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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隆照相馆座落在街角上，漆成桔红色的楼壁和两扇窄小的玻璃门充分显示了三十年代那些小照相馆的风格。橱窗里陈列的是几个二流电影明星的照片和精心摆设的纸花。那些女明星的美艳和欢乐对于外面凄清萧条的街道显得不合时宜莫名其妙。从远一点的高处看汇隆照相馆，它就像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子，被周围密集的高大房屋挤压得近乎开裂。有时候可以看见一只燕子从那里飞起来，照相馆的屋檐下曾有过燕巢。如果再注意后窗，还可以发现晾衣竿上挂着的女人的小物件和旗袍，没有男人的东西。
那是娴的家。娴的父亲去世后，汇隆照相馆由娴和她的母亲经营。娴那年只有十八岁，刚从女子高中毕业。她不懂照相业的经营之道，并且对此也不感兴趣。娴眼睁睁地看着家里这份产业破败下去而一筹莫展。有一天她梳妆打扮好准备去电影院看好莱坞片子时，母亲把她堵在楼梯上说，记住，这是最后一场电影，明天你要坐柜台开票了。我已经把开票的辞退了。娴说，为什么？她母亲说，什么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家里的底细，没人上这儿来拍照，拿什么付人家工资？只有靠你和我自己了。1938年，娴在照相馆里开票。生意每天都很清淡，娴聊以打发时间的是各种电影画报。她喜欢看电影，但现在看得很少了，因为白天离不开柜台，而晚上出门又受母亲的种种限制，娴只能在画报上寻求一种飘渺的慰藉。她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和高占非，还有袁美云。在女中曾有人说娴长得很像袁美云，娴淡淡地说，袁美云去我家照过相，她也这样说的。她喜欢披斗篷，很高级的英国货，上面有金线和珍珠。那时候娴被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深受女生们的信赖和羡慕。现在当娴手握明星画报，枯想往事时心情不由烦躁忧郁起来。娴是个不安份的女孩。
外面刮着风，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穿着臃肿的行人和漫空飞舞的梧桐树叶，街角上的美丽牌香皂和花旗参的广告画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有一个人推开了玻璃门，摘下了头上的礼帽，他手中的银质司的克的光泽异常强烈。正是这种光亮让娴猛地从画报上抬起头来，她看见那个男人站在柜台前约五尺远的地方，手执礼帽向她颔首微笑。娴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总说她有一种晕眩的感觉，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后一生的命运。
先生，拍照吗？不，我不拍照。那么你取照片？把收据给我吧。
不。我不拍照。但我想给你拍一张。那人说。娴看见孟老板把礼帽和司的克放在长沙发上，慢慢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型相机。他往后退了一步，对娴说，就坐在那儿，手放到柜台上，托着下巴。娴下意识地按照要求摆出了当时最流行的拍照姿势。镁光灯咔嚓一闪，她听见孟老板说，好了，多么自然的表情，太好了。
后来当娴的那张照片登在明星画报上时，她已经成为孟老板的电影公司的合同演员。娴放下了照相馆的工作，投身于梦寐以求的电影业。1938年冬天，娴与孟老板的关系飞速发展，她与孟老板双双出入于舞厅和跑马场，引起了圈内人的注意。也就是这年冬天，娴拍了她一生最初的两部也是最后的两部片子。一部是清代宫廷片，娴在里面扮演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宫女，是配角。而另外一部是很重要的角色，娴扮演一个卷入三角恋爱的摩登女性，最后悲惨地投河自尽。娴很快搬离了她家的照相馆。孟老板为她准备了一套公寓房子，那是配有电梯的八层楼房，楼下有弹子房、舞厅和咖啡馆，孟老板经常在那里玩至深夜，然后乘电梯到八楼娴的房间来度过一个甜蜜的夜晚。