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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写了有两年了,这是最后一篇。“最后”常常是个概念,概念有时会压迫人,例如,例如“世纪末”好了。度和量是人为规定的,时间可度量,所以世纪末是一种人为的规定,这个规定搞得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
按说人们应该已经习惯年终与年初相接的那一刹那,但为什么还会对第一百个或第一千个同样的一刹那忧喜叠加?愈是临近人为的这一刻,愈是荒诞百出?相信未来的一年,会愈演愈烈。
这是人类在一种自己制造的度量面前,因为催眠与自我催眠而呈现的焦虑。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脑有这样的功能,现在是这种功能的集体发作,但愿这种焦虑引起的不是集体的攻击,世纪之钟敲响之后,但愿焦虑缓解。两千多年前那个担忧天会塌下来的杞国人,显然有受迫害狂的倾向,当时的人做寓言来嘲笑,自有彼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强悍之气。可是本世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人类某些价值观的怀疑,逐渐解构我们的一些盲目,也逐渐酿成我们的许多焦虑,而且,愈临近世纪末,由科学数据支持的焦虑愈强烈,例如,例如“环境保护”渐获共识。
刚过去不久的洪患,终于迫使中国朝良性焦虑迈进一步。水土保持,按理说是个常识,何需由上百亿的损失换得?交常识的学费何需要交到肉痛?荷兰近年决定退地还海,以荷兰这样一个与海争地的国家来说,向海退地有一点“卖国”的意思,但为了“买”生态环境,这个“国”是要卖的。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附近的胡佛水库也要拆坝了,以当地的沙漠环境来说,积蓄水再合理没有了,但为了生态环境,拆。美国是很早就明白水库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效果,而且很早就不再兴建水库了。虽然可以提出一千条水库的正面证据。但是严密监测的结果是,小不忍则乱大谋,谋什么?谋更大更长远的生态环境,忍则是不再建和拆。
前不久我忽然被邀请讲一下我的小说树王,理由是其中涉及到砍伐森林导致生态失衡。于是找来十多年前发表的这篇东西,翻看之下,深为自己当年的焦虑吓了一跳,同时也为自己当年的粗陋脸红不已。九二年还是九三年的时候,意大利有制片人执意要将树王拍成电影,此事我在威尼斯日记记录过,结果是亚洲的朋友们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阴谋,他们通过糟蹋生态发达了,现在为了他们的利益,让不发达国家保持生态环境“你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他们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作品来说‘看,你们自己的人也说了嘛’。”我一向对这种政治交集表现得智力不够,于是婉言谢绝了制片人。现在看来,是坚持常识的能力不够。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看来看去,主题是放在人生得失上。但就我个人的经历,起码东北、内蒙古和云南,知青参与了破坏生态。当然,当年的知青的知识里,没有生态这一项,只有战天斗地,而且表现得近乎疯狂。只是由于这种疯狂,让我起了一些焦虑,觉得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头。我不讳言我是参与破坏者,也因此我倒有了说出我的焦虑的资格。三十年了,知青不年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承认自己是破坏者的知音。近年回去插队地点看看的知青们,意识到破坏的后果了吗?黑土地,北大荒,处女地,意思应该是原始生态,破坏它为什么成了“人生得到锻炼”这种只对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剩下的惟一一块原始草原,我们从世纪初一直挖到世纪末。红土地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不是一刀一刀被我们砍掉,放把火烧得昏天黑地吗?黄土地,曾经是汉武帝与匈奴强力争夺的牧草场,谁占有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有了汽油。卫青与霍去病,替汉王朝夺到了这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战略资源,可是两位将军,料得到今天的这般景象吗?
