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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2月，当农民军的势力逐渐衰弱，大局基本已定的时候，日军和官军在各地惨绝人寰地镇压农民军。当时，全罗道、忠清道等三南一带，参加暴动的农民及其家属约二十万人惨遭杀害，城市和农村变成了一片废墟。
由于叛徒的告密，全奉准和他的战友一起被捕，并被立即押送至汉城。全奉准和他的战友，直到1895年3月17日被判处死刑，不仅没有为刽子手的严刑拷打所屈服，而且义正辞严地申明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明确地指出侵略者和统治阶级是人民大众的敌人。
遭到灭顶之灾的东学党农民军，仍旧有一小部分进山坚持游击战争，但是由于全奉准被逮捕，到了1895年2月，甲午东学党农民起义大体上宣告结束。
东学党农民起义，使朝鲜的社会矛盾越发尖锐化。闵氏政府随后请清兵来镇压，又给日本的军事入侵提供了借口，清日两国的军队在朝鲜国土上对峙，给朝鲜酿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面临灭顶之灾的形势下，闵氏政权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应急对策。
在朝廷内部除了相当一部分官员坚持请兵镇压外，还出现了对农民起义军持同情立场的一派，他们建议政府对农民军施以怀柔政策。这两个派别虽然论条相对立，但是他们都感到内政改革势在必行。所以，改革弊政的呼声在闵氏政府内部日益成为主旋律。
早在5月间，金弘集就说，所谓更张，就是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政治上的弊病。高宗本人对国家混乱亦十分痛心，痛感改革弊端的必要，要求大臣们参照外国制度进行改革。
趁着朝鲜政府出现的这股改革风潮，全州和约之后，朝廷之中的革新派官吏更酝酿着自上而下的自主改革，这种改革和全奉准领导的改革运动大有相互结合的趋势。但是，日本对朝鲜改革的“劝告”与强行介入，将这种潜势扼杀在襁褓之中。
日本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要求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在遭到清政府拒绝之后，日本决定单独介入。6月26日，由日使大鸟向高宗提出了改革案。
日本政府无视在农民战争的压力下，朝鲜政府内出现的自上而下进行内政改革的倾向，和农民军执纲所在全罗道地区所进行的改革，强行对朝鲜政府提出“劝告”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日本内阁批准的关于朝鲜的改革案，除最后一条是属日本利用开发交通通讯手段获得利益之外，完全是抽象的项日罗列。在朝鲜朝廷内部，从上至下都表示坚决拒绝日本的干涉，自主变革。两班官僚中要求改革弊政的上疏亦相继发生，当时，地位稳健的开化派资深官员金弘集已被任命为外务总理，俞吉浚等新进开化派人士己被任用为中央各署衙参议，初步呈现举国一致的前景。
东学党农民起义和中日在朝鲜的军事对峙，从根本上动摇了闵氏政权的统治。随着甲午年国内改革呼声的高昂，闵氏戚族政治的代表人物闵泳骏成了众矢之的，甚至有人主张“剥夺闵泳骏的官位俸禄，没收其全部财产并流放荒岛”7月份，闵泳骏被迫辞去宣惠堂上职务，以此为标志，闵妃势力开始衰落。金嘉镇、俞吉浚、金弘集、朴定阳、赵义渊等有开化思想和亲日倾向的官吏先后开始受到重用。
与此相呼应，汉城南大门贴出要求驱逐闵氏派人物，重用开化派、实行国政“更革”的檄文。儒生甚至直接上疏高宗，要求广开言路，创设议院。在这种背景下，7月末，金炳始出任领议政，朝廷之中的开化派酝酿着排除诸闵、推行改革的一场“政变”
然而一场大变革的开局被日军所打破，金炳始政府还未来得及运作，就被日本入侵者颠覆。
日本突然占领了王宫，首先迫使高宗将一切政务委任于大院君，将大院君变成其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大院君虽然处心积虑地也想推翻闵妃政权，但他顽强地抵制日本干涉朝鲜政府的人事安排。日本人见这个被抬上来的傀儡并不顺从，便唆使朝廷内的开化大臣另外组建了“评议会”作为临时政府，以对付大院君。
7月27日，评议会更名为军国机务处，金弘集出任领议政兼机务总裁。日本人感觉金炳始太有反抗精神，遂将其排除出决策核心。
军机处负责一切国家机务改革的决策，议决后经国王裁可负责实施，其成员包括前稳健开化派、少壮开化派和政治上的中间派。这些程度不同地有着开化思想的官员们，自农民战争爆发以来，虽随时伺机夺取政权，但因力量单薄，一直无力行动。现在靠着日本侵略势力实现了推翻闵妃政权的夙愿，所以，他们具有明显的亲日倾向。