娴知道孟老板是有妻室的人，知道她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但她无法顾及这些，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角色问题，怎样与头牌明星争夺主角，怎么疏通摄影师，使自己略嫌瘦长的脸在银幕上光彩照人。母亲经常打电话到公寓来，向娴叹述照相馆生意的苦经。娴对此感到厌烦，她对母亲本来就没什么感情，更难以忍受她的絮叨。后来她抓过电话，只要听到是母亲的声音，就啪地挂上电话。1938年春天的一次出游，给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娴和公司的女明星们一起到苏州春游，其中包括陈云裳和袁美云等大明星。她们坐在一条大木船上，一边啃甘蔗，一边欣赏河两岸初春的田园景色。船快到虎丘塔时，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照相机的快门咔哒咔哒响成一片，娴在这个时刻充分体会了荣耀和快乐。她后来一直保存着那次春游的照片。照片上娴和一群女明星坐在船头上，她们都在啃甘蔗。背景是虎丘塔和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地。
娴在年老色衰以后经常从箱底找出那张照片，细细地端详。昔日的美貌和荣华随时光流逝一去不返，它们如此短暂脆弱，她甚至无法回忆1938年命运沉浮的具体过程。多少年来她已习惯于把悲剧的起因归结为那次意外的怀孕。另外，她也不能原谅孟老板的错误，有一次他坚持不肯用那种美国产的保险套，酿成了她以后一生的悲剧。
在娴的妊娠反应日趋强烈后，孟老板驾车把娴送到一家僻静的私人医院。娴坐在一张长凳上，等着医生给她进行堕胎手术。恐惧使娴浑身颤抖，她脸色苍白，无望地看了看孟老板。孟老板坐在旁边读当日出版的申报。他对娴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当女演员的都上这儿来，朱医生的医术相当高明。娴摇了摇头，她说，我怕，我真的怕极了。手术室内传来一种清脆的刀剪碰撞声，里面好像正在进行手术。娴听见一个女人凄厉地尖叫着诅咒着。她瞪大眼睛倾听着，整个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突然娴从长凳上跳起来，双手掩面冲出门外。孟老板追出去，拉住她的手说，你怎么啦？你跑什么？娴哭泣着说，我怕，我不做这个手术了。孟老板的脸沉了下来，他说，别耍小孩脾气，这手术非做不可。娴抓住汽车车门上的把手，头靠在车窗上哭泣，她说，送我回去，求求你送我回去吧。孟老板站着不动，他说，你到底怕什么？娴说我怕疼，我实在怕极了。孟老板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拉开车门，将娴粗暴地推上车，娴听见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臭婊子。娴就是从这一天失宠于孟老板的。当时她十八岁，在应付男人方面缺乏经验。她错误地幻想等腹中孩子降生后孟老板对她的态度会重新好转。娴后来闭门思过，她想如果那天做了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悲剧的另一个起因是她太年轻，她怕疼。就因为怕疼断送了以后的锦绣前程。这年春天，日本人开进了城市。混乱的时局和混乱的秩序下人心浮躁。街道上人迹稀少，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枪声。娴蛰居在公寓里，每天凭窗眺望灰蒙蒙的天空、街道和行人，心乱如麻。宽松的裙裾再也不能掩饰她孕妇的体态，她的脸上长出了一些褐色的蝴蝶斑。她不能也没有片子可演，终日无所事事，唯一盼望的事情是孟老板来。但孟老板几乎不来了。她打电话到公司到孟宅，甚至跑到楼下弹子房去找他，结果每次都失望而归。
有一天娴接到电影公司的电话，让她务必去公司一趟。娴不知道是什么事，她精心打扮一番叫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她用小镜子不时地评判自己的容貌，担心会引起其他女演员的攻击。当她到达公司时，才发现气氛异样，到处乱糟糟的，服装、道具和损坏的灯架扔得满地都是。一个摄影师站在布景棚高高的横架上对她喊，散伙啦，散伙啦，赶紧去领最后一笔工资，去晚了就领不到了！娴慌慌张张地挤进抢领工资的人群中，她问一个女演员，孟老板呢？那个女演员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还提你那个孟老板，他卷走全部股金逃到香港去了。