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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蛇年春节庙会，看到很多摊档在售卖小丑帽，有用闪光纸制作的，顶端下沿都有彩色穗子的尖顶高帽；有用呢绒缝制的，不但帽筒很高，而且样式极为滑稽，或顶端呈章鱼触须状，或呈蹄类动物的弯角状。尖顶高帽，在中国不说是古已有之，也出现得够久的了，鲁迅笔下的跳无常（他不但用文字描写还亲自绘图）就是一个例子。彩色呢绒拼镶的小丑帽，则似乎是从西洋传来的，举凡西洋古典绘画、戏剧，以及表现其古典生活的影视里，都常常出现。
庙会上的小丑帽销得很好。我就亲眼看到种种买帽子、戴帽子的景象：有的还没付款就迫不及待地往自己脑袋上扣；有的则买下向献花一样戴到同游伴侣头上；有的买来戴上后就一直那样游逛到底，出了庙会还戴着在大街上走，甚至戴着乘地铁
我注意观察，兴致勃勃地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几乎全是年轻人。
我这个年纪上下的人，对小丑帽，恐怕都会有特殊的记忆，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里，特别是在红卫兵大破"四旧"，掀起揪斗"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浪潮时，凡被揪出批斗的"一小撮"（其实往往一大串、一满台），就会被戴上高帽子批斗兼游街。开始多半是纸糊的，比较粗糙，后来朝精致化发展，有用钢铁焊成的，有的在帽沿挂满两边利刃的刮胡子刀片，那高帽子不仅把被批斗者丑化为了"狗屎堆"，也兼有刑具的功能。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最害怕的，就是被揪出来，扣上一顶小丑帽。我记得在那一年盛夏，一位年长的教师被揪斗，他头上被扣上的是一顶用木棍、手帕合成的西洋式小丑帽，批斗他的"小将"确实很能"洋为中用"，但那顶小丑帽下因尊严扫地而痛苦不堪的、扭曲的脸，很多年来都牢牢粘在我心膜上，无法淡化。
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看到意大利电影导演费里尼拍摄的影片8又1/2，里面主人公的噩梦场面，也是被戴上尖顶帽，在宗教审判的场所示众。令我好奇的是，那尖顶帽倒并非欧洲宫廷弄臣的那种形状，而与鲁迅笔下的跳无常帽子相近，也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东子用绳索套着胡汉三脖子游垅时，扣在胡汉三头上的那种高帽。这是费里尼善于"中为洋用"，还是中西胜利者在对待"非我族类"时有着不约而同的时尚？我期待着有关学者、专家出来解谜。
如今庙会上制卖小丑帽的商家，他们当然不会强迫任何人去戴那小丑帽，他们会努力推销，推销的说辞手段，都立足于让自愿消费者觉得戴那帽子是桩有趣的事。庙会上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年轻人、小孩子，不消说一定是出于自愿，一定是觉得有趣，有的看那戴着小丑帽招摇过市的模样，简直是洋洋得意，那小丑帽竟成了他们内心幸福快乐的外在象征。
同样的一顶小丑帽，在特定情境下，当它是别人用暴力强迫你戴上时，便是屈辱，便是灾难，甚至会令你痛不欲生。而在另外的情境下，当那是你自愿选择戴上时，便是幽默，便是奇趣，甚至会使你心花怒放。
一位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曾在私下向我吐露，当那些"三名三高"人物被戴上高帽子批斗时，他内心里确实有种痛快感，那心理反应翻译成语言就是："你还能神气活现么？"这里要向如今的年轻人解释一下，"文革"中的"三名"指的是"文艺界名人、名专家、名教授"，"三高"指的是他们享受到的"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其实，那时候的"三名"人物的"三高"程度很有限，其工资、住房、稿费或演出补贴等所达到的水平，都与比如那向我吐露心声的平常人物相差不到几倍，哪儿有现在的各路明星们那样的身价，那样"与国际接轨"的收入享受；但即使差距并非那么巨大，那种因感觉到不平等而造成的心理淤积，尚且可以在外力引发下达到那样的愤懑程度，据此可以估测出来，现在有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都离明星们遥遥远远的平常人，他们人性里那阴暗面所涌动着的切盼明星们栽筋斗倒大霉的心理潜流，倘有喷发的机会，会形成怎样令明星们难以承受的局面。
"文革"中对"三名三高"人物的那种恶性冲击，当然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以暴力手段，强迫别人戴高帽子，践踏人格，无论以"革命"或什么更神圣的名义，都是野蛮的非文明行为，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污斑，今后我们的社会发展一定要避免这类事态的再度发生。但话说回... -->>
