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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上）
我们那天的对话仅止于此。相信我不会写错任何一个字，因为我跟丹尼海格第一次的对话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了无数遍。
当然第二天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
苏菲下午才到，化妆师帮她弄头发，美容师为她做指甲。她在镜子里面看着我，然后对所有人说：“一起工作一个月了，你们还不认识她吧？我也不认识。对了，您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法国名字。我是中国人，我姓齐。”我也在镜子里面看着她。
“您是学生？”
真是奇妙，她忽然就对我这个人好奇起来，我还是我，是什么东西吸引了她？
“学生，在这里做暑期工。”
我的手里是装订着她在这一出戏里所有唱词和乐谱的文件夹，我下意识的把它竖起来拿在胸前，好像保护自己的一块盾牌。
“您跟剧团的合同，签了什么样的条件？”她问“薪水是多少？”
“周薪300欧元，”我说“直到九月份，一共13周，3900欧元。”
“那听上去不错，”苏菲挑一挑眉毛，手从美容师那里抽出来，向旁边一摆，她的私人助理将支票夹放在她的手上。
我盯着她的一举一动，盯着她在一张支票上填写数字，签上名字，然后“嚓”的一声撕下来，向我抖动一下：“这是5000欧元，您拿着它，去西班牙玩一圈，新学期还早着呢，别把暑假浪费在这里。”
原来她是要解雇我了。
我有点不大明白，但是我的自尊告诉我，原因不问也罢。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走过去，从她的手中抽取那个小旗帜一样的支票，第一下她没有给我，第二下才抽出来，她拿起梳妆台上昨天收到的那精美的瓶子喝了一口水，然后看着我微笑。过程只有几秒钟，世间脸色不过如此。
我把那张支票拿在手上，慢慢展开。我没有抬头，对信手便支付了5000欧元的女演员说：“我是个外国人，对每个不太熟悉的词语都很敏感，您说‘浪费’，我在这里不是浪费时间，我想要工作，赚些钱来支付下学期的学费。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个演一个笑话给您看。”
我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把支票撕得粉碎然后扔在她的脸上，我只是把它放在那漂亮的水瓶子旁边。
我转个身离开苏菲女士那装着六面巨大的菱形镜子的化妆间，我的脑袋里很乱，但是我得忘记这在我眼前一闪而过的5000欧元。我得赶快筹措到下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得赶快找到另一份工来打，或者，我给国内的母亲打一个电话。
算上六个小时的时差，我的这个电话打过去，她那边不到晚上十点钟。电话铃响了五声被接起来，我的运气不错，是我母亲本人。
我说：“我需要一些钱，你能不能打一些到我上次的帐号上来？”
她略微沉吟：“要多少？”
“我还需要一万块欧元。”
“我一时没有那么多。”她说“不过我尽量，我尽量给你凑。”
我说“谢谢”没有马上放下电话，她在那边说：“过得好不好？”
都是客套，如果我过得好，会给她打电话讨要学费吗？
我说：“还不错，室友昨天包了饺子给我吃。”
“常打些电话来才好，我担心你。”
“嗯。”我想一想“我九月份开学。”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那之前，我会筹钱给你。”
我从电话亭里出来，买了两欧元的炸薯条，然后坐在河堤的椅子上。下午四点，山坡上的教堂报整点的钟声传来，我一边吃着今天的这第一份食物一边想，能不能把时间拨快，我的贪心不多，我只想看自己到了明年的夏天还会怎样，是不是仍然为寻找一份学费而愁眉不展。
小多的朋友小裴居然在三天之内又找到了一份在香港餐馆的洗碗工给我，我真有点惊讶了：他又找人教训郑杰，又照顾我和小多的工作，他真的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吗？