绝非大哉问,只是常识之问。
当然可以反诘我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百姓要吃饭,社会要发展,这是发展的必然之径。但是“竭泽而渔”的道理不难明白吧?我诘问当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还记得当年陈永贵视察云南,质问为何不大开梯田?还记得当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策划的“围湖造田”滇池面积缩小,春城的气候明显改变了?没有常识的操纵权力,革命可以是愚昧,树王表达的不是生态意识的自觉,只是一种蒙昧,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权力,失败了,于是有性格悲剧的意味,如此而已。
不过写到这里,我发现我本来不是要聊生态环境的,只是因为触到“世纪末”触到由此而来的焦虑,才一路岔开。写作常常是这样,你会被某个字眼不小心撞歪。日常中我也常常误入一条路,不过我常常索性就走一走看。
我本来是想,在最后的这一篇里聊聊基因。
我对基因有兴趣,大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记得那时的一个暑假,去北京林学院我舅舅那里去玩儿。我舅舅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一直很好而获得保送资格,他桃了林学院。我倒也不觉得不挑北大清华有什么不对,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势利眼,我只是觉得林学院很好,那里离圆明园很近,大学的馒头好吃,好像有一次还为暑期不回家的学生供应了一回饺子。
舅舅的床上有一本书,书名忘了,只记得作者叫布尔班克,美国人,农场主,运用基因原理生产订货。有一次订货是豌豆,因为将来是要装罐头,所以要求豌豆必须是同样大小的,要命的是交货期限非常短,短到按豌豆生长期来说,不可能交出那么多豌豆。布尔班克详细讲到他怎么利用显性基因原理筛选出豌豆,同时造了暖棚,架了灯具,终于如期交货。
这本书让我看得入迷,我至今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入迷,而且看完了发现还有下册,但是下册没有了。我记住了布尔班克这个名字,以致二十多年后我到美国洛杉矶,发现其中有一个市叫布尔班克,我觉得就是以那个种豌豆的布尔班克命名的。
不过基因这回子事,我也记住了。我因此在升入中学后非常喜欢生物课,生物课不是主课,按理说犯不上那么卖力,但“喜欢”常常是不按理的。当时教生物课的先生,文革前北京中学老师称先生,无论男女,教生物的先生很年轻,我想是刚大学毕业,二十多岁吧,我有一次下课后问他如果想多知道一些生物的知识要怎么办,他看了看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有学生对副科感兴趣。不过他又忽然非常高兴,说,你要是对生物有兴趣,将来考武汉大学生物系好了。
我想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如果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应该知道以我的家庭出身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问他的问题,只是出于我的强烈兴趣。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被兴趣牵着跑的人,听听,看看,读读,聊聊,还有写写。可能到死的时候,兴趣是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失去知觉和思维的。兴趣促使我从书店架子上抽下很多我认为与生物有关的书,读来半懂半不懂。我当然读了不少苏联的李森科的遗传理论,但是我逐渐打听出为什么几乎找不到奥地利的神父孟德尔(gregormendel)的遗传理论的书,只因为政治的原因。我当时以为只要不去理政治就可以了,不料政治可以很方便地阻挡常识。前面说过的布尔班克,是依循孟德尔理论的,所以他的书出了上册之后,风向转了,下册遂不能出,持孟德尔理论的教授不能再到课堂上教我舅舅那一辈的学生了。
一九oo年,真正的本世纪初,荷兰的德弗利斯(hugodevries)、奥地利的凡谢马克(erichvontschermak)以及德国的柯伦斯(karlcorrens)各自研究,却不约而同发现相同的遗传现象,即,所有子代的遗传特性都来自两个遗传单位,而这两个遗传单位分别来自双亲。三个规矩人各自到图书馆去查查看他们的发现是否是新发现,结果都找到孟德尔早在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一八六五年就发表的豌豆... -->>
常识写了有两年了,这是最后一篇。“最后”常常是个概念,概念有时会压迫人,例如,例如“世纪末”好了。度和量是人为规定的,时间可度量,所以世纪末是一种人为的规定,这个规定搞得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
按说人们应该已经习惯年终与年初相接的那一刹那,但为什么还会对第一百个或第一千个同样的一刹那忧喜叠加?愈是临近人为的这一刻,愈是荒诞百出?相信未来的一年,会愈演愈烈。
这是人类在一种自己制造的度量面前,因为催眠与自我催眠而呈现的焦虑。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脑有这样的功能,现在是这种功能的集体发作,但愿这种焦虑引起的不是集体的攻击,世纪之钟敲响之后,但愿焦虑缓解。两千多年前那个担忧天会塌下来的杞国人,显然有受迫害狂的倾向,当时的人做寓言来嘲笑,自有彼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强悍之气。可是本世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人类某些价值观的怀疑,逐渐解构我们的一些盲目,也逐渐酿成我们的许多焦虑,而且,愈临近世纪末,由科学数据支持的焦虑愈强烈,例如,例如“环境保护”渐获共识。
刚过去不久的洪患,终于迫使中国朝良性焦虑迈进一步。水土保持,按理说是个常识,何需由上百亿的损失换得?交常识的学费何需要交到肉痛?荷兰近年决定退地还海,以荷兰这样一个与海争地的国家来说,向海退地有一点“卖国”的意思,但为了“买”生态环境,这个“国”是要卖的。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附近的胡佛水库也要拆坝了,以当地的沙漠环境来说,积蓄水再合理没有了,但为了生态环境,拆。美国是很早就明白水库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效果,而且很早就不再兴建水库了。虽然可以提出一千条水库的正面证据。但是严密监测的结果是,小不忍则乱大谋,谋什么?谋更大更长远的生态环境,忍则是不再建和拆。
前不久我忽然被邀请讲一下我的小说树王,理由是其中涉及到砍伐森林导致生态失衡。于是找来十多年前发表的这篇东西,翻看之下,深为自己当年的焦虑吓了一跳,同时也为自己当年的粗陋脸红不已。九二年还是九三年的时候,意大利有制片人执意要将树王拍成电影,此事我在威尼斯日记记录过,结果是亚洲的朋友们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阴谋,他们通过糟蹋生态发达了,现在为了他们的利益,让不发达国家保持生态环境“你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他们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作品来说‘看,你们自己的人也说了嘛’。”我一向对这种政治交集表现得智力不够,于是婉言谢绝了制片人。现在看来,是坚持常识的能力不够。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看来看去,主题是放在人生得失上。但就我个人的经历,起码东北、内蒙古和云南,知青参与了破坏生态。当然,当年的知青的知识里,没有生态这一项,只有战天斗地,而且表现得近乎疯狂。只是由于这种疯狂,让我起了一些焦虑,觉得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头。我不讳言我是参与破坏者,也因此我倒有了说出我的焦虑的资格。三十年了,知青不年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承认自己是破坏者的知音。近年回去插队地点看看的知青们,意识到破坏的后果了吗?黑土地,北大荒,处女地,意思应该是原始生态,破坏它为什么成了“人生得到锻炼”这种只对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剩下的惟一一块原始草原,我们从世纪初一直挖到世纪末。红土地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不是一刀一刀被我们砍掉,放把火烧得昏天黑地吗?黄土地,曾经是汉武帝与匈奴强力争夺的牧草场,谁占有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有了汽油。卫青与霍去病,替汉王朝夺到了这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战略资源,可是两位将军,料得到今天的这般景象吗?
