的被改造被合并对象身上似乎有取之不尽的钱财。那毕竟也是当地的地主家呀。四八年冬天，张老爷被梆客绑架了。捎信来要一千块“袁大头”赎人。
大少爷二少爷不敢耽搁，把钱送了去。转了七天，老爷才回得家，但却毫发无损。他说强盗们躲在山里还嫌显眼，要三天两头跑路藏身。他们可有点人心，给他吃给他喝，还给他烟抽，他年岁大跑不动，就轮换人背他走。倒是张老太太吓出一身病来，身体再就没好过。
两位少爷劝二老来城里同住，但这两位老人住了半辈子乡下，住了半辈子祖宗的房子，说什么也不走，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既然这样，我就必须回乡下去陪伴他们。
说心里话，我怀念我那十八年悠闲平淡的乡村岁月，仿若与世隔绝。但我心里激荡着沸腾的热血，虽然我不明了我将踏上的道路，将献身的事业，但我在激动着。由于意外的原因和情感的要求，我必须回去的时候，我对眼前这一切不由又产生了依恋与怀念。临行前我写了一封信回去，要走的那天，我做完最后的工作，站在一个教室窗外向里张望，也许是要留一眼当记忆的东西吧。那课堂在讲国学，我静静驻立于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大约快下学了，我回身要走，却看见一位身穿长衫的老先生站在我身后，背手，戴眼睛，腰挺的直直的。他问我是不是学生，我告诉他我是教工。他直看我几十秒，然后说：“知识不分门里门外没，想听，你就听下去，也不枉你在川大一场！”说完，点一下头，背转身就走了。解放后我得知他是校教务主管，也是国民党一名大员，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他对我讲的话，在我当时听来就如同梦一般。我可以听先生讲？我怎么能听先生讲——我将离开这里，也许永远都不能回来了
但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收到一封家信，母亲极力反对我回乡下，她说路上不安生，有说在城里要千万操心。其实她早已窥察了我内心最深处丝毫的隐秘，她明了我要放高飞远的心志。只是，她那朴实的信笺中却透露出对我前途深深的担忧。
在这个世界上，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是女人一生中最长久，最深沉也是最坚固的感情。一个女人可以失去丈夫，父亲，但是失去儿子的痛苦仿若天崩地陷，是忍受不了的；情人的爱都无法同母亲的爱相比。我明白，当我回家的时候，迎接我的是我母亲那双期盼的眼睛，有她的地方我才可以当成家。可她宁愿在更漫长的岁月中忍受思念亲骨肉的煎熬，让我在心念所及之处打造生命，她孱弱的肩上，挑着挂念，挑着惊遽，挑着一年又一年的启盼，这副担子怎么卸得下呢？！
然而她还是用一身瘦骨，一腔母爱，在纸端酿成我最美丽的梦。她告诉我大少爷要陪张老爷张老太太住上一段，看到这句话，我放了心，才留在了四川大学。
这个梦实现的真快，我何尝知道母亲付出了什么代价。
没有失去过的人不会懂得什么叫珍惜。
从那之后，我只要能在川大教室门外听课，就不会落下一堂。我对于化学的知识就是从那时候积累起来的，同时，由于杂学旁收，我也逐渐懂得了一点哲学，文学。这三门课程几乎都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讲课，我就这样在川大听了三年。
在门外听讲的感觉很难受。知识没有国界，可一道小小的门槛，却让我实在感到自己像在偷盗什么，而偷盗是可耻的。讲师们都很和善，我敢肯定他们中有人认出了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工，可当他们的眼光偶尔落到我这里时，我看到的永远是默许与平易。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站在门外， 如果没有教务主任的那句话，我早失去勇气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偶然的，上天待我很厚，我遇到了一个能与我讲这样一句话的人。
多年之后，当我读到于是之先生的回忆文章，读到他在大学课堂上坐缺席学生座位听课时，以及他产生与我同样的感慨时，我仿佛能看见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羞赧的双颊和紧张的额头，那是我自己啊。
门外的我引起了川大一位女大学生的注意。她个子比较高，短发，相貌一般，不出众。她下课后常到门口和我摆龙门阵。她有一种魔力，不单让你真诚地喜欢她善良的为人，朴实的风度，还会全心信赖她，把自己的喜和忧拿来与她分享。认识她半年后，我就把她当成一位知心朋友了。
我所接触的学生除过克非、淑珍，还有那位常来川大看望淑珍和赵先生——他毕业后在一所学校任教，已经在追求淑珍了——之外，就是这位女先生了。
由于她的热心帮忙，放假的时候，我被介绍到华云山工作。华云山，这个名字会使你回想起一点什么吗？会使每一个从49年走过来的中国人都想起更多的东西吧。
