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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小说网 www.34txt.com,寻找巴金的黛莉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在整个故事继续推进之前,我们研考巴金致黛莉的第三封信。之所以将此信列为第三封,是根据落款所注月日排列的,并无年份。这是两页竖排长格纸,左侧下方印有“开明800”字样,显见为开明书店信笺。信纸质地良好,全信几无破损缺字处。

    巴金先生在信件抬头又一次省略了称谓,他直接开笔写道:

    应该是我来请您原谅,我接到您两封信,到现在才来回信,您不怪我办事迟慢吗?

    你又寄了钱来,我得拿它来买书寄你。您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我感谢您的好心肠。我事实上常常把钱来送人,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但我不能够白白地接受您的钱,我想您也需要钱来买书看,所以我以后会随时买些书寄你。《十年》一册,那是书店送我的,我有两三册,故转送你一册。

    学校开学了,您想必会忙起来吧。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离开上海到别处去走走,多看看社会,多体验生活。

    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但可惜中国还没有译本。他的书我看得很多,但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你看他的短篇觉得怎样?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寄你一本《灭亡》,因为这是最近改订本,和以前的略有不同,寄你一本《爱情三部曲》,是希望你看那总序;寄你一本《忆》,那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祝好。

    分析下来,此信应该仍成于196年。因为有“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这一句。如前所述,《春》完稿于198年春,4月出书。由此可知此信不会产生于198年8月。那么,有没有可能写于两年之间的197年8月1日呢?可能性也非常小。一是可以从后边几封信中涉及的史实加以推断,二是上海局势在197年发生了急剧动荡,巴金信中却丝毫未见反映。具体情况是:197年8月1日,日寇发动对上海的进攻,一场上海人民保家卫国的救亡运动终于爆发。8月16日,巴金写出了热烈的《一点感想》,继而接连发表《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给死者》、《上海进行曲》等壮烈诗篇,讴歌上海军民同敌寇殊死战斗的精神,声讨侵略者血腥暴行,呼唤民众奋起抗日,“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他坚信祖国不会灭亡,他挺身而出,“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8月日,巴金和靳以将自己主办的《文季》社,与王统照主编的《文学》社、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社和黄源主编的《译文》社联合起来,四位一体,创办了《呐喊》文艺周刊,出刊两期,从第三期起,改名《烽火》,于9月5日出刊,诸同仁以此作戟,投身抗战。如此说来,197年8月1日,巴金先生正在激愤地写作和紧张编撰全国第一册抗战期刊。

    巴金针对《烽火》有言,“那些文字,是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几乎与此同时,巴金还出任了《救亡时报》编委,该报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主笔,阿英为主编。因此说,巴金不可能在这个炮火连天的“八月卅一日”,给黛莉写出这样一封气定神闲之信,不可能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抗战之城,写出“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之类闲话,亦不会有“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之雅兴。日寇的轰炸机正在上海的天空中俯冲!

    此信只能产生于这一切发生之前的196年,即196年8月1日。稍作考察即知,196年8月间,巴金先生正在经受着上海文艺界“一个阵线,两个口号”斗争的折磨。左翼作家联盟于春天解散之后,那年6月复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和巴金等人没有加入,却在同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赞同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团队,另起炉灶,裂痕加深,斗争公开化。8月,左翼作家中先是徐懋庸写信撰文,指责鲁迅,攻击巴金、胡风、黄源、郑振铎等一批作家,继而有戴敦复、灵犀、曹聚仁、白雪等多人,对巴金展开辱骂和围攻。鲁迅于8月5日,扶病写出那封著名长信《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反击对手,为巴金等人辩护。那年**月间,正是双方论战的高潮期,巴金也提笔加盟了反击与论争。面对重重责难,巴金心情沉郁,他描述自己看过徐懋庸文章之后的情景:“傍晚回到家中,心中很不好受。我没有扭开电灯,亭子间沉落在阴暗里。我坐在书桌前面,痴呆地望着那蓝色的墙壁。”

    巴金致黛莉此信,却是在这样一个沉郁的日子里写成。这对于巴金研究来说,或许多了一种别样的佐证。纯情少女远在北方山西,巴金先生语调平静沉稳,没有流露出半点焦躁:“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他没有对生活发牢*,只有对他人更关切:“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郑重使用尊称“您”字,且一连用了八处之多。而在前两封信中,则始终称呼“你”,一次也没有用过“您”。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在这里,我们无法绕过一个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即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是哪一年与巴金开始交往的?事实告诉我们,萧珊以上海中学生身份信邀巴金相见,与山西女生赵黛莉致信巴金是同一年。他们相见在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的同一个月里。萧珊女士原名陈蕴珍,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回到浙江宁波老家住了一段后,重返上海,进入爱国女校续读。陈丹晨先生在《巴金全传》一书中写道:“有一位叫陈蕴珍的女学生,从196年起与巴金有了通信联系。那年,她十九岁,是一位热爱巴金作品的读者。”而巴金少年时虽然生长于四川成都等地,祖籍却是浙江嘉兴,与同乡萧珊沟通起来想必容易许多。萧珊小姐热情而又真诚,比赵黛莉年长两岁。她于196年8月,又一次致信巴金,同信寄上一帧照片,以利相认,相邀巴金前往南京东路七一九号新雅粤菜馆约会,从此开始了他们时日绵长的真情交往。陈丹晨先生认为,巴金先生从这时起“将早年献身革命、置个人爱情婚姻于事业以外的独身主义倾向渐渐淡却,让位于纯洁而又炽烈的爱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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