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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至少存在着三种学术语式，一是五四前后的学人借西学与中学对比（阐释国学或反对国学等）而形成的新传统，如钱钟书的管锥编，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薛涌新作学而时习之，这应该是最重要的语式；二是固守传统学术自己的言说之路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的红楼研究当属第一种情况），此种情况少见，因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以来”（陈独秀语），学术之理念等都至少是部分的几乎无可避免地西化了；三是革命思维下马列独统的历史唯物的意识形态路线——特别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这是最主要的一种语式，曾发展为文革期间独领风骚的“社论”语式。新世纪来，娱乐时代游戏原则下形成了与前三者均不同的大众学术语式，如易中天的说三国，于丹的论语心得，以不同方式（趣说历史、妙语经典）抚慰现实中没了心智人们。
本文考察不同学者对孔子的言说，实想说明语式乃思式决定，而学术思式，又当受到学术环境的制约。而选择孔子，是因为自汉代以来，孔子思想在中国一直是国家的主流思想。从汉高祖祭孔，汉武帝独尊儒术，到历代帝王为孔子的加封，儒家已“成了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古代中国文化讲义，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p53），而孔子作为当仁不让的教主，已然由人成了神。套用萨义德言说东方学的名言：孔子已然是一种话语。其间时有墨子、庄子、王充、嵇康、李贽等人的讥孔、疑孔或者非孔、罪孔，但孔子的根基丝毫未动。
以第一种语式言说论语和孔子的书当然不少。在这些书里，孔子或成为苏格拉底式的哲人，或成为阻碍文明进步的复古派等。薛涌就主张儒家传统和宪政衔接，还提出传统要经过“西化”才能复兴，所以他结合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来讲解孔子。以此种语式演绎孔子，实际上将孔子当成了一个表达的道具或者靶子——孔子的地位足堪此重任，孔子自身的形象倒在其次，而借以透露的观点才是最为重要。
第二种语式，杨伯峻等人的译注可为代表。但是孔子也就肢解在注解里，孔子的形象也就是零碎的。唯台湾钱穆在“综合司马迁以下各家考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的宏伟气魄下，写出孔子传（三联2005年）。全书考证为主，传记其次，是为在众多史料中去伪存真，熔铸一家之言，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孔子。此书延续宋元明清以来考据学统（所幸此书未被卷入当时——1974年——大陆正如火如荼的政治风暴），颇见学术功力。五四有着反传统的一面，但要看到也有着许多五四的知识分子在维护传统。台湾虽为孤岛，但五四以来的学术传承未断；政治环境也还能让一流学者经营学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保守派，其思式的表现便是其继承的考据学统下平和中庸的语言；孔子的形象已经立体化了，成为一个教育家、政治家，但由于考据的力量（或者说野心）太大，钱穆将孔子真实的努力也仅停留在资料的真实上，孔子最多躺在这明晰、条理的一叠资料中而成为了一堆资料。
与此同时（1974年），大陆由于批林批孔，出版了论语批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华书局1974年）。此书可谓当时流行的学术语言政治化的极致，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失语”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写老乡骂人：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这就是政治话语渗透后人们的某种“失语”；而当时不仅人们生活“失语”学术研究也濒临甚至“失语”五四时期，中国当时许多一流学者力主西化，以“打倒孔家店”为幌子反对儒家和封建传统。这种自行与传统断裂的现代意识，加上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用，延安整风的统一，于文革中终至顶峰。论语批注便是批孔而至于妖魔孔子并借以讨伐政敌的登峰造极之作。此书运用马列教条，将孔子从圣坛的地位推倒并踩于脚下——孔子成了孔老二，奴隶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成了“不齿与人类的狗屎堆”变成了非人。论语批注一书更是“社论式”语式的典范，充满了当时流行的“党语言”词汇，诸如“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打倒”“推翻”等，反映的当是一种一元极端思维，语言暴力反映的是暴力革命冲动。这是第三种语式强化的结果。
新世纪以来，有李零教授的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堪称又一本有气魄的言说孔子的书，它强调“我读”即用“我的眼光”写成，力求还原孔子非圣乃人的真实面貌，这实际上是在与千百年来强大的主流思想——包括无限制的尊孔和反孔中被蒙蔽的论语和孔子做一次清理。作为四五一代学人，作者的理想主义激情仍呼应着八十年代的流风余韵。此书与纯学术考证方式下将孔子扁平化的方式背道而驰，是对文革思维下用“党语言”的“社论”语式的言说孔子的彻底反动，同时，也是对21世纪以来学术越来越庸俗化和娱乐化的倾向的一次拨正。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钱著乃五四一代中的守护国粹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一次深情梳理，论语批注乃文革思维下对传统的不屑一顾甚至妄加破坏，李零的作品便是四五学人对文革后复古狂潮一次清醒的盘点。此书不同于本文开篇列出的四种言说方式，而是基于陈寅恪所谓的“同情之了解”上的言说，不牵强附会，也不为尊者讳，而是用心去与孔子交流。这样读出来的孔子——李零认为是一个失意的知识分子——便可亲可感，从书本走进了他和我们生活的舞台上。
