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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酿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来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人们能考究其在历史上的真意义。
公元九世纪末叶黄巢所领导的变乱,不尽符合上述程序。虽说870年间“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曾构成变乱的背景,黄巢和他的身前领导王仙芝却不能在蝗灾所及的山东、河南与陕西奠立反叛的基础。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散放过一些谣言与谚语,去助长他的运动,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却始终不是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与的征象。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新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此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传”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书又再说及:“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凑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遑者之辞也。”只是其文字过于单简,我们无法确定其“人士从而附之”的实际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将朱温,以后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经王赓武的研究,证明其并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书所说不虚。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间“形山开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样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他必经常收纳讨伐他之官军的兵员。
公元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动彻底的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879年的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疫疾,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路中不费力的取得潭州(长沙)。880年初他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属的沙陀(突厥语系)骑兵在湖北挫败,但是黄巢仍沿长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终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称六十万,实际上其数目无法确定。又经过几度迂回之后,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与长安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也渐成问题。882年朱温降唐。883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麈战达一年,终在884年在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远。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并不是“如入无人之境”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行动。他的战术,似得自王仙芝。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一带(唐时为和、洪、岳、潭各州)。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处派出搜索部队,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为880年年底之攻潼关。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期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850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牛李党”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脉相传。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后来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除了他们个性与背景之外,其政策与立场也有显明的差异。以现代术语称之,李德裕可称“古典型”、“保守派”他认为对藩镇不可放松,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威信,在... -->>
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酿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来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人们能考究其在历史上的真意义。
公元九世纪末叶黄巢所领导的变乱,不尽符合上述程序。虽说870年间“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曾构成变乱的背景,黄巢和他的身前领导王仙芝却不能在蝗灾所及的山东、河南与陕西奠立反叛的基础。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散放过一些谣言与谚语,去助长他的运动,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却始终不是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与的征象。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新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此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传”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书又再说及:“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凑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遑者之辞也。”只是其文字过于单简,我们无法确定其“人士从而附之”的实际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将朱温,以后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经王赓武的研究,证明其并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书所说不虚。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间“形山开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样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他必经常收纳讨伐他之官军的兵员。
公元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动彻底的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879年的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疫疾,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路中不费力的取得潭州(长沙)。880年初他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属的沙陀(突厥语系)骑兵在湖北挫败,但是黄巢仍沿长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终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称六十万,实际上其数目无法确定。又经过几度迂回之后,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与长安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也渐成问题。882年朱温降唐。883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麈战达一年,终在884年在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远。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并不是“如入无人之境”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行动。他的战术,似得自王仙芝。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一带(唐时为和、洪、岳、潭各州)。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处派出搜索部队,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为880年年底之攻潼关。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期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850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牛李党”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脉相传。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后来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除了他们个性与背景之外,其政策与立场也有显明的差异。以现代术语称之,李德裕可称“古典型”、“保守派”他认为对藩镇不可放松,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威信,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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