小多吸着烟敲我的脑壳：“就你问题多，这么好奇，去给大使馆当间谍吧。”
我抓住她的手：“你吸烟越来越多，干什么啊？你从哪里弄这么多的中国烟来？”
“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往外说。”
“嗯，我不说。”
“小裴是做这个生意的啊，有人从巴黎把烟运到里昂来，他往下卖给不喜欢洋烟的中国人。”
“这不是倒卖苹果，”我说“这是违法的。”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能批评这个神通广大的小裴，我甚至连和他划清界限的骄傲都没有。因为他，我去了这个新介绍的香港餐厅就颇受优待，洗了两天的碗，老板发现我的法语说得蛮清楚，就让我去前面当跑堂。那一个八月的周末，小裴带着小多来我们店里吃饭，见我可以一只手托着三个盘子健步如飞，还跟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留学生。
当然留学生不可能都是这样。
总是订八号桌的男孩每个星期都会约会不同的洋妞，他的紫色跑车停在外面，他穿logo很不明显的大名牌的t恤衫，他点菜的时候只说法文，我都要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了，可是他教带来的女孩子字正腔圆的汉语。
老板的女儿在日内瓦学医，每个周末客人多的时候也会开着自己的小车子赶回店里帮忙。她跟我们一样在前面当跑堂，但是毕竟身份不同，她不太与我们说话。有一天我从酒窖里面搬红酒出来，听见她对着电话用法语说：“你不要再说了，这个孩子我自己也会生下来。”
当然也有年轻的中国女子来店里吃饭，她们身边可能有各色的外国人，她们点昂贵的酒和食物，她们有的自在，有的颓废，有的有些洋洋自得的声气，还有的比洋人还洋人。
我在那里耽了余下的整个夏天。到了八月底，老板给我结算了暑期的薪水，我共得欧元2400大块。
中国仍没有汇款来，我下学期的学费仍然毫无着落。
我不能再打一个电话去催促我的母亲了，我于是盘算着要准备怎样的一副说辞给学校，请他们允许我可以先上课，然后稍后缴费。
为这些事情发起愁来，我会整夜的失眠，我在炎热的夜里独自一个人睁着眼睛发呆，汗流浃背。
院子里不知道何时停留了几只流浪的野猫，阿拉伯女人回来的再晚也会学着它们的叫声逗弄两下。她们的声音钻到我的脑袋里来，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愉快的妓女会赚多少钱呢？
第三章（下）
九月份还是到了，栗子树上带刺的果实由青色变成褐色的时节，学校开学了。这个学期有着别样的热闹：两个论坛先后召开，教育部长和数位本校出身的法兰西院士光临，还有旧校友捐资建成的新场馆开幕，学校里到处花团锦簇，欣欣向荣——都是为了庆祝建校200周年。
我但愿这些喜庆的事件让计财部的办事员忽略掉一个尚未缴费的学生我，可是人人各司其职，精英学校的系统毫无纰漏，我被一个亲切的电话叫到国际中心去，接待我的是一位会说中文的老师。
“我们注意到——，”他说“您尚未缴纳这学期的注册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学生在每年的五月能够完成下一个年度所有的注册手续，而您在去年也是在九月份才交纳了全部的费用，所以我在想，您是不是有什么，嗯，程序上的麻烦？如果是这样，您知道的，学校是可以帮助学生申请里昂信贷的助学贷款，您是不是需要我们出具什么手续呢？”
他字斟句酌的汉语还是让我有点费脑筋，但是我还是明白的，他们希望我尽快交学费，催促我可以申请贷款来偿还欠他们的债务。可是，有哪家银行会把钱借给一个19岁的中国女孩呢？
她在中国没有父亲，她在法国没有亲戚和体面的朋友，她住在里昂城里阴暗肮脏的旧城区。
“我没有任何程序上的问题。”我说“只是我的钱还没有到，不过它们会到的，我会尽快交学费。”我说。
“问题9月15日，所有的手续必须在那之前做完，逾期的话当然，我们是不可能将一位优秀的学生请出教室的，但是，小姐，超过9月15日，您将无法在任何一位教授的考试中得到卷纸。”他说。
这位先生姓费雷，意思是“铁铸的”铁先生一直说中文，尽量婉转，但已经足够明白：过了9月15日，再不交费，请我滚蛋。
“我会在那之前交学费的。”我再说道。