军国机务处建立之初，因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战争尚在朝鲜境内进行，日本军政机构无暇过多地顾及朝鲜国内的政务，为军机处较自主地推行改革提供了可能。因此，1895年内发生在朝鲜大地上的“更张”更确切的说，是一场改革。
军国机务处在1894年7～10月的短时期内，先后制定和发布了208件重要“内政改革”法令。法令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除土地与其他财产权未涉及外，几乎包括官制、行政司法、财政金融、产业贸易、军事、教育、身份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一切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先看一下政治范畴的改革。朝鲜采用了开国纪元的历法，于是证明它与清代中国传统的宗属——附属国关系已经终止。宫内府与议政府分离则是最重要的体制变革。为精简合并各种处理宫廷和王室事务机构，设立了宫内府。在总理大臣以下重建了议政府，由原来的六曹再加上外务相农商共8部组成。部下设局，每个局的权责及其在行政等级中的地位都作了仔细的划分规定。稍后，这种体制又进一步精简，产生了由7部组成的内阁。分别为外部、内部、度支部、法部、学部、农商工部和军部。部下设有局、课(处)。与这项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官吏品级制度的修订。月俸一律改实物为现金。传统的科举制度也予以废除，新的官吏任用法消除了两班与平民、文班与武班的差别。
地方官制也进行了重建，将原先的8道改为23府，以便地方行政管理更好地适应地方情况。府下设郡，这样简化了以前复杂的建制。不久23府又重组为13道直，但郡作为地方行政单位仍完整地保留下来。至此为止，地方官府所行使的司法权和军事权被剥夺了，地方官府对当地民众的权限也被剧弱了，从而反映地方行政观念更加近代化。
其次，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颁布了裁判所传成法，—切司法问题都由该机构管辖。地方裁判所包括特别设在开放港口的裁判所属于初级裁判所，受理上诉案件的为高级裁判所或巡回裁判所。对警察权也进行了类似的分级改革。汉城警务厅负责京都的公共治安，而在地方，各道观察使属下的警务官负责地方治安；后者独立于郡守行政管辖之外。
对财政管理也进行了—元化的改革。按照开化党于1884年设计的改革模式，一切财务如会计、出纳、租税、国债、货币、银行和其它业务，都在新成立的度支部的权限范围内。度支部下设9个管税司，监督全国220个税收署，实施税法，处理地方岁入事务。货币制也进行了改革。新货币章程规定国家实行银本位制，镍币、铜币、青铜币、黄铜币为辅助货币；旧货币暂时仍可使用，逐渐换成新货币。伴随货币改革，规定租税不得以实物而要用现金支付。同时还对至此为止标准不一的度量衡进行了修订和统一。
社会改革也是1894年实施的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就法律而言，已完全废除社会身份制。两班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不复存在，致使各级官职可能不按社会出身而向一切有才能的人开放。公私奴婢法被废止，人口买卖也被禁止，驿丁、广大、白丁，以及其它受歧视的人都免除了传统的卑贱身份。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改革，预示着两班体制下的身份制度的瓦解。
此外，还颁命革除社会陋习的法规。废止了对嫌疑犯的严刑拷打以及对罪犯家属实行株连的缘坐法。禁止早婚，规定男为20岁，女为16岁为最低婚龄要求。准许寡妇再嫁而不论其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正式批准政府官员乃至那些曾任最高职位的官员，只要不再担任现职都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修改了养子续统法，庶子有权继承父业。修改了节约法令，简化了用以区别官品高低和显示两班与平民差别的着装法，鼓励穿更实用的衣服。
总的来看，上述法令规定的改革内容，在不少方面是朝鲜社会发展进步所必需的，其中许多是甲申政变开化政府的纲领和甲午农民战争全州和约所体现的、朝鲜人民为之流血奋斗的内容。这些改革虽符合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进步政策的体现，但是，在当时朝鲜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兑现的，其实际意义不一定都是肯定的，有的还被用来扩大日本的经济权益。例如新式货币发行章程第7款明文规定“在新式货币多额铸造之前”外国（日本）货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与新货币混同使用。据此，日本货币灾破了原来只准在约开通商口岸使用的界限，流通于朝鲜全国。