在华云山，出忽我的意料，竟有人专门来安排我的工作，并给我找好了联系的上级和下级。我由一位普通的教工变成了一名记者。我的工作主要是去山下一家小报作采访工作，编辑从我这取稿，同时也由我把外面的社会情况汇报给他。所谓的社会情况就是从官方报纸上不能了解的真实社会情况。做这行我很喜欢。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可以在城市立足，这时我不单自食其力，还可以修身成人，对我来讲，是多么大的进益啊。
当淑珍从川大毕业后，我便辞去了川大教工的工作，全心全意地当了一名记者。不久，我被调到成都的另一家报社，这时我的任务就是专门采访，而且编辑只审稿件，再没人让我留心社会上大小动态了。后又被调去上海。
解放后，我才知道，我在华云山当记者时，曾经无意之间作了几次地下党员的联络工作，我也了解了介绍我去华云山的这位女大学生其人其事。她的名字叫江竹筠。
当然，今天我不准备给你讲在华云山上的生活了，你会在那几位从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里逃生的勇士们那本书中找到同样真实但更详细的描述。
解放后，我在上海一家不太小的报馆当记者，想到这几年来的经历，从我离开家门的那一步走到此刻，仿佛每一步都走在双刃尖刀上，像一个看不见前途的人，不知该如何驾驭生命的驿车。所幸，时局终于稳定了，我也似乎在迷茫中见一丝光辉，虽不足以照亮今后的生命，但毕竟是一个希望。人呵，只要有希望，就会产生活下去并且是积极地活下去的信心；否则，我不敢想象那样的生活。但一旦有希望，就会有追求，如果不忘记地去实现追求，终究会成为一名“奋斗者”而一旦成为奋斗者，那生命中就会遇到千百万次的磨砺与洗礼，勇往直前却创伤累累，无所畏惧同时也受尽凄苦，每一分成绩，每一个台阶，都要你留下青春，热血作代价，这就是奋斗者要面对的人生。狄金森这样说：“希望是种子/挣扎在泥土间在见到太阳之前/还要付出怎样的坚持”！
怎样的坚持？初到上海的日子，我听不懂吴侬软语，没有住处，没有亲人朋友。离我最近的克非在成都，淑珍随赵先生去了北京。我所在的报社每月薪水是65块人民币，在我接到第一次报酬前，我身上只剩下25块钱，我指它度过一个月的时间，还要工作，你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生活，一种什么心情。
也许你会奇怪——我难道没有一点积蓄，我难道这几年当教工当记者也都是在生死存亡的火线上挣扎？不是这样的。在来到川大之前，我每月除自己花销，还要给母亲寄钱回去，只刚好够用，不会饿死。在川大由于们外旁听，大大地刺激了我求学的欲望。虽然开始我还因身世自卑自闭，但书店却成了我闲时常常光顾的地方。那时候，除过给母亲寄前和维持自己的温饱，我把所有的财产、经历都放在读书上。那几年我置办了许多书籍，不单读国学，也读西方小说、哲学艺术。庞杂无序的阅读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而我发现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有会帮助我，提高知识含量，有闲的时候，我常去川大校园外的望江楼，在望江亭上坐一天，那时候花五分钱可以买一杯茶，可以随便添水，我经常喝上一天，读上一天。至今，我有许多书，还都是当年读的。靠这分“家私”我才有幸被重庆报馆重用，才有机会上调上海。
在上海报馆推门报道的我，已经和那位穿道袍唱道情的我叛若二人。我相信自己已经修炼有成，我不敢以林先生赵先生克非的地位自居，我没有正经读过书，但从内心深处，我一直以那位深夜野路赠书的林先生为我的导师的。
记者，要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可是，无论一个人在精神上上升到多么高的境界，无论他拥有多么美丽的思想家园与纯粹的个人品格，他也必须要生活下去，必须用物质来维持肉体的各项机能。当我把从成都运来上海的三大木箱书从邮局领出，拖回报馆后，直起身子，两眼冒金星，腹内空空，我才意识到现实对我依旧那么严峻！
那是一种可以让人渐渐失去意志的眩晕，我感觉的到身体在一点一点消亡。我不敢耽搁，把书和我少许的行李放在报馆，便匆匆去一个便宜的小饭馆果腹。当我的思想因为有能量供给又能自由思考的时候，我便面临无家可归的问号了。
夜色中的上海华灯初上，我这个身穿中山装的青年，文质彬彬的在上海的街道上闲逛，从南京路走到淮海路，再走去华亭路。街边的大橱窗里有美丽的摆设，花花绿绿的灯光照在夜的黑幕上，行人从我身边走过，我不认识他们，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一切在我眼前拉洋片般的转瞬即逝。我好象来到一个陌生的舞台，却是一个找不到位置的演员，蹩脚地站在幕边，向里张望。
我不知不觉地踱回了报馆，门已经关了，没有一个人，我站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夜已经很安静了，静的能听到我的呼吸，我闭上双眼，低下那高昂了一天的头，垂手站在墙边，我明天还能去写字吗？！