从国际中心出来，我穿过种满了热带植物的花房去教学楼等着上下一节课。电话在肩上的书包里嗒嗒的振动，我一只手伸进去掏电话，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忽然一个男孩迎面过来，把打火机伸到我面前，镶着绿琉璃的可爱的小东西被男孩的拇指一拨，青火焰跳动出来，男孩说：“要找火儿，是吗？”
我抬头看看他：“我不吸烟。”
“我知道，”他笑“只是我想找个机会问问你，这学期你给自己怎么排的课表？”
我有些惊讶，看着这位富裕的同学：我们同班了一个学期学习微观经济，他跟我都没有说过几句话，怎么忽然间就对我有了兴趣？我转的下一个脑筋是：要是我陪他睡一觉，他会不会让他爸爸帮我交学费？
“你去哪儿？”我问他，捋了一下头发，我微笑。
“我去罗兰中心听报告。”他说。
“我也正要去。”我说。
“那一起走吧。”他也笑起来，对自己的魅力自信无虞。
我跟在他的后面，眼光越过他的肩膀看花房外九月的阳光洒在茵茵的草坪上，有同学坐在那里看书，无忧无虑的男孩儿女孩儿三两成群。我又流汗了，手心里濡湿一片。我从没有这样跟随一个异性，又怀着一个龌龊而且笨拙的念头。
喜宝是怎样做的？她怎么会灵巧的抓到机会的小辫子？
身边有一群人经过，过了数步，有人在后面喊：“喂！”
法国人说“hello”发成“诶啰”的音，重音长长，落在后面，总有些暧昧的情意在里面。
天作证，这个声音我暗自复习无数遍。
我转过身，丹尼海格在前面，他让同伴先行，自己走过来，在我一臂远的距离。
我恨自己太累，晴天做白日梦。
“你在这儿念书？”他问。
我点点头，没有看他的脸，眼睛盯着他胸前的一枚钮扣和手臂上浅金色的毛发。
“后来我没有再见到你。”他说。
“哪里？”我问。
“歌剧院，苏菲那里。”他说。
“因为我被解雇了。”我说。
“哦”他停一停“难怪。不过，为什么？因为你在她排演的时候睡觉？”
他说这句话，语气轻快又促狭，像在问朋友的女儿：为什么你被罚站？是不是你用爸爸的靴子换牛轧糖吃？
但是事实不是如此。事实是，他爱慕的女人用她的美貌和财富狠狠的羞辱了我。
花房里的阳光太热了，我又要流汗了，只不过这次是在眼睛里。我抽了一下鼻子，抬起头，我看着他蓝色的，湖水一样的眼睛说：“是因为，是因为我跟您说话。”
他看着我，竟一时无言。
我知道自己说话造次，我忽然后悔，我说：“我要走了，我的同学在外面等我呢。”
我离开花房，到了外面，那个男孩一直在等我，他问我：“那是你的朋友？”
我低头走了几步：“不算是，不，不是。”
“你是个特别的女孩子，”他在我后面说，样子挺快活的，他总是那样，眉毛一掀一掀的，漂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活力“他们打赌，看我能不能把约你出来。”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你是为了这个才跟我说话的？”
“别那么敏感，我没有恶意。”他说“再说，你讨人喜欢。暑假的时候，我父亲去中国开会，我随他去了，看见梳辫子的姑娘，这让我想起你。”
我确实敏感，但是我也知道他并无恶意。恶意在我的心上，我刚才在琢磨他的钱。可是现在，当我离开那个种满了热带植物的花房，那种念头荡然皆无，现在他是一个普通的同学，年轻而且富有，这里这样的人很多，这里我是少数派。
我跟丹尼海格再次见面是在三天以后。
他的水厂邀请我的教授带领一些学生去参观。我们清晨在里昂的火车站集合，然后坐一个半小时的火车经过格勒诺布尔前往香贝里。
秋意渐浓，阿尔卑斯群山中的绿树林参差了黄色或红色的叶子，赭红色的大鸟贴着山岭低飞，火车穿过湿漉漉的栈桥和隧道在山谷中蜿蜒前行。
教授走过来对我说：“您上学期的论文写得很好。”
我坐直了身体，向他微微颔首：“还没有谢谢您给我那么高的分数。”
“用功的孩子总是受教授的欢迎。”
他过奖我了，我上课的理念可与别人不一样，我把学费计算到了每一分钟上去，怎敢缺课或不用功呢？
有同学问教授，这位海格先生可是本校的毕业生？
“不是毕业生，”教授说“只是一位慷慨的捐助人，新的网络中心就是他的大手笔
‘海格水’最近声势夺人，你们有没有做好足够的功课？见到丹尼海格，要问他一些什么问题？在他的水厂参观，要发掘些什么门道？”
“怎么做功课？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资料。这个人像是忽然复活的老贵族，他的前半生是在自己的泉眼里度过的吗？”一个男孩开玩笑。
