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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财政部驻兰州区金融监理大员南映庚，把流浪中的同乡姐妹安置到四明银行工作，一下子就解决了弱者生存的难题。我们不好揣测，黛莉自己作何感想？采访中，我任由老人诉说，并不想打断她，追问她。我想到，知识女性大都喜静不喜动。那时一位女作家，名叫沉樱，山东潍县人，继冰心、丁玲之后，曾引人注目。沉樱在表白自己时，留下这样一段话，给人印象深刻。“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喜欢那些小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到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对于这段女性道白，你尽可以把它说成小资情调，我却感觉亲切可信。杨沫写作《青春之歌》，林道静原先的底色也大致如此。据说原稿中林道静要温情许多，真实许多，并非风风火火那个样子。出版前一改再改，最终改成了一幅革命战士对敌斗争宣传画。
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识女性尽管她们热烈向往革命，痴心背叛以往，却很难变成在饥寒交迫中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兰州时期的黛莉）
应知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识女性，尽管她们热烈向往革命，痴心背叛以往，却很难变成在饥寒交迫中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因此，沉樱所做表白，要比宣传口号式文艺作品中刻意塑造的女革命者形象，更具普遍性，因而也更真实。沉樱女士后来去了台湾。黛莉深爱巴金作品，也受到过革命新思潮的洗礼，却未必能够成长为一名红色革命战士。她不曾受到过丁玲那样的血火锤炼。而初任中宣部文艺处长的丁玲女士，刚一进城，就在公开讲演中直率地劝导青年们，要洗一洗脑子，不要继续迷恋冰心、巴金等人的旧作品，这位老共产党员认为，巴金作品不可能为青年们指引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她先是承认巴金作品“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然后尖锐而又辛酸地批评道：“那种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中间只有几个又像朋友，又像爱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个名堂来。”所以“跟他走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
积极督促巴金开赴朝鲜前线，去烈火中改造为宣传而写作的，也是这位丁玲女士。事实上，丁玲与巴金私交蛮好。惟其如此，才更让人感到当年思想斗争的巨大威力。
一如丁玲所说，黛莉等人大多是这样吧一先是读了巴金“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的小说，结果是“跟他走不会使人更向前走”，当然“革不出一个名堂来”。她们心底深处，很可能与作家沉樱更加接近。那么，当年革命家的逻辑是：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个人精神的自由，只注重自我道德情操的建造，他们与贫雇农强烈要求激烈斗争的革命情感格格不入，因而也很难与红色革命长期保持一致，所以对这一大批人进行“洗脑”、“洗澡”和思想改造，就显得十分必要，非常迫切。
1950年以后，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无情讨伐与批判斗争，一场接着一场，愈演愈烈，直到他们在炼狱中完全否定了自己，然后进一步与同类群体自相残杀起来……可能有些扯远了。
且说黛莉在四明银行兰州分行落下脚来。一颗脆弱的心，经历遥遥千万里车马悸动，渐趋平静。据记载，日军飞机很少袭扰兰州，似乎仅飞来一两次，损失亦不很大。
