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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幌马车之歌。马克思和他的女人。沉尸。流亡、二二八等等。
在英国，我每天早晨9时上课，3时半下课，写完作业，我就细细读这些书。
1993年尾，何平导演找我演出帼道封闭其中小女贼一角，初次接触真正的电影，定装时，被拔光了眉毛，回到家，哭了许久，才发觉真正的电影，是绝不能有半点虚饰，亦万万不能顾着自己偶像身份的。
1994年初，电影因故意外停拍，我却和何平成了好朋友，他介绍了许多关于电影的西方书籍，我像打开了另一扇窗，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不久后，天文告诉我，侯导想拍较现代的电影，会找我饰演一角。
晚上回到家中，收到天文的传真，当天候导们正准备出发去京都，为平安建都12叫年庆祝活动，其中一项贤人会议演讲。
侯导还笑他自己是“闲人”、“咸人”
从英国回台湾后，我停下了好多工作，在一片混沌期中做了一张语无伦次的专辑唱片，然后，我终于开始正视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偶像歌手，我好像从来没有开心过；只是努力地迎合，也曾经有一段日子，只要有排行榜等等竞争活动出现，我就忧心自己能不能上榜。上电视。拍照。玩游戏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在音乐上的制作，而每一次出现时的焦点，又总是在如何把自己穿的更争奇斗艳上。
这段日子，我和家人常一起吃饭，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庭，随着生活物质没有了负担，我却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看清自己，我到底想做些什么？
恰好此时，日本一家颇具名气的唱片公司联络上我，我决定放下一切，回到日本，重新开始。
在日本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自己打扫，洗衣服，看书写字，偶尔做些采访，谈的也大都是音乐，很多日本媒体知道候孝贤导演将找我拍戏也都好奇不已，但我却只想回到真正的平凡。
7月，日本难得的酷暑，侯导希望我回台北，讨论些细节。
回台北后，却听到一些语言，以及许多人反对侯导选用我做女主角的话语。
我习惯以沉默对待。
此时，知道电影要以戏中戏方式表达，我饰演两个角色，其中一位是40年代的真实人物，也就是一年多前读幌马车之歌中令自己印象十分深刻的蒋碧玉女士。
7月底回东京，约好12月底回台北专心为电影筹备。
8月19日，天文将剧本留在茶艺馆，我一个人点了杯洛神茶，很专注地看完，随后留了张字条给天文及俟导，只留了数字，认为蒋碧玉女士的部分十分完整，却对另一角色——梁静有些疑问。
20日下午天文急急找我，约我去沟通，一见她，一向少话的她就说：“今天让我说一点。”她说候导认为不该给我看剧本，使我有了先见的自觉，又问我：“是不是不能接受？”
我答不是，其实在接触到梁静这个复杂的角色时，我就强烈地感觉她应该是更深。更赤裸的，但我知道天文及候导对我的关怀，因此在写剧本的时候，多少为我考虑了种种可能，包括多年建立的偶像身份提否担心会被破坏。
我告诉天文：“因为我会是一个好演员，所以请让她真实吧。”
天文也告诉我：“我们相信你，但实际发生时会如何，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一定要抱着专心做事的态度，不要为周遭动摇。”
对日晚，收到她清扬的字体。
当时的谈话，最大的收获就是确定了你可以彻底表露不必遮掩。
说老实话，在这之前，我跟侯导都担忧你会有所谓形象的顾虑而有所保留，而我们又都是绝不勉强入的，如此明白了你的心境和状态就好办了。
这两天，侯导会开始调整修改剧本。
当天曾提到“冰山”的比喻，若是演员够真实，够结榥的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可信度已有了一半。再来，只需几笔一勾，就出来了，譬如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像，他是感觉到石头里有个大卫在那儿，他只是把大卫显影（唤）出来。
