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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中间，兼顾两头”大部分同学属于中等水平，你的备课主要是针对这部分学生设计的。但是，你也不能不顾两头的学生。对于那些程度差一点的学生，你所讲的可能有点难了，所以，在有些地方，你就要多加几句话，讲细一点，尽量让这部分学生能听懂；而对于那些程度比较高的学生，你所讲的却太容易了，他们听起来没什么兴趣，也没多大的收获，所以你就还要讲一些难度大一点的、深一点的东西，让这些学生也能获得一点东西。教学是个无底洞，只要你认真去做，你就会觉得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一定要把课备好，而且，课怎么备你都会觉得不充分的，总是有需要补充或需要修正的地方。你讲同一门课，讲同样的内容，今天讲与明天讲，在这里讲与在那里讲肯定是不同的。我讲了这么多年的课，可以说没有一节课是相同的，不像某些老师，几年来或几十年来总用的是同一本备课本，讲的是同样的内容。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些地方应该讲详细一点，你却讲简略了；有些地方应该讲简略一点，你却讲得太详细了。好在大学教学是个连续性的过程，你这节课讲得太简略的东西，下一次课可以补起来。此外，所谓“教学相长”教学不能是“填鸭式”的，要与学生互动，要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作为教师，要守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除了上面所说的自己不相信的不讲，自己不懂的不讲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知错能改，知错必改。老师不是圣人，不可能不出错。有时可能某个字写错了；有时可能心里想的是这个，口里说出来的却是那个；有时可能某句话的出处记错了。总之，种种错误都有可能出现。发现了错误怎么办？这时应该秉着求真求实的态度，知错就改。在学生面前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件丢面子的事情，相反，如果坚持错误的东西才是要不得的。你不能把教学仅仅看成是知识的传授，教学与教育不能脱节，教学与教育是“两位一体”的。教师除了传递知识给学生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学校里未必一定要开什么思想品德之类的课，一位好的老师应该能在教学中让学生受到思想的与道德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研究所与大学应该分开，有的人书教得好，不一定科研搞得好；有些人科研搞得好，不一定书教得好。当然，也有些人能二者兼顾。何不让他们各自在合适的位置发挥自己的长处？大学应该是教育学生的地方，而不是搞科研的地方。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很难兼顾教学与科研。做一个好老师很难！不能只顾自己搞科研，而忽视了教学工作。相反，当你是一名教师时，你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为教学让道。
现在高校的学术评审制度应该说是很成问题的。我们那里评职称和发论文并没有挂起钩来，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把教学工作搞好。那时杂志少，但发文章不要钱，还给你稿费。文章的发表与否主要看文章的质量。文章写好之后，往信封里一装，写上‘稿件’两个字，连邮票都不用贴就寄出去了。一篇文章发表后，稿费往往顶得你几个月的工职。现在发文章，要出版面费，还要拉关系，太多的非学术性的因素决定了一篇文章的命运。你知道，一篇通过多年的勤奋研究与深思孰虑而写出来的文章与一篇抄袭、拼凑而成的所谓文章所付出的劳动差别是很大的，可评职称时只看文章的量，不看文章的质。只看文章到底在什么杂志上发的，并不注重文章本身怎么样。难道在国家选定的那些杂志上的文章一定比别的杂志上的文章好？倒也不见得。这样不好，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杂志与少数人的手里，他们的学术水平不一定比其他人强，这样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笔者其实还和孙老师聊到了其他的很多话题，但是，由于这次采访的主要目的是就大学中文系的教学问题向孙老师“取经”故有很多东西也就没写出来。在我的印象中，孙老师是一位很务实、很认真、治学严谨、有社会责任感且很有思想的学识渊博的老前辈。孙老师这一生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教学工作中去了，虽然如此，孙老师在学术上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用不着笔者多费口舌。退休后，孙老师仍然很勤奋，他说，要在有生之年，将思想界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过一篇。古人云：“一片冰心在玉壶”老前辈们的学问、经验固然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但是，他们的务实求真、谦虚勤奋、治学严谨、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更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小子发扬光大么？