两位军人走到我面前，进行盘查。我拿出证件给他们看，他们警惕的眼神才放松。一位年青一点的问我：“那你这么晚为什么不回家，还在报馆门口，难道还没下班？”我支支吾吾，最后诳他说：“我还有点事情回报馆，明天要交稿，今晚来赶。”在他们友好而佩服的目光下，我颤巍巍地敲着打更老人的窗口。我觉的自己无奈地欺骗了他们。
灯亮了，亮的刺我的眼睛。张老头探出睡意朦胧的眼睛，我惶恐地看着两位热心的巡警站在那儿还不走。张老头看清了是我，便叫我进去，叠声地怨我下午跑扔下行李跑的比风还快，谢天谢地，巡警友好地对我敬个礼，走下街去。
我想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时候比当时我更窘迫的了，全身的血都涌到我脸上。是的，我欺骗了他们，但他们怎么会想到衣冠楚楚的我，手里拿着报馆的记者证，却在深夜踽踽街头，无家可归？！
望着他们消失在暗夜的街道上的身影，我慢慢转身回望从窗口探出头的老张。
他笑咪咪地问我：“侬下午去哪哩？我在等你哩。”
他离开窗口，给我打开门，我走进了屋里柔和的光影中。我久已没有感受这种夜晚时安宁的家才有的光晕了。自从离开崇州，我把生活当成战场，没有片刻的歇息。而此刻，我却找不到歇脚的地方。
老张指着一张行军床对我讲：“奴，那是侬的床，千万不要客气。”
“您，您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侬行李那么多，都防在这里，急匆匆跑走，阿拉晓得哩，侬没有住处呢，住下这里吧，侬不嫌弃啊！”此时此刻我才感受到那吴侬软语的亲密，感受到他笑咪咪的眼睛里的脉脉温情。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默默地打开行李，把被褥放在那张行军床上。这一张小小的简陋的床，怎样地收容了我那疲倦困窘的身心呵。
刚铺好了床，老张又变戏耍样地递给我一杯热水，拿出两块月饼，塞到我手里，坐在床沿上告诉我：“快吃哩，杏花楼的月饼，老上海最有名的，快中秋了，你还没吃过地道的上海月饼吧”他拿眼望窗上的半圆的月。他是故意没有说成“你还没吃晚饭”的吗？在他那粗糙的手，满皱的面下，还有一颗这样细的心吗？
1951年的上海，秋天很凉，然而我一直暖着，这样的关怀和人与人的友爱让我倍感温暖。
我一直在那间收发室住了三个月，才有能力自己租间小屋。
头一年里，我学会了自己做饭。现在烧的一手好菜，可当时是从清水素面做起。我没多余的钱去吃饭馆。自从我租了小屋之后，我就学着自做自吃，学着买米买菜。“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话是真理。
我总是在前一天的晚上做饭的，带菜一起烧好，第二天早上匆忙吃完了早饭就要往报社赶，午饭是装在铁饭盒里带去报馆的。可我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是吃冷饭的，报馆里的人中午没有热饭的场所，我只能悄悄吃冷饭，我不想给其他人添麻烦，并且我又非常好强。如果我能上调上海，却不能在大上海生活下去，那岂不贻笑大方？
后来我发现卫生间的热手吹风是一直开着的，上面很烫，如果我把饭盒放在那上面，一个上午足够使我吃上温热的午饭。这个热手吹风是解放前的，当时这里是一个公馆，所以有很多遗留下来的奢华痕迹，比如正厅里的吊灯，楼梯上的高档地毯，镂空家具等等。其余一切都只满足人视觉的愉快，而这台开关失灵的热手吹风却能实实在在帮我的大忙！
我设法在那上边安了一个布帘，把饭盒放在上面可以用布帘挡住。每天中午我都像贼一样趁没人时遛进卫生间，取走我的午饭，匆匆吃完。
我的手艺慢慢有点进步，偶尔也把好吃的送写给门卫老张。老张对吃要求不高，只要我去，他已经很高兴了。但他见过世面，上海什么名吃没吃过？月饼吃杏花楼，奶油蛋糕吃新雅，小龙包要梅龙镇，就连给孙儿孙女买的糖，也指定要大白兔。我只能在自认为手艺炉火纯青时才敢在傍晚敲他的门。
白天的时间一例是紧张的工作，我没有午休，我也没有指定的下班时间。52年53年时全国上下人人都在加班，那是一股什么样的大潮呵，席卷每个人，多做工作，多做贡献的思想渗透到人们的骨头里，恨不得分身有术，一分钟掰成两半用。工厂的烟囱一直到晚都冒烟的。我经常去采访先进工作者，他们真就是以厂为家，除过在家吃早中晚饭，和睡六小时的觉外，他们都在干着、干着、干着。我工作的同时，也被这样全民奋发的尽头鼓舞着。
克非曾来上海一次，是公差，他抽了一个下午来报馆看我。我们都成熟了许多，调笑中倍觉亲密，我与他毕竟如兄如弟地提携到今天。他那时在成都一家工厂做技术顾问，也忙的很，又屡次想放下技术工作去作一名工人——劳动最光荣！他给我讲他很感激执政党能这样礼遇他这个地主的儿子。
克非在少年时的志向是作一名小生，他的京剧唱的字正腔圆。但是张老太爷在听到他无意中谈起时，大喝一声：“做啥子呦！你这个娃儿，收起痴心！给我老老实实读书喽。你去做戏子？看我打断你的腿。”从此克非就真的再没唱过了。但偶尔私下他还会偷偷叹两声气。我再没听他说起下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告诉我老家的地已经尽收没了，二老还住在乡下，老太太的身体自从那次梆客来后，一直没好起来，刘大娘翻了身了， 但还念念不忘老主人的恩德，刘大娘真是好人，依旧照料他二老生活起居，也种点子地，辛苦了许多。我赶紧说张家也是好人，要不那有我们娘俩的人天，他摇摇头说我们是地主啊。又接着讲，他们兄弟三人月月给二老寄钱回去，淑珍和赵先生要结婚了，会回崇州来的。
