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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这跟城市本身的好坏无关，有关的是我个人一些特别的体验，它更多的是来自命运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记忆。我先后三次进出南京城门，每一次都想永远地留下来，但最后还是愤然而去。我刚到南京时，差不多是向前刚读完军艺并决定留校的时候。这也是他以一个评论家的姿态频频亮相的时候，人们也开始以一种以往少有的热情谈论他。开始我听到的谈论是褒贬不一的，褒的大致有这么几类：一说向前的评论比他的小说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树立起名声；二说在评议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夹叙夹议的评论最到位，有开文学评论先气的价值；又说向前小说、评论双管齐下，足见他才艺之大，等等。贬的声音也不小，有说向前的评论什么也说明不了，只说明他无能当一个小说家；有说向前是靠吃莫言长大的，赚的是个近水楼台的便宜，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学评论的，看了也不懂，只是听着这些不绝于耳的评论（关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后，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兴，觉得捧也好，打也罢，让人纷纭只说明他已经浮出水来，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势力，不沉落下去就行了。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贬低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专吃莫言，尤其军旅作家两大派现象的提出和诠释，全然让人感到一种新颖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这时候，贬的说声音明显变弱了，甚至不少作家开始主动把作品寄给向前，我因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来接近我，目的是想间接地接近向前。其实至此我跟向前的关系还是影子的关系，外面传播的有关我跟向前的交情纯属徒有虚名。到了1989年，在我张罗上军艺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对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系向前的同乡，又是向前妻子张聚宁在江大的同班同学。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口吻向我谈起了向前夫妇某些不能言传的秘密，说：写作上张聚宁的才气要远盖过向前，两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说多数是张主笔的，后来向前独著的评论文章也离不开张精到的指点迷津，而张聚宁在仕途上的辉煌（三十来岁官至地区副专员）全凭仗向前父辈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和余威。说者再三申明并列举一大堆陈年往事来证明其言论的真实性，加上当时我对向前夫妇的陌生和无知，我确实有点半信半疑的。我几乎就是带着这份隐秘的疑虑前去军艺做向前的学生的，时间是1989年夏天。
我从未在向前夫妇面前流露过我的疑虑，但正像诗人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疑虑变成了思想。当时间和交情摊给我足够的证据证明“权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故人开始对我四处散布一些闪烁其词的东西时，大概也就说明我已经活得挺精彩了。从对作品的刻薄挑剔，到对人身的纷纭乱言，这是一种境界，中间横着一条鸿沟。谁想达到后一种境界，不但需要切实不凡又不懈的努力，还需要一些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
c？北京
军艺是个让人长翅膀的地方，许多人在这里改变了命运，长出了巨大的翅膀，开始在我们头顶呼啸着飞来飞去。但对我来说，军艺只是让我多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再加上了一点点艳情。我的成长机制始终比较缓慢，我的发动机是老式的，是用手摇发动的那种，预热时间长，两年时间似乎还不够我预热。眼看着同学中不少人展翅飞翔的样子，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内疚，但对向前却是有的，觉得有点辜负了他对我独有的期望和亲近。我为什么说了一大堆福州和南京的事？因为当我第一次见到向前时，我便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老师对学生）的热情中夹杂着来自福州和南京的温度，用现在的一句广告词说：朋友的朋友，是自己人。自己人总是有些私心私情的，但我缓慢的成长方式显然无法给我们的私情加分。有时候，我甚至想没有私情还好。
但向前似乎不是这样想的，每一次，他以著文罗列名单或在家设宴款待等方式嘉奖他得意的学生时，我总是勉强地被夹在其中。这有些叫我尴尬，也有些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也让我产生了对向前最深的印象：友情在他心中是被放大的。生活中，向前总的说不是个爽朗的人，更不是那种见面就可热乎的人。他身上有点儿教授式的矜持，没有开怀的笑，没有嬉戏之词，尤其不善在人堆里引人注目。这些都是在当下交际社会里的弱点，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他的友情不会扩散到太多人的身上。也许是他心中的朋友太少，所以他对朋友总是尤为珍重，珍重得有点古典的意味，不求表面的闹热，但求心神的炽热。在军艺期间，我几次注意到向前接待朋友的方式：邀到家中，一餐便饭，然后就是默默地下棋，或者静静地聊天，持续的时间常常是整天或整夜。下棋是种病，像吸毒一样，到手了不放是可以理解的，两个人聊天，你一言我一语，就像下棋一样地聊，安安静静的，不谈艳情女色，不插科打诨，啁啁啾啾个一天半夜，这在我看来不是在受罪，就是有强大的热情在作支撑，像谈恋爱。真正的聊天是不要热情的，只要兴致和趣味，几个人聚在一起海... -->>