日本贷币在朝鲜半岛疏通，主些服务于日本的战地需要，方便日军在朝鲜国内征用粮食和人夫。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军用物资与人力的征用急增，对朝鲜货币的需求量增加了，从而出现汇率对日本不利的趋势。因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指示大鸟“发行朝鲜货币代用券”朝鲜政府发行“代用券”会给本国带来经费和财政上的损失，而改为承认日币与新币“混合使用”结果，尽管货币改革对朝鲜十分必要，然而屈服于日本压力，作了上述规定，便利了日本的经济与军事侵略。
不过，总的说来，在大鸟任公使期间，日本对朝鲜内政改革的干涉还不能随心所欲，改革的方向也不是按照日本所期望的目标前进。不仅大院君势力的反抗还相当强大，而且具有亲日倾向的改革派亦并非唯日本之命是从。
此时，朝鲜出现了特别令日本感到不安的事情，全奉准领导的农民军再次集结，举起反日的大旗。同时，儒生再次掀起反日上疏运动。他们攻击开化为“卖国谋”称金弘集、金嘉镇等改革官吏为“八奸”
在政府内部，军机处的改革方案遭到了大院君的强烈反对。由于此时高宗热心于改革，大院君开始阴谋发动兵变，将高宗撵下台，而拥其孙子李峻熔为王。为实现这个计划，首先必需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为此，大院君任其爱孙李峻熔为壮卫营大将，掌握兵权，表面上对日本大鸟公使表示恭敬诚恳，而暗中与与驻扎在平壤的清军指挥使联系，而且与仍在同日本人交战的东学农民军进行联络，希望能够“表里相援”将日军驱逐出朝鲜。
最终阴谋败露没有成功，但大院君的举动引起了日本人的严重关注。日本担心在汉城的代表大鸟圭介控制不了局势，于是将他召回，另派声望卓著的高级政治家井上馨出任驻韩特命全权公使。
10月25日，井上馨到达汉城，27日在遏见高宗时，指责朝鲜军国机务处推行内政改革不力。井上甚至认为由开化派官吏占主导地位的军机处是导致国政紊乱的根本。自此以后，军机处已难以正常活动，朝鲜自主改革的过程宣告结束。
井上馨赴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排除拒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大院君。他利用日本军队占据平壤城时搞到的大院君与清军秘密联络的文件，大做文章，迫使大院君退出了政治舞台。这次，大院君从被日本人启用，到结束执政，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除掉大院君这块绊脚石之后，井上馨说服高宗，将亡命日本后来蜕变为其工具的朴泳孝安插到朝鲜内阁，任命为内务大巨，并通过所谓官制改革法令，撤销军国机务处，使中枢院取代前者的职能。这样，日本人实际上扶植了一个以金洪集和朴泳孝为首的联合政府。
井上馨在排除大院君的同时，向高宗和大臣们提出了所谓内政改革纲领20条，其核心内容与以前所颁布的改革方案没有多大区别，所不向的是：
1.撤除军机处，取消赋予大院君的权限，实行国王亲裁，达到“政权源流归一”；
2.议政府与各部衙门招聘外国顾问。
内政改革纲领20条的要害是剥夺朝鲜的自主权，企图以所谓国王“亲政”、“政权归—”控制国王，并以派驻日本顾问达到控制朝鲜统治权的目的。因此，可以说，井上馨的内政改革纲领20条是全面破坏甲午改革的宣言书。
金弘集与朴泳孝为首的联合政府对日本政府完全屈服，于是内阁根据井上的20条，起草了洪范14条。1895年1月初，高宗带领王子、大院君和百官大臣参拜宗庙，宣布了包括洪范14条在内的誓文。至此，甲午改革完全失败。
甲午更张不失为朝鲜近代历史上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作为中日战争战场的朝鲜半岛，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十分险恶，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军国机务处竟能以每天发布2至3项法令的速度进行改革，真是超乎自然，不可思议。所以，这些法案、条文不论多么重要，都很难说是严肃的。事实上，这些法案基本上都未执行，是纸上谈兵。而且，当时李朝政府实际控制的领土也有限，所以，由政府所进行的改革波及的范围很小。
但是，其所颁布的208件重要法案、文件，多是出于少壮开化派之手，反映了近代朝鲜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与向往新生活的愿望和热情，其中所体现的某些原则，是朝鲜人民的精神财富。
