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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守正务实，知道哪些是他们应该坚持的，哪些是不应该僭越的，在必须坚持的范围内固守正义，毫不退让。
他们摄取功名、看重手中的权力，更多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理想和才华；一旦现实不能如愿以偿，他们便可以求田问舍，退而隐之。
武后从不怀疑徐有功的忠诚，也领教了他无从诡随、不避强御的刚正和执着。
面对徐有功这样的耿介之士，武后在人格上对他是认同、赞赏和尊重的。
徐有功那种大丈夫的伟岸气质，总是给人以力量、以震撼。撇开宫廷的是是非非，她愿意与他斗智斗勇，而不会抹杀他的才华和勇气。
武后同徐有功的全部过节和冲突，是在除恶与扬善、威严与宽弘的选择上，武皇只能更多地选择前者，而徐有功恰恰注重的是后者，以至于出现了近乎犯上的种种举动。
在徐有功看来，理性的回归天经地义，一个行生死大权的法官，就必须守正行法；
守正则意味着对朝政行为的控制和收敛，意味着刚柔并济的取舍。为了守正，徐有功表现出少有的倔强。武皇何曾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然而，现实之中，
她更需要刚性治国，需要以杀制杀，割小慈以从大体，行非常之事，取非常之举，这就不仅仅是守正，而必须过正。武皇一向认为，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不能矫枉。她不会过多地纠缠细节，也需要有自身的是非标准，即使会造成过错，也要坚持自己的行为。对武皇而言。这是刚性的张扬，而在徐有功看来，
则是乱杀人。武皇清楚地知道。宫廷沃土，官宦之地。充满着箭拔驽张的权力角逐和利益分割，容不得循规蹈矩、守正行事，也不允许她有更多的宽容。没有刚性的张扬，就没有理性的治理，犹如没有玄武门之变，
就没有贞观之治；又犹如一匹烈马，没有铁鞭加铁锤，就难得良驹骏马。
一旦不能制服就得使用手中的匕首。刚性的张扬是臣服，是皇室权威的昭示，是稳定天下的首要前提。守正的全部意义在于分清是非曲直，
张扬的是伦理道德；而权谋之下的宫廷，就不仅仅是是非曲直的分辨，也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的诠释。武皇不可能过多地纠缠宫廷的是非曲直，
也无法完全做出公正的道德评判。她清楚地知道，一味地追求守正扬善，其结果只会自投罗网。徐有功他们只看到刚性的残酷和非理性的一面，
看不到刚性的威慑效应和开拓进取的一面。岂知理性的大旗就是血与火的洗礼！
这大概也是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的区别吧。
武后为徐有功对朝野、对群臣的种种善举深感不安，隐隐约约觉得徐有的“为政宽仁”、“持平守正”是在刻意迎合某些势力。武后有时会向自己发问，到底是我在纠正徐有功。
还是徐有功在纠正我呢？不过有一点武皇非常明白，他们共同的出发点都是在维护朝纲，但维护的方式却大相庭径。
武后此次重新启用徐有功，是在她一路扫清劲敌之后，朝廷急需树立朝政清明、执法公正的形象，以满足天下崇德崇善之心。
即使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她也必须这样做，况且徐有功的公正形象和作为也确实有利于朝廷。
因此，不想再费口舌同徐有功进行争议。因为争议是毫无结果的，要成就天下大事。武后身边需要这样敢于直言的大臣。从谋略上，她可以不赞同徐有功。但又不能没有徐有功。
武后挽留了徐有功。这种挽留完全是晓之以大义的规劝，是礼贤下士的谦和。
令武后难以置信的是，徐有功并没有表现出以往那种凌厉之气，相反，在武皇的规劝面前，竟然潸然泪下。
这使武皇看到了一个刚性男人鲜为人知的一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面，刚强的徐有功把自己柔弱的一面暴露在一个同样刚强的女人面前。
尽管这两种刚强展示的是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取向，却掩盖不了息息相通的道义和人性。
武后知道，这是一个男人真情的自然流露，并不表示徐有功对自己的屈服，
只能说明徐有功这次不愿受职是真心实意的，实无讨价还价之意；而接受武后的挽留则是身不由己的无奈。事情到了这一步，其实，君臣之间心里都非常明白，
以后的合作，都不会是轻松的。对徐有功来讲，这是一份难以推托的责任，而对武皇而言，丝毫不会动摇自己的治国理念，这就是铁鞭、铁锤加匕首的理念。
在庸人的眼里烈马是可畏的，是不可征服的，然而在强者的眼里，烈马是不可多得的，烈马又是大有用途的；在烈马面前，展示的是强者的勇气和胆量，张扬的是征服者的豪迈与志气。
武皇需要像徐有功这样有个性、有作为的烈马。一种制服和驾驭烈马的强烈愿望，使武后产生了无可言状的激情和冲动。
宰相李昭德办得最为痛快的一件事就是将酷吏侯思止处死，而且办得干净利索，就像处置洛阳小民王庆之一样直接用乱棍把侯思止打死在朝堂。
如果说在此之前打死王庆之是为了打击武承嗣，还李氏皇嗣以公道，那么这一次他所对付的不仅仅是武承嗣及其同伙，而是与他们相关联的整个酷吏制度。
侯思止死有余辜。这个原本仆役出身的无名小卒，受人指使，状告恒州刺史裴贞伙同舒王李元名造反，被武皇看中，
