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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凤翔两对夫妇合谋杀害了自己亲生的残疾儿子，而且，他们的杀人显然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或糊涂，而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杀得那么冷静，那么残忍。确实，他们没有权利非法剥夺任何个体的生命，笔者也很难相信杀人者周拉英事后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所谓“被逼得没有办法”或“因聋哑性格暴躁，不忍心他活着受罪”——不管怎样，他们杀人的行为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与道德的谴责，然而，当笔者看到这则令人触目惊心的新闻，仍然不免想起耶稣的一句名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中国有句老古话：“虎毒不食子”据动人们日常的经验与物学家们的研究，很多动物都有保护自己子女的“天性”如果说动物的保护子女是出于“本能”那么，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对于自己子女的爱护，可能更多地来自文化的与历史的创造与建构——生存环境与文化将改造或扭曲“本能”
杀人者周拉英有没有“母性”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据说她泼辣能干，与儿媳相处得很不错，对自己的两个小孙子也很照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杀害了自己的已经长大成人的聋哑儿子，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负罪感。养儿为防老，按照“成人本位”的中国传统观念，历来并不把儿女当成独立的个体，而是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故儿女往往成为父母挣面子或谋利益的工具，这种观念使她觉得自己有权利像处理私有财产一样处理儿子的生命。
此外，正如一位不知名的网友评论道：“生活和精神的双层重压，仿佛是一片沉沉的黑幕永远罩在他们的生活中，让他们一生窒息，而且永远看不到边际当别人都盼儿长大时，他们却没有未来，没有向往，没有憧憬！只有深深地深深地绝望！这种绝望伴着孩子的长大渐渐加剧。”多年的辛苦，多年的受人歧视沉沉地积压在他们的心头，令他们对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痛苦变得麻木、冷漠，如阿德勒所言：“他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常常呈现于他的意识之中，并随时随地刺激他发现一个更好的能使自己适应自然的方法和手段。这一刺激强迫他寻找一个能将生存竞争中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排除干净或减到最小的方法。”
在排除不利因素的谋划中，他们不得不遭遇法律与道德。尽管他们的文化素质并不高，但他们对于杀人是违法或要偿命这一点却不可能不清楚。但众所周知，中国并不是个法治的社会，司法机构办事效率的低下与某些有权有势的人对法律的肆意践踏使法律在他们的心中不可能占据神圣的地位，况且，法律只惩罚被证实的犯罪行为，故法律对他们的约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至于道德，中国式的道德处于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耻感文化”的语境中，是一种在封建专制文化的高压下形成的道德，人们之所以遵守道德的规训，往往并非出于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更多的是迫于外在环境的压力，很难说是一种自觉的约束，故一旦脱离被监视的语境，往往会表现得和平常十分不一样，甚至会有出轨的行为。正是在这种历史的与文化的语境中，只要现实的一点点小小的刺激为导火索，法律与道德的防线就会彻底地崩溃，于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一匹骆驼——终于，他们走上了杀人的道路。
虽然如此，周拉英仍然没法直面自己“坏母亲”的形象，她那用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捏造自身形象的漏洞百出的供词，或许并非是为了替自己开脱罪责，而是为了重塑自身的“母性”以寻求自我认同和他人的认同。
陕西凤翔两对夫妇合谋杀害了自己亲生的残疾儿子，而且，他们的杀人显然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或糊涂，而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杀得那么冷静，那么残忍。确实，他们没有权利非法剥夺任何个体的生命，笔者也很难相信杀人者周拉英事后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所谓“被逼得没有办法”或“因聋哑性格暴躁，不忍心他活着受罪”——不管怎样，他们杀人的行为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与道德的谴责，然而，当笔者看到这则令人触目惊心的新闻，仍然不免想起耶稣的一句名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中国有句老古话：“虎毒不食子”据动人们日常的经验与物学家们的研究，很多动物都有保护自己子女的“天性”如果说动物的保护子女是出于“本能”那么，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对于自己子女的爱护，可能更多地来自文化的与历史的创造与建构——生存环境与文化将改造或扭曲“本能”
杀人者周拉英有没有“母性”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据说她泼辣能干，与儿媳相处得很不错，对自己的两个小孙子也很照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杀害了自己的已经长大成人的聋哑儿子，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负罪感。养儿为防老，按照“成人本位”的中国传统观念，历来并不把儿女当成独立的个体，而是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故儿女往往成为父母挣面子或谋利益的工具，这种观念使她觉得自己有权利像处理私有财产一样处理儿子的生命。
此外，正如一位不知名的网友评论道：“生活和精神的双层重压，仿佛是一片沉沉的黑幕永远罩在他们的生活中，让他们一生窒息，而且永远看不到边际当别人都盼儿长大时，他们却没有未来，没有向往，没有憧憬！只有深深地深深地绝望！这种绝望伴着孩子的长大渐渐加剧。”多年的辛苦，多年的受人歧视沉沉地积压在他们的心头，令他们对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痛苦变得麻木、冷漠，如阿德勒所言：“他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常常呈现于他的意识之中，并随时随地刺激他发现一个更好的能使自己适应自然的方法和手段。这一刺激强迫他寻找一个能将生存竞争中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排除干净或减到最小的方法。”
在排除不利因素的谋划中，他们不得不遭遇法律与道德。尽管他们的文化素质并不高，但他们对于杀人是违法或要偿命这一点却不可能不清楚。但众所周知，中国并不是个法治的社会，司法机构办事效率的低下与某些有权有势的人对法律的肆意践踏使法律在他们的心中不可能占据神圣的地位，况且，法律只惩罚被证实的犯罪行为，故法律对他们的约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至于道德，中国式的道德处于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耻感文化”的语境中，是一种在封建专制文化的高压下形成的道德，人们之所以遵守道德的规训，往往并非出于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更多的是迫于外在环境的压力，很难说是一种自觉的约束，故一旦脱离被监视的语境，往往会表现得和平常十分不一样，甚至会有出轨的行为。正是在这种历史的与文化的语境中，只要现实的一点点小小的刺激为导火索，法律与道德的防线就会彻底地崩溃，于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一匹骆驼——终于，他们走上了杀人的道路。
虽然如此，周拉英仍然没法直面自己“坏母亲”的形象，她那用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捏造自身形象的漏洞百出的供词，或许并非是为了替自己开脱罪责，而是为了重塑自身的“母性”以寻求自我认同和他人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