也就是那晚，我知道大少爷克杰根本没回崇州陪老人们长住，他们俗事缠身，也只能偶尔回乡探视。我那明理的母亲呦！她不惜以谎相瞒，也不忍让我放弃志向。如果那年我真的回乡务弄，也许一生都不会有机会来到上海。
送走克非后，我迫切地想回崇州看望我母亲，看望张家二老。但现实不允许。我夜晚被分配去一个干部学校任教。我已经能够是站在讲台上的人了。
解放后，许多领导岗位是由骑马打江山的军人们担任，可他们文化层次较低，不能胜任，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开设夜校、读书班，恶补文化上的欠缺。我作梦也没想到自己有站在讲台上的一天。可我毕竟站上来了，被叫做“刘老师”甚至有人年纪比我大的多，还恭恭敬敬地以师呼之。
如此忙碌，我哪有时间回乡看望母亲？！加上年轻气胜，一心想干翻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再还乡。于是这件事一搁再搁。
那两年睡的最少，我有时一天只睡三个小时。我要跑新闻，又要在夜校上课，同时每晚还要在夜里读几页书没—我夜读书的习惯从养成后，总是再忙再累，我每天也要读几页书。可那两年却身体好，精神的力量支撑住身体，都没生病，从早到晚活力充沛的。我就是那是学会上海方言，由于我的学生天南地北的都有，我也听到了中国各地的方言，但是，还是崇州的乡音最美，那歌唱样的调子哦！
我再次听到崇州人的家乡话是在我离开家十年后的一个夏天。当我再次返回成都，取道重庆回到崇州时，我像任何一个远游的游子一样，望着一草一木都能生发出难以平静的感情。可以说，我离乡的十年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疲于奔命的生活使我甚至无暇用多的时间来体味乡思之情。有的人会在异地他乡，在夜晚的灯下或在黄昏的雨中，把家乡、往事放在心里成百上千遍咀嚼，从年华暗度中拣出一脉乡愁，每晚，就枕着这样的乡愁入梦，乡愁像根长长的丝线，一直缠在游子心上，任离家千里万里，这根丝只会因年久而越系越牢。其实，有故乡可思的人并不算不幸，最不幸的是没有故乡可思，明知道客居异地，但心中连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不曾见过，并不曾知道家乡的风习，那种思与想，又有几人能体会呢？！所以，无论和这两种人中的哪种相比，我都是幸福的。可以说，我这十年中不停的挣扎与拼搏，湮没了我的闲愁与别绪才在积淀之后在心中泛滥开来。
乡音是动听的，家里的井水是干醇的，豆花是久已渴盼的吃食，辣子也是思量了数年的。张家二老身体虽然大不如前，但当我推开门看见他们老瘦的残躯时，心里面却想起那两位送我进家塾的老人，那两位待下人和善的主人。不能跪拜，鞠躬也一样的。他们颤巍巍地拉我的手，长吁着气，问这问那。哪里问的完？十年的生活我讲不尽呵！
母亲，我终于又见到了我的母亲，她老了许多，瘦了许错，额上多了岁月的痕迹，想我想出两鬓银霜。我心中多年抹不去离家那天她在雾中依约的身影，十几年啊，一直印在眼前。我终于又见到了她！深深的愧疚母亲呦！你的孩儿早该回来的。你想我？你怪我？
母亲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抚摩我的面颊，她笑着，我却泪下无言。母亲好比一根弱柳，千回百转还坚韧，没有如此的坚韧，那颗心怎受的了3000多天的煎熬？！
当我离开后又回来，我才明白“还乡”这两个字有多重！
这次回家的由头是由淑珍提起的：她终于和赵梓印先生订浑了。他们未经老人们同意就订婚了。这次回乡举行婚仪。他二人早在5月末就来了崇州。
其实淑珍在上完家塾，张老太爷就为她选好了乘龙快婿。那少年也是一位地主的长子，英俊、古雅，去新学读过书，要在城里经商，被他爹骂的狗血喷头，自此一经提“商”字，便一阵拐杖。这家姓肖。肖家与张家结了秦晋之好后，肖少爷也收心许多。
就在此时，淑珍被克非带到了女子师范读书，老太太宽容女儿，答应婚期延后。可他们再没想到，淑珍的心早已有所属了，赵先生也在成都，淑珍自入了川大，他二人往来密切。克非与赵先生是好友，深知其品行为人，及见淑珍与他情投意合，还有力成二人之好。张家二老虽然心里着急，却不见女儿回来，只得一拖再拖，哪里知道还有这样一段公案！
张老太爷和张老太太只旧式的地主，他们早在克杰克儒十八九岁上就给他们完婚了。这两个儿子在此事上倒听了他们的安排，只是婚后二人都抛下娇妻去城市读书、经商。二位老人不想横加干涉，只让他们接走了妻子“儿孙自有儿孙福”经商就经商吧。头几年倒经营有术，二老心内也喜欢，只不便表面上说。
三子克非的婚事也早定好，娶本乡一位小姐。但克非是自川大毕业便坚决不允，解放后又不提倡包办的婚姻，二老无奈，也只得作罢。淑珍的婚事也一并搁下。
可万万没料到淑珍竟自己带回了一位青年。张家二老实在接受不了，几欲断绝父女关系。在乡邻劝说和我母亲的周旋下，才算勉强让淑珍进了家门，那赵梓印是断断不见了的。
