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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世异则事异”；又云“事异则备变”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则应对环境的策略也应随之变化，以获得人与环境的新的和谐，若一味地株守过去的老法子，恐怕难免引起社会的脱节和失调。教育，作为人类应对环境变迁的策略之一，也应与时俱进，即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会使人与社会的冲突加剧，带来一系列的不和谐因素。
社会变迁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结果，而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本身。不过，世界的改造与人本身的改造却并非同步的，人本身的改造往往要滞后于世界的改造，从而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造成某种冲突或张力——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冲突和张力中螺旋式地前进。文化学家们将文化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其中器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制度则属于社会结构的范畴，是社会环境形成的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器物与制度层面的文化的改造相对比较容易，而精神层面的文化改变起来却非常的缓慢，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为什么精神层面文化的改造会那么难呢？答曰，人是寻求意义和确定性的动物。人类对于未知和不确定性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文化则是人类为此而创造出来应对策略——文化是一种“暴力”它赋予世界与人类自身以意义和确定性。通过文化的造作与固守，人类获得某种“自我认同”感，即人生的意义。可文化的造作毕竟只是少数的精英人物人才具备的能力，而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是靠着对从小习得的文化的固守来获得人生的意义的。麦克卢汉说“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塑造了我们”当某种新的技术诞生后，它不但会改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物质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还将改变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是致命的，这意味着对于他们的“自我”的入侵与破坏，而他们又缺少较强的“自我重建”的创造性能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生活，都是人与人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即在社会上都占据着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这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所在。每个人都按着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赋予的角色期待进行份内的活动，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处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之内，不用犹豫，内心也不存在矛盾，因为别人对他们的行为的反应也是符合他们的意料的，因为他们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结构中活动。当技术的变化造成了社会结构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甚至要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时，这对普通大众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本书“问题与反思”部分开头的两段话就是这种痛苦的反映：
“作为一名在小学园地从教十五载的一线教师，我从没有像此刻感受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当课程改革的洪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来时，我们带着满脸的茫然和无尽的困惑匆忙上路了。没有细细思量的时间，没有从容尝试的空间，慌乱中就被推上了前线，去打这场遭遇战、攻坚战。”
“这一改革的声势来得实在太猛了，仿佛是一声惊雷震动了睡梦中的人们，突然间感到自己之前所做的许多工作存在着很多问题，甚至要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业已成为常规的行为。”
为了抗衡这种刺激和压力带来的焦虑感，人类心理天生的自我保护反应机制便启动了，这就是所谓的“驼鸟政策”——把头埋在沙堆里，使自己看不到周围环境的变化。麦克卢汉称之为“自我截... -->>
古人云“世异则事异”；又云“事异则备变”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则应对环境的策略也应随之变化，以获得人与环境的新的和谐，若一味地株守过去的老法子，恐怕难免引起社会的脱节和失调。教育，作为人类应对环境变迁的策略之一，也应与时俱进，即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会使人与社会的冲突加剧，带来一系列的不和谐因素。
社会变迁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结果，而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本身。不过，世界的改造与人本身的改造却并非同步的，人本身的改造往往要滞后于世界的改造，从而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造成某种冲突或张力——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冲突和张力中螺旋式地前进。文化学家们将文化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其中器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制度则属于社会结构的范畴，是社会环境形成的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器物与制度层面的文化的改造相对比较容易，而精神层面的文化改变起来却非常的缓慢，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为什么精神层面文化的改造会那么难呢？答曰，人是寻求意义和确定性的动物。人类对于未知和不确定性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文化则是人类为此而创造出来应对策略——文化是一种“暴力”它赋予世界与人类自身以意义和确定性。通过文化的造作与固守，人类获得某种“自我认同”感，即人生的意义。可文化的造作毕竟只是少数的精英人物人才具备的能力，而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是靠着对从小习得的文化的固守来获得人生的意义的。麦克卢汉说“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塑造了我们”当某种新的技术诞生后，它不但会改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物质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还将改变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是致命的，这意味着对于他们的“自我”的入侵与破坏，而他们又缺少较强的“自我重建”的创造性能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生活，都是人与人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即在社会上都占据着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这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所在。每个人都按着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赋予的角色期待进行份内的活动，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处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之内，不用犹豫，内心也不存在矛盾，因为别人对他们的行为的反应也是符合他们的意料的，因为他们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结构中活动。当技术的变化造成了社会结构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甚至要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时，这对普通大众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本书“问题与反思”部分开头的两段话就是这种痛苦的反映：
“作为一名在小学园地从教十五载的一线教师，我从没有像此刻感受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当课程改革的洪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来时，我们带着满脸的茫然和无尽的困惑匆忙上路了。没有细细思量的时间，没有从容尝试的空间，慌乱中就被推上了前线，去打这场遭遇战、攻坚战。”
“这一改革的声势来得实在太猛了，仿佛是一声惊雷震动了睡梦中的人们，突然间感到自己之前所做的许多工作存在着很多问题，甚至要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业已成为常规的行为。”
为了抗衡这种刺激和压力带来的焦虑感，人类心理天生的自我保护反应机制便启动了，这就是所谓的“驼鸟政策”——把头埋在沙堆里，使自己看不到周围环境的变化。麦克卢汉称之为“自我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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