2008-7-17
20世纪以来，至少存在着三种学术语式，一是五四前后的学人借西学与中学对比（阐释国学或反对国学等）而形成的新传统，如钱钟书的管锥编，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薛涌新作学而时习之，这应该是最重要的语式；二是固守传统学术自己的言说之路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的红楼研究当属第一种情况），此种情况少见，因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以来”（陈独秀语），学术之理念等都至少是部分的几乎无可避免地西化了；三是革命思维下马列独统的历史唯物的意识形态路线——特别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这是最主要的一种语式，曾发展为文革期间独领风骚的“社论”语式。新世纪来，娱乐时代游戏原则下形成了与前三者均不同的大众学术语式，如易中天的说三国，于丹的论语心得，以不同方式（趣说历史、妙语经典）抚慰现实中没了心智人们。
本文考察不同学者对孔子的言说，实想说明语式乃思式决定，而学术思式，又当受到学术环境的制约。而选择孔子，是因为自汉代以来，孔子思想在中国一直是国家的主流思想。从汉高祖祭孔，汉武帝独尊儒术，到历代帝王为孔子的加封，儒家已“成了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古代中国文化讲义，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p53），而孔子作为当仁不让的教主，已然由人成了神。套用萨义德言说东方学的名言：孔子已然是一种话语。其间时有墨子、庄子、王充、嵇康、李贽等人的讥孔、疑孔或者非孔、罪孔，但孔子的根基丝毫未动。
以第一种语式言说论语和孔子的书当然不少。在这些书里，孔子或成为苏格拉底式的哲人，或成为阻碍文明进步的复古派等。薛涌就主张儒家传统和宪政衔接，还提出传统要经过“西化”才能复兴，所以他结合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来讲解孔子。以此种语式演绎孔子，实际上将孔子当成了一个表达的道具或者靶子——孔子的地位足堪此重任，孔子自身的形象倒在其次，而借以透露的观点才是最为重要。
第二种语式，杨伯峻等人的译注可为代表。但是孔子也就肢解在注解里，孔子的形象也就是零碎的。唯台湾钱穆在“综合司马迁以下各家考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的宏伟气魄下，写出孔子传（三联2005年）。全书考证为主，传记其次，是为在众多史料中去伪存真，熔铸一家之言，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孔子。此书延续宋元明清以来考据学统（所幸此书未被卷入当时——1974年——大陆正如火如荼的政治风暴），颇见学术功力。五四有着反传统的一面，但要看到也有着许多五四的知识分子在维护传统。台湾虽为孤岛，但五四以来的学术传承未断；政治环境也还能让一流学者经营学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保守派，其思式的表现便是其继承的考据学统下平和中庸的语言；孔子的形象已经立体化了，成为一个教育家、政治家，但由于考据的力量（或者说野心）太大，钱穆将孔子真实的努力也仅停留在资料的真实上，孔子最多躺在这明晰、条理的一叠资料中而成为了一堆资料。
与此同时（1974年），大陆由于批林批孔，出版了论语批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华书局1974年）。此书可谓当时流行的学术语言政治化的极致，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失语”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写老乡骂人：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这就是政治话语渗透后人们的某种“失语”；而当时不仅人们生活“失语”学术研究也濒临甚至“失语”五四时期，中国当时许多一流学者力主西化，以“打倒孔家店”为幌子反对儒家和封建传统。这种自行与传统断裂的现代意识，加上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用，延安整风的统一，于文革中终至顶峰。论语批注便是批孔而至于妖魔孔子并借以讨伐政敌的登峰造极之作。此书运用马列教条，将孔子从圣坛的地位推倒并踩于脚下——孔子成了孔老二，奴隶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成了“不齿与人类的狗屎堆”变成了非人。论语批注一书更是“社论式”语式的典范，充满了当时流行的“党语言”词汇，诸如“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打倒”“推翻”等，反映的当是一种一元极端思维，语言暴力反映的是暴力革命冲动。这是第三种语式强化的结果。
新世纪以来，有李零教授的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堪称又一本有气魄的言说孔子的书，它强调“我读”即用“我的眼光”写成，力求还原孔子非圣乃人的真实面貌，这实际上是在与千百年来强大的主流思想——包括无限制的尊孔和反孔中被蒙蔽的论语和孔子做一次清理。作为四五一代学人，作者的理想主义激情仍呼应着八十年代的流风余韵。此书与纯学术考证方式下将孔子扁平化的方式背道而驰，是对文革思维下用“党语言”的“社论”语式的言说孔子的彻底反动，同时，也是对21世纪以来学术越来越庸俗化和娱乐化的倾向的一次拨正。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钱著乃五四一代中的守护国粹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一次深情梳理，论语批注乃文革思维下对传统的不屑一顾甚至妄加破坏，李零的作品便是四五学人对文革后复古狂潮一次清醒的盘点。此书不同于本文开篇列出的四种言说方式，而是基于陈寅恪所谓的“同情之了解”上的言说，不牵强附会，也不为尊者讳，而是用心去与孔子交流。这样读出来的孔子——李零认为是一个失意的知识分子——便可亲可感，从书本走进了他和我们生活的舞台上。
2008-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