远离战争近风月。在不知不觉中，赵黛莉身边出现了男士身影。这是一位宁波人，姓张，银行高级职员，说一口海味儿国语，不知道他和主办银行的宁波帮是哪一层关系，反正他在兰州这边还担任了职务，做一名副经理。我们不妨管他叫张君好了。
像许多上海男士一样，这位张君很会体贴人，不仅在银行业务上是一把好手，而且多才多艺，能够吹拉弹唱，演奏手风琴，此外还懂得一些医学，注重保养。张君长相也十分精神，周身利落，绝不同于一般的上海小开。
张君出现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之间，成为少女眼前一道鲜丽彩虹。
张君对黛莉产生了深深爱意。有黛莉在，他那大西北生活便不再枯燥。
一场大西北之恋就这样开始了。这并不意外，人们祝愿他们美满幸福。他们也庆幸自己，在遥远的阳关外，居然找到了爱情。
远在大西南漂泊的巴金先生，也是这个时期与萧珊结合于贵州的。
张君和黛莉相互支撑着，共同走完了抗战胜利之前那段劳苦之路。1945年8月15日，日寇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夺取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们举杯欢庆、彻夜不眠，他们在歌声里憧憬未来，筹划告别大西北，到就要重新繁荣的上海安家去。
一场悲剧即将来临。在往昔岁月里，黛莉曾经痛苦地体验过颠沛流离是何滋味，谁又能知哓，更加漫长、艰难的颠沛流离，还在后边。
1946年，四明银行总部从重庆迁返上海。张君奉调返沪，荣任新职。
当初，张君孤身一人远赴兰州，现在胜利返沪，竟多了娇妻黛莉，变成了夫妇二人。不，黛莉已经怀孕数月，腹中小生命时呈动态。家子前去上海，应是三口人了。这个腹中小生命，如今就坐在我们面前——话到此处，赵健女士微微苦笑，怅然若失。
一路上，全家人辗转车船，鞍马劳顿。虽说疲累，黛莉依然高兴，她从没有去过大上海，她只是在八年前，与那里一位著名怍家有过书信往来。她要对上海高声说：美丽的黄浦江，我来了！而张君却一反常态，身心不展，整日里郁郁寡欢，很少言语，仿佛在为生计发愁，又不大像。
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那大幕迟早总要拉开。
这是一场悲剧，无可救药。
谁能想得到，张君在上海，竟有一个不可颠覆的家庭存在！说起来，张君从小到大，从读书到成人，多蒙舅舅一家照顾。如今，张君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舅舅自然欢喜，并且心存依赖，而早先定下的一房妻室，正是舅舅家的宝贝女儿，已经苦等张君多年。张君心头似有似无，不到跟前也重视不起来。要说张君长期隐瞒黛莉，似乎也并不公平，因为张君并未与这位“大老婆”生活过一天。张君或许以为，此次返泸，无非大闹一场，把那个家族旧婚姻否掉罢了，然而舅舅一家绝不允许他这么干。人家早已将生米煮成了熟饭，这不，非但不能离婚，更将弟弟家一名少儿也带入新居，要一块过日子。对于黛莉，他们也许觉得，张君不过是领回一位读书女子，这妮子在上海无根无势，她能怎么着？要么你屈尊做个二房，日子也得过，要么你卷铺盖走人，去当独立新女性，谁也不会拦着。
面对这桩难缠婚事，实实将黛莉气了个半死。继而，张君抗不过族亲旧势，又表现出种种软弱来。黛莉欲哭无泪，她万万不能料到，自己从小读新书，思背叛，离家族，争自由，反男权，求独立，到头来，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封建宗族男权中心这污黑泥潭之中。仰天长啸，痛不欲生，腹中有子，难上加难。有人会说，这是旧中国特有的女性悲剧。而这种说法太简单了，此类悲剧仅仅是那时的中国所特有吗？真正的女性解放之路，不知将何其漫长。
赵黛莉，这位熟读巴金怍品的知识女性，此时此刻显示了她那誓不屈服的巨大勇气。她绝不会向一个老旧家族低头妥协，她坚决不做一名衣食无忧的二房太太。
黛莉与张君长谈无效，决计离开上海滩，重踏流浪路。尽管她身怀赵健，已经有五个月了。她往哪里走？她往何处去？
她谁也不熟识，只能调头复返来时路，再度投奔甘肃天水姐姐家。
这位张君，情知黛莉腹中怀着自家孩子，那是见证他们曾经相爱的果实，却拿不出任何办法来。张君哽咽着表示：你决计要回甘肃，我就送你一趟吧！
仍是辗转车船，鞍马劳顿。来时全家爱意浓浓，走时形同路人，一腔怨恨。
车到天水近黄昏，张君昏头涨脑住进了旅驿。黛莉独自一人，向... -->>
