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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罗冰的mm“汉服复兴”组织的核心成员，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出现在广州的街头——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异端或另类，而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精神层面，它是和都市流行文化一脉相承的，不过是追求时尚的另一种表现罢了。
据说罗冰和朋友们正计划着在大学城搞冠礼和笄礼，进一步推广汉服。“汉服应该是汉族优秀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它不能仅仅是一件衣服。穿上汉服，应该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致力于推广汉服，罗冰说：“让我们民族的人，都能穿回自己的民族服装，拾回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要一味的哈西哈日哈韩。”
由于记者先生没有明确标示出来，下面一段话不知是不是罗冰mm说的，但至少应该也代表了她复兴汉服的“本意”：
“我们穿着t恤牛仔，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看着美国大片，听着爵士摇滚，说各国洋文，学西方礼仪。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和西方人有什么区别？有一部分人，他们在国际化之后，开始思考，为什么人家印度人可以自在地穿着自己的纱丽，苏格兰人可以有自己的方格裙，日本人以和服刮起东方时尚之风，而我们却没有一件可以标志我们与众不同的衣服？当然，汉服只是这种焦虑的一部分。更深层的追问在于，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展现在国际舞台上？”
不可否认，这种理由确实很冠冕堂皇，如果加以反对的话，难免会被人列入“崇洋媚外”甚至“卖国贼”的名单。环顾当代的中国，似乎从民间到官方都兴起了一股回归传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什么读经热、“孟母堂”、国学班等等等等，这似乎确实反映了国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衰落的焦虑。
自然，很多人，包括罗冰mm在做着这种文化努力的确实是很真诚或自以为很真诚的，但对很多传统文化复兴的狂热鼓吹者而言，这背后似乎有着更深层的经济的动机——不过是挂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幌子贩卖自己手头掌握的文化资源，或为了守住自己垄断的一亩三分地，自抬身价，让人觉得“奇货”可居，倒未必真的把传统文化当那么回事。像这种人，只要他们所做的事是合法的，我们大可不必去批判他们的动机不纯，尽可随他去，却也用不着太把他们当根葱，仅管他们在客观上会起到使更多的中国人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至于罗冰mm们，却不能不说他们是被操纵在“时尚”手中的“傀儡”——对于罗冰mm们，在“穿着t恤牛仔，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看着美国大片，听着爵士摇滚，说各国洋文，学西方礼仪”已经非常普遍故不再“时尚”的现代都市，穿戴和提倡汉服只不过是使她们显得“与众不同”或显示自己有“个性”的手段罢了——并不一定表示一个人渴望变成另一个“更好的”自我，而可能说明他有另一种渴望，比如渴望看上去“时髦”、“赶上了”潮流(坎普贝尔)。在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看来，衣服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昆汀贝尔指出“穿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纺织品就像是我们的身体乃至灵魂的自然延伸”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穿什么和怎么穿是人类寻求和建构自我意义和个性的一种方式，它的法则是“我穿，故我在”正因为如此，服装成了时尚纵横驰骋的场所，服装业成了一种时尚工业。和那些“追星族”一样，表面看来喜欢穿什么或喜欢谁的歌都来自个体意志的“自由选择”；然而，在现代社会，如阿伯克龙比所言：“现代消费不光是概念的消费，它还是一种游戏的消费，特别是玩弄意义的游戏消费。”可关键在于，制造意义的人却往往不是消费者，而是与现代传媒沆瀣一气的各类产品的制造商——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往往不过是意义的被动的接受者罢了。
如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天瑜所说：“文化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应该顺其自然而不能人为生造。”穿汉服或搞冠礼和笄礼就能“拾回自己的民族文化”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继承并不等于模仿——每一种器物或礼仪在一定的文化语境里都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可当把这种器物或礼仪硬生生地从它所处的语境中移植出来，放入另一种不同的语境时，它的社会功能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汉服只宜出现在博物馆或舞台上这些特殊的场合，当被穿在身上在现代化都市的大街上招摇时，就显得滑稽和可笑了，引起众人的围观也是很自然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模仿为继承正好说明了模仿者本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萎缩，因为继承的另一面即是创新，一个不能创新的民族也就不能守成(继承)——继承的真义并不在于外在形式上的相似，而是精神上的一脉相承，即“得意忘形”因此，当时代变了，神辫里的主人公傻二并不拖着一条辫子满世界地跑，虽然那条辫子曾给他带来过“神辫”的荣耀，他却毫不犹豫地将辫子剪了去——可他却从“神辫”变成了“神枪手”
