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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自己在最初是很喜欢那个青春风采的余杰的，并因之而爱上了摩罗、钱理群等大批他常提及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与当下语境里，都需要这样的余杰：一个敢说（也能说）真话、敢说（也能说）狠话的青年。持久给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带来压抑感的中国政治体制的漏洞前，长期萎靡不振老气横秋的中国文学和思想界瞎搅和的状态下，余杰蕴涵着“火（的热）与冰（的冷）”的“呐喊”与激扬文字很是振奋“铁屋”里的人心（特别是青年人）并且有市场。但余杰终不是这样的余杰，或者说越来越偏离了我所认同的余杰。
余杰标榜自己偏激为文，且“年轻气盛话文章”他的笔芒所及，无人不伤。这样一来，他的锋芒毕露，让作者和我们一起快意于刺中的深度，因而却常常忽视了准不准的问题；也宛如削得太尖的刺容易折断一样，当想完全拔出那刺时已决无可能，它已经断甚而烂在里头，不得不用更厉害的针去挑出，甚至不得不成为对象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不计后果的出击往往只是带出新的伤口而已。或许余杰之志并不是像鲁迅那样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在于只是急于挥出手中的刀射出手里的箭一样。偏激的目光已经完全遮蔽了余杰的思想常识，使他常妄下断语，将狠话当成真话而只说狠话，不顾其他。鲁迅偏激，但是他准确而有效果；王小波偏激，但是他有平等立场下的宽容、自由的维度。余杰喜欢乱扣帽子的文革思维加之没有“罪的自觉”缺少自我剖析，使我觉得他才是“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有一种“冷漠”的态度而不是他批评的王小波。他坦言“杂文和辩证法是死敌”写杂文就应该偏激。虽鲁迅的杂文确如钱理群等人概括的有“偏激性”的特点，并因之而带“攻击性”但是鲁迅多数杂文剥离这些特点后，仍是深刻的，也当然是辩证的；相反，鲁迅一些过分情绪化的杂文，虽然痛快淋漓，极具杀伐气象，但从思想的角度看，无疑是非常失败的。真正的杂文家首先是真正的思想者。所以，余杰对钱穆的辱骂，对余秋雨的质问，对张承志的蔑视，从思想者的角度讲，是不成熟甚至是不道德的。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启蒙者本身，有时也还需要启蒙。
启蒙者将众人看成“蒙”如果缺少一个平民立场，很容易滑向冷漠的深渊。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是有“哀其不幸”的深爱胸怀的。早期的余杰，高高在上，将他人想得太拙劣（往往是道德品质上的），仿佛一个对病人故做惊人语的自以为是的医生。他忘记了自己跟他们是同类，一味血淋淋不仅倒人也倒己之胃口。
所幸者，余杰意识到这一点，他很快转向。他从铁一书开始加上了一些温情文章。在说，还是不说里，他加进了自己的毕业论文畸，在这一论文里，余杰反思了文学史上身世与性格畸零者（包括自己）的命运。但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江郎才尽：在火与冰与铁屋中的呐喊里，他倾倒了蓄积和隐忍太久的激情与力量，这里就不得不拿学术文章凑数；在说一书里，还有不少心灵上遭遇爱情的文字，柔情如水，但与前两本余杰自己定位的“思人”形象大有径庭矣：所不幸者，余杰转向也。我所疑惑者，余杰为何不从思想的广度和准度上下工夫呢？想飞的翅膀一书则已经转为消遣了：以消遣余秋雨来赢得读者的消遣。从书题上看，余杰已经冲出抽屉，准备奋飞了；而想飞未飞，方向未明之故也。在抽屉里的时期，余杰如堂吉诃德一般与一个个假想敌争斗着，还有些精彩的决绝和勇气；如今，面对自由的天空，余杰似乎迷茫了。他偏激得更厉害了，确切地说，他是只顾了偏，偏狭的偏，由此当然不能激浊而扬起浪花，只能是荡起了一堆泡沫。
正如摩罗在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里借俄罗斯作家心中的基督表达爱的光芒一样，余杰在香草山里摘录来了圣经之光。余杰面朝上帝，是否就能成为牧师？余杰在爱情里彻底软化了自己。他想用神与教义来抚慰自己的疲惫，并不忘责备别人“爱与悲悯”的缺失。从刘小枫鼓吹基督、引进神学资源以来，很有一部分文学青年冲动起来。爱、悲悯、信仰这些词汇也大放异彩。余杰的转向当然受此风气影响。但是，奴隶的印记还赫然在目，生存的艰难依旧深重如水火，我们更重要的是担当，是践行，而不是借宗教来批判。仅仅几个缺少民族自信的作家、思想者采取了基督文化的立场，并不能说明大家需要上帝之信仰。余杰借圣经来转向，可以说只是自我改造并想以此改造别人的一个开始。我对这类人保持警惕。
余杰在文体方面也有缺陷。他前期的很多杂文，很有壮怀激烈的文采和力量。可是写来写去，似乎为了凑数，则懒惰起来了，开始喜欢文抄公体文章，故事加感慨，或时事加情绪，原创与洞见少之又少。在压伤的芦苇里一些篇什就是这样（与此类似，摩罗在因幸福而哭泣里开始罗嗦起来，一个故事讲完，文章就完了）。我相信他们不会是为了赚稿费而大段复述别人的故事或抄新闻吧。文章写成这样，只有小学生的水平了。中国今日为文者，似乎成名后都有这种倾向。为了表达一点思想，非得将一段历史敷成传奇（如张鸣），把一点逸事化为哲学（如刘墉）；关注时事的余杰，在评判时事时，把一则新闻演成论文则为其能事。