1894年12月，当农民军的势力逐渐衰弱，大局基本已定的时候，日军和官军在各地惨绝人寰地镇压农民军。当时，全罗道、忠清道等三南一带，参加暴动的农民及其家属约二十万人惨遭杀害，城市和农村变成了一片废墟。
由于叛徒的告密，全奉准和他的战友一起被捕，并被立即押送至汉城。全奉准和他的战友，直到1895年3月17日被判处死刑，不仅没有为刽子手的严刑拷打所屈服，而且义正辞严地申明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明确地指出侵略者和统治阶级是人民大众的敌人。
遭到灭顶之灾的东学党农民军，仍旧有一小部分进山坚持游击战争，但是由于全奉准被逮捕，到了1895年2月，甲午东学党农民起义大体上宣告结束。
东学党农民起义，使朝鲜的社会矛盾越发尖锐化。闵氏政府随后请清兵来镇压，又给日本的军事入侵提供了借口，清日两国的军队在朝鲜国土上对峙，给朝鲜酿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面临灭顶之灾的形势下，闵氏政权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应急对策。
在朝廷内部除了相当一部分官员坚持请兵镇压外，还出现了对农民起义军持同情立场的一派，他们建议政府对农民军施以怀柔政策。这两个派别虽然论条相对立，但是他们都感到内政改革势在必行。所以，改革弊政的呼声在闵氏政府内部日益成为主旋律。
早在5月间，金弘集就说，所谓更张，就是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政治上的弊病。高宗本人对国家混乱亦十分痛心，痛感改革弊端的必要，要求大臣们参照外国制度进行改革。
趁着朝鲜政府出现的这股改革风潮，全州和约之后，朝廷之中的革新派官吏更酝酿着自上而下的自主改革，这种改革和全奉准领导的改革运动大有相互结合的趋势。但是，日本对朝鲜改革的“劝告”与强行介入，将这种潜势扼杀在襁褓之中。
日本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要求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在遭到清政府拒绝之后，日本决定单独介入。6月26日，由日使大鸟向高宗提出了改革案。
日本政府无视在农民战争的压力下，朝鲜政府内出现的自上而下进行内政改革的倾向，和农民军执纲所在全罗道地区所进行的改革，强行对朝鲜政府提出“劝告”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日本内阁批准的关于朝鲜的改革案，除最后一条是属日本利用开发交通通讯手段获得利益之外，完全是抽象的项日罗列。在朝鲜朝廷内部，从上至下都表示坚决拒绝日本的干涉，自主变革。两班官僚中要求改革弊政的上疏亦相继发生，当时，地位稳健的开化派资深官员金弘集已被任命为外务总理，俞吉浚等新进开化派人士己被任用为中央各署衙参议，初步呈现举国一致的前景。
东学党农民起义和中日在朝鲜的军事对峙，从根本上动摇了闵氏政权的统治。随着甲午年国内改革呼声的高昂，闵氏戚族政治的代表人物闵泳骏成了众矢之的，甚至有人主张“剥夺闵泳骏的官位俸禄，没收其全部财产并流放荒岛”7月份，闵泳骏被迫辞去宣惠堂上职务，以此为标志，闵妃势力开始衰落。金嘉镇、俞吉浚、金弘集、朴定阳、赵义渊等有开化思想和亲日倾向的官吏先后开始受到重用。
与此相呼应，汉城南大门贴出要求驱逐闵氏派人物，重用开化派、实行国政“更革”的檄文。儒生甚至直接上疏高宗，要求广开言路，创设议院。在这种背景下，7月末，金炳始出任领议政，朝廷之中的开化派酝酿着排除诸闵、推行改革的一场“政变”
然而一场大变革的开局被日军所打破，金炳始政府还未来得及运作，就被日本入侵者颠覆。
日本突然占领了王宫，首先迫使高宗将一切政务委任于大院君，将大院君变成其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大院君虽然处心积虑地也想推翻闵妃政权，但他顽强地抵制日本干涉朝鲜政府的人事安排。日本人见这个被抬上来的傀儡并不顺从，便唆使朝廷内的开化大臣另外组建了“评议会”作为临时政府，以对付大院君。
7月27日，评议会更名为军国机务处，金弘集出任领议政兼机务总裁。日本人感觉金炳始太有反抗精神，遂将其排除出决策核心。
军机处负责一切国家机务改革的决策，议决后经国王裁可负责实施，其成员包括前稳健开化派、少壮开化派和政治上的中间派。这些程度不同地有着开化思想的官员们，自农民战争爆发以来，虽随时伺机夺取政权，但因力量单薄，一直无力行动。现在靠着日本侵略势力实现了推翻闵妃政权的夙愿，所以，他们具有明显的亲日倾向。
军国机务处建立之初，因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战争尚在朝鲜境内进行，日本军政机构无暇过多地顾及朝鲜国内的政务，为军机处较自主地推行改革提供了可能。因此，1895年内发生在朝鲜大地上的“更张”更确切的说，是一场改革。