我看着双层车窗外的景色，看着高大辽远的山峦和一闪而过的小瀑布想：他在他的泉水里生活？这听上去似乎不无可能。只是那必定是一泓温暖的泉水，像他的眼睛和声音。
然而我隐秘的情感和向往在那一天几乎落空。
我们乘坐火车抵达香贝里时，一场小雨刚刚路过。海格公司的车子在火车站的门口等我们，带着我们穿过这个水汽氤氲的小城。向东行驶十分钟左右，我终于见到那些雾气的来源：贝尔热湖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出一种暗蓝色，辉映着对面的小猫牙山，水汽从湖面上安静的上升，在墨绿色的山腰上结成大块的云朵，没有钓客，没有船，没有灯火，没有过境的鸟，波涛的声音规律又凝重，重复着千万年来从不曾改变的节奏，他们构成了一幅庄重而肃穆的画面。
车子绕过贝尔热湖，延山路向上，在云层中越走越高，过了1800米的界碑后又平行行驶了两三公里，我们终于抵达了海格水的大本营。
经过四层卫生消毒的步骤，我们这些访客在一位工程师的带领下参观海格水的采集，过滤，渗透消毒，直到瓶装车间。听他们讲述这个整个欧洲最纯净最丰富的水源是怎样被采撷，加工，包装成为行销世界的矿物质水，纯净水，化妆和医疗工业用水的。过程中有人想要拍照，问向导可不可以，他摊开双手，笑容可掬：“海格先生说，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都行。”
我说：“那可以看一看水源地吗？我是说，‘海格水’的泉眼。”
“哦哦，”工程师的脸上做了一个逗趣的表情“这就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那里方圆五十公里被宪兵把守，除了每一代的海格，不可能有人接近。”
“每瓶水买到近四欧元，是同类产品的两杯，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宣传炒作？”——年轻学生们的提问总是有点过于直接，甚至冒失。
工程师先生没有马上回答，他拿出一瓶成品矿物质水，自己打开，喝一口，然后让我们看他手中那装在砂钟一样瓶子里的海格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欧洲最好的——水！水是什么？水是生命，是健康，更好的水就是更强健的身体，更长的寿命，四欧元买到欧洲最好的水，这也可以看作是炒作吗？”
我们在丰富的午餐后被带领参观公司的博物馆，见到每一瓶海格水和每一代海格，最初是一些画像，然后照片由黑白变成了彩色，他们与皇帝和共和国总统合影，真是显赫。但这里并没有丹尼海格的照片。
下午两点左右，参观结束。回去的团队不再像来的时候那样整齐：教授要去拜访一位住在此地的老友；几个同学想要就近再行一个小时去日内瓦度一个周末；我自己落了单，在街上逛一逛，还是买了回里昂的车票。
傍晚时分，又开始下雨了，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个商店，酒吧和烟草咖啡店都纷纷亮起了霓虹灯，灯光在雨水中波散出一重重柔和而模糊的光晕，这个城市忽然在黄昏的细雨中变得童话般可爱。我在一个玩具店门口停下脚步，看里面的仙度瑞拉，王子屈膝，为她试一只水晶鞋。
丹尼海格的车子不知何时停下来。
在橱窗上，他的影子叠在我的身后。
请原谅我的不自量力和忘乎所以吧，若不是寂寞的时候，我与他每一次狭路相逢，我怎会爱他爱得那样？
第四章（上）
我在回里昂的火车上跟他说了一些关于我的琐事。
我来自于一个中国北方的城市，那里的冬天，动辄零下二十六七度，所以有人抱怨里昂冬季寒冷，但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难熬；我在商校里学习贸易，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找到好的工作的专业；我不说英文；我很小就接触过法语，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家化工厂的法语技术翻译；他后来到非洲去工作了，他失踪在那里。
“他在马里工作了两年，中间不曾回家，但是每月都会寄钱回来。他的薪水很高，我得以接受很好的教育，我的母亲总是穿最漂亮的裙子——直到我们再也收不到他的钱了，不仅仅是钱，他音信全无。我母亲等了两年，后来嫁给了别人。
我来里昂三年了，也没有回去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