不仅余杰疲惫了，我读余杰也疲惫了。
2007-5-4
承认自己在最初是很喜欢那个青春风采的余杰的，并因之而爱上了摩罗、钱理群等大批他常提及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与当下语境里，都需要这样的余杰：一个敢说（也能说）真话、敢说（也能说）狠话的青年。持久给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带来压抑感的中国政治体制的漏洞前，长期萎靡不振老气横秋的中国文学和思想界瞎搅和的状态下，余杰蕴涵着“火（的热）与冰（的冷）”的“呐喊”与激扬文字很是振奋“铁屋”里的人心（特别是青年人）并且有市场。但余杰终不是这样的余杰，或者说越来越偏离了我所认同的余杰。
余杰标榜自己偏激为文，且“年轻气盛话文章”他的笔芒所及，无人不伤。这样一来，他的锋芒毕露，让作者和我们一起快意于刺中的深度，因而却常常忽视了准不准的问题；也宛如削得太尖的刺容易折断一样，当想完全拔出那刺时已决无可能，它已经断甚而烂在里头，不得不用更厉害的针去挑出，甚至不得不成为对象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不计后果的出击往往只是带出新的伤口而已。或许余杰之志并不是像鲁迅那样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在于只是急于挥出手中的刀射出手里的箭一样。偏激的目光已经完全遮蔽了余杰的思想常识，使他常妄下断语，将狠话当成真话而只说狠话，不顾其他。鲁迅偏激，但是他准确而有效果；王小波偏激，但是他有平等立场下的宽容、自由的维度。余杰喜欢乱扣帽子的文革思维加之没有“罪的自觉”缺少自我剖析，使我觉得他才是“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有一种“冷漠”的态度而不是他批评的王小波。他坦言“杂文和辩证法是死敌”写杂文就应该偏激。虽鲁迅的杂文确如钱理群等人概括的有“偏激性”的特点，并因之而带“攻击性”但是鲁迅多数杂文剥离这些特点后，仍是深刻的，也当然是辩证的；相反，鲁迅一些过分情绪化的杂文，虽然痛快淋漓，极具杀伐气象，但从思想的角度看，无疑是非常失败的。真正的杂文家首先是真正的思想者。所以，余杰对钱穆的辱骂，对余秋雨的质问，对张承志的蔑视，从思想者的角度讲，是不成熟甚至是不道德的。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启蒙者本身，有时也还需要启蒙。
启蒙者将众人看成“蒙”如果缺少一个平民立场，很容易滑向冷漠的深渊。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是有“哀其不幸”的深爱胸怀的。早期的余杰，高高在上，将他人想得太拙劣（往往是道德品质上的），仿佛一个对病人故做惊人语的自以为是的医生。他忘记了自己跟他们是同类，一味血淋淋不仅倒人也倒己之胃口。
所幸者，余杰意识到这一点，他很快转向。他从铁一书开始加上了一些温情文章。在说，还是不说里，他加进了自己的毕业论文畸，在这一论文里，余杰反思了文学史上身世与性格畸零者（包括自己）的命运。但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江郎才尽：在火与冰与铁屋中的呐喊里，他倾倒了蓄积和隐忍太久的激情与力量，这里就不得不拿学术文章凑数；在说一书里，还有不少心灵上遭遇爱情的文字，柔情如水，但与前两本余杰自己定位的“思人”形象大有径庭矣：所不幸者，余杰转向也。我所疑惑者，余杰为何不从思想的广度和准度上下工夫呢？想飞的翅膀一书则已经转为消遣了：以消遣余秋雨来赢得读者的消遣。从书题上看，余杰已经冲出抽屉，准备奋飞了；而想飞未飞，方向未明之故也。在抽屉里的时期，余杰如堂吉诃德一般与一个个假想敌争斗着，还有些精彩的决绝和勇气；如今，面对自由的天空，余杰似乎迷茫了。他偏激得更厉害了，确切地说，他是只顾了偏，偏狭的偏，由此当然不能激浊而扬起浪花，只能是荡起了一堆泡沫。
正如摩罗在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里借俄罗斯作家心中的基督表达爱的光芒一样，余杰在香草山里摘录来了圣经之光。余杰面朝上帝，是否就能成为牧师？余杰在爱情里彻底软化了自己。他想用神与教义来抚慰自己的疲惫，并不忘责备别人“爱与悲悯”的缺失。从刘小枫鼓吹基督、引进神学资源以来，很有一部分文学青年冲动起来。爱、悲悯、信仰这些词汇也大放异彩。余杰的转向当然受此风气影响。但是，奴隶的印记还赫然在目，生存的艰难依旧深重如水火，我们更重要的是担当，是践行，而不是借宗教来批判。仅仅几个缺少民族自信的作家、思想者采取了基督文化的立场，并不能说明大家需要上帝之信仰。余杰借圣经来转向，可以说只是自我改造并想以此改造别人的一个开始。我对这类人保持警惕。
余杰在文体方面也有缺陷。他前期的很多杂文，很有壮怀激烈的文采和力量。可是写来写去，似乎为了凑数，则懒惰起来了，开始喜欢文抄公体文章，故事加感慨，或时事加情绪，原创与洞见少之又少。在压伤的芦苇里一些篇什就是这样（与此类似，摩罗在因幸福而哭泣里开始罗嗦起来，一个故事讲完，文章就完了）。我相信他们不会是为了赚稿费而大段复述别人的故事或抄新闻吧。文章写成这样，只有小学生的水平了。中国今日为文者，似乎成名后都有这种倾向。为了表达一点思想，非得将一段历史敷成传奇（如张鸣），把一点逸事化为哲学（如刘墉）；关注时事的余杰，在评判时事时，把一则新闻演成论文则为其能事。
不仅余杰疲惫了，我读余杰也疲惫了。
200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