然而父母毕竟是爱女儿的，女儿就算犯了天大的错，作父母的也不会减少一丝的爱，这是天性，也是德行。淑珍的婚礼在一片热闹中完成了。
我最佩服淑珍这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的勇气与胆识。读书、教书、选婿，她一步步走的虽艰辛，但也充满传奇色彩。淑珍的婚礼就是她人生轨迹的最好体现——在新旧交织中寻找个性发展与自由。那天下午，淑珍和梓印邀请了约三十几位亲朋好友，在张家二老的小院中宴请宾朋，算是合他们心意的完婚仪式。淑珍那天穿一件淡粉色裙衫，头发烫成了波浪状。1956年，在街上看人们衣着只能看见蓝、灰、黑三种颜色，仿佛这个世界只剩下这三种颜色，单调、平板。直到那天下午淑珍出现在小院中，不禁让梓印眼前一亮，也让所有的人心里一亮，有颜色真好。席间桌旁，淑珍和梓印挽手相坐，完全没有扭捏的矫情与繁琐的做作。他们爱的大胆、爱的自由，也要让全世界知道这大胆、这自由。只要是违反他们的人性的，他们都反对，不赞成旧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也反对新时期的那种对家庭、爱情全然不顾的生活态度。我之所以在人生漫长的岁月中都真诚地爱着他们，是因为他们活的实实在在。呵，实实在在，在那样的年代，想这样活着都未尝不是奢求呦！
晚上又有一次婚仪，是旧式的、古质的。女子要穿凤冠霞帔的。其实四川嫁女的风仪极多极细，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慢慢给你细讲，但现在，年轻人，还是让我向你真实地叙述那场夜晚的婚礼。
淑珍换上凤冠霞帔，夫妻二人施大礼。再换珠冠出来，又拜了家里每一个人，按辈分次序行礼，还应拜夫家的人，可梓印的父母早搬到北京没有来，没有主婚人，不便让外界知道，由我母亲带着新娘去拜了父母二老。这场旧式的婚习算是完成了。张家二老把红纸包的赏赐钱放在我手边的托盘上，我端下去给了梓印。我母亲也给了一分赏赐钱，克非端下去托盘，淑珍收了。这样婚礼才万事大吉，宣告完成，淑珍和梓印的夫妻关系才得到家长的认可。淑珍在我母亲的帮助下，摘下沉重而美丽的珠冠，曾问起为什么这劳什子没被政府收没，我母亲回答不上来。这迷人而落后的风俗。
但此次给乡邻们带来震撼最大的，恐怕不是淑珍的婚事，而是当他们终于发现我带回了一个日本女人，而这个女人我是以未婚妻的身份介绍给我的乡党。这个女子叫薰子。
讲我与她的经历要上溯到一年前的冬天。那天冷的很，上海在下雪，雪落到地上，积了起来，竟不化。我下班，从报馆向我租的寓所走去。半路上，忽然想起第二天的编辑是季诚，他在社里是出了名的精益求精，有点吹毛求疵，什么事情他都会弄个水落石出。他的这种性格是很合适作记者的，他可以把要调查的新闻事实弄的清水透亮。去年升作副编辑，对他下属的记者们，容不的半点含糊，当然也容不得半点差错。轮到他当班时，社里每个记者都战战兢兢的。我便又回报馆把我的稿件检查了一遍，连错别字都改正了，才返身回来。
这时天已经全黑了，上海的夜被霓虹灯点缀着，当我为抄近路拐近一条小胡弄时，已经很静了，光线很昏暗。
我发现前边路上有个东西匍匐着，待我走到跟前，发现是个女人，全身裹着棉衣，她略睁开眼睛，嘴里喃喃地说些我听不清的话，眼角垂着，脸发红，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烫的。我看了她一眼，就用手搀扶着她站起来，所幸她还能走。那里离我的寓所不远，而离医院还很远，我想还是先把她带到我的住处，安顿一下吧，她这个样子，也许走不到医院了。
我把她安顿在床上，就去给她冲了一剂板蓝根，又给她敷上冷巾，盖上被子。她的衣服不是很湿，我推测她刚倒在路上没多久就被我发现，我没有动她的衣服和头巾。
那天晚上她一直在说着胡乱的话，我在地板上胡乱将就了一宿。
早上的时候这女人醒了，挣扎着坐起来，冷冷地望着我。我尽量使自己看上去可以信赖，而作到这点并不困难。实话说，我年青的时候，相貌还是蛮英俊的。不过这女人的眼神慢慢缓和了。我又冲了一碗板蓝根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我煮好稀饭，给她盛了一碗，她捧着碗狼吞虎咽，我又给她盛了一碗，她才吃的斯文点了。
我着急上班，但看她样子，似乎还很虚弱，我想央邻居帮助照看她，但她一听说，便惶恐地摇头。她见我有点为难，便起身要走。她一步三摇，要不是我扶住她，早就栽倒了，看来她的体力还未复元，精神也不好，眼睛没神。我很同情，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女人独自出去？说不定她又会倒在大街上。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世界大同，那么从我作起救助也个同胞、姊妹、阶级兄弟也是无可厚非的。我把钥匙留给她，嘱咐她多休息，就上班去了。
季诚因我迟到早已有了火气，可我那天完成我采访任务，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才就此作罢。
