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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二世为人，他会种地吗？
他真不会。
唯一养活的植物是绿萝，就是那种有点水有点土，就能养的绿萝，最后都被他给养死了。
不会种田没关系，大明会种田的如同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这里是将种地刻在了骨子里的中原，即便是在万历年间，举目四望，这天底下，还有比大明人更会种田的人吗？
朱翊钧作为皇帝，他想要种田，组织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农，展开对种植土豆的专项攻坚研究，其实也不是很费钱，大不了把玄武门外的万岁山腾出来，种田就是。
就是那个种着老歪脖子树的万岁山，就是崇祯皇帝在最后时刻，选择自缢的万岁山。
种得了花花草草，自然也种得了土豆。
再不济、再不济，哪怕是专项攻坚研究失败，没有种出土豆来，那大明小皇帝，亲事农桑，也表达出了自己的对农事的关注，没有实际意义，也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能引起大明朝对土豆、番薯，对这种高产农作物的关注，就是大赚特赚。
君有动作，兆亿庶众咸瞻仰，以为则，而行之也。
皇帝稍有动作，天下黎民百姓都看着，都会觉得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小皇帝这是搞得哪出？多少会对土豆、番薯侧目一二，一旦谁种出了二三十石，那就是生民济世的大善事！
李太后有些犹豫，小皇帝刚给她上了弘毅的课，弘，就是心怀天下，若是那罗拱辰没有说谎，真的有亩产二三十石的粮食作物，一旦成了，天下谁还敢说十岁人主不可治天下这等话来？
即便是没成，那至少能说明皇帝有弘毅之心，能获得更多的认可。
李太后想了又想摇头说道：“还是安心向学为好，习武还能说是刺王杀驾案和祖宗之法，毕竟太祖成祖皇帝，都是武功赫赫，现在皇儿种地，真的是不务正业，朝臣群起上谏，届时怕是难以收场。”
李太后并不想多生事端，只希望孩子能够平安长大，顺利接掌大明，也算不负先帝嘱托了。
朱翊钧仍不放弃说道：“朕一定会完成好学业的。”
“不是因为课业。”李太后犹豫了下，还是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详细说了一下，本来李太后直接以威权要求就是，不必解释。
但是刺王杀驾那天，小皇帝因为躲避追杀撞翻了桌椅，一开口就说，不要怪他失仪，让李太后心有戚戚，甚至有些悲伤，这母子到底是如何处到了这个份上？
再约束严格些，不说明白，怕是母子相隙，产生更大的隔阂了。
朝中的大臣们，会不会因为小皇帝亲事农桑而上奏，对小皇帝的言行举止，指指点点？
会，一定会，而且是所有人，就连张居正也有可能会反对。
皇帝是天生的贵人，春天祭祀句芒的时候，象征性的扶一下犁就够了，最重要的是读书，要学习四书五经，要做一个符合他们标准的好皇帝。
大明，礼教森严。
罗拱辰跑断了腿，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要对洋船收税，这税又不是收到他罗拱辰的手里，是给国帑，是给内帑。
月港市舶司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海防同知，光是都饷馆就有三位海防同知，还有都饷内官、澄海县令、福建巡抚、巡按、福建税课司大小主事盯着，罗拱辰收洋船的税，落到自己口袋里的能有多少？
罗拱辰是在给朝廷创收。
就办这件不损害任何大明人利益，给朝廷创收的事儿，朝中都是反对者居多，国之九经修文德以柔远人。
小皇帝居然要亲事农桑，朝臣们一定会上奏言事。
这里面还涉及到了农学和儒学之争。
农学主张“君民共耕”和“收获均分”，君民共耕，就是君王亲自参与农事，而收获均分，意思是所有收获要均匀的分给所有人。
收获均分在先秦的生产力是绝不可能达到的，类似于理想国、大同世界的政治理念。
而君民共耕，这个更是被儒家圣贤——孟子，亲自驳斥过的观点！