第三章（上）
我们那天的对话仅止于此。相信我不会写错任何一个字，因为我跟丹尼海格第一次的对话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了无数遍。
当然第二天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
苏菲下午才到，化妆师帮她弄头发，美容师为她做指甲。她在镜子里面看着我，然后对所有人说：“一起工作一个月了，你们还不认识她吧？我也不认识。对了，您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法国名字。我是中国人，我姓齐。”我也在镜子里面看着她。
“您是学生？”
真是奇妙，她忽然就对我这个人好奇起来，我还是我，是什么东西吸引了她？
“学生，在这里做暑期工。”
我的手里是装订着她在这一出戏里所有唱词和乐谱的文件夹，我下意识的把它竖起来拿在胸前，好像保护自己的一块盾牌。
“您跟剧团的合同，签了什么样的条件？”她问“薪水是多少？”
“周薪300欧元，”我说“直到九月份，一共13周，3900欧元。”
“那听上去不错，”苏菲挑一挑眉毛，手从美容师那里抽出来，向旁边一摆，她的私人助理将支票夹放在她的手上。
我盯着她的一举一动，盯着她在一张支票上填写数字，签上名字，然后“嚓”的一声撕下来，向我抖动一下：“这是5000欧元，您拿着它，去西班牙玩一圈，新学期还早着呢，别把暑假浪费在这里。”
原来她是要解雇我了。
我有点不大明白，但是我的自尊告诉我，原因不问也罢。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走过去，从她的手中抽取那个小旗帜一样的支票，第一下她没有给我，第二下才抽出来，她拿起梳妆台上昨天收到的那精美的瓶子喝了一口水，然后看着我微笑。过程只有几秒钟，世间脸色不过如此。
我把那张支票拿在手上，慢慢展开。我没有抬头，对信手便支付了5000欧元的女演员说：“我是个外国人，对每个不太熟悉的词语都很敏感，您说‘浪费’，我在这里不是浪费时间，我想要工作，赚些钱来支付下学期的学费。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个演一个笑话给您看。”
我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把支票撕得粉碎然后扔在她的脸上，我只是把它放在那漂亮的水瓶子旁边。
我转个身离开苏菲女士那装着六面巨大的菱形镜子的化妆间，我的脑袋里很乱，但是我得忘记这在我眼前一闪而过的5000欧元。我得赶快筹措到下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得赶快找到另一份工来打，或者，我给国内的母亲打一个电话。
算上六个小时的时差，我的这个电话打过去，她那边不到晚上十点钟。电话铃响了五声被接起来，我的运气不错，是我母亲本人。
我说：“我需要一些钱，你能不能打一些到我上次的帐号上来？”
她略微沉吟：“要多少？”
“我还需要一万块欧元。”
“我一时没有那么多。”她说“不过我尽量，我尽量给你凑。”
我说“谢谢”没有马上放下电话，她在那边说：“过得好不好？”
都是客套，如果我过得好，会给她打电话讨要学费吗？
我说：“还不错，室友昨天包了饺子给我吃。”
“常打些电话来才好，我担心你。”
“嗯。”我想一想“我九月份开学。”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那之前，我会筹钱给你。”
我从电话亭里出来，买了两欧元的炸薯条，然后坐在河堤的椅子上。下午四点，山坡上的教堂报整点的钟声传来，我一边吃着今天的这第一份食物一边想，能不能把时间拨快，我的贪心不多，我只想看自己到了明年的夏天还会怎样，是不是仍然为寻找一份学费而愁眉不展。
小多的朋友小裴居然在三天之内又找到了一份在香港餐馆的洗碗工给我，我真有点惊讶了：他又找人教训郑杰，又照顾我和小多的工作，他真的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吗？
小多吸着烟敲我的脑壳：“就你问题多，这么好奇，去给大使馆当间谍吧。”
我抓住她的手：“你吸烟越来越多，干什么啊？你从哪里弄这么多的中国烟来？”