国民政府财政部驻兰州区金融监理大员南映庚，把流浪中的同乡姐妹安置到四明银行工作，一下子就解决了弱者生存的难题。我们不好揣测，黛莉自己作何感想？采访中，我任由老人诉说，并不想打断她，追问她。我想到，知识女性大都喜静不喜动。那时一位女作家，名叫沉樱，山东潍县人，继冰心、丁玲之后，曾引人注目。沉樱在表白自己时，留下这样一段话，给人印象深刻。“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喜欢那些小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到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对于这段女性道白，你尽可以把它说成小资情调，我却感觉亲切可信。杨沫写作《青春之歌》，林道静原先的底色也大致如此。据说原稿中林道静要温情许多，真实许多，并非风风火火那个样子。出版前一改再改，最终改成了一幅革命战士对敌斗争宣传画。
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识女性尽管她们热烈向往革命，痴心背叛以往，却很难变成在饥寒交迫中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兰州时期的黛莉）
应知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识女性，尽管她们热烈向往革命，痴心背叛以往，却很难变成在饥寒交迫中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因此，沉樱所做表白，要比宣传口号式文艺作品中刻意塑造的女革命者形象，更具普遍性，因而也更真实。沉樱女士后来去了台湾。黛莉深爱巴金作品，也受到过革命新思潮的洗礼，却未必能够成长为一名红色革命战士。她不曾受到过丁玲那样的血火锤炼。而初任中宣部文艺处长的丁玲女士，刚一进城，就在公开讲演中直率地劝导青年们，要洗一洗脑子，不要继续迷恋冰心、巴金等人的旧作品，这位老共产党员认为，巴金作品不可能为青年们指引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她先是承认巴金作品“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然后尖锐而又辛酸地批评道：“那种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中间只有几个又像朋友，又像爱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个名堂来。”所以“跟他走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
积极督促巴金开赴朝鲜前线，去烈火中改造为宣传而写作的，也是这位丁玲女士。事实上，丁玲与巴金私交蛮好。惟其如此，才更让人感到当年思想斗争的巨大威力。
一如丁玲所说，黛莉等人大多是这样吧一先是读了巴金“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的小说，结果是“跟他走不会使人更向前走”，当然“革不出一个名堂来”。她们心底深处，很可能与作家沉樱更加接近。那么，当年革命家的逻辑是：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个人精神的自由，只注重自我道德情操的建造，他们与贫雇农强烈要求激烈斗争的革命情感格格不入，因而也很难与红色革命长期保持一致，所以对这一大批人进行“洗脑”、“洗澡”和思想改造，就显得十分必要，非常迫切。
1950年以后，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无情讨伐与批判斗争，一场接着一场，愈演愈烈，直到他们在炼狱中完全否定了自己，然后进一步与同类群体自相残杀起来……可能有些扯远了。
且说黛莉在四明银行兰州分行落下脚来。一颗脆弱的心，经历遥遥千万里车马悸动，渐趋平静。据记载，日军飞机很少袭扰兰州，似乎仅飞来一两次，损失亦不很大。
远离战争近风月。在不知不觉中，赵黛莉身边出现了男士身影。这是一位宁波人，姓张，银行高级职员，说一口海味儿国语，不知道他和主办银行的宁波帮是哪一层关系，反正他在兰州这边还担任了职务，做一名副经理。我们不妨管他叫张君好了。