军国机务处在1894年7～10月的短时期内，先后制定和发布了208件重要“内政改革”法令。法令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除土地与其他财产权未涉及外，几乎包括官制、行政司法、财政金融、产业贸易、军事、教育、身份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一切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先看一下政治范畴的改革。朝鲜采用了开国纪元的历法，于是证明它与清代中国传统的宗属——附属国关系已经终止。宫内府与议政府分离则是最重要的体制变革。为精简合并各种处理宫廷和王室事务机构，设立了宫内府。在总理大臣以下重建了议政府，由原来的六曹再加上外务相农商共8部组成。部下设局，每个局的权责及其在行政等级中的地位都作了仔细的划分规定。稍后，这种体制又进一步精简，产生了由7部组成的内阁。分别为外部、内部、度支部、法部、学部、农商工部和军部。部下设有局、课(处)。与这项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官吏品级制度的修订。月俸一律改实物为现金。传统的科举制度也予以废除，新的官吏任用法消除了两班与平民、文班与武班的差别。
地方官制也进行了重建，将原先的8道改为23府，以便地方行政管理更好地适应地方情况。府下设郡，这样简化了以前复杂的建制。不久23府又重组为13道直，但郡作为地方行政单位仍完整地保留下来。至此为止，地方官府所行使的司法权和军事权被剥夺了，地方官府对当地民众的权限也被剧弱了，从而反映地方行政观念更加近代化。
其次，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颁布了裁判所传成法，—切司法问题都由该机构管辖。地方裁判所包括特别设在开放港口的裁判所属于初级裁判所，受理上诉案件的为高级裁判所或巡回裁判所。对警察权也进行了类似的分级改革。汉城警务厅负责京都的公共治安，而在地方，各道观察使属下的警务官负责地方治安；后者独立于郡守行政管辖之外。
对财政管理也进行了—元化的改革。按照开化党于1884年设计的改革模式，一切财务如会计、出纳、租税、国债、货币、银行和其它业务，都在新成立的度支部的权限范围内。度支部下设9个管税司，监督全国220个税收署，实施税法，处理地方岁入事务。货币制也进行了改革。新货币章程规定国家实行银本位制，镍币、铜币、青铜币、黄铜币为辅助货币；旧货币暂时仍可使用，逐渐换成新货币。伴随货币改革，规定租税不得以实物而要用现金支付。同时还对至此为止标准不一的度量衡进行了修订和统一。
社会改革也是1894年实施的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就法律而言，已完全废除社会身份制。两班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不复存在，致使各级官职可能不按社会出身而向一切有才能的人开放。公私奴婢法被废止，人口买卖也被禁止，驿丁、广大、白丁，以及其它受歧视的人都免除了传统的卑贱身份。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改革，预示着两班体制下的身份制度的瓦解。
此外，还颁命革除社会陋习的法规。废止了对嫌疑犯的严刑拷打以及对罪犯家属实行株连的缘坐法。禁止早婚，规定男为20岁，女为16岁为最低婚龄要求。准许寡妇再嫁而不论其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正式批准政府官员乃至那些曾任最高职位的官员，只要不再担任现职都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修改了养子续统法，庶子有权继承父业。修改了节约法令，简化了用以区别官品高低和显示两班与平民差别的着装法，鼓励穿更实用的衣服。
总的来看，上述法令规定的改革内容，在不少方面是朝鲜社会发展进步所必需的，其中许多是甲申政变开化政府的纲领和甲午农民战争全州和约所体现的、朝鲜人民为之流血奋斗的内容。这些改革虽符合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进步政策的体现，但是，在当时朝鲜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兑现的，其实际意义不一定都是肯定的，有的还被用来扩大日本的经济权益。例如新式货币发行章程第7款明文规定“在新式货币多额铸造之前”外国（日本）货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与新货币混同使用。据此，日本货币灾破了原来只准在约开通商口岸使用的界限，流通于朝鲜全国。