娴当时如遭巨石击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随即昏倒在嘈杂的人群里。灾难不期而至地降临了。娴在公寓的床上度过了难捱的三天。她天天瞪着天花板，用所有肮脏的字眼咒骂着孟老板。她把孟老板的丝绸睡衣剪成一条一条，从窗口扔出去。第四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张汇款单，是孟老板从香港寄来的。娴瞥了一眼汇单上的数目，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她对邮递员喊，谁要这几个臭钱，给我退回去。当邮递员疑惑地离开后，娴又后悔起来，她已经没多少钱了。她似乎看见黑暗的未来就埋伏在明天、后天，她以后该怎么办？这时候娴再次清醒起来，她突然想起在医院的事情。她想如果我不从医院里逃走，如果那天顺从孟老板而不是惹恼孟老板，情况就不会变得这样糟，也许这时候她跟着孟老板一起去香港了。娴揪着自己的头发，这时她深深地体会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公寓管理员登门的时候，娴从他尴尬的脸色中预感到了什么。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听见管理员絮絮叨叨地诉说他的苦衷。娴打断说，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这房子不是付过款了吗？管理员说，是付过了，但付的是一年的租金。娴说，那就对了，不是说一年吗？我住进才半年呀。管理员面露难言之色，他搓着手想了想说，反正孟老板已经远走高飞了，我就向你抖个实情吧：你住进来之前孟老板已经租过半年了，那会儿是另外一个女演员住这儿。娴不再说话，她把枕巾抻了一下，捡起上面一根细细的发丝凝视着，她说，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赖在这儿的。
一个初夏的早晨，娴离开了那座豪华公寓。天空高而清澈，微风吹动公寓门口的夹竹挑的红色花朵。娴跟着脚夫走向黄包车前，她回头仰望着八层的那个窗口，天鹅绒的窗帘依然半掩，她听见窗内有人哭泣，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娴用手捂住耳朵，哭泣声仍然持续。娴真的听见自己在八层公寓里大声哭泣，那不是幻觉而是另一种现实。去哪儿？车夫回头问。
随便。娴说。你想逛商店还是游乐场？车夫又问。
哪儿也不去。送我去汇隆照相馆。娴说。小姐原来想去拍照。车夫疑惑地说，那小姐干嘛要带两只箱子？别废话了。娴突然尖叫起来，送我回家！回家！娴提着两只箱子推开了汇隆照相馆的门。外面玻璃橱窗里的明星照片已经更换成花圈和寿衣，她没有注意，直到她走进店堂，看见一排各式花圈悬在半空中，娴才发出了惊叫声。寿衣店的老板认识娴，他说，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娴把箱子放下来，惊魂未定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寿衣店老板说，你母亲上个月就把店面盘给我了。她还在楼上住，你去问问她吧。楼上原来放摄像架的地方现在放着一只煤炉。炉子上炖着一只砂锅。娴闻到了鸡汤的香味，她这才想起已经几顿没吃饭了。她揭开锅盖，不顾烫手就掰下了鸡腿送进嘴里。房门轻轻地打开了，娴不用回头就知道她母亲站在身后，娴仍然吃着鸡腿。你怎么回来了？母亲说，不当电影明星了？公司解散了。娴说。你那个大老板呢？他不要你了？
死了。娴说。他死了，心脏病发作。
撒谎。把你的身子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肚子。有什么可看的？娴吐出一根鸡骨，她说，你不是也大过肚子吗？贱货。母亲怒喝一声，让人把肚子搞大了回家下种吗？谁让你回来的？这是我的家。娴走到原来她住的房门口推门，门推不开，里面上了插销。娴拼命推看门说，谁在里面？是一个男人吧？门开了，果然是一个男人。娴认识他，是国光美发厅的老王，经常替她母亲做头发的老王。娴对老王笑了笑，然后又回头对母亲说，谁是贱货？你才是贱货。卖了家业在楼上藏男人，你才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她看见母亲的脸紫涨着说不出话，心中有一种复仇和得胜的快乐。她已经好多天没尝到快乐的滋味了。