我认为候导使用演员比较接近这种方式，侯导不太喜欢用过多的事件跟设计来塑造演员，以他自己来说是“瞬间的真实”达到“片段呈现全部”的效果。
他是看到你里面的那个大卫，你所要做的，其实只有两件，一是专注，一是毫不保留，让他能把大卫唤出来。
尽量坦诚、率直。
天文，1994年8月21日晚。
8月26日，回东京，夜里辗转难眠，租来的小屋虽布置的十分温暖，我却没有安全感，有晚睡到一半，还感觉和式的糊纸门被缓缓拉开，一抹魂走到我面前，俯身望我，我睡在地上，只感觉他十分巨大，却毫无害意，甚至有隐隐的哀伤，这件事后来转述给侯导听，他便告诉我落碧玉在祭钟浩东时，也是这样的感受。
9月中，虽应该开始入秋，却依然是热得惊人，我从东京回台，天文约了我，但到茶艺馆时却只有候导在场，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侯导很直接地对我说：“不拍了，太麻烦了，以后再拍吧。”
我很清楚一切，没说什么，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大哭起来。
其实，不拍电影真的没关系，可是天文和侯导是不是就此放弃我了呢？
从一开始要拍电影以后，就有许多人反对，认为我并不适合，而其余各种猜测也纷纷而至。
我只是没说、没想“到底这些年来，我做了什么，令别人如此看我？”
回到家后，订了数天往返回本的机票，告诉自己：“把一切忘了回日本去吧。”
只是觉得好疲倦。
但这世上真是有奇迹的。
在纽约一直从事美术视觉的黄文英，很喜欢侯导的作品，于是自荐地为候导做这次的视觉工作，在筹备前期，侯导早已把剧本寄去纽约给她，却没想到，不久后她竟然做回了相当完整的场次设计及整理。
就在决定回日的前两天，天文又约我出来，一见到我，就说；“可以拍了，可以拍了。”
那一天，第一次当着侯导及天文的面哭了出来：“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不拍电影没关系，可是，请你们不要放弃我”
天文看着我，低低地说：“你也真是的。”侯导在一旁说：“拼了吧！就是把事情做好什么也别管。”
那也是第一次，我看到永远是笑容的天文红了眼眶。
包括幌马车之歌。马克思和他的女人。沉尸。流亡、二二八等等。
在英国，我每天早晨9时上课，3时半下课，写完作业，我就细细读这些书。
1993年尾，何平导演找我演出帼道封闭其中小女贼一角，初次接触真正的电影，定装时，被拔光了眉毛，回到家，哭了许久，才发觉真正的电影，是绝不能有半点虚饰，亦万万不能顾着自己偶像身份的。
1994年初，电影因故意外停拍，我却和何平成了好朋友，他介绍了许多关于电影的西方书籍，我像打开了另一扇窗，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不久后，天文告诉我，侯导想拍较现代的电影，会找我饰演一角。
晚上回到家中，收到天文的传真，当天候导们正准备出发去京都，为平安建都12叫年庆祝活动，其中一项贤人会议演讲。
侯导还笑他自己是“闲人”、“咸人”
从英国回台湾后，我停下了好多工作，在一片混沌期中做了一张语无伦次的专辑唱片，然后，我终于开始正视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偶像歌手，我好像从来没有开心过；只是努力地迎合，也曾经有一段日子，只要有排行榜等等竞争活动出现，我就忧心自己能不能上榜。上电视。拍照。玩游戏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在音乐上的制作，而每一次出现时的焦点，又总是在如何把自己穿的更争奇斗艳上。
这段日子，我和家人常一起吃饭，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庭，随着生活物质没有了负担，我却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看清自己，我到底想做些什么？
恰好此时，日本一家颇具名气的唱片公司联络上我，我决定放下一切，回到日本，重新开始。
在日本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自己打扫，洗衣服，看书写字，偶尔做些采访，谈的也大都是音乐，很多日本媒体知道候孝贤导演将找我拍戏也都好奇不已，但我却只想回到真正的平凡。
