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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仕途好比棋局,步步都当谨慎。走一步得看两三步,不然眼前似乎是一着好棋,回头再看就是臭棋。他年轻时私下设定的是一条最低纲领,一条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干到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最高纲领是从县委书记做到市级领导、省级领导。他没有梦想过做中央领导,自认为祖坟还没开坼。
这两条纲领他从没同任何人讲过,同舒瑾都没有讲过。他同舒瑾没太多话说,两人平日说的都是他懒得管的家务事。
熬过了上午的汇报会,下午田副厅长想去当年工作过的乌金乡看看,打算在那里睡一个晚上。田副厅长年轻时在那里当过公社书记,那里可以说是他仕途的起点。熊雄开玩笑,说乌金乡是田厅长的瑞金。田副厅长不想前呼后拥地下去,就只有熊雄陪着他去了。
李济运回到办公室,朱芝打电话问:“熊雄让你去挂职,同你商量过吗?”
李济运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谁知道他是开玩笑的,还是真有这个想法?明明你比我年轻,他故意说我最年轻。他自己都比我小几个月。”
朱芝冷冷一笑,说:“看来,你这个老同学来当书记,我们是白高兴了。”
他的手机响了,便放了电话。一看号码是熊雄,他接了,听熊雄说道:“李主任,你快叫办公室安排一下,田厅长马上要赶回省里去。早点吃晚饭!”
原来田副厅长突然接到通知,明天要陪成省长下去。他没有赶到乌金乡,半路上就打转了。李济运打了梅园宾馆电话,自己随后就过去了。
五点多钟,田副厅长回来了。李济运迎了上去,道:“田厅长真是太忙了!”
田副厅长笑道:“这就叫人在江湖!”
匆匆吃过晚饭,田副厅长就告辞了。乌柚到省城很快,回去其实很从容。田副厅长下来是当然的老大,可他接了省政府办公厅的电话,连走路的步子都快些了,不再是从容不迫的样子。他的这种反应,完全是下意识的。电影里那些国民党官员,只要听到总统二字,马上齐刷刷的立正,只怕不光是一种仪式。李济运最近读书看到一种理论,说的是下者对上者,弱者对强者,卑者对尊者,最易产生心理依附,影响人的正常心智和正确判断。如此看来,个人崇拜是有病理根由的。
送走田副厅长,熊雄说:“李主任,我俩坐坐吧。”
李济运猜到肯定是找他谈挂职的事。熊雄这两天陪着田副厅长,他俩一直没有机会坐下来。去了田副厅长才住过的大套间,服务员正在收拾卫生。李济运吩咐道:“你等会儿再来弄吧。”
服务员走了,把门轻轻带上。熊雄说:“李主任,派干部到省里去挂职,这不论对干部本人的成长,还是对我们县里的工作都有好处。既然田厅长点名想让你去,我个人觉得这对你是个好事。”
李济运早已不把熊雄当同学了。既然是公事公办的关系,说话自然按官场套路。李济运说:“熊书记,我自然是服从组织安排。但要我谈个人看法,这件事我还没有想得太明白。去好还是不去好,我拿不准。当然,我这只是从个人角度考虑。”
熊雄说:“李主任,我俩毕竟是老同学,你我说话不妨开诚布公。我个人意见,你到省里去挂职,对你的进步很有好处。你如果能够争取在省里留下来,起点更高,天地更宽。”
李济运笑道:“熊书记处处替我着想,非常感谢。但是,我个人想法,一是想继续在县里干,二是觉得自己可能更适合基层工作。”
熊雄点头而笑,说:“李主任,我一直很感谢你。我来乌柚时间不长,你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凡事既要从工作需要考虑,也要从干部成长考虑。这事先这么说着,你自己想想。不想去,我是求之不得。反正还只是酒桌上一句话。有一条请你相信,我熊雄一切都是唯愿你好。”
两人并肩下楼,熊雄上了车。李济运习惯走走,就说:“熊书记你先走吧。”天黑下来,县城里人声叫嚷,汽车喇叭,混作一团,似乎比白天还要嘈杂。李济运想让自己脑子变得清醒些,便做游戏似的琢磨这事儿:到底是白天嘈杂些,还是晚上嘈杂些?应该是白天嘈杂些。晚上觉得街上更加吵闹,只因忙碌一天,脑子本来就乱。事情还是要想清楚,多想想结论就不同。去不去省里挂职,这事太重要了,不想清楚不行。不断有人同他打招呼,似乎眼神都有些怪怪的。李济运越来越敏感,总觉得别人都在琢磨他。自从检举了刘星明,他的神经很脆弱了。
李济运回家按了门铃,门很快就开了。门是舒瑾开的,她并没有望望回家的男人,仍扭头看着电视,说:“人都是命。”
李济运没听懂她在说什么,倒是知道这话不是对他说的。舒瑾一边倒茶,一边仍望着电视。一位当红女歌星正在唱歌。舒瑾把茶放在茶几上,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电视机。李济运端起茶来喝,想起了刚才舒瑾说的话。原来她是感叹自己的嗓音天生的好,只是没有那个命,不然也是红歌星。红歌星谢幕而去,舒瑾又微微叹息,头轻轻摇着。
李济运想起挂职的事,就对舒瑾说:“你说人都是命,我正想同你说件事。”
舒瑾问:“什么事?”
李济运说:“我有个机会到省里去工作,你说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舒瑾又问:“给你个什么位置?”
李济运笑笑,说:“你倒问得直接啊。我是去省里挂职,哪有什么位置?”
舒瑾仍只是问话:“挂职,也就是说还是要回来的?”
李济运说:“照说挂职是要回来的。”
舒瑾还是问:“要挂几年?”
