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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照例站班，计醉公又未免有些琐事，所以这知客竟是我一个人当了。幸喜来客无多，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就没有甚么人了。
忙到十二点钟之后，差不多客都到过了。开上饭来，醉公便抬呼升冠升珠，于是大众换过小帽，脱去外褂，法人也脱去白袍。因为人少，只开了一个方桌，我和卜、莫两个各坐了一面，缪、计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忽见他襟头上垂下了一个二寸来长的纸条儿，上头还好象有字，因为近视眼，看不清楚，故意带上眼镜，仔细一看，上头确是有字的，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象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做声。席间谈起来，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使。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饭，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
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道：“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纸条儿，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甚道理？”卜子修愕然，棱了一棱，才笑道：“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道：“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儿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末了还有个甚么四十八两五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省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钉着要问，卜子修道：“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每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用。今天的事，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羔皮的。褂子是个小羔，还可以将就用得，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了，这个天气穿不住。叫他到别处去借罢，他偏又交游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庄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代朋友买的，先要拿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庄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钮绊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甚要紧。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的有暗记，便不敢解下来。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醉公听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会，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稚农要宣付史馆一节，不禁叹道：“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继之道：“你这样说，可当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道：“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么？”继之道：“你只要去检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登耄耋的，你信那一面的好？就举此一端，已可概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津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证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还以为我说得比古人的确。其实极显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正他。”我道：“是一件甚么史事？”继之道：“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纣，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岁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岁；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祀，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六十三岁。请教依那一说的好？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十九年崩，那年才得五十四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反以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五十四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二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版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九十四岁，并无五十四岁之说。据此看来，九十三、九十四，差得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来，他的长子成王，何以又只得十三岁？难道武王八十一岁才生长子的么？你只管拿这个翻来复去的去反复印证，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这还是上古的事。最近的莫如明朝，并且明朝遗老，国初尚不乏人，只一个建文皇帝的踪迹，你从那里去寻得出信史来！再近点的，莫如明末，只一个弘光皇帝，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禄酒’；那时候福王世子，亦已被害了，家散人亡，库藏亦已散失，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便冒起福王来。亦有人说，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辈冒的。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贸贸然推戴他起来，要我们后人瞎议论，瞎猜摩？但是看他童妃一案，始终未曾当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象这么种种的事情，又从那里去寻一个信据？”我道：“据此看来，经史都不能信的了？”继之道：“这又不然。总而言之，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的，总有这个人；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至于那本纪、世家、列传所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讳的，怎么能信呢。譬如陈稚农宣付史馆，将来一定入孝子传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后的人，那就都当他孝子了。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传，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稚农其人呢。”
说话之间，外面有人来请继之去有事。继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儿的事，大家说笑一番。我又道：“这两个人，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见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子安道：“据此说来，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甚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我道。“说是可以，叫我先说那一个呢？”德泉道：
“你爱先说谁就说谁，何必问我们呢。”
我道：“我头一次到杭州，就听得这莫可文的故事。原来他不叫莫可文，叫莫可基。十八岁上便进了学，一直不得中举；保过两回廪，都被革了。他的行为，便不必说了。一向以训蒙为业；但是训蒙不过是个名色，骨子里头，唆揽词讼，鱼肉乡民，大约无所不为的了。到三十岁头上，又死了个老婆，便又借着死老婆为名，硬派人家送奠分，捞了几十吊钱。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可文是可基的嫡堂兄弟。可文的老子，是一个江西候补县丞，候了不知若干年，得着过两次寻常保举；好容易捱得过了班，满指望署缺抓印把子，谁知得了一病，就此呜呼了。可文年纪尚轻，等到三年服满之后，才得二十岁左右，一面娶亲，一面想克承父志，便写信到京城，托人代捐了一个巡检，并代办验看，指省江苏，到部领凭。领到之后，便寄到杭州来。谁知可文连一个巡检都消受不起！部凭寄到后，正要商量动身到省禀到，不料得了个急痧症死了。可基是嫡堂哥哥，至亲骨肉无多，不免要过来帮忙，料理丧事。亏得他足智多谋，见景生情，便想出一个法子来，去和弟妇商量说：此刻兄弟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一男半女，弟妇将来的事，我做大伯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如何来得及呢。兄弟捐官的凭照，放在家里，左右是没用的，白糟蹋了；不如拿来给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个把差使，也可以雇家，总比在家里坐蒙馆好上几倍。他弟妇见人已死了，果然留着也没用，又不能抵钱用的，就拿来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马上收拾趁船，到苏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禀到。”