7月，日本难得的酷暑，侯导希望我回台北，讨论些细节。
回台北后，却听到一些语言，以及许多人反对侯导选用我做女主角的话语。
我习惯以沉默对待。
此时，知道电影要以戏中戏方式表达，我饰演两个角色，其中一位是40年代的真实人物，也就是一年多前读幌马车之歌中令自己印象十分深刻的蒋碧玉女士。
7月底回东京，约好12月底回台北专心为电影筹备。
8月19日，天文将剧本留在茶艺馆，我一个人点了杯洛神茶，很专注地看完，随后留了张字条给天文及俟导，只留了数字，认为蒋碧玉女士的部分十分完整，却对另一角色——梁静有些疑问。
20日下午天文急急找我，约我去沟通，一见她，一向少话的她就说：“今天让我说一点。”她说候导认为不该给我看剧本，使我有了先见的自觉，又问我：“是不是不能接受？”
我答不是，其实在接触到梁静这个复杂的角色时，我就强烈地感觉她应该是更深。更赤裸的，但我知道天文及候导对我的关怀，因此在写剧本的时候，多少为我考虑了种种可能，包括多年建立的偶像身份提否担心会被破坏。
我告诉天文：“因为我会是一个好演员，所以请让她真实吧。”
天文也告诉我：“我们相信你，但实际发生时会如何，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一定要抱着专心做事的态度，不要为周遭动摇。”
对日晚，收到她清扬的字体。
当时的谈话，最大的收获就是确定了你可以彻底表露不必遮掩。
说老实话，在这之前，我跟侯导都担忧你会有所谓形象的顾虑而有所保留，而我们又都是绝不勉强入的，如此明白了你的心境和状态就好办了。
这两天，侯导会开始调整修改剧本。
当天曾提到“冰山”的比喻，若是演员够真实，够结榥的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可信度已有了一半。再来，只需几笔一勾，就出来了，譬如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像，他是感觉到石头里有个大卫在那儿，他只是把大卫显影（唤）出来。
我认为候导使用演员比较接近这种方式，侯导不太喜欢用过多的事件跟设计来塑造演员，以他自己来说是“瞬间的真实”达到“片段呈现全部”的效果。
他是看到你里面的那个大卫，你所要做的，其实只有两件，一是专注，一是毫不保留，让他能把大卫唤出来。
尽量坦诚、率直。
天文，1994年8月21日晚。
8月26日，回东京，夜里辗转难眠，租来的小屋虽布置的十分温暖，我却没有安全感，有晚睡到一半，还感觉和式的糊纸门被缓缓拉开，一抹魂走到我面前，俯身望我，我睡在地上，只感觉他十分巨大，却毫无害意，甚至有隐隐的哀伤，这件事后来转述给侯导听，他便告诉我落碧玉在祭钟浩东时，也是这样的感受。
9月中，虽应该开始入秋，却依然是热得惊人，我从东京回台，天文约了我，但到茶艺馆时却只有候导在场，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侯导很直接地对我说：“不拍了，太麻烦了，以后再拍吧。”
我很清楚一切，没说什么，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大哭起来。
其实，不拍电影真的没关系，可是天文和侯导是不是就此放弃我了呢？
从一开始要拍电影以后，就有许多人反对，认为我并不适合，而其余各种猜测也纷纷而至。
我只是没说、没想“到底这些年来，我做了什么，令别人如此看我？”
回到家后，订了数天往返回本的机票，告诉自己：“把一切忘了回日本去吧。”
只是觉得好疲倦。
但这世上真是有奇迹的。
在纽约一直从事美术视觉的黄文英，很喜欢侯导的作品，于是自荐地为候导做这次的视觉工作，在筹备前期，侯导早已把剧本寄去纽约给她，却没想到，不久后她竟然做回了相当完整的场次设计及整理。
就在决定回日的前两天，天文又约我出来，一见到我，就说；“可以拍了，可以拍了。”
那一天，第一次当着侯导及天文的面哭了出来：“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不拍电影没关系，可是，请你们不要放弃我”
天文看着我，低低地说：“你也真是的。”侯导在一旁说：“拼了吧！就是把事情做好什么也别管。”
那也是第一次，我看到永远是笑容的天文红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