回到寓所，那女人正和衣躺在床上没，却马上警醒地坐起来。我做好了晚饭，端给她吃，又给她冲药。晚上我还睡在地板上。
这样三天后，我下班回寓所时，见她在做饭，吃了一惊。我眼前的是二十来岁的女孩，身材苗条，看来体力还好，饭做的也很熟练。这两天她一直被棉衣包裹着，头巾都没解，所以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臃肿的上了点岁数的女人，没想到是这么个年纪。她见我略点了一下头，示意我不用操心，休息去。
那天晚上，她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阿里噶斗古杂一麻丝”我听得懂这是“谢谢”她是日本人！
夜里我辗转反侧，日本人，着对当时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血、火、刺眼的刀光我没有身历抗战，但在这几年的工作中越加了解到历史中的残酷。可眼前这只是一个病未全愈的姑娘，她的汉语讲的满好，如果她不说日语，我不会发现她的身份，她也许知道这样作的结果？我能把一个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拒之门外？良心过不去！
第二天，这个日本女子给我讲了她的身世：她才22岁。4岁时随当军医的父亲来中国，曾在东北驻地做了3年，她说她并不知道她的父亲在东北做什么工作，但 我却听着毛骨悚然。后来她的父亲申请随军，就一路南下。1945年她的母亲病逝了，死的时候炮火连天，她们母女俩人和军医失去了联系，她母亲只是得了破伤风而已，如果有药，不会死。她无处容身，后来和一位中国妇女在浙江石门湾相依为命。她偷偷找了父亲四五年才终于放弃了希望，也许她父亲回国了，也许死了。这位中国妇女是39年被日本人抓去的，撤军时女人们都留了下来。对日本女人来说是死境，对这个中国女人来说则是生路。她同情这个失爹死娘的日本姑娘，带她回乡生活。她帮她保守身世的秘密。这个受过大苦的人是善良的人，她和这个异族女孩子生活了11年，把她当女儿般地养大了。“中国妈妈啊，中国妈妈啊！我苍白贫乏的语言怎么能表达出对你的感激和爱呢？”上月，这位善良的人去世了，她依言来上海找寻她的外亲，可并没找到，饥寒交迫，昏死在路边。
由于她的身世，她不敢轻易相信别人，但几天来我的帮助已让她对我产生了巨大的信任。
我不单清楚她的身世、经历，还明白她现在无家可归。我当然要帮助她，虽然她是个日本女子。我当时在崇州被激发起的民族仇恨已被一种更本真的爱所取代，这是人与人间的关怀。
是的，我决定收留这个无家可归的日本女子。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薰子，养她的中国妈妈姓李，这是她在中国的姓。
薰子不识字，但汉语讲的很好，不会被认出是外国人，我以为她对日本文化也一无所知，但后来我和她开玩笑问到她是不是伊豆人氏时，她竟笑着回答说她虽然叫薰子，可却没有过民间艺人浪漫的经历，也不会敲鼓，我很惊喜她看过书。
我的日文是她教会的，当然我也教她写字。
我很同情这个日本姑娘，她小时离家，甚至不记得故乡是什么样子的，她是个无故乡可思的人。陪伴她童年、少年的是炮火、漂泊不定的生活和近在眼前的生离死别。去国怀乡之思，丧母失父之痛，掺和着李氏妈妈对她的爱与关怀让这为22岁的少女早早成熟了。
幸而以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可以维持两个人的开销。薰子成了我的管家。她帮我整理小小的房间，她作饭烧菜比当然比我作的可口，这也是经门卫老张认可的，他只当我的手艺长进了。薰子感激我收留她，待我极谦恭。当我从上海冬天阴冷的街上回到寓所时，会有一张微笑的脸庞和一间整洁的屋子和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迎接我。我还能再希求什么呢？！“那时候，所有的日常生活对我都那么新鲜”
在我还不自知的时候，我的心中就萌发了一种脉脉温情，像以太的流动，让心田中发散着一片柔和的光芒。
我开始盼望早些回寓所，盼望薰子的眼神和微笑，我开始珍惜和她共同度过的分分秒秒，回家是让我欢喜的事情。其实我还住那间小小的寓所，还每天把午饭热在电热手吹风上，还是要拮据地挤钱去买书买再买米，照常每月给母亲汇钱回乡下。可是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似乎有了其他的色彩。
可以说，我并不懂得什么叫作爱，也不懂得什么叫作被爱。我那颗少年时蒙昧、青年时劳碌的心灵没有接触过如此柔缓的东西。我也不懂如何去表达这种由衷生发的感情。纵然我读过许多书，看过最经典与感人的爱的誓言，然而及到自身亲历，我却还手足无措。
然而，我却清楚的感觉到，我对于薰子的爱，不是马吕斯和苛塞特那种迷惘的天堂般的陶醉，而是更平和、更生活化的情感，渗透在日常起居的琐事之中。后来薰子曾向我说起，她觉得我好比她的父亲、丈夫、兄弟，有朋友般的礼节，有情人般的关怀。对我来说，她有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从心底里赞美她柔顺的黑发、她深澈的双眸，但更让我心动的是她微笑的神情、她勤勉的作风。这个女子和我是可以生活在一起的，事实用它本身证明了这个真理。
