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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载走了。车屁股甩下一溜烟。
第二个来接人的，是生产地的指导员，来接“元首”指导员是个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说话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来十分沮丧。没想到菜地指导员一来，给他带来了喜讯：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还算好的——在新兵连当过“骨干”于是瘸子里拔将军，还没去菜地，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班副。这真是因祸得福“元首”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给他的指导员让烟，围着问这问那。指导员叼着烟说：
“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的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是打水的时候，他的羊羔疯又犯了。
排长抖着信说：“他羊羔疯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决不是羊羔疯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又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1987。9。北京十里堡
（原载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
滴载走了。车屁股甩下一溜烟。
第二个来接人的，是生产地的指导员，来接“元首”指导员是个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说话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来十分沮丧。没想到菜地指导员一来，给他带来了喜讯：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还算好的——在新兵连当过“骨干”于是瘸子里拔将军，还没去菜地，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班副。这真是因祸得福“元首”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给他的指导员让烟，围着问这问那。指导员叼着烟说：
“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的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是打水的时候，他的羊羔疯又犯了。
排长抖着信说：“他羊羔疯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决不是羊羔疯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又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1987。9。北京十里堡
（原载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