一个叫罗冰的mm“汉服复兴”组织的核心成员，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出现在广州的街头——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异端或另类，而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精神层面，它是和都市流行文化一脉相承的，不过是追求时尚的另一种表现罢了。
据说罗冰和朋友们正计划着在大学城搞冠礼和笄礼，进一步推广汉服。“汉服应该是汉族优秀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它不能仅仅是一件衣服。穿上汉服，应该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致力于推广汉服，罗冰说：“让我们民族的人，都能穿回自己的民族服装，拾回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要一味的哈西哈日哈韩。”
由于记者先生没有明确标示出来，下面一段话不知是不是罗冰mm说的，但至少应该也代表了她复兴汉服的“本意”：
“我们穿着t恤牛仔，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看着美国大片，听着爵士摇滚，说各国洋文，学西方礼仪。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和西方人有什么区别？有一部分人，他们在国际化之后，开始思考，为什么人家印度人可以自在地穿着自己的纱丽，苏格兰人可以有自己的方格裙，日本人以和服刮起东方时尚之风，而我们却没有一件可以标志我们与众不同的衣服？当然，汉服只是这种焦虑的一部分。更深层的追问在于，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展现在国际舞台上？”
不可否认，这种理由确实很冠冕堂皇，如果加以反对的话，难免会被人列入“崇洋媚外”甚至“卖国贼”的名单。环顾当代的中国，似乎从民间到官方都兴起了一股回归传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什么读经热、“孟母堂”、国学班等等等等，这似乎确实反映了国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衰落的焦虑。
自然，很多人，包括罗冰mm在做着这种文化努力的确实是很真诚或自以为很真诚的，但对很多传统文化复兴的狂热鼓吹者而言，这背后似乎有着更深层的经济的动机——不过是挂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幌子贩卖自己手头掌握的文化资源，或为了守住自己垄断的一亩三分地，自抬身价，让人觉得“奇货”可居，倒未必真的把传统文化当那么回事。像这种人，只要他们所做的事是合法的，我们大可不必去批判他们的动机不纯，尽可随他去，却也用不着太把他们当根葱，仅管他们在客观上会起到使更多的中国人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至于罗冰mm们，却不能不说他们是被操纵在“时尚”手中的“傀儡”——对于罗冰mm们，在“穿着t恤牛仔，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看着美国大片，听着爵士摇滚，说各国洋文，学西方礼仪”已经非常普遍故不再“时尚”的现代都市，穿戴和提倡汉服只不过是使她们显得“与众不同”或显示自己有“个性”的手段罢了——并不一定表示一个人渴望变成另一个“更好的”自我，而可能说明他有另一种渴望，比如渴望看上去“时髦”、“赶上了”潮流(坎普贝尔)。在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看来，衣服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昆汀贝尔指出“穿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纺织品就像是我们的身体乃至灵魂的自然延伸”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穿什么和怎么穿是人类寻求和建构自我意义和个性的一种方式，它的法则是“我穿，故我在”正因为如此，服装成了时尚纵横驰骋的场所，服装业成了一种时尚工业。和那些“追星族”一样，表面看来喜欢穿什么或喜欢谁的歌都来自个体意志的“自由选择”；然而，在现代社会，如阿伯克龙比所言：“现代消费不光是概念的消费，它还是一种游戏的消费，特别是玩弄意义的游戏消费。”可关键在于，制造意义的人却往往不是消费者，而是与现代传媒沆瀣一气的各类产品的制造商——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往往不过是意义的被动的接受者罢了。
如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天瑜所说：“文化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应该顺其自然而不能人为生造。”穿汉服或搞冠礼和笄礼就能“拾回自己的民族文化”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继承并不等于模仿——每一种器物或礼仪在一定的文化语境里都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可当把这种器物或礼仪硬生生地从它所处的语境中移植出来，放入另一种不同的语境时，它的社会功能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汉服只宜出现在博物馆或舞台上这些特殊的场合，当被穿在身上在现代化都市的大街上招摇时，就显得滑稽和可笑了，引起众人的围观也是很自然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模仿为继承正好说明了模仿者本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萎缩，因为继承的另一面即是创新，一个不能创新的民族也就不能守成(继承)——继承的真义并不在于外在形式上的相似，而是精神上的一脉相承，即“得意忘形”因此，当时代变了，神辫里的主人公傻二并不拖着一条辫子满世界地跑，虽然那条辫子曾给他带来过“神辫”的荣耀，他却毫不犹豫地将辫子剪了去——可他却从“神辫”变成了“神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