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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你好！
早就说把春节写的这封信写完寄给你，可拖来拖去一直到今天。
那天电话里，x兄简单谈到了对信仰（或神性）的理解。他似乎仍很看重神迹（绩），强调：唯对那功法祈信专一方可获其效力。电话仓促，不及多说。其实我也并不否认神秘事物的确有，只是不以为那是信仰的要点。我想，他所以如此看重神迹，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对“神”的理解或认信多在治病的角度——始于治病的期待，终于治病的落实；这便容易使信仰囿于实际。其实，仅从治病角度看——无论是医身（生理）还是医心（心理），他的那些理解其实我也都同意。比如他说：打坐、练功，是心与身的对话；心对身的引领作用很久以来就被现代医学所忽视，而其根治病患的效力，远非西医的局部施治可比。——这类见解我真的都很赞成。不久前读到一篇报道，说是科学家们已经根据量子力学原理，证明了意念移物是可能的。是呀，意念也具能量，何以不可做功于实际？但问题在于：科学不能等同于信仰，功法就能吗？尤其，种种功法明显是指向“身”的，唯着眼于生理的强健与心理的安康。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不仅没什么不好，而且我们每个人在劝慰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心理时，有意无意都接近运用着这类方法。但要说这便是信仰，便是神在的证明，我就怀疑。神的关怀仅在于身吗？神的作为，仅在于生理强健与心理安康吗？现代医学更是治愈了多少身疾呀，科学更是创造了多少奇迹，难道能以此证明神在？信仰或神性，不是更要指向人的精神和灵魂吗？
但“精神和灵魂”会不会是两个空洞的词？会不会是“心”的同意反复？“精神和灵魂”如果不是“心”（或者还有智，汉语中“心智”二字经常连用），那又是什么？“精神和灵魂”的关怀，若不落实在“心”的安康或明智，又将脚踏何处？我无能考据这几个词的源头差异，我只能据其流用来界定它们的不同：“身”的需要是强健，正如“心”的归宿在安康与明智，而“精神”——却因其不拘一身一心的关怀与落实，和立于有限而向无限的探问，所以注定是无法怡然自在的。唯不期逃避地面对人之“命定的残缺”（刘小枫称为“人的在体性欠然”）“精神”方才诞生。当人面对从理论上说都无从解除的生命困境或谜团时，神才出面，神的存在才可证明。看家护院的是警卫，救死扶伤的（不管所用何法）是医生，减灾灭祸的有保险公司，明确可行的事理属于科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能力当算做准科学或潜科学，唯在人智、人力无望解除的困苦（残缺、欠然、原罪）面前才有信仰的生成。这信仰于是不能在强舰安康和明智面前止步。危困中的精神所以才要倚仗爱愿。牵牵连连或生生不息的灵魂所以一向都在祈祷爱。
但是“爱”是否又一个空洞的词呢？设若人人都能——如各类偶像所许诺的那样——身体强舰心理安康，怡然自乐，岂不就是爱愿的实现吗？但这差不多是废话，这话等于说：如若灭尽人间苦难，岂不就实现了爱愿？但是但是！清醒的人（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正因这“不可能”所以才有信仰的诞生。这“不可能”甚至不是由于社会的不够公正，或法律的不够健全，而是因为人智、人力、人性的生就“残缺”或“欠然”但凡存在（不论天堂、地狱、人间），则必是两极对立——有限与无限。人以其有限处于无限之中，即是说：人无论走去何处、思向何方，都必陷入迷茫。而这才是神迹（绩）的根本，是神的创造而非人的臆想，是神为人设下的一条无从逃避的恒途——人唯对此说“是”对人之一厢情愿的臆想说“不”才可能理解“爱上帝”、“爱人生”以及人间的互爱。这本无意义的恒途，唯爱可以拯救，可使其精彩、升华，以别于它类物种终生莫名的存活。