“抓住中间，兼顾两头”大部分同学属于中等水平，你的备课主要是针对这部分学生设计的。但是，你也不能不顾两头的学生。对于那些程度差一点的学生，你所讲的可能有点难了，所以，在有些地方，你就要多加几句话，讲细一点，尽量让这部分学生能听懂；而对于那些程度比较高的学生，你所讲的却太容易了，他们听起来没什么兴趣，也没多大的收获，所以你就还要讲一些难度大一点的、深一点的东西，让这些学生也能获得一点东西。教学是个无底洞，只要你认真去做，你就会觉得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一定要把课备好，而且，课怎么备你都会觉得不充分的，总是有需要补充或需要修正的地方。你讲同一门课，讲同样的内容，今天讲与明天讲，在这里讲与在那里讲肯定是不同的。我讲了这么多年的课，可以说没有一节课是相同的，不像某些老师，几年来或几十年来总用的是同一本备课本，讲的是同样的内容。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些地方应该讲详细一点，你却讲简略了；有些地方应该讲简略一点，你却讲得太详细了。好在大学教学是个连续性的过程，你这节课讲得太简略的东西，下一次课可以补起来。此外，所谓“教学相长”教学不能是“填鸭式”的，要与学生互动，要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作为教师，要守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除了上面所说的自己不相信的不讲，自己不懂的不讲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知错能改，知错必改。老师不是圣人，不可能不出错。有时可能某个字写错了；有时可能心里想的是这个，口里说出来的却是那个；有时可能某句话的出处记错了。总之，种种错误都有可能出现。发现了错误怎么办？这时应该秉着求真求实的态度，知错就改。在学生面前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件丢面子的事情，相反，如果坚持错误的东西才是要不得的。你不能把教学仅仅看成是知识的传授，教学与教育不能脱节，教学与教育是“两位一体”的。教师除了传递知识给学生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学校里未必一定要开什么思想品德之类的课，一位好的老师应该能在教学中让学生受到思想的与道德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研究所与大学应该分开，有的人书教得好，不一定科研搞得好；有些人科研搞得好，不一定书教得好。当然，也有些人能二者兼顾。何不让他们各自在合适的位置发挥自己的长处？大学应该是教育学生的地方，而不是搞科研的地方。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很难兼顾教学与科研。做一个好老师很难！不能只顾自己搞科研，而忽视了教学工作。相反，当你是一名教师时，你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为教学让道。
现在高校的学术评审制度应该说是很成问题的。我们那里评职称和发论文并没有挂起钩来，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把教学工作搞好。那时杂志少，但发文章不要钱，还给你稿费。文章的发表与否主要看文章的质量。文章写好之后，往信封里一装，写上‘稿件’两个字，连邮票都不用贴就寄出去了。一篇文章发表后，稿费往往顶得你几个月的工职。现在发文章，要出版面费，还要拉关系，太多的非学术性的因素决定了一篇文章的命运。你知道，一篇通过多年的勤奋研究与深思孰虑而写出来的文章与一篇抄袭、拼凑而成的所谓文章所付出的劳动差别是很大的，可评职称时只看文章的量，不看文章的质。只看文章到底在什么杂志上发的，并不注重文章本身怎么样。难道在国家选定的那些杂志上的文章一定比别的杂志上的文章好？倒也不见得。这样不好，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杂志与少数人的手里，他们的学术水平不一定比其他人强，这样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笔者其实还和孙老师聊到了其他的很多话题，但是，由于这次采访的主要目的是就大学中文系的教学问题向孙老师“取经”故有很多东西也就没写出来。在我的印象中，孙老师是一位很务实、很认真、治学严谨、有社会责任感且很有思想的学识渊博的老前辈。孙老师这一生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教学工作中去了，虽然如此，孙老师在学术上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用不着笔者多费口舌。退休后，孙老师仍然很勤奋，他说，要在有生之年，将思想界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过一篇。古人云：“一片冰心在玉壶”老前辈们的学问、经验固然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但是，他们的务实求真、谦虚勤奋、治学严谨、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更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小子发扬光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