《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详细的记录了孟子如何亲自跟农学陈相，辩论君民共耕的问题，以孟子压倒性优势获胜，当然这是儒学的单方面记载，农学早已失去了道统。
这都先秦时代的故事了，大明儒生们，还会拿着先秦时代的争执来争辩明朝的道理吗？
这不是拿着前朝的尚方宝剑，管大明朝的皇帝？
儒学士们，还真的会。
因为儒家是一个极其崇古的学说，儒学士是一个极其崇古的集体，群臣上奏，最喜欢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法三代之上，一张口，就是尧舜禹如何如何，似乎不如此引用一番，就显得自己没学问一样。
皇帝亲自种地，那天下的肉食者们，岂不是人人都要种地？
这打的就是儒家大圣人孟子的脸，打的就是天下儒学生的脸。
君民同耕，大逆不道！
李太后是不懂学问，但是她懂大臣，这些个大臣们没事还想说教一番，更别提有事了。
李太后和陈太后，两宫太后，对腐儒颇为不满，陈太后更是觉得朝中大臣，是拿着儒家那些条条框框约编了一个筐，把皇帝放了进去，大臣不过是借着圣贤二字，约束皇帝。
那些个深受儒家教育的大臣们、势要豪右们、缙绅们，对儒学经典，但凡是有一点恭顺之心，还能置国家不顾，不弘只毅，就知道矢志不移的挖大明的墙角？
李太后语重心长的解释了一番原因，若是皇帝真想做，也可等到长大了，等到了亲政时候再做。
朱翊钧全然了解李太后的担心，点头说道：“孩儿知道了。”
他回到乾清宫内殿寝室之后，既没有读圣贤书，也没有思考晋党之事，而是在思虑着，如何把种植土豆、番薯这件事推行下去。
朱翊钧连收洋船的税都顾不上，全部的心思都在这土豆、番薯之上。
他在短暂权衡之后，就决定一定要走下去，而想要摆脱君民同耕的礼教束缚，这件事的关键先生，不是旁人，正是张居正。
张居正掌控内阁，若是他能够坚定的支持自己亲事农桑，君民同耕，那这件事未必不能成行。
张居正不是个传统的、守旧的、迂腐的、冥顽不明的儒学士，但凡是改革派，都对旧有的制度会产生疑惑，进而想要改良它，施展自己心中的抱负。
事实上这件事无论如何，朱翊钧都不算吃亏，哪怕是最后不能君民... -->>
朱翊钧二世为人，他会种地吗？
他真不会。
唯一养活的植物是绿萝，就是那种有点水有点土，就能养的绿萝，最后都被他给养死了。
不会种田没关系，大明会种田的如同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这里是将种地刻在了骨子里的中原，即便是在万历年间，举目四望，这天底下，还有比大明人更会种田的人吗？
朱翊钧作为皇帝，他想要种田，组织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农，展开对种植土豆的专项攻坚研究，其实也不是很费钱，大不了把玄武门外的万岁山腾出来，种田就是。
就是那个种着老歪脖子树的万岁山，就是崇祯皇帝在最后时刻，选择自缢的万岁山。
种得了花花草草，自然也种得了土豆。
再不济、再不济，哪怕是专项攻坚研究失败，没有种出土豆来，那大明小皇帝，亲事农桑，也表达出了自己的对农事的关注，没有实际意义，也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能引起大明朝对土豆、番薯，对这种高产农作物的关注，就是大赚特赚。
君有动作，兆亿庶众咸瞻仰，以为则，而行之也。
皇帝稍有动作，天下黎民百姓都看着，都会觉得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小皇帝这是搞得哪出？多少会对土豆、番薯侧目一二，一旦谁种出了二三十石，那就是生民济世的大善事！
李太后有些犹豫，小皇帝刚给她上了弘毅的课，弘，就是心怀天下，若是那罗拱辰没有说谎，真的有亩产二三十石的粮食作物，一旦成了，天下谁还敢说十岁人主不可治天下这等话来？
即便是没成，那至少能说明皇帝有弘毅之心，能获得更多的认可。
李太后想了又想摇头说道：“还是安心向学为好，习武还能说是刺王杀驾案和祖宗之法，毕竟太祖成祖皇帝，都是武功赫赫，现在皇儿种地，真的是不务正业，朝臣群起上谏，届时怕是难以收场。”
李太后并不想多生事端，只希望孩子能够平安长大，顺利接掌大明，也算不负先帝嘱托了。
朱翊钧仍不放弃说道：“朕一定会完成好学业的。”