但是，爱，为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善）？怎样证明这一点？在人诸多的愿望中，凭什么单单认为爱是上帝的要求？换句话：人是怎样听见上帝的爱的命令的？或者：人为什么越来越难于听见那命令了？就因为人离开生命的起点——或最初的眺望、写作的零度——越来越远了。（就好像戏剧，道具愈益丰富多彩，灯光愈益五光十色，角色却更易迷失其中，更易淡忘戏剧原本的意义——目前国内的戏剧、影视就正是这样，导演们纷纷宣称：只要好看！）而只要你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有限面对无限的清醒位置，回到枯寂渴望着精彩、孤独渴望着团聚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发现：那渴望压根儿就是爱愿。或者说：唯有爱，可能救你于寂寞与孤独，可以筑起精彩恒途与团聚的归路；相反，恨唯加重那原初的危困。所以神命虽非人说，却又可由人传。数千年的文化缠缠绕绕，立言者越多歧途越多，任何主义都可能是一眼陷阱。我非常钦佩刘小枫所做的工作，我想他是要把那些缠缠绕绕的嘈杂理清，理回到人可以听清上帝声音的地方；唯不知能否做到。
但是，好吧，就算爱的命令可以听清，终于又能怎样呢？——中国人喜欢这样问，隐含的意思是：终于是死呢，还是真能上天堂？若到底还是一个死，就不如先享些此世福乐；若真有天堂可上，倒还值得投些“良善”之资，以期来世去享那利滚了利的福。这类贿赂性的心理姑且不说，单说中国人似乎更关心人的“中断性”或“结束性”处位；就像通常的神话故事，非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尾不可，否则就冒犯了实用传统。但信仰的故事既是在无限中诞生，便注定没有结尾，而是永远的过程，或道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其实才更美妙，是神之无与伦比的创意，是人最要感恩的神迹（绩）。
对苦难说“是”的，才可能铸成爱愿；对福乐说“是”的，就怕要潜移默化地造就贪图。对苦难说“是”的，不会以实际的效用来作信仰的引诱，而期待福乐的信仰常被现实效用所迷惑。两种信仰之不同的期求，大约就是“精神”与“心”之不同的源头。这点上我觉得x兄没想明白。我常纳闷儿：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为什么不在这根节上看看究竟？我所以后来常想这类问题，实在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不相信一个深陷歧途的人或族，其信仰的源头没有问题；我... -->>
亭亭：你好！
早就说把春节写的这封信写完寄给你，可拖来拖去一直到今天。
那天电话里，x兄简单谈到了对信仰（或神性）的理解。他似乎仍很看重神迹（绩），强调：唯对那功法祈信专一方可获其效力。电话仓促，不及多说。其实我也并不否认神秘事物的确有，只是不以为那是信仰的要点。我想，他所以如此看重神迹，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对“神”的理解或认信多在治病的角度——始于治病的期待，终于治病的落实；这便容易使信仰囿于实际。其实，仅从治病角度看——无论是医身（生理）还是医心（心理），他的那些理解其实我也都同意。比如他说：打坐、练功，是心与身的对话；心对身的引领作用很久以来就被现代医学所忽视，而其根治病患的效力，远非西医的局部施治可比。——这类见解我真的都很赞成。不久前读到一篇报道，说是科学家们已经根据量子力学原理，证明了意念移物是可能的。是呀，意念也具能量，何以不可做功于实际？但问题在于：科学不能等同于信仰，功法就能吗？尤其，种种功法明显是指向“身”的，唯着眼于生理的强健与心理的安康。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不仅没什么不好，而且我们每个人在劝慰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心理时，有意无意都接近运用着这类方法。但要说这便是信仰，便是神在的证明，我就怀疑。神的关怀仅在于身吗？神的作为，仅在于生理强健与心理安康吗？现代医学更是治愈了多少身疾呀，科学更是创造了多少奇迹，难道能以此证明神在？信仰或神性，不是更要指向人的精神和灵魂吗？
但“精神和灵魂”会不会是两个空洞的词？会不会是“心”的同意反复？“精神和灵魂”如果不是“心”（或者还有智，汉语中“心智”二字经常连用），那又是什么？“精神和灵魂”的关怀，若不落实在“心”的安康或明智，又将脚踏何处？我无能考据这几个词的源头差异，我只能据其流用来界定它们的不同：“身”的需要是强健，正如“心”的归宿在安康与明智，而“精神”——却因其不拘一身一心的关怀与落实，和立于有限而向无限的探问，所以注定是无法怡然自在的。唯不期逃避地面对人之“命定的残缺”（刘小枫称为“人的在体性欠然”）“精神”方才诞生。当人面对从理论上说都无从解除的生命困境或谜团时，神才出面，神的存在才可证明。看家护院的是警卫，救死扶伤的（不管所用何法）是医生，减灾灭祸的有保险公司，明确可行的事理属于科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能力当算做准科学或潜科学，唯在人智、人力无望解除的困苦（残缺、欠然、原罪）面前才有信仰的生成。这信仰于是不能在强舰安康和明智面前止步。危困中的精神所以才要倚仗爱愿。牵牵连连或生生不息的灵魂所以一向都在祈祷爱。