同时使我高兴的是，薰子也愈来愈依恋我了。
她每天为我整理房间，帮我洗衬衫，给我烧好饭菜，像妻子一样细心关怀；像妹妹一样温柔忠诚。
初恋，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你可以忘记曾有过多少次感情经历，可能忘记任何其他情人，但你决不会忘记你的初次恋爱。这个感受年轻人不会体察，只有像我这样的老人，才会真切实在地于回顾中印证这句话的准确与真实。那是人的心灵头一次接受并给予爱的历程，是心向更美好境界攀升的质变，一切都是朦胧的，但由于青春的纯净，一切都会变的更加美好，初恋的感觉仿佛把一个从小患眼疾看不见世界的人治愈，让他一下子看到光明，世界从此五彩缤纷、万象更新。
可正由于是人生的第一次，青涩与美丽是结合的。我本应该从她给我开门时的眼神中，帮我钉纽扣时的动作里，从她和我讲话的声调中认定她也是喜爱我的，然而我没有。多疑、忧郁这都是伴随初恋的迹象呀！兀自沉思、辗转反侧、唐突不定都是明显的病症。我也一切经历初恋的人一样，也一件不少的患上了。要知道，这样的病是和爱相伴来到的，一个人到90岁，如果还没有恋爱过，那他也许不如一个恋爱的初中生成熟。爱情在没有经历时，是品味不出、言传不明的。在经历了之后也才能在有灵犀的人们之间才可意会。
在经过了最初发现爱的乍惊乍喜和独自侵扰的疑虑重重后，我终于步入了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求之不得的苦恋阶段，正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衣消得人憔悴”我不敢在薰子面前直说，我只有从侧面观察她。可是，被爱情梦住了眼的人，是看不清事实的。我开始痛苦、迷惘，为自己得到她庆幸，也为得不到她的爱而苦恼。矛盾冲击下，我瘦了，精神大不如前。这种心病是无药可治的，也使得每个患者变的机警、焦躁、憔悴。而这时，薰子似乎也同时变的焦躁与忧郁。我多么希望有人指点一下呢？“我落入爱情就像落入深渊。”我不能对别人诉说，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我即要为薰子保守秘密，同时也要为自己的爱保守秘密。这种初初相恋的感觉像一颗珍珠，由心里的泪水凝成，又小心地掩藏它夺目的光辉。我不会像从前在老家知道的那些少爷们，像对待一个宠物样对待他们的第一位爱人；也不能像张家两位少爷样，用父命难为和责任义务来替代爱与被爱；当然，我也不能拥有罗密欧们和朱丽叶们类似的情感历程，因为我生活在地上，生活严峻地要求我要脚踏实地，在社会中我曾起伏动荡，愈加恳切的希望有安宁的一天。而薰子似乎是这安宁的一部分。她的勇气、坚韧，她的善良、温柔都使她身上散发出浓浓的家的气息，散发出柔和的光线，在我夜归时，让我并不太孤单。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对爱情没有更高的期许，当你们互相以亲人相待，就足够了。纯粹的爱，并不是在任何环境都可以滋长的，要明月清风、小桥流水，要油壁青骢、金风玉露；还要有两颗足够敏感的心，在丝丝屡屡中，细细地细细地去品味；要有红袖添香的美，有描花试手的笑。可所有这些，在我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是日本人，因为我工作忙碌，因为我们还很清贫，因为一切都不能给人知道。
可我要多么感谢上苍，我还是从这样默默的生活中超脱出来了，有一种神圣的感情把我的心从每天重复的生活中提升起来。这样一个女子，她活生生来到我的世界，给我温暖，给我爱情。
我独自思量，从早到晚，没有一刻心里没有她。走路时，她仿佛就在我身边，望天能看见她的笑，写稿是，她好象就在身后，手里为我端一杯酽茶。爱在没有剖白之前是耀眼的，在没有表达之前是枯涩的。
让我脱离这分由爱而声的痛苦的是一件很偶然的事件，而当我脱离了这中苦恼，另一个更大的威胁又接踵而来。
薰子常常为我买菜，出门走动时，以我的远房表妹自称，倒也和邻里相安无事。然而偏偏事有奇巧，季诚的姑母住在里我寓所与远的地方，有时早晚上下班我会遇见她，点头之交。这位姑母认识薰子，许是她言与琐碎时告诉季诚的。季编辑在报馆向我提及此事，我只是表面镇定的含糊其辞。
我不敢让薰子出门了，一连几天我俩提心吊胆。然而这更使人疑心，季姑母曾在偶遇时问起小李，我谎说生病在床，她说一个女孩子，你又不会照料，不如送她回乡吧，不然她可以先帮助照料，我连忙说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谢谢你。回去把这话告诉薰子，她什么也没说。过几日又照旧去买菜上街。
然而，我俩都日益艰难地面临现实。每逢季编辑当班，我都尤其紧张，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更害怕他这位明察秋毫的人会在什么时候终于发现我们的不可告人的纯洁。