“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往外说。”
“嗯，我不说。”
“小裴是做这个生意的啊，有人从巴黎把烟运到里昂来，他往下卖给不喜欢洋烟的中国人。”
“这不是倒卖苹果，”我说“这是违法的。”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能批评这个神通广大的小裴，我甚至连和他划清界限的骄傲都没有。因为他，我去了这个新介绍的香港餐厅就颇受优待，洗了两天的碗，老板发现我的法语说得蛮清楚，就让我去前面当跑堂。那一个八月的周末，小裴带着小多来我们店里吃饭，见我可以一只手托着三个盘子健步如飞，还跟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留学生。
当然留学生不可能都是这样。
总是订八号桌的男孩每个星期都会约会不同的洋妞，他的紫色跑车停在外面，他穿logo很不明显的大名牌的t恤衫，他点菜的时候只说法文，我都要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了，可是他教带来的女孩子字正腔圆的汉语。
老板的女儿在日内瓦学医，每个周末客人多的时候也会开着自己的小车子赶回店里帮忙。她跟我们一样在前面当跑堂，但是毕竟身份不同，她不太与我们说话。有一天我从酒窖里面搬红酒出来，听见她对着电话用法语说：“你不要再说了，这个孩子我自己也会生下来。”
当然也有年轻的中国女子来店里吃饭，她们身边可能有各色的外国人，她们点昂贵的酒和食物，她们有的自在，有的颓废，有的有些洋洋自得的声气，还有的比洋人还洋人。
我在那里耽了余下的整个夏天。到了八月底，老板给我结算了暑期的薪水，我共得欧元2400大块。
中国仍没有汇款来，我下学期的学费仍然毫无着落。
我不能再打一个电话去催促我的母亲了，我于是盘算着要准备怎样的一副说辞给学校，请他们允许我可以先上课，然后稍后缴费。
为这些事情发起愁来，我会整夜的失眠，我在炎热的夜里独自一个人睁着眼睛发呆，汗流浃背。
院子里不知道何时停留了几只流浪的野猫，阿拉伯女人回来的再晚也会学着它们的叫声逗弄两下。她们的声音钻到我的脑袋里来，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愉快的妓女会赚多少钱呢？
第三章（下）
九月份还是到了，栗子树上带刺的果实由青色变成褐色的时节，学校开学了。这个学期有着别样的热闹：两个论坛先后召开，教育部长和数位本校出身的法兰西院士光临，还有旧校友捐资建成的新场馆开幕，学校里到处花团锦簇，欣欣向荣——都是为了庆祝建校200周年。
我但愿这些喜庆的事件让计财部的办事员忽略掉一个尚未缴费的学生我，可是人人各司其职，精英学校的系统毫无纰漏，我被一个亲切的电话叫到国际中心去，接待我的是一位会说中文的老师。
“我们注意到——，”他说“您尚未缴纳这学期的注册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学生在每年的五月能够完成下一个年度所有的注册手续，而您在去年也是在九月份才交纳了全部的费用，所以我在想，您是不是有什么，嗯，程序上的麻烦？如果是这样，您知道的，学校是可以帮助学生申请里昂信贷的助学贷款，您是不是需要我们出具什么手续呢？”
他字斟句酌的汉语还是让我有点费脑筋，但是我还是明白的，他们希望我尽快交学费，催促我可以申请贷款来偿还欠他们的债务。可是，有哪家银行会把钱借给一个19岁的中国女孩呢？
她在中国没有父亲，她在法国没有亲戚和体面的朋友，她住在里昂城里阴暗肮脏的旧城区。
“我没有任何程序上的问题。”我说“只是我的钱还没有到，不过它们会到的，我会尽快交学费。”我说。
“问题9月15日，所有的手续必须在那之前做完，逾期的话当然，我们是不可能将一位优秀的学生请出教室的，但是，小姐，超过9月15日，您将无法在任何一位教授的考试中得到卷纸。”他说。
这位先生姓费雷，意思是“铁铸的”铁先生一直说中文，尽量婉转，但已经足够明白：过了9月15日，再不交费，请我滚蛋。
“我会在那之前交学费的。”我再说道。
从国际中心出来，我穿过种满了热带植物的花房去教学楼等着上下一节课。电话在肩上的书包里嗒嗒的振动，我一只手伸进去掏电话，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忽然一个男孩迎面过来，把打火机伸到我面前，镶着绿琉璃的可爱的小东西被男孩的拇指一拨，青火焰跳动出来，男孩说：“要找火儿，是吗？”