但是“爱”是否又一个空洞的词呢？设若人人都能——如各类偶像所许诺的那样——身体强舰心理安康，怡然自乐，岂不就是爱愿的实现吗？但这差不多是废话，这话等于说：如若灭尽人间苦难，岂不就实现了爱愿？但是但是！清醒的人（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正因这“不可能”所以才有信仰的诞生。这“不可能”甚至不是由于社会的不够公正，或法律的不够健全，而是因为人智、人力、人性的生就“残缺”或“欠然”但凡存在（不论天堂、地狱、人间），则必是两极对立——有限与无限。人以其有限处于无限之中，即是说：人无论走去何处、思向何方，都必陷入迷茫。而这才是神迹（绩）的根本，是神的创造而非人的臆想，是神为人设下的一条无从逃避的恒途——人唯对此说“是”对人之一厢情愿的臆想说“不”才可能理解“爱上帝”、“爱人生”以及人间的互爱。这本无意义的恒途，唯爱可以拯救，可使其精彩、升华，以别于它类物种终生莫名的存活。
但是，爱，为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善）？怎样证明这一点？在人诸多的愿望中，凭什么单单认为爱是上帝的要求？换句话：人是怎样听见上帝的爱的命令的？或者：人为什么越来越难于听见那命令了？就因为人离开生命的起点——或最初的眺望、写作的零度——越来越远了。（就好像戏剧，道具愈益丰富多彩，灯光愈益五光十色，角色却更易迷失其中，更易淡忘戏剧原本的意义——目前国内的戏剧、影视就正是这样，导演们纷纷宣称：只要好看！）而只要你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有限面对无限的清醒位置，回到枯寂渴望着精彩、孤独渴望着团聚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发现：那渴望压根儿就是爱愿。或者说：唯有爱，可能救你于寂寞与孤独，可以筑起精彩恒途与团聚的归路；相反，恨唯加重那原初的危困。所以神命虽非人说，却又可由人传。数千年的文化缠缠绕绕，立言者越多歧途越多，任何主义都可能是一眼陷阱。我非常钦佩刘小枫所做的工作，我想他是要把那些缠缠绕绕的嘈杂理清，理回到人可以听清上帝声音的地方；唯不知能否做到。
但是，好吧，就算爱的命令可以听清，终于又能怎样呢？——中国人喜欢这样问，隐含的意思是：终于是死呢，还是真能上天堂？若到底还是一个死，就不如先享些此世福乐；若真有天堂可上，倒还值得投些“良善”之资，以期来世去享那利滚了利的福。这类贿赂性的心理姑且不说，单说中国人似乎更关心人的“中断性”或“结束性”处位；就像通常的神话故事，非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尾不可，否则就冒犯了实用传统。但信仰的故事既是在无限中诞生，便注定没有结尾，而是永远的过程，或道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其实才更美妙，是神之无与伦比的创意，是人最要感恩的神迹（绩）。
对苦难说“是”的，才可能铸成爱愿；对福乐说“是”的，就怕要潜移默化地造就贪图。对苦难说“是”的，不会以实际的效用来作信仰的引诱，而期待福乐的信仰常被现实效用所迷惑。两种信仰之不同的期求，大约就是“精神”与“心”之不同的源头。这点上我觉得x兄没想明白。我常纳闷儿：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为什么不在这根节上看看究竟？我所以后来常想这类问题，实在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不相信一个深陷歧途的人或族，其信仰的源头没有问题；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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