并委以重用。原来，裴贞在任恒州刺史期间，因故责打了一名判司，这名判司由此怀恨在心。一个偶然的变故，判司发现朝廷正在追查舒王李元名造反，
凡是遭此牵连的都无一幸免，觉得有可乘之机，于是，便通过游击将军高元礼，蛊惑在高元礼身边当差的侯思止，
向朝廷状告裴贞伙同李元名谋反。无知而又贪婪的侯思止在他们的操纵下如法炮制，朝廷当即下令追查，元明、裴贞同时获罪。侯思止因告密有功，被封为游击将军。
武皇后来得知侯思止不识字，于是召见侯思止，问道：“想任你为御史，人们说你不识字啊。”对这样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武皇历来不愿意转弯抹角多费口舌。
哪知侯思止早已被其策划者授之以口舌，便鹦鹉学舌般地回答武皇，獬豸不识字但可辨别善恶。
侯思止当然不知道这话是何意，可武皇却异常地明白，听了侯思止的回答自然高兴，这正是她所需要的人。
天授三年，
乃拜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一个目不识丁的莽夫，在武皇的庇护下被委以重用，难免闹出许多令人捧腹的笑话，不时被朝廷官员所嘲讽。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为，凭着蛮横和无知，侯思止干出了许多匪夷所思、栽赃陷害的事情来。那些被他陷害的人，不但要遭受皮肉之苦，还要蒙受他愚昧无知的嘲弄和屈辱。
同为酷吏，与来俊臣、周兴他们不同的是，侯思止除了愚蠢的残忍和贪婪，其他则一无是处。
对这样一个头脑简单而又恶贯满盈的家伙，宰相李昭德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侯思止知道早些年来俊臣曾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女，亦效仿来俊臣，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
武皇敕令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
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当场把它他顶了回去。长寿二年，武皇敕令，除皇室之外，一概不得使用绸缎。
侯思止贪婪成性，居然偷偷地囤积绸缎。此事被人揭发，李昭德奉命负责查处。
于是就有了棒杀侯思止那一幕。此时的武皇对侯思止这样一个无才无德的家伙已经失去了信任甚至厌恶，知道他的存在已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对他的死丝毫也不会在意。(未完待续)
; 他们守正务实，知道哪些是他们应该坚持的，哪些是不应该僭越的，在必须坚持的范围内固守正义，毫不退让。
他们摄取功名、看重手中的权力，更多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理想和才华；一旦现实不能如愿以偿，他们便可以求田问舍，退而隐之。
武后从不怀疑徐有功的忠诚，也领教了他无从诡随、不避强御的刚正和执着。
面对徐有功这样的耿介之士，武后在人格上对他是认同、赞赏和尊重的。
徐有功那种大丈夫的伟岸气质，总是给人以力量、以震撼。撇开宫廷的是是非非，她愿意与他斗智斗勇，而不会抹杀他的才华和勇气。
武后同徐有功的全部过节和冲突，是在除恶与扬善、威严与宽弘的选择上，武皇只能更多地选择前者，而徐有功恰恰注重的是后者，以至于出现了近乎犯上的种种举动。
在徐有功看来，理性的回归天经地义，一个行生死大权的法官，就必须守正行法；
守正则意味着对朝政行为的控制和收敛，意味着刚柔并济的取舍。为了守正，徐有功表现出少有的倔强。武皇何曾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然而，现实之中，
她更需要刚性治国，需要以杀制杀，割小慈以从大体，行非常之事，取非常之举，这就不仅仅是守正，而必须过正。武皇一向认为，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不能矫枉。她不会过多地纠缠细节，也需要有自身的是非标准，即使会造成过错，也要坚持自己的行为。对武皇而言。这是刚性的张扬，而在徐有功看来，
则是乱杀人。武皇清楚地知道。宫廷沃土，官宦之地。充满着箭拔驽张的权力角逐和利益分割，容不得循规蹈矩、守正行事，也不允许她有更多的宽容。没有刚性的张扬，就没有理性的治理，犹如没有玄武门之变，
就没有贞观之治；又犹如一匹烈马，没有铁鞭加铁锤，就难得良驹骏马。
一旦不能制服就得使用手中的匕首。刚性的张扬是臣服，是皇室权威的昭示，是稳定天下的首要前提。守正的全部意义在于分清是非曲直，
张扬的是伦理道德；而权谋之下的宫廷，就不仅仅是是非曲直的分辨，也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的诠释。武皇不可能过多地纠缠宫廷的是非曲直，
也无法完全做出公正的道德评判。她清楚地知道，一味地追求守正扬善，其结果只会自投罗网。徐有功他们只看到刚性的残酷和非理性的一面，
看不到刚性的威慑效应和开拓进取的一面。岂知理性的大旗就是血与火的洗礼！
这大概也是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的区别吧。