我抬头看看他：“我不吸烟。”
“我知道，”他笑“只是我想找个机会问问你，这学期你给自己怎么排的课表？”
我有些惊讶，看着这位富裕的同学：我们同班了一个学期学习微观经济，他跟我都没有说过几句话，怎么忽然间就对我有了兴趣？我转的下一个脑筋是：要是我陪他睡一觉，他会不会让他爸爸帮我交学费？
“你去哪儿？”我问他，捋了一下头发，我微笑。
“我去罗兰中心听报告。”他说。
“我也正要去。”我说。
“那一起走吧。”他也笑起来，对自己的魅力自信无虞。
我跟在他的后面，眼光越过他的肩膀看花房外九月的阳光洒在茵茵的草坪上，有同学坐在那里看书，无忧无虑的男孩儿女孩儿三两成群。我又流汗了，手心里濡湿一片。我从没有这样跟随一个异性，又怀着一个龌龊而且笨拙的念头。
喜宝是怎样做的？她怎么会灵巧的抓到机会的小辫子？
身边有一群人经过，过了数步，有人在后面喊：“喂！”
法国人说“hello”发成“诶啰”的音，重音长长，落在后面，总有些暧昧的情意在里面。
天作证，这个声音我暗自复习无数遍。
我转过身，丹尼海格在前面，他让同伴先行，自己走过来，在我一臂远的距离。
我恨自己太累，晴天做白日梦。
“你在这儿念书？”他问。
我点点头，没有看他的脸，眼睛盯着他胸前的一枚钮扣和手臂上浅金色的毛发。
“后来我没有再见到你。”他说。
“哪里？”我问。
“歌剧院，苏菲那里。”他说。
“因为我被解雇了。”我说。
“哦”他停一停“难怪。不过，为什么？因为你在她排演的时候睡觉？”
他说这句话，语气轻快又促狭，像在问朋友的女儿：为什么你被罚站？是不是你用爸爸的靴子换牛轧糖吃？
但是事实不是如此。事实是，他爱慕的女人用她的美貌和财富狠狠的羞辱了我。
花房里的阳光太热了，我又要流汗了，只不过这次是在眼睛里。我抽了一下鼻子，抬起头，我看着他蓝色的，湖水一样的眼睛说：“是因为，是因为我跟您说话。”
他看着我，竟一时无言。
我知道自己说话造次，我忽然后悔，我说：“我要走了，我的同学在外面等我呢。”
我离开花房，到了外面，那个男孩一直在等我，他问我：“那是你的朋友？”
我低头走了几步：“不算是，不，不是。”
“你是个特别的女孩子，”他在我后面说，样子挺快活的，他总是那样，眉毛一掀一掀的，漂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活力“他们打赌，看我能不能把约你出来。”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你是为了这个才跟我说话的？”
“别那么敏感，我没有恶意。”他说“再说，你讨人喜欢。暑假的时候，我父亲去中国开会，我随他去了，看见梳辫子的姑娘，这让我想起你。”
我确实敏感，但是我也知道他并无恶意。恶意在我的心上，我刚才在琢磨他的钱。可是现在，当我离开那个种满了热带植物的花房，那种念头荡然皆无，现在他是一个普通的同学，年轻而且富有，这里这样的人很多，这里我是少数派。
我跟丹尼海格再次见面是在三天以后。
他的水厂邀请我的教授带领一些学生去参观。我们清晨在里昂的火车站集合，然后坐一个半小时的火车经过格勒诺布尔前往香贝里。
秋意渐浓，阿尔卑斯群山中的绿树林参差了黄色或红色的叶子，赭红色的大鸟贴着山岭低飞，火车穿过湿漉漉的栈桥和隧道在山谷中蜿蜒前行。
教授走过来对我说：“您上学期的论文写得很好。”
我坐直了身体，向他微微颔首：“还没有谢谢您给我那么高的分数。”
“用功的孩子总是受教授的欢迎。”
他过奖我了，我上课的理念可与别人不一样，我把学费计算到了每一分钟上去，怎敢缺课或不用功呢？
有同学问教授，这位海格先生可是本校的毕业生？
“不是毕业生，”教授说“只是一位慷慨的捐助人，新的网络中心就是他的大手笔
‘海格水’最近声势夺人，你们有没有做好足够的功课？见到丹尼海格，要问他一些什么问题？在他的水厂参观，要发掘些什么门道？”
“怎么做功课？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资料。这个人像是忽然复活的老贵族，他的前半生是在自己的泉眼里度过的吗？”一个男孩开玩笑。
我看着双层车窗外的景色，看着高大辽远的山峦和一闪而过的小瀑布想：他在他的泉水里生活？这听上去似乎不无可能。只是那必定是一泓温暖的泉水，像他的眼睛和声音。
然而我隐秘的情感和向往在那一天几乎落空。