李济运说:“通常是三年,一年两年也是有的。”
清楚。仕途好比棋局,步步都当谨慎。走一步得看两三步,不然眼前似乎是一着好棋,回头再看就是臭棋。他年轻时私下设定的是一条最低纲领,一条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干到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最高纲领是从县委书记做到市级领导、省级领导。他没有梦想过做中央领导,自认为祖坟还没开坼。
这两条纲领他从没同任何人讲过,同舒瑾都没有讲过。他同舒瑾没太多话说,两人平日说的都是他懒得管的家务事。
熬过了上午的汇报会,下午田副厅长想去当年工作过的乌金乡看看,打算在那里睡一个晚上。田副厅长年轻时在那里当过公社书记,那里可以说是他仕途的起点。熊雄开玩笑,说乌金乡是田厅长的瑞金。田副厅长不想前呼后拥地下去,就只有熊雄陪着他去了。
李济运回到办公室,朱芝打电话问:“熊雄让你去挂职,同你商量过吗?”
李济运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谁知道他是开玩笑的,还是真有这个想法?明明你比我年轻,他故意说我最年轻。他自己都比我小几个月。”
朱芝冷冷一笑,说:“看来,你这个老同学来当书记,我们是白高兴了。”
他的手机响了,便放了电话。一看号码是熊雄,他接了,听熊雄说道:“李主任,你快叫办公室安排一下,田厅长马上要赶回省里去。早点吃晚饭!”
原来田副厅长突然接到通知,明天要陪成省长下去。他没有赶到乌金乡,半路上就打转了。李济运打了梅园宾馆电话,自己随后就过去了。
五点多钟,田副厅长回来了。李济运迎了上去,道:“田厅长真是太忙了!”
田副厅长笑道:“这就叫人在江湖!”
匆匆吃过晚饭,田副厅长就告辞了。乌柚到省城很快,回去其实很从容。田副厅长下来是当然的老大,可他接了省政府办公厅的电话,连走路的步子都快些了,不再是从容不迫的样子。他的这种反应,完全是下意识的。电影里那些国民党官员,只要听到总统二字,马上齐刷刷的立正,只怕不光是一种仪式。李济运最近读书看到一种理论,说的是下者对上者,弱者对强者,卑者对尊者,最易产生心理依附,影响人的正常心智和正确判断。如此看来,个人崇拜是有病理根由的。
送走田副厅长,熊雄说:“李主任,我俩坐坐吧。”
李济运猜到肯定是找他谈挂职的事。熊雄这两天陪着田副厅长,他俩一直没有机会坐下来。去了田副厅长才住过的大套间,服务员正在收拾卫生。李济运吩咐道:“你等会儿再来弄吧。”
服务员走了,把门轻轻带上。熊雄说:“李主任,派干部到省里去挂职,这不论对干部本人的成长,还是对我们县里的工作都有好处。既然田厅长点名想让你去,我个人觉得这对你是个好事。”
李济运早已不把熊雄当同学了。既然是公事公办的关系,说话自然按官场套路。李济运说:“熊书记,我自然是服从组织安排。但要我谈个人看法,这件事我还没有想得太明白。去好还是不去好,我拿不准。当然,我这只是从个人角度考虑。”
熊雄说:“李主任,我俩毕竟是老同学,你我说话不妨开诚布公。我个人意见,你到省里去挂职,对你的进步很有好处。你如果能够争取在省里留下来,起点更高,天地更宽。”
李济运笑道:“熊书记处处替我着想,非常感谢。但是,我个人想法,一是想继续在县里干,二是觉得自己可能更适合基层工作。”
熊雄点头而笑,说:“李主任,我一直很感谢你。我来乌柚时间不长,你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凡事既要从工作需要考虑,也要从干部成长考虑。这事先这么说着,你自己想想。不想去,我是求之不得。反正还只是酒桌上一句话。有一条请你相信,我熊雄一切都是唯愿你好。”
两人并肩下楼,熊雄上了车。李济运习惯走走,就说:“熊书记你先走吧。”天黑下来,县城里人声叫嚷,汽车喇叭,混作一团,似乎比白天还要嘈杂。李济运想让自己脑子变得清醒些,便做游戏似的琢磨这事儿:到底是白天嘈杂些,还是晚上嘈杂些?应该是白天嘈杂些。晚上觉得街上更加吵闹,只因忙碌一天,脑子本来就乱。事情还是要想清楚,多想想结论就不同。去不去省里挂职,这事太重要了,不想清楚不行。不断有人同他打招呼,似乎眼神都有些怪怪的。李济运越来越敏感,总觉得别人都在琢磨他。自从检举了刘星明,他的神经很脆弱了。
李济运回家按了门铃,门很快就开了。门是舒瑾开的,她并没有望望回家的男人,仍扭头看着电视,说:“人都是命。”
李济运没听懂她在说什么,倒是知道这话不是对他说的。舒瑾一边倒茶,一边仍望着电视。一位当红女歌星正在唱歌。舒瑾把茶放在茶几上,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电视机。李济运端起茶来喝,想起了刚才舒瑾说的话。原来她是感叹自己的嗓音天生的好,只是没有那个命,不然也是红歌星。红歌星谢幕而去,舒瑾又微微叹息,头轻轻摇着。
李济运想起挂职的事,就对舒瑾说:“你说人都是命,我正想同你说件事。”
舒瑾问:“什么事?”
李济运说:“我有个机会到省里去工作,你说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舒瑾又问:“给你个什么位置?”
李济运笑笑,说:“你倒问得直接啊。我是去省里挂职,哪有什么位置?”
舒瑾仍只是问话:“挂职,也就是说还是要回来的?”
李济运说:“照说挂职是要回来的。”
舒瑾还是问:“要挂几年?”
李济运说:“通常是三年,一年两年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