日本贷币在朝鲜半岛疏通，主些服务于日本的战地需要，方便日军在朝鲜国内征用粮食和人夫。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军用物资与人力的征用急增，对朝鲜货币的需求量增加了，从而出现汇率对日本不利的趋势。因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指示大鸟“发行朝鲜货币代用券”朝鲜政府发行“代用券”会给本国带来经费和财政上的损失，而改为承认日币与新币“混合使用”结果，尽管货币改革对朝鲜十分必要，然而屈服于日本压力，作了上述规定，便利了日本的经济与军事侵略。
不过，总的说来，在大鸟任公使期间，日本对朝鲜内政改革的干涉还不能随心所欲，改革的方向也不是按照日本所期望的目标前进。不仅大院君势力的反抗还相当强大，而且具有亲日倾向的改革派亦并非唯日本之命是从。
此时，朝鲜出现了特别令日本感到不安的事情，全奉准领导的农民军再次集结，举起反日的大旗。同时，儒生再次掀起反日上疏运动。他们攻击开化为“卖国谋”称金弘集、金嘉镇等改革官吏为“八奸”
在政府内部，军机处的改革方案遭到了大院君的强烈反对。由于此时高宗热心于改革，大院君开始阴谋发动兵变，将高宗撵下台，而拥其孙子李峻熔为王。为实现这个计划，首先必需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为此，大院君任其爱孙李峻熔为壮卫营大将，掌握兵权，表面上对日本大鸟公使表示恭敬诚恳，而暗中与与驻扎在平壤的清军指挥使联系，而且与仍在同日本人交战的东学农民军进行联络，希望能够“表里相援”将日军驱逐出朝鲜。
最终阴谋败露没有成功，但大院君的举动引起了日本人的严重关注。日本担心在汉城的代表大鸟圭介控制不了局势，于是将他召回，另派声望卓著的高级政治家井上馨出任驻韩特命全权公使。
10月25日，井上馨到达汉城，27日在遏见高宗时，指责朝鲜军国机务处推行内政改革不力。井上甚至认为由开化派官吏占主导地位的军机处是导致国政紊乱的根本。自此以后，军机处已难以正常活动，朝鲜自主改革的过程宣告结束。
井上馨赴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排除拒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大院君。他利用日本军队占据平壤城时搞到的大院君与清军秘密联络的文件，大做文章，迫使大院君退出了政治舞台。这次，大院君从被日本人启用，到结束执政，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除掉大院君这块绊脚石之后，井上馨说服高宗，将亡命日本后来蜕变为其工具的朴泳孝安插到朝鲜内阁，任命为内务大巨，并通过所谓官制改革法令，撤销军国机务处，使中枢院取代前者的职能。这样，日本人实际上扶植了一个以金洪集和朴泳孝为首的联合政府。
井上馨在排除大院君的同时，向高宗和大臣们提出了所谓内政改革纲领20条，其核心内容与以前所颁布的改革方案没有多大区别，所不向的是：
1.撤除军机处，取消赋予大院君的权限，实行国王亲裁，达到“政权源流归一”；
2.议政府与各部衙门招聘外国顾问。
内政改革纲领20条的要害是剥夺朝鲜的自主权，企图以所谓国王“亲政”、“政权归—”控制国王，并以派驻日本顾问达到控制朝鲜统治权的目的。因此，可以说，井上馨的内政改革纲领20条是全面破坏甲午改革的宣言书。
金弘集与朴泳孝为首的联合政府对日本政府完全屈服，于是内阁根据井上的20条，起草了洪范14条。1895年1月初，高宗带领王子、大院君和百官大臣参拜宗庙，宣布了包括洪范14条在内的誓文。至此，甲午改革完全失败。
甲午更张不失为朝鲜近代历史上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作为中日战争战场的朝鲜半岛，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十分险恶，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军国机务处竟能以每天发布2至3项法令的速度进行改革，真是超乎自然，不可思议。所以，这些法案、条文不论多么重要，都很难说是严肃的。事实上，这些法案基本上都未执行，是纸上谈兵。而且，当时李朝政府实际控制的领土也有限，所以，由政府所进行的改革波及的范围很小。
但是，其所颁布的208件重要法案、文件，多是出于少壮开化派之手，反映了近代朝鲜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与向往新生活的愿望和热情，其中所体现的某些原则，是朝鲜人民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