我们乘坐火车抵达香贝里时，一场小雨刚刚路过。海格公司的车子在火车站的门口等我们，带着我们穿过这个水汽氤氲的小城。向东行驶十分钟左右，我终于见到那些雾气的来源：贝尔热湖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出一种暗蓝色，辉映着对面的小猫牙山，水汽从湖面上安静的上升，在墨绿色的山腰上结成大块的云朵，没有钓客，没有船，没有灯火，没有过境的鸟，波涛的声音规律又凝重，重复着千万年来从不曾改变的节奏，他们构成了一幅庄重而肃穆的画面。
车子绕过贝尔热湖，延山路向上，在云层中越走越高，过了1800米的界碑后又平行行驶了两三公里，我们终于抵达了海格水的大本营。
经过四层卫生消毒的步骤，我们这些访客在一位工程师的带领下参观海格水的采集，过滤，渗透消毒，直到瓶装车间。听他们讲述这个整个欧洲最纯净最丰富的水源是怎样被采撷，加工，包装成为行销世界的矿物质水，纯净水，化妆和医疗工业用水的。过程中有人想要拍照，问向导可不可以，他摊开双手，笑容可掬：“海格先生说，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都行。”
我说：“那可以看一看水源地吗？我是说，‘海格水’的泉眼。”
“哦哦，”工程师的脸上做了一个逗趣的表情“这就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那里方圆五十公里被宪兵把守，除了每一代的海格，不可能有人接近。”
“每瓶水买到近四欧元，是同类产品的两杯，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宣传炒作？”——年轻学生们的提问总是有点过于直接，甚至冒失。
工程师先生没有马上回答，他拿出一瓶成品矿物质水，自己打开，喝一口，然后让我们看他手中那装在砂钟一样瓶子里的海格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欧洲最好的——水！水是什么？水是生命，是健康，更好的水就是更强健的身体，更长的寿命，四欧元买到欧洲最好的水，这也可以看作是炒作吗？”
我们在丰富的午餐后被带领参观公司的博物馆，见到每一瓶海格水和每一代海格，最初是一些画像，然后照片由黑白变成了彩色，他们与皇帝和共和国总统合影，真是显赫。但这里并没有丹尼海格的照片。
下午两点左右，参观结束。回去的团队不再像来的时候那样整齐：教授要去拜访一位住在此地的老友；几个同学想要就近再行一个小时去日内瓦度一个周末；我自己落了单，在街上逛一逛，还是买了回里昂的车票。
傍晚时分，又开始下雨了，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个商店，酒吧和烟草咖啡店都纷纷亮起了霓虹灯，灯光在雨水中波散出一重重柔和而模糊的光晕，这个城市忽然在黄昏的细雨中变得童话般可爱。我在一个玩具店门口停下脚步，看里面的仙度瑞拉，王子屈膝，为她试一只水晶鞋。
丹尼海格的车子不知何时停下来。
在橱窗上，他的影子叠在我的身后。
请原谅我的不自量力和忘乎所以吧，若不是寂寞的时候，我与他每一次狭路相逢，我怎会爱他爱得那样？
第四章（上）
我在回里昂的火车上跟他说了一些关于我的琐事。
我来自于一个中国北方的城市，那里的冬天，动辄零下二十六七度，所以有人抱怨里昂冬季寒冷，但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难熬；我在商校里学习贸易，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找到好的工作的专业；我不说英文；我很小就接触过法语，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家化工厂的法语技术翻译；他后来到非洲去工作了，他失踪在那里。
“他在马里工作了两年，中间不曾回家，但是每月都会寄钱回来。他的薪水很高，我得以接受很好的教育，我的母亲总是穿最漂亮的裙子——直到我们再也收不到他的钱了，不仅仅是钱，他音信全无。我母亲等了两年，后来嫁给了别人。
我来里昂三年了，也没有回去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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