绝非大哉问,只是常识之问。
当然可以反诘我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百姓要吃饭,社会要发展,这是发展的必然之径。但是“竭泽而渔”的道理不难明白吧?我诘问当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还记得当年陈永贵视察云南,质问为何不大开梯田?还记得当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策划的“围湖造田”滇池面积缩小,春城的气候明显改变了?没有常识的操纵权力,革命可以是愚昧,树王表达的不是生态意识的自觉,只是一种蒙昧,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权力,失败了,于是有性格悲剧的意味,如此而已。
不过写到这里,我发现我本来不是要聊生态环境的,只是因为触到“世纪末”触到由此而来的焦虑,才一路岔开。写作常常是这样,你会被某个字眼不小心撞歪。日常中我也常常误入一条路,不过我常常索性就走一走看。
我本来是想,在最后的这一篇里聊聊基因。
我对基因有兴趣,大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记得那时的一个暑假,去北京林学院我舅舅那里去玩儿。我舅舅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一直很好而获得保送资格,他桃了林学院。我倒也不觉得不挑北大清华有什么不对,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势利眼,我只是觉得林学院很好,那里离圆明园很近,大学的馒头好吃,好像有一次还为暑期不回家的学生供应了一回饺子。
舅舅的床上有一本书,书名忘了,只记得作者叫布尔班克,美国人,农场主,运用基因原理生产订货。有一次订货是豌豆,因为将来是要装罐头,所以要求豌豆必须是同样大小的,要命的是交货期限非常短,短到按豌豆生长期来说,不可能交出那么多豌豆。布尔班克详细讲到他怎么利用显性基因原理筛选出豌豆,同时造了暖棚,架了灯具,终于如期交货。
这本书让我看得入迷,我至今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入迷,而且看完了发现还有下册,但是下册没有了。我记住了布尔班克这个名字,以致二十多年后我到美国洛杉矶,发现其中有一个市叫布尔班克,我觉得就是以那个种豌豆的布尔班克命名的。
不过基因这回子事,我也记住了。我因此在升入中学后非常喜欢生物课,生物课不是主课,按理说犯不上那么卖力,但“喜欢”常常是不按理的。当时教生物课的先生,文革前北京中学老师称先生,无论男女,教生物的先生很年轻,我想是刚大学毕业,二十多岁吧,我有一次下课后问他如果想多知道一些生物的知识要怎么办,他看了看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有学生对副科感兴趣。不过他又忽然非常高兴,说,你要是对生物有兴趣,将来考武汉大学生物系好了。
我想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如果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应该知道以我的家庭出身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问他的问题,只是出于我的强烈兴趣。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被兴趣牵着跑的人,听听,看看,读读,聊聊,还有写写。可能到死的时候,兴趣是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失去知觉和思维的。兴趣促使我从书店架子上抽下很多我认为与生物有关的书,读来半懂半不懂。我当然读了不少苏联的李森科的遗传理论,但是我逐渐打听出为什么几乎找不到奥地利的神父孟德尔(gregormendel)的遗传理论的书,只因为政治的原因。我当时以为只要不去理政治就可以了,不料政治可以很方便地阻挡常识。前面说过的布尔班克,是依循孟德尔理论的,所以他的书出了上册之后,风向转了,下册遂不能出,持孟德尔理论的教授不能再到课堂上教我舅舅那一辈的学生了。
一九oo年,真正的本世纪初,荷兰的德弗利斯(hugodevries)、奥地利的凡谢马克(erichvontschermak)以及德国的柯伦斯(karlcorrens)各自研究,却不约而同发现相同的遗传现象,即,所有子代的遗传特性都来自两个遗传单位,而这两个遗传单位分别来自双亲。三个规矩人各自到图书馆去查查看他们的发现是否是新发现,结果都找到孟德尔早在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一八六五年就发表的豌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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