正是：源流虽一派，泾渭竟难分。未知假莫可文禀到之后，尚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
都是照例站班，计醉公又未免有些琐事，所以这知客竟是我一个人当了。幸喜来客无多，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就没有甚么人了。
忙到十二点钟之后，差不多客都到过了。开上饭来，醉公便抬呼升冠升珠，于是大众换过小帽，脱去外褂，法人也脱去白袍。因为人少，只开了一个方桌，我和卜、莫两个各坐了一面，缪、计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忽见他襟头上垂下了一个二寸来长的纸条儿，上头还好象有字，因为近视眼，看不清楚，故意带上眼镜，仔细一看，上头确是有字的，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象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做声。席间谈起来，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使。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饭，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
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道：“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纸条儿，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甚道理？”卜子修愕然，棱了一棱，才笑道：“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道：“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儿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末了还有个甚么四十八两五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省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钉着要问，卜子修道：“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每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用。今天的事，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羔皮的。褂子是个小羔，还可以将就用得，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了，这个天气穿不住。叫他到别处去借罢，他偏又交游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庄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代朋友买的，先要拿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庄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钮绊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甚要紧。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的有暗记，便不敢解下来。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醉公听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会，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稚农要宣付史馆一节，不禁叹道：“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继之道：“你这样说，可当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道：“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么？”继之道：“你只要去检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登耄耋的，你信那一面的好？就举此一端，已可概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津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证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还以为我说得比古人的确。其实极显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正他。”我道：“是一件甚么史事？”继之道：“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纣，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岁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岁；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祀，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六十三岁。请教依那一说的好？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十九年崩，那年才得五十四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反以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五十四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二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版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九十四岁，并无五十四岁之说。据此看来，九十三、九十四，差得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来，他的长子成王，何以又只得十三岁？难道武王八十一岁才生长子的么？你只管拿这个翻来复去的去反复印证，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这还是上古的事。最近的莫如明朝，并且明朝遗老，国初尚不乏人，只一个建文皇帝的踪迹，你从那里去寻得出信史来！再近点的，莫如明末，只一个弘光皇帝，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禄酒’；那时候福王世子，亦已被害了，家散人亡，库藏亦已散失，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便冒起福王来。亦有人说，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辈冒的。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贸贸然推戴他起来，要我们后人瞎议论，瞎猜摩？但是看他童妃一案，始终未曾当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象这么种种的事情，又从那里去寻一个信据？”我道：“据此看来，经史都不能信的了？”继之道：“这又不然。总而言之，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的，总有这个人；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至于那本纪、世家、列传所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讳的，怎么能信呢。譬如陈稚农宣付史馆，将来一定入孝子传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后的人，那就都当他孝子了。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传，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稚农其人呢。”
说话之间，外面有人来请继之去有事。继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儿的事，大家说笑一番。我又道：“这两个人，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见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子安道：“据此说来，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甚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我道。“说是可以，叫我先说那一个呢？”德泉道：
“你爱先说谁就说谁，何必问我们呢。”
我道：“我头一次到杭州，就听得这莫可文的故事。原来他不叫莫可文，叫莫可基。十八岁上便进了学，一直不得中举；保过两回廪，都被革了。他的行为，便不必说了。一向以训蒙为业；但是训蒙不过是个名色，骨子里头，唆揽词讼，鱼肉乡民，大约无所不为的了。到三十岁头上，又死了个老婆，便又借着死老婆为名，硬派人家送奠分，捞了几十吊钱。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可文是可基的嫡堂兄弟。可文的老子，是一个江西候补县丞，候了不知若干年，得着过两次寻常保举；好容易捱得过了班，满指望署缺抓印把子，谁知得了一病，就此呜呼了。可文年纪尚轻，等到三年服满之后，才得二十岁左右，一面娶亲，一面想克承父志，便写信到京城，托人代捐了一个巡检，并代办验看，指省江苏，到部领凭。领到之后，便寄到杭州来。谁知可文连一个巡检都消受不起！部凭寄到后，正要商量动身到省禀到，不料得了个急痧症死了。可基是嫡堂哥哥，至亲骨肉无多，不免要过来帮忙，料理丧事。亏得他足智多谋，见景生情，便想出一个法子来，去和弟妇商量说：此刻兄弟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一男半女，弟妇将来的事，我做大伯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如何来得及呢。兄弟捐官的凭照，放在家里，左右是没用的，白糟蹋了；不如拿来给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个把差使，也可以雇家，总比在家里坐蒙馆好上几倍。他弟妇见人已死了，果然留着也没用，又不能抵钱用的，就拿来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马上收拾趁船，到苏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禀到。”
正是：源流虽一派，泾渭竟难分。未知假莫可文禀到之后，尚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