b？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这跟城市本身的好坏无关，有关的是我个人一些特别的体验，它更多的是来自命运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记忆。我先后三次进出南京城门，每一次都想永远地留下来，但最后还是愤然而去。我刚到南京时，差不多是向前刚读完军艺并决定留校的时候。这也是他以一个评论家的姿态频频亮相的时候，人们也开始以一种以往少有的热情谈论他。开始我听到的谈论是褒贬不一的，褒的大致有这么几类：一说向前的评论比他的小说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树立起名声；二说在评议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夹叙夹议的评论最到位，有开文学评论先气的价值；又说向前小说、评论双管齐下，足见他才艺之大，等等。贬的声音也不小，有说向前的评论什么也说明不了，只说明他无能当一个小说家；有说向前是靠吃莫言长大的，赚的是个近水楼台的便宜，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学评论的，看了也不懂，只是听着这些不绝于耳的评论（关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后，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兴，觉得捧也好，打也罢，让人纷纭只说明他已经浮出水来，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势力，不沉落下去就行了。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贬低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专吃莫言，尤其军旅作家两大派现象的提出和诠释，全然让人感到一种新颖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这时候，贬的说声音明显变弱了，甚至不少作家开始主动把作品寄给向前，我因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来接近我，目的是想间接地接近向前。其实至此我跟向前的关系还是影子的关系，外面传播的有关我跟向前的交情纯属徒有虚名。到了1989年，在我张罗上军艺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对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系向前的同乡，又是向前妻子张聚宁在江大的同班同学。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口吻向我谈起了向前夫妇某些不能言传的秘密，说：写作上张聚宁的才气要远盖过向前，两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说多数是张主笔的，后来向前独著的评论文章也离不开张精到的指点迷津，而张聚宁在仕途上的辉煌（三十来岁官至地区副专员）全凭仗向前父辈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和余威。说者再三申明并列举一大堆陈年往事来证明其言论的真实性，加上当时我对向前夫妇的陌生和无知，我确实有点半信半疑的。我几乎就是带着这份隐秘的疑虑前去军艺做向前的学生的，时间是1989年夏天。
我从未在向前夫妇面前流露过我的疑虑，但正像诗人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疑虑变成了思想。当时间和交情摊给我足够的证据证明“权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故人开始对我四处散布一些闪烁其词的东西时，大概也就说明我已经活得挺精彩了。从对作品的刻薄挑剔，到对人身的纷纭乱言，这是一种境界，中间横着一条鸿沟。谁想达到后一种境界，不但需要切实不凡又不懈的努力，还需要一些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
c？北京
军艺是个让人长翅膀的地方，许多人在这里改变了命运，长出了巨大的翅膀，开始在我们头顶呼啸着飞来飞去。但对我来说，军艺只是让我多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再加上了一点点艳情。我的成长机制始终比较缓慢，我的发动机是老式的，是用手摇发动的那种，预热时间长，两年时间似乎还不够我预热。眼看着同学中不少人展翅飞翔的样子，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内疚，但对向前却是有的，觉得有点辜负了他对我独有的期望和亲近。我为什么说了一大堆福州和南京的事？因为当我第一次见到向前时，我便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老师对学生）的热情中夹杂着来自福州和南京的温度，用现在的一句广告词说：朋友的朋友，是自己人。自己人总是有些私心私情的，但我缓慢的成长方式显然无法给我们的私情加分。有时候，我甚至想没有私情还好。
但向前似乎不是这样想的，每一次，他以著文罗列名单或在家设宴款待等方式嘉奖他得意的学生时，我总是勉强地被夹在其中。这有些叫我尴尬，也有些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也让我产生了对向前最深的印象：友情在他心中是被放大的。生活中，向前总的说不是个爽朗的人，更不是那种见面就可热乎的人。他身上有点儿教授式的矜持，没有开怀的笑，没有嬉戏之词，尤其不善在人堆里引人注目。这些都是在当下交际社会里的弱点，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他的友情不会扩散到太多人的身上。也许是他心中的朋友太少，所以他对朋友总是尤为珍重，珍重得有点古典的意味，不求表面的闹热，但求心神的炽热。在军艺期间，我几次注意到向前接待朋友的方式：邀到家中，一餐便饭，然后就是默默地下棋，或者静静地聊天，持续的时间常常是整天或整夜。下棋是种病，像吸毒一样，到手了不放是可以理解的，两个人聊天，你一言我一语，就像下棋一样地聊，安安静静的，不谈艳情女色，不插科打诨，啁啁啾啾个一天半夜，这在我看来不是在受罪，就是有强大的热情在作支撑，像谈恋爱。真正的聊天是不要热情的，只要兴致和趣味，几个人聚在一起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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