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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三月三，即阳历4月8日，这一天是传说中黄帝出生的日子，黄帝故里河南新郑隆重举行了拜祖大典，然而，当盛典结束后，却出现了一幕闹剧——本来是用作祭拜和装饰的鲜花，在公祭大典结束后成为了市民哄抢的目标，一个小时，鲜花哄抢一空。（见4月9日成都商报）
凡事以闹剧始者，往往亦以闹剧收场。“公祭黄帝”本来就是一场劳民伤财的不折不扣的闹剧，而哄抢鲜花这一场景不过是为公祭闹剧下了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注脚罢了。撇开“公祭搭台，经济唱戏”或“比面子”、“赛政绩”之类的功利性考虑，或许，公祭活动的组织者与举办者确实有着某种崇高的目的，如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等等。但是，崇高的动机往往未必带来崇高的结果，任何决策如果建立在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或虚幻的“乌托邦”上，必定会导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结果。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凡祭祀，无非是通过某种象征性的仪式使某些特定的观念、人物、事物或空间神圣化。祭祀是一种意义生产的方式，曾经在人类历史上——甚至直到现时代，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时移世异，随着中国在世界文化潮流的推动下步入现代社会，如马克思所云“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去魅”或曰“去神秘化”已经使一切“神圣事物”变得滑稽可笑和不合时宜。如果说祭祀在传统社会还能唤起人们某种神圣的感情，那么，对现代人而言，建立在“巫术思维”上的祭祀仪式最多不过是一场“神的喜剧”罢了。换言之，对古人来说庄严肃穆的祭祀已经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心理的支撑。
对于哄抢鲜花事件，很多网友将之归因于国民素质的低劣或举办方管理的不善。这两种解释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换作他国的公民，这类事情却也未必不会发生——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哄抢事件和国民素质的高低有必然的联系，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和群体心理学有关的事件。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群体具有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特点，形成群体的个人的精神结构会发生改变，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因此“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虽说群体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但若是公祭仪式确实在群众心里唤起了某种神圣的感情，这种神圣性将对他们亵渎神圣的行为产生强大的制约。由此可以看出，哄抢鲜花的群众是抱着看热闹的心理参与这一所谓的“盛典”的，在他们对“公祭黄帝”的阐释中，找不到任何神圣的元素。
按照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后视镜”的理论，当社会和个人面临新的境遇时，他们会依附于不久之前的过去来寻求前进之路。时下全国掀起的你方祭罢我登场的公祭热潮其实是国人在面临全球化与现代化这一新的历史境遇时，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衰落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应答。公祭背后强烈的忧患意识一方面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说，公祭大典其实是传统的“礼治主义”的变种，类似以公祭传承优秀文化的思维也是一种严重的“僵尸迷恋”——而在对待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一问题上，如果背负着过去沉重的尸体不肯放下来，必然会产生文化上的停滞甚至倒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必然成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在笔者看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的唯一康庄大道在于重新举起“五？四”时代飘扬在神州大地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农历三月三，即阳历4月8日，这一天是传说中黄帝出生的日子，黄帝故里河南新郑隆重举行了拜祖大典，然而，当盛典结束后，却出现了一幕闹剧——本来是用作祭拜和装饰的鲜花，在公祭大典结束后成为了市民哄抢的目标，一个小时，鲜花哄抢一空。（见4月9日成都商报）
凡事以闹剧始者，往往亦以闹剧收场。“公祭黄帝”本来就是一场劳民伤财的不折不扣的闹剧，而哄抢鲜花这一场景不过是为公祭闹剧下了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注脚罢了。撇开“公祭搭台，经济唱戏”或“比面子”、“赛政绩”之类的功利性考虑，或许，公祭活动的组织者与举办者确实有着某种崇高的目的，如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等等。但是，崇高的动机往往未必带来崇高的结果，任何决策如果建立在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或虚幻的“乌托邦”上，必定会导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结果。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凡祭祀，无非是通过某种象征性的仪式使某些特定的观念、人物、事物或空间神圣化。祭祀是一种意义生产的方式，曾经在人类历史上——甚至直到现时代，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时移世异，随着中国在世界文化潮流的推动下步入现代社会，如马克思所云“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去魅”或曰“去神秘化”已经使一切“神圣事物”变得滑稽可笑和不合时宜。如果说祭祀在传统社会还能唤起人们某种神圣的感情，那么，对现代人而言，建立在“巫术思维”上的祭祀仪式最多不过是一场“神的喜剧”罢了。换言之，对古人来说庄严肃穆的祭祀已经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心理的支撑。
对于哄抢鲜花事件，很多网友将之归因于国民素质的低劣或举办方管理的不善。这两种解释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换作他国的公民，这类事情却也未必不会发生——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哄抢事件和国民素质的高低有必然的联系，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和群体心理学有关的事件。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群体具有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特点，形成群体的个人的精神结构会发生改变，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因此“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虽说群体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但若是公祭仪式确实在群众心里唤起了某种神圣的感情，这种神圣性将对他们亵渎神圣的行为产生强大的制约。由此可以看出，哄抢鲜花的群众是抱着看热闹的心理参与这一所谓的“盛典”的，在他们对“公祭黄帝”的阐释中，找不到任何神圣的元素。
按照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后视镜”的理论，当社会和个人面临新的境遇时，他们会依附于不久之前的过去来寻求前进之路。时下全国掀起的你方祭罢我登场的公祭热潮其实是国人在面临全球化与现代化这一新的历史境遇时，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衰落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应答。公祭背后强烈的忧患意识一方面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说，公祭大典其实是传统的“礼治主义”的变种，类似以公祭传承优秀文化的思维也是一种严重的“僵尸迷恋”——而在对待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一问题上，如果背负着过去沉重的尸体不肯放下来，必然会产生文化上的停滞甚至倒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必然成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在笔者看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的唯一康庄大道在于重新举起“五？四”时代飘扬在神州大地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除此之外，别无他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