有一种病是精神极度紧张而引起的，是长期的焦虑所致。这之后的那个夏天，薰子渐渐地衰弱了，那个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姑娘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寡言少语的可怜人。啊，如果我当时再年长几岁，如果我再有些经验该多好，那样我就会明白，我对她爱的表示，会使她减少一点这样的痛苦。我说过，初恋是青涩与美丽结合的，而我们品尝的多是青涩与甘苦。
一日下班，回到寓所，我发现门虚掩着没关，一篮菜放在脚边地上，桌上是做好的饭菜，床上却是整理了的行包，薰子面朝窗背对着我。她显然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但我却从她抖动的双肩上看出她情绪的激动。过了好一会儿，她使自己平静下来，一只手扶着窗棱，那只手很纤细。我听见她念出森川竹蹊的望汉月“明月明月明月，今夜一轮清彻。侯虫心里易惊秋，鸣向新凉时节。暗愁千万绪，独自倚栏消歇。天上团圆镇如许，怎偏照人间离别明月明月明月”天啊！她也在爱着我，我意识到这的同时，也突然明白了她憔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她舍不得离开的这个人会因她的存在而招致祸患。强烈的悲哀与巨大的感情冲击使我不分悲喜了，我像被雷击一样站在门口。直到我望见薰子由于悲伤过度不能自持，慢慢从窗边滑倒，在她倒地的一刹那，我警醒了，冲上去，扶住她，抱起来，看她的泪眼婆娑。那是我第一次拉住她的双手，第一次长久地凝视她姣好的面容。
我们的爱情，没有情悄悄的婉约，也没有激烈的信誓旦旦。我想，她从我眼睛中看到的比她听我说的还要多。我只是告诉她，我要照顾她，保护她，要她一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否则，我会很痛苦。当时的我，怎么能预测生活将会给我带来多么巨大的痛苦呢？其实我说的第一句话很平白，没有一点浪漫色彩：你不要走，我决定要和你生活在一起！薰子那痛苦中放射出惊喜之光的眼神，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就这样，我由恩人变成了爱人。我们之间更加和谐了。心灵的融通与真诚的关怀让我俩都有了勇气，也让我们生出许多智慧。面对季姑母，她也能应答自如了。爱情的力量有多伟大我实在说不清，但她的面色又红润了。
秋天的时候我接到克非的家信，让我回乡参加淑珍的婚礼，我向报馆请了假，带着薰子离开了上海，也让我俩暂时松一口气。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母亲、张家二老是无论如何不接受薰子的。除了克非、淑珍外，乡里人对薰子全都另眼相看。克杰克儒倒好开通。可这件时却又成了我一件放不下心的大事。我和薰子的爱情不会被接受。
你明白，家庭的支持，亲人们的认可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吗？在外有了困难，受了挫折，如果有一个支持你的家庭，那么这人会曾强信心，更有毅力。然而，我在这件事上获得不了母亲的认同。
离开崇州的时候是十月末十一月初了。那天下小雨，我辞了张家二老，他们还是亲爱我这个“下人的孩子”的。实话说，那时这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完全靠我母亲照应，而当时，我母亲的政治身份比他们要好上许多。这两位善良的老人只希望我能够平安和幸福地生活，在他们看来，是否遵循先古的遗风和上世的习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世界的变化使他们改变了许多积习。拿他们的话说，就是能安宁的生活下去，是最好的事情了。他们担心这个日本女人会给我的未来带来无限的隐患。善良的老人啊！我的母亲同样对我担忧，她同情薰子，但每个母亲都是自私的，她更爱惜我。
当我们辞别三位老人回上海时，心情是更沉重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见张家二老的最后一面。
我和薰子并没因这些善良人的不太善良的意见而分开。我们依就相爱恋着。但除了心灵上更加接近，我们“发乎情，止乎礼义”我已经不在地上睡了，把老张的就行军床借来用了，这张床曾在我最困窘的时候陪伴了我三个多月，给我容身之榻。
第二年春天，我从季编辑那里收到母亲写来的一封家信，告诉我张老太太由于感冒引起的大病，谢世了。当时我和薰子所处的境遇十分险恶，不能回乡，季编辑是我们的一切恐怖的根源。尤其是我，我深知这样一个有蛇一样敏感的新闻从业者会给我们带来毁灭。所幸，后来，他的心情有段十分好：他不是党内人士，当时正号召非党人士向政府提意见建议，他被请去，其书面意见被某领导重视、采纳，这对于他这位向政治靠拢的副编辑来说，无疑是事业上和政治生涯中可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