“不是因为课业。”李太后犹豫了下，还是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详细说了一下，本来李太后直接以威权要求就是，不必解释。
但是刺王杀驾那天，小皇帝因为躲避追杀撞翻了桌椅，一开口就说，不要怪他失仪，让李太后心有戚戚，甚至有些悲伤，这母子到底是如何处到了这个份上？
再约束严格些，不说明白，怕是母子相隙，产生更大的隔阂了。
朝中的大臣们，会不会因为小皇帝亲事农桑而上奏，对小皇帝的言行举止，指指点点？
会，一定会，而且是所有人，就连张居正也有可能会反对。
皇帝是天生的贵人，春天祭祀句芒的时候，象征性的扶一下犁就够了，最重要的是读书，要学习四书五经，要做一个符合他们标准的好皇帝。
大明，礼教森严。
罗拱辰跑断了腿，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要对洋船收税，这税又不是收到他罗拱辰的手里，是给国帑，是给内帑。
月港市舶司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海防同知，光是都饷馆就有三位海防同知，还有都饷内官、澄海县令、福建巡抚、巡按、福建税课司大小主事盯着，罗拱辰收洋船的税，落到自己口袋里的能有多少？
罗拱辰是在给朝廷创收。
就办这件不损害任何大明人利益，给朝廷创收的事儿，朝中都是反对者居多，国之九经修文德以柔远人。
小皇帝居然要亲事农桑，朝臣们一定会上奏言事。
这里面还涉及到了农学和儒学之争。
农学主张“君民共耕”和“收获均分”，君民共耕，就是君王亲自参与农事，而收获均分，意思是所有收获要均匀的分给所有人。
收获均分在先秦的生产力是绝不可能达到的，类似于理想国、大同世界的政治理念。
而君民共耕，这个更是被儒家圣贤——孟子，亲自驳斥过的观点！
《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详细的记录了孟子如何亲自跟农学陈相，辩论君民共耕的问题，以孟子压倒性优势获胜，当然这是儒学的单方面记载，农学早已失去了道统。
这都先秦时代的故事了，大明儒生们，还会拿着先秦时代的争执来争辩明朝的道理吗？
这不是拿着前朝的尚方宝剑，管大明朝的皇帝？
儒学士们，还真的会。
因为儒家是一个极其崇古的学说，儒学士是一个极其崇古的集体，群臣上奏，最喜欢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法三代之上，一张口，就是尧舜禹如何如何，似乎不如此引用一番，就显得自己没学问一样。
皇帝亲自种地，那天下的肉食者们，岂不是人人都要种地？
这打的就是儒家大圣人孟子的脸，打的就是天下儒学生的脸。
君民同耕，大逆不道！
李太后是不懂学问，但是她懂大臣，这些个大臣们没事还想说教一番，更别提有事了。
李太后和陈太后，两宫太后，对腐儒颇为不满，陈太后更是觉得朝中大臣，是拿着儒家那些条条框框约编了一个筐，把皇帝放了进去，大臣不过是借着圣贤二字，约束皇帝。
那些个深受儒家教育的大臣们、势要豪右们、缙绅们，对儒学经典，但凡是有一点恭顺之心，还能置国家不顾，不弘只毅，就知道矢志不移的挖大明的墙角？
李太后语重心长的解释了一番原因，若是皇帝真想做，也可等到长大了，等到了亲政时候再做。
朱翊钧全然了解李太后的担心，点头说道：“孩儿知道了。”
他回到乾清宫内殿寝室之后，既没有读圣贤书，也没有思考晋党之事，而是在思虑着，如何把种植土豆、番薯这件事推行下去。
朱翊钧连收洋船的税都顾不上，全部的心思都在这土豆、番薯之上。
他在短暂权衡之后，就决定一定要走下去，而想要摆脱君民同耕的礼教束缚，这件事的关键先生，不是旁人，正是张居正。
张居正掌控内阁，若是他能够坚定的支持自己亲事农桑，君民同耕，那这件事未必不能成行。
张居正不是个传统的、守旧的、迂腐的、冥顽不明的儒学士，但凡是改革派，都对旧有的制度会产生疑惑，进而想要改良它，施展自己心中的抱负。
事实上这件事无论如何，朱翊钧都不算吃亏，哪怕是最后不能君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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