像许多上海男士一样，这位张君很会体贴人，不仅在银行业务上是一把好手，而且多才多艺，能够吹拉弹唱，演奏手风琴，此外还懂得一些医学，注重保养。张君长相也十分精神，周身利落，绝不同于一般的上海小开。
张君出现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之间，成为少女眼前一道鲜丽彩虹。
张君对黛莉产生了深深爱意。有黛莉在，他那大西北生活便不再枯燥。
一场大西北之恋就这样开始了。这并不意外，人们祝愿他们美满幸福。他们也庆幸自己，在遥远的阳关外，居然找到了爱情。
远在大西南漂泊的巴金先生，也是这个时期与萧珊结合于贵州的。
张君和黛莉相互支撑着，共同走完了抗战胜利之前那段劳苦之路。1945年8月15日，日寇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夺取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们举杯欢庆、彻夜不眠，他们在歌声里憧憬未来，筹划告别大西北，到就要重新繁荣的上海安家去。
一场悲剧即将来临。在往昔岁月里，黛莉曾经痛苦地体验过颠沛流离是何滋味，谁又能知哓，更加漫长、艰难的颠沛流离，还在后边。
1946年，四明银行总部从重庆迁返上海。张君奉调返沪，荣任新职。
当初，张君孤身一人远赴兰州，现在胜利返沪，竟多了娇妻黛莉，变成了夫妇二人。不，黛莉已经怀孕数月，腹中小生命时呈动态。家子前去上海，应是三口人了。这个腹中小生命，如今就坐在我们面前——话到此处，赵健女士微微苦笑，怅然若失。
一路上，全家人辗转车船，鞍马劳顿。虽说疲累，黛莉依然高兴，她从没有去过大上海，她只是在八年前，与那里一位著名怍家有过书信往来。她要对上海高声说：美丽的黄浦江，我来了！而张君却一反常态，身心不展，整日里郁郁寡欢，很少言语，仿佛在为生计发愁，又不大像。
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那大幕迟早总要拉开。
这是一场悲剧，无可救药。
谁能想得到，张君在上海，竟有一个不可颠覆的家庭存在！说起来，张君从小到大，从读书到成人，多蒙舅舅一家照顾。如今，张君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舅舅自然欢喜，并且心存依赖，而早先定下的一房妻室，正是舅舅家的宝贝女儿，已经苦等张君多年。张君心头似有似无，不到跟前也重视不起来。要说张君长期隐瞒黛莉，似乎也并不公平，因为张君并未与这位“大老婆”生活过一天。张君或许以为，此次返泸，无非大闹一场，把那个家族旧婚姻否掉罢了，然而舅舅一家绝不允许他这么干。人家早已将生米煮成了熟饭，这不，非但不能离婚，更将弟弟家一名少儿也带入新居，要一块过日子。对于黛莉，他们也许觉得，张君不过是领回一位读书女子，这妮子在上海无根无势，她能怎么着？要么你屈尊做个二房，日子也得过，要么你卷铺盖走人，去当独立新女性，谁也不会拦着。
面对这桩难缠婚事，实实将黛莉气了个半死。继而，张君抗不过族亲旧势，又表现出种种软弱来。黛莉欲哭无泪，她万万不能料到，自己从小读新书，思背叛，离家族，争自由，反男权，求独立，到头来，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封建宗族男权中心这污黑泥潭之中。仰天长啸，痛不欲生，腹中有子，难上加难。有人会说，这是旧中国特有的女性悲剧。而这种说法太简单了，此类悲剧仅仅是那时的中国所特有吗？真正的女性解放之路，不知将何其漫长。
赵黛莉，这位熟读巴金怍品的知识女性，此时此刻显示了她那誓不屈服的巨大勇气。她绝不会向一个老旧家族低头妥协，她坚决不做一名衣食无忧的二房太太。
黛莉与张君长谈无效，决计离开上海滩，重踏流浪路。尽管她身怀赵健，已经有五个月了。她往哪里走？她往何处去？
她谁也不熟识，只能调头复返来时路，再度投奔甘肃天水姐姐家。
这位张君，情知黛莉腹中怀着自家孩子，那是见证他们曾经相爱的果实，却拿不出任何办法来。张君哽咽着表示：你决计要回甘肃，我就送你一趟吧！
仍是辗转车船，鞍马劳顿。来时全家爱意浓浓，走时形同路人，一腔怨恨。
车到天水近黄昏，张君昏头涨脑住进了旅驿。黛莉独自一人，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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