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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重庆商报载，日前，歌手阿朵在北京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为某品牌的发布会走秀助兴。其热辣的装扮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可头上佩戴的那顶雷锋帽却招来了质疑。
由于对娱乐界一向不怎么感兴趣，在讲到这则新闻以前，笔者并不知道阿朵是何许人也，因此，对她谈不上好感，也谈不上恶感；读了这则新闻之后，对她同样谈不上好感，也谈不上恶感。
但是，读了这则新闻之后，笔者的心情却很沉重，可并不是由于阿朵的穿露脐装戴雷锋帽，而是公众对变件事的近乎神经过敏的态度——为什么阿朵不能穿露脐装戴雷锋帽走秀呢？难道国人的道德竟如此地脆弱，一位演员穿露脐装戴雷锋帽的走秀就将他们的“道德长城”给碰倒了么？
在阿朵以前，娱乐圈子里有周杰伦、李宇春、李冰冰、车太贤、rain等人都拍过戴雷锋帽的造型，却并未引起什么质疑或争议，因为她或他们并没有像阿朵一样穿着露脐装拍戴雷锋帽的造型。其实，露脐装与雷锋帽二者却未必就不能并置在一起。首先，不管哪一类服装，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包括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人为赋予的。随着时代或个人穿着喜好的变迁，这种意义可以被擦除或改写，而且社会意义未必就一定得凌驾于个人意义之上。因此，露脐装代表着“性感”未必就不能表示庄重；雷锋帽是“很严肃的东西”未必就不能成为“很娱乐的东西”——这一切都与道德无关。再者，雷锋帽只是某个特殊年代的某一特殊人群的标志性的衣着，当时并没有被冠以“雷锋帽”这个名称，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将之称为“雷锋帽”可见“雷锋帽”也是擦除和改写在它以前同样衣着的社会意义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为什么当代人就不能同样擦除和改写附在“雷锋帽”上面的象征意义，而赋予其新的个人的或社会的意义，使之变成“阿朵帽”或其他什么帽呢？雷锋凭什么就得垄断这种式样的帽子的象征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
不错，雷锋确实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道德标杆”但若仍然硬要把他当成当代人的“道德标杆”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雷锋形象是否是因政治需要而人为地创造出来的且不说，即使其人其事皆为实有，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当代公民所应该做的。何况，如老子所言“圣人出，有大伪”——凡需要道德楷模的时代，往往都是堕落的时代。如果我们继续将雷锋作为“道德标杆”只能说明从雷锋年代到如今，我们在道德上仍然没有进步或者进步甚微——所谓的专家以及普通大众对此事的“神经过敏”确实也是我们的当代社会不容乐观的道德状况或曰“伪道德”现状最好的注脚。
不能不说，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道德观。这种道德是“人”的道德而不是“神”的道德，它将为个人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更多的自主空间，而非公德与私德不分，或为着某种或好或坏目的，而赋予与道德无关的事件以压迫性的道德意义。一言以蔽之，这种道德即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只有在道德上做到既尽到自己对社会与自身的道德义务，又尊重他人的道德选择——当然，这种道德选择应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这个社会才真正称得上是道德的，而一个真正道德的社会又哪里还用得着什么“道德标杆”呢？
3月30日重庆商报载，日前，歌手阿朵在北京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为某品牌的发布会走秀助兴。其热辣的装扮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可头上佩戴的那顶雷锋帽却招来了质疑。
由于对娱乐界一向不怎么感兴趣，在讲到这则新闻以前，笔者并不知道阿朵是何许人也，因此，对她谈不上好感，也谈不上恶感；读了这则新闻之后，对她同样谈不上好感，也谈不上恶感。
但是，读了这则新闻之后，笔者的心情却很沉重，可并不是由于阿朵的穿露脐装戴雷锋帽，而是公众对变件事的近乎神经过敏的态度——为什么阿朵不能穿露脐装戴雷锋帽走秀呢？难道国人的道德竟如此地脆弱，一位演员穿露脐装戴雷锋帽的走秀就将他们的“道德长城”给碰倒了么？
在阿朵以前，娱乐圈子里有周杰伦、李宇春、李冰冰、车太贤、rain等人都拍过戴雷锋帽的造型，却并未引起什么质疑或争议，因为她或他们并没有像阿朵一样穿着露脐装拍戴雷锋帽的造型。其实，露脐装与雷锋帽二者却未必就不能并置在一起。首先，不管哪一类服装，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包括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人为赋予的。随着时代或个人穿着喜好的变迁，这种意义可以被擦除或改写，而且社会意义未必就一定得凌驾于个人意义之上。因此，露脐装代表着“性感”未必就不能表示庄重；雷锋帽是“很严肃的东西”未必就不能成为“很娱乐的东西”——这一切都与道德无关。再者，雷锋帽只是某个特殊年代的某一特殊人群的标志性的衣着，当时并没有被冠以“雷锋帽”这个名称，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将之称为“雷锋帽”可见“雷锋帽”也是擦除和改写在它以前同样衣着的社会意义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为什么当代人就不能同样擦除和改写附在“雷锋帽”上面的象征意义，而赋予其新的个人的或社会的意义，使之变成“阿朵帽”或其他什么帽呢？雷锋凭什么就得垄断这种式样的帽子的象征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
不错，雷锋确实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道德标杆”但若仍然硬要把他当成当代人的“道德标杆”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雷锋形象是否是因政治需要而人为地创造出来的且不说，即使其人其事皆为实有，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当代公民所应该做的。何况，如老子所言“圣人出，有大伪”——凡需要道德楷模的时代，往往都是堕落的时代。如果我们继续将雷锋作为“道德标杆”只能说明从雷锋年代到如今，我们在道德上仍然没有进步或者进步甚微——所谓的专家以及普通大众对此事的“神经过敏”确实也是我们的当代社会不容乐观的道德状况或曰“伪道德”现状最好的注脚。
不能不说，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道德观。这种道德是“人”的道德而不是“神”的道德，它将为个人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更多的自主空间，而非公德与私德不分，或为着某种或好或坏目的，而赋予与道德无关的事件以压迫性的道德意义。一言以蔽之，这种道德即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只有在道德上做到既尽到自己对社会与自身的道德义务，又尊重他人的道德选择——当然，这种道德选择应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这个社会才真正称得上是道德的，而一个真正道德的社会又哪里还用得着什么“道德标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