逛蛇年春节庙会，看到很多摊档在售卖小丑帽，有用闪光纸制作的，顶端下沿都有彩色穗子的尖顶高帽；有用呢绒缝制的，不但帽筒很高，而且样式极为滑稽，或顶端呈章鱼触须状，或呈蹄类动物的弯角状。尖顶高帽，在中国不说是古已有之，也出现得够久的了，鲁迅笔下的跳无常（他不但用文字描写还亲自绘图）就是一个例子。彩色呢绒拼镶的小丑帽，则似乎是从西洋传来的，举凡西洋古典绘画、戏剧，以及表现其古典生活的影视里，都常常出现。
庙会上的小丑帽销得很好。我就亲眼看到种种买帽子、戴帽子的景象：有的还没付款就迫不及待地往自己脑袋上扣；有的则买下向献花一样戴到同游伴侣头上；有的买来戴上后就一直那样游逛到底，出了庙会还戴着在大街上走，甚至戴着乘地铁
我注意观察，兴致勃勃地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几乎全是年轻人。
我这个年纪上下的人，对小丑帽，恐怕都会有特殊的记忆，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里，特别是在红卫兵大破"四旧"，掀起揪斗"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浪潮时，凡被揪出批斗的"一小撮"（其实往往一大串、一满台），就会被戴上高帽子批斗兼游街。开始多半是纸糊的，比较粗糙，后来朝精致化发展，有用钢铁焊成的，有的在帽沿挂满两边利刃的刮胡子刀片，那高帽子不仅把被批斗者丑化为了"狗屎堆"，也兼有刑具的功能。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最害怕的，就是被揪出来，扣上一顶小丑帽。我记得在那一年盛夏，一位年长的教师被揪斗，他头上被扣上的是一顶用木棍、手帕合成的西洋式小丑帽，批斗他的"小将"确实很能"洋为中用"，但那顶小丑帽下因尊严扫地而痛苦不堪的、扭曲的脸，很多年来都牢牢粘在我心膜上，无法淡化。
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看到意大利电影导演费里尼拍摄的影片8又1/2，里面主人公的噩梦场面，也是被戴上尖顶帽，在宗教审判的场所示众。令我好奇的是，那尖顶帽倒并非欧洲宫廷弄臣的那种形状，而与鲁迅笔下的跳无常帽子相近，也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东子用绳索套着胡汉三脖子游垅时，扣在胡汉三头上的那种高帽。这是费里尼善于"中为洋用"，还是中西胜利者在对待"非我族类"时有着不约而同的时尚？我期待着有关学者、专家出来解谜。
如今庙会上制卖小丑帽的商家，他们当然不会强迫任何人去戴那小丑帽，他们会努力推销，推销的说辞手段，都立足于让自愿消费者觉得戴那帽子是桩有趣的事。庙会上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年轻人、小孩子，不消说一定是出于自愿，一定是觉得有趣，有的看那戴着小丑帽招摇过市的模样，简直是洋洋得意，那小丑帽竟成了他们内心幸福快乐的外在象征。
同样的一顶小丑帽，在特定情境下，当它是别人用暴力强迫你戴上时，便是屈辱，便是灾难，甚至会令你痛不欲生。而在另外的情境下，当那是你自愿选择戴上时，便是幽默，便是奇趣，甚至会使你心花怒放。
一位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曾在私下向我吐露，当那些"三名三高"人物被戴上高帽子批斗时，他内心里确实有种痛快感，那心理反应翻译成语言就是："你还能神气活现么？"这里要向如今的年轻人解释一下，"文革"中的"三名"指的是"文艺界名人、名专家、名教授"，"三高"指的是他们享受到的"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其实，那时候的"三名"人物的"三高"程度很有限，其工资、住房、稿费或演出补贴等所达到的水平，都与比如那向我吐露心声的平常人物相差不到几倍，哪儿有现在的各路明星们那样的身价，那样"与国际接轨"的收入享受；但即使差距并非那么巨大，那种因感觉到不平等而造成的心理淤积，尚且可以在外力引发下达到那样的愤懑程度，据此可以估测出来，现在有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都离明星们遥遥远远的平常人，他们人性里那阴暗面所涌动着的切盼明星们栽筋斗倒大霉的心理潜流，倘有喷发的机会，会形成怎样令明星们难以承受的局面。
"文革"中对"三名三高"人物的那种恶性冲击，当然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以暴力手段，强迫别人戴高帽子，践踏人格，无论以"革命"或什么更神圣的名义，都是野蛮的非文明行为，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污斑，今后我们的社会发展一定要避免这类事态的再度发生。但话说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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