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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的症结何在？答曰：过分功利化。
其实，功利应该是一个中性的词儿。太史公史记•货殖列传序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从功利的角度思想或行为乃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本无可厚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人类必须不断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以保存和延续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便是“功利”；可人乃“万物之灵长”保存和延续生命并不足以使人成其为“人”因为保存和延续生命是动物的本能，而人却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因此，人类自身的生产不但包括“肉”的生产，而且包括“灵”的生产；人类不但要求保存和延续生命，更重要的是要发展生命。从以上意义上来讲，教育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是要使人获得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以谋取肉体生存的本能，另一方面是要使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即生命的发展或“灵”的生产。
“功利化”便是使功利仅仅只指向或大大地向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得或“肉”的生产倾斜，而忽视了人类自身的生产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即“灵”的生产。
为什么说中国家庭教育的症结在于过分功利化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家庭教育过分关注人的肉体生存，而忽视了人的精神发展。
中国家庭教育的过分功利化是由中国家庭的权力结构决定的。如果我们问什么是家庭教育，大部分同胞会怎么回答呢？三字经里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汉许慎说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可见，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主要是父母）对其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实施的影响。而科学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却应该是“家庭成员互相实施的一种教育，即凡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发展人的智力的活动，都是教育。在家庭里，不论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长者对幼者，幼者对长者，一切有目的有意识施加的影响，都是家庭教育。”（缪建东：家庭教育社会学）显然，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是一种由上而下“成人本位”的单向流动教育模式，西方符号互动理论称这种情况为“非对称性相倚”——“一方以对方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而另一方则主要对自己的计划作出反应。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相倚，一个依自己的计划办事，另一方则看着对方的脸色行事。在非对称性相倚中，对自己计划作出反应的一方，掌握着互动的主动权，另一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这种家庭教育中的非对称性相倚所折射的是社会与家庭的权力结构。罗纳德•柯罗威尔（ronald cromwell）和大卫•奥尔森（david olson）把家庭权力解释为：“改变家庭中其他成员行为的能力（潜在的或实际的）。”按照巴希•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根据家庭权力和行使情况对家庭进行的分类，中国的家庭属于“定位结构家庭”（positional structure）。“定位结构家庭中，权力结构按等级划分，父母是家庭权力的主要行使者。尤其在中国传统家庭，父亲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其次是儿子，最后才是母亲。定位结构家庭的实质是家庭权力的等级分布。这类家庭大量使用限定性的语言符号，孩子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十分有限。‘不准’、‘不能’、‘不允许’、‘如果就再也不’等是这类家庭亲子互动中常使用的语言。于是家庭教育就充满了等级化的色彩，显示出专制的特征，家长制是这类家庭教育中最明显的体现。定位结构家庭中强调服从和尊重权威，重外部控制，他们坚信家庭是由一系列规则组成的，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些规则。这类家庭，互动是自上而下的，父母可能娇惯孩子，也可能常常惩罚、羞辱孩子。他们意识深处坚信自己有足够的权力支配自己的孩子，不少孩子自幼学会了从父母表情中体会什么是‘住嘴’！什么是‘放下’！什么是‘睡觉’之类的含义”（缪建东：家庭教育社会学）子女在家庭中的这种无权的生存状态，使儿童丧失了建构独立人格的能力，形成了一种依附型人格。同时，正是这种定位结构家庭，使我国文化的基本模式得以定型，即“耻感文化”按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法“耻感文化”主导的民众的行为往往受制于外部的强制力，即是迫于外在环境的压力，而不是出于他们内心的自觉，因为他们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因为与罪恶感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觉被嘲弄了。羞耻感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却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的，在有的民族，荣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感折磨，尽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在王尔德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里，当作恶多端、劣绩斑斑的道连看到自己画像的丑恶时，连自己都觉得可憎，为了获得安宁，他抓起了刀，向画像刺去，然而，他却杀死了他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副画像，便是他的良心——因为作恶，他受到了无所不在的来自他内心的罪恶感的追捕——这种由自省而来的罪恶感的制约，是我们中国人最缺少的。这种定位结构家庭中的专制冻结与扼杀了儿童一切自由的思想，剥夺了他们的创造力，使他们只能按着来自国家、家族或社会的各种指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无法形成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在定位结构家庭文化语境下，由于父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子女的头上是合法的，子女被当成父母的私有财产，故子女往往很容易被物化为替父母挣面子或谋利益的工具，这种情形反映在家庭教育上，便是家庭教育的功利化。
中国普遍性的定位结构家庭是怎样形成的呢？众所周知，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中国曾经有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的历史。以前人们多将这种中央集权制称为“封建专制”西方学者一般称中... -->>