武后为徐有功对朝野、对群臣的种种善举深感不安，隐隐约约觉得徐有的“为政宽仁”、“持平守正”是在刻意迎合某些势力。武后有时会向自己发问，到底是我在纠正徐有功。
还是徐有功在纠正我呢？不过有一点武皇非常明白，他们共同的出发点都是在维护朝纲，但维护的方式却大相庭径。
武后此次重新启用徐有功，是在她一路扫清劲敌之后，朝廷急需树立朝政清明、执法公正的形象，以满足天下崇德崇善之心。
即使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她也必须这样做，况且徐有功的公正形象和作为也确实有利于朝廷。
因此，不想再费口舌同徐有功进行争议。因为争议是毫无结果的，要成就天下大事。武后身边需要这样敢于直言的大臣。从谋略上，她可以不赞同徐有功。但又不能没有徐有功。
武后挽留了徐有功。这种挽留完全是晓之以大义的规劝，是礼贤下士的谦和。
令武后难以置信的是，徐有功并没有表现出以往那种凌厉之气，相反，在武皇的规劝面前，竟然潸然泪下。
这使武皇看到了一个刚性男人鲜为人知的一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面，刚强的徐有功把自己柔弱的一面暴露在一个同样刚强的女人面前。
尽管这两种刚强展示的是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取向，却掩盖不了息息相通的道义和人性。
武后知道，这是一个男人真情的自然流露，并不表示徐有功对自己的屈服，
只能说明徐有功这次不愿受职是真心实意的，实无讨价还价之意；而接受武后的挽留则是身不由己的无奈。事情到了这一步，其实，君臣之间心里都非常明白，
以后的合作，都不会是轻松的。对徐有功来讲，这是一份难以推托的责任，而对武皇而言，丝毫不会动摇自己的治国理念，这就是铁鞭、铁锤加匕首的理念。
在庸人的眼里烈马是可畏的，是不可征服的，然而在强者的眼里，烈马是不可多得的，烈马又是大有用途的；在烈马面前，展示的是强者的勇气和胆量，张扬的是征服者的豪迈与志气。
武皇需要像徐有功这样有个性、有作为的烈马。一种制服和驾驭烈马的强烈愿望，使武后产生了无可言状的激情和冲动。
宰相李昭德办得最为痛快的一件事就是将酷吏侯思止处死，而且办得干净利索，就像处置洛阳小民王庆之一样直接用乱棍把侯思止打死在朝堂。
如果说在此之前打死王庆之是为了打击武承嗣，还李氏皇嗣以公道，那么这一次他所对付的不仅仅是武承嗣及其同伙，而是与他们相关联的整个酷吏制度。
侯思止死有余辜。这个原本仆役出身的无名小卒，受人指使，状告恒州刺史裴贞伙同舒王李元名造反，被武皇看中，
并委以重用。原来，裴贞在任恒州刺史期间，因故责打了一名判司，这名判司由此怀恨在心。一个偶然的变故，判司发现朝廷正在追查舒王李元名造反，
凡是遭此牵连的都无一幸免，觉得有可乘之机，于是，便通过游击将军高元礼，蛊惑在高元礼身边当差的侯思止，
向朝廷状告裴贞伙同李元名谋反。无知而又贪婪的侯思止在他们的操纵下如法炮制，朝廷当即下令追查，元明、裴贞同时获罪。侯思止因告密有功，被封为游击将军。
武皇后来得知侯思止不识字，于是召见侯思止，问道：“想任你为御史，人们说你不识字啊。”对这样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武皇历来不愿意转弯抹角多费口舌。
哪知侯思止早已被其策划者授之以口舌，便鹦鹉学舌般地回答武皇，獬豸不识字但可辨别善恶。
侯思止当然不知道这话是何意，可武皇却异常地明白，听了侯思止的回答自然高兴，这正是她所需要的人。
天授三年，
乃拜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一个目不识丁的莽夫，在武皇的庇护下被委以重用，难免闹出许多令人捧腹的笑话，不时被朝廷官员所嘲讽。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为，凭着蛮横和无知，侯思止干出了许多匪夷所思、栽赃陷害的事情来。那些被他陷害的人，不但要遭受皮肉之苦，还要蒙受他愚昧无知的嘲弄和屈辱。
同为酷吏，与来俊臣、周兴他们不同的是，侯思止除了愚蠢的残忍和贪婪，其他则一无是处。
对这样一个头脑简单而又恶贯满盈的家伙，宰相李昭德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侯思止知道早些年来俊臣曾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女，亦效仿来俊臣，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
武皇敕令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
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当场把它他顶了回去。长寿二年，武皇敕令，除皇室之外，一概不得使用绸缎。
侯思止贪婪成性，居然偷偷地囤积绸缎。此事被人揭发，李昭德奉命负责查处。
于是就有了棒杀侯思止那一幕。此时的武皇对侯思止这样一个无才无德的家伙已经失去了信任甚至厌恶，知道他的存在已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对他的死丝毫也不会在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