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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提到，当代中国的教育科研必须实现“成人本位向儿童本位、宏大叙事向小叙事、文本研究向实证研究、传统话语向现代后现代话语”的四大转型。这四大转型所针对的正是中国教育科研普遍存在的四大致命弱点，即成人本位、宏大叙事、重文本而轻实证以及话语体系陈旧以至于无法合理地解释不断涌现的各种复杂教育现象。
成人本位并非中国当代教育所独有。瑞典学者爱伦？凯曾说过，18世纪是人的世纪，19世纪是妇女的世纪，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儿童的发现是近一个世纪来的事件，在此以前，世界各地的教育都倾向于“成人本位”周作人曰“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又曰“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孔子虽有“因材施教”之说，然其所指乃泛泛的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而非特指对儿童与成人间差异——尤其是对儿童生理与心理特性——的尊重。时至今日，儿童本位虽已成为世界——包括中国——教育界的共识，但在教育教学实践的层面，成人本位仍然占据着幼儿及中小学教育界的主导地位；总之，对儿童内外两面的生活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中小学教师虽身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天天和教育教学实践“零距离”接触，日常工作中所遭遇到的大多都是非常具体、琐碎的小事，然而，恰恰是他们，在教育科研中最容易犯宏大叙事的毛病——由于理论功底严重不足或缺乏专门的学术训练，他们往往生搬硬套前人的思想或理念，无法将之本土化为具体的“地方性知识”在当前中国教育的具体语境中，我并不提倡中小学教师去搞什么劳什子的教育科研。这并不是说教育科研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一点儿也不重要——至少，大多数教育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教育生产力，或曰要产生一定积极的现实效果，必须经过教师的消化和吸收，并具体实施。是故，教育科研对于教师的教学反思和专业成长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生学业成就的提高非常重要。但在当下，我却并不提倡中小学教师搞课题研究，原因很简单，即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并不具备搞教育科研的主客观条件，在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尤其如此。由于工作在教育教学的最前线，再加上时刻悬在头上的考试压力，我国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其实非常繁忙，换言之，现实并没有为他们的教育科研工作预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此外，由于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不是科研能力或科研成果是评价中小学教师最重要的指标，因此，不管怎么在口头上提倡中小学教师搞科研，他们对于教育科研工作仍然缺乏足够的动力。只是在评职称或其他什么现实的原因需要论文时，大多数教师才会偶尔表露一下对于教育科研的兴趣。事实上，据我的观察，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理论功底相当差，虽然具有本科或更高的学历，却缺少进行学术研究的最基本的常识，根本不具备进行教育科研的能力。因此，如果硬拉上他们去搞所谓的“教育科研”做出来的往往就可能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四不象”的东西，真是十足的劳民伤财。
从文本研究向实证研究转型，并不是说文本研究不重要，而是说一切文本研究都需要足够的实证研究的支撑，并经受实证的检验。中国历来的学术传统有着严重的重文本而轻实证的倾向，所谓的“述而不作”即是也。因此“掉书袋”或曰“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之间的漫游也就成了中国学者的通病。其实，旁征博引在很多情况下倒是博学的表征，是优点而非缺点。然而，这种没有向现实的多种可能性或不确定性敞开的相对封闭的文本研究很容易异化为美丽却... -->>
我曾多次提到，当代中国的教育科研必须实现“成人本位向儿童本位、宏大叙事向小叙事、文本研究向实证研究、传统话语向现代后现代话语”的四大转型。这四大转型所针对的正是中国教育科研普遍存在的四大致命弱点，即成人本位、宏大叙事、重文本而轻实证以及话语体系陈旧以至于无法合理地解释不断涌现的各种复杂教育现象。
成人本位并非中国当代教育所独有。瑞典学者爱伦？凯曾说过，18世纪是人的世纪，19世纪是妇女的世纪，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儿童的发现是近一个世纪来的事件，在此以前，世界各地的教育都倾向于“成人本位”周作人曰“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又曰“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孔子虽有“因材施教”之说，然其所指乃泛泛的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而非特指对儿童与成人间差异——尤其是对儿童生理与心理特性——的尊重。时至今日，儿童本位虽已成为世界——包括中国——教育界的共识，但在教育教学实践的层面，成人本位仍然占据着幼儿及中小学教育界的主导地位；总之，对儿童内外两面的生活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中小学教师虽身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天天和教育教学实践“零距离”接触，日常工作中所遭遇到的大多都是非常具体、琐碎的小事，然而，恰恰是他们，在教育科研中最容易犯宏大叙事的毛病——由于理论功底严重不足或缺乏专门的学术训练，他们往往生搬硬套前人的思想或理念，无法将之本土化为具体的“地方性知识”在当前中国教育的具体语境中，我并不提倡中小学教师去搞什么劳什子的教育科研。这并不是说教育科研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一点儿也不重要——至少，大多数教育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教育生产力，或曰要产生一定积极的现实效果，必须经过教师的消化和吸收，并具体实施。是故，教育科研对于教师的教学反思和专业成长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生学业成就的提高非常重要。但在当下，我却并不提倡中小学教师搞课题研究，原因很简单，即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并不具备搞教育科研的主客观条件，在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尤其如此。由于工作在教育教学的最前线，再加上时刻悬在头上的考试压力，我国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其实非常繁忙，换言之，现实并没有为他们的教育科研工作预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此外，由于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不是科研能力或科研成果是评价中小学教师最重要的指标，因此，不管怎么在口头上提倡中小学教师搞科研，他们对于教育科研工作仍然缺乏足够的动力。只是在评职称或其他什么现实的原因需要论文时，大多数教师才会偶尔表露一下对于教育科研的兴趣。事实上，据我的观察，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理论功底相当差，虽然具有本科或更高的学历，却缺少进行学术研究的最基本的常识，根本不具备进行教育科研的能力。因此，如果硬拉上他们去搞所谓的“教育科研”做出来的往往就可能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四不象”的东西，真是十足的劳民伤财。
从文本研究向实证研究转型，并不是说文本研究不重要，而是说一切文本研究都需要足够的实证研究的支撑，并经受实证的检验。中国历来的学术传统有着严重的重文本而轻实证的倾向，所谓的“述而不作”即是也。因此“掉书袋”或曰“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之间的漫游也就成了中国学者的通病。其实，旁征博引在很多情况下倒是博学的表征，是优点而非缺点。然而，这种没有向现实的多种可能性或不确定性敞开的相对封闭的文本研究很容易异化为美丽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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