中国家庭教育的症结何在？答曰：过分功利化。
其实，功利应该是一个中性的词儿。太史公史记•货殖列传序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从功利的角度思想或行为乃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本无可厚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人类必须不断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以保存和延续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便是“功利”；可人乃“万物之灵长”保存和延续生命并不足以使人成其为“人”因为保存和延续生命是动物的本能，而人却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因此，人类自身的生产不但包括“肉”的生产，而且包括“灵”的生产；人类不但要求保存和延续生命，更重要的是要发展生命。从以上意义上来讲，教育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是要使人获得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以谋取肉体生存的本能，另一方面是要使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即生命的发展或“灵”的生产。
“功利化”便是使功利仅仅只指向或大大地向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得或“肉”的生产倾斜，而忽视了人类自身的生产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即“灵”的生产。
为什么说中国家庭教育的症结在于过分功利化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家庭教育过分关注人的肉体生存，而忽视了人的精神发展。
中国家庭教育的过分功利化是由中国家庭的权力结构决定的。如果我们问什么是家庭教育，大部分同胞会怎么回答呢？三字经里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汉许慎说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可见，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主要是父母）对其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实施的影响。而科学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却应该是“家庭成员互相实施的一种教育，即凡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发展人的智力的活动，都是教育。在家庭里，不论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长者对幼者，幼者对长者，一切有目的有意识施加的影响，都是家庭教育。”（缪建东：家庭教育社会学）显然，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是一种由上而下“成人本位”的单向流动教育模式，西方符号互动理论称这种情况为“非对称性相倚”——“一方以对方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而另一方则主要对自己的计划作出反应。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相倚，一个依自己的计划办事，另一方则看着对方的脸色行事。在非对称性相倚中，对自己计划作出反应的一方，掌握着互动的主动权，另一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这种家庭教育中的非对称性相倚所折射的是社会与家庭的权力结构。罗纳德•柯罗威尔（ronald cromwell）和大卫•奥尔森（david olson）把家庭权力解释为：“改变家庭中其他成员行为的能力（潜在的或实际的）。”按照巴希•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根据家庭权力和行使情况对家庭进行的分类，中国的家庭属于“定位结构家庭”（positional structure）。“定位结构家庭中，权力结构按等级划分，父母是家庭权力的主要行使者。尤其在中国传统家庭，父亲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其次是儿子，最后才是母亲。定位结构家庭的实质是家庭权力的等级分布。这类家庭大量使用限定性的语言符号，孩子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十分有限。‘不准’、‘不能’、‘不允许’、‘如果就再也不’等是这类家庭亲子互动中常使用的语言。于是家庭教育就充满了等级化的色彩，显示出专制的特征，家长制是这类家庭教育中最明显的体现。定位结构家庭中强调服从和尊重权威，重外部控制，他们坚信家庭是由一系列规则组成的，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些规则。这类家庭，互动是自上而下的，父母可能娇惯孩子，也可能常常惩罚、羞辱孩子。他们意识深处坚信自己有足够的权力支配自己的孩子，不少孩子自幼学会了从父母表情中体会什么是‘住嘴’！什么是‘放下’！什么是‘睡觉’之类的含义”（缪建东：家庭教育社会学）子女在家庭中的这种无权的生存状态，使儿童丧失了建构独立人格的能力，形成了一种依附型人格。同时，正是这种定位结构家庭，使我国文化的基本模式得以定型，即“耻感文化”按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法“耻感文化”主导的民众的行为往往受制于外部的强制力，即是迫于外在环境的压力，而不是出于他们内心的自觉，因为他们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因为与罪恶感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觉被嘲弄了。羞耻感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却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的，在有的民族，荣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感折磨，尽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在王尔德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里，当作恶多端、劣绩斑斑的道连看到自己画像的丑恶时，连自己都觉得可憎，为了获得安宁，他抓起了刀，向画像刺去，然而，他却杀死了他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副画像，便是他的良心——因为作恶，他受到了无所不在的来自他内心的罪恶感的追捕——这种由自省而来的罪恶感的制约，是我们中国人最缺少的。这种定位结构家庭中的专制冻结与扼杀了儿童一切自由的思想，剥夺了他们的创造力，使他们只能按着来自国家、家族或社会的各种指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无法形成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在定位结构家庭文化语境下，由于父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子女的头上是合法的，子女被当成父母的私有财产，故子女往往很容易被物化为替父母挣面子或谋利益的工具，这种情形反映在家庭教育上，便是家庭教育的功利化。
中国普遍性的定位结构家庭是怎样形成的呢？众所周知，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中国曾经有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的历史。以前人们多将这种中央集权制称为“封建专制”西方学者一般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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