娴从前的闺房现在弥漫着一股气味。她知道这是为什么。她现在非常痛恨这种气味。她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猛然看见离家前随手放于窗台的那盆三色堇依然鲜活，小巧玲珑的花朵和纤细碧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静若处子。娴面对着三色堇潸然泪下，这是她的第一次哭泣。
在寿衣店楼上的小房间里，挂钟嘀嗒嘀嗒地走动，娴临窗而坐，计算着时间怎样慢慢地消失。她无事不出门，害怕别人看见她怀孕的模样。娴无望地等待着产期的来临，这是她一生中最灰暗沉闷的时期。
娴看见楼下那些披麻戴孝的人从店里搬走一个又一个花圈，寿衣店的生意比照相馆红火多了，因为每天都会有人死去。娴不无辛酸地想，也许她应该买一个花圈祭奠她这一段绝望的生活。整个夏季炎热多雨，雨点枯燥地拍打照相馆的铁皮屋顶。娴注视着雨中的街道，心如死水。有一天她看见一个小报童在雨中奔跑，狂热地向行人挥动手中的报纸。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身死。娴想看那份报纸，她喊住那个报童，从窗口吊下去一只小竹篮和零钱，买了报纸。她看见了阮玲玉最后的仪容，她的微笑因死亡变得异常美丽动人。娴把报纸细细读了一遍，叹了一口气，她想如果她一样地吞药自杀，舆论是不会这样强度轰动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她死去抑或活着对这个世界都无足轻重。娴的产期将至，她母亲对她说，你准备在哪儿生这杂种？娴说随便。母亲说就在家里喊个接生婆吧，别出去丢人现眼的。娴说随便，现在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疼吗？1938年10月，娴在照相馆楼上生下了一个女婴。女婴只有四斤重，抱在手上好像一只可怜的小猫。
那个女婴就是芝。娴曾经给孟老板去过好几封信，索要芝的赡养费，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有一封破破烂烂地退回了，封皮上有查无此人的字样。娴恨透了孟老板，这种仇恨也影响了她对芝的感情。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给婴儿换尿布，她想婴孩也许活不长，她也可能活不长，没有必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很多时间娴在芝嘶哑的哭声中安然入睡，产后的娴更加慵懒了。芝却以正常的速度生长着，她从早晨啼哭到深夜，但她活着。娴有一天细细地打量了芝，发现女儿的眉眼更多的像自己，而不像孟老板，这使娴动了恻隐之心，她把乳头塞进芝的小嘴里，拍着芝说，你为什么要像我？像了我以后没有好下场的。我是世界上最苦命的女人。
产后的娴不事修饰，终日蓬头垢面，她很长时间不照镜子。再次站到镜子前她几乎认不出自己，身材变得肥胖不堪，而那双曾备受摄影师称赞的凤眼也因嗜睡失去了光彩。她想以她这种模样是再也无法上银幕了。
理发师老王频繁地进出于娴的家中，娴看不起这个瘦小的女人腔的男人。她从来不跟老王说话，而老王总是有话无话地搭讪。在饭桌上老王一边赞美菜肴的味道，一边用膝盖轻轻地碰撞娴的腿。娴把腿缩回来，说，恶心。娴的母亲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她对娴说，嫌恶心你别吃，谁让你吃了？娴觉得这种情景很有趣，像电影中的场面，但却真实地出现在她的家庭生活中。另外，她也觉得母亲很可怜，活了半辈子后把自己托付给这个没出息的男人。娴还担心母亲会不会把积蓄倒贴给老王。如果是这样，娴不会听之任之，她会作主把老王赶走。预料不到的是事情后来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有一天老王对娴说，你的头发该做一做了，跟我去美发厅吧，我给你做个长波浪，包你满意。娴没有说话。老王又说，你放心，不收一文钱，跟你收钱不是见外了吗？娴摸了摸她的乱发，她想是该做做头发了。但是她不想出门。所以她还是没说话。老王最后说，你要走不开，我可以把工具带回来，凭我的手艺在家里也能做出长波浪，娴说了一句，随便。娴后来习惯于对人说这随便两字。
下午老王果真带了一包美发工具回来。娴洗好了头发以后就端坐在凳子上，起初她怀里抱着芝，老王让她把孩子放下，她就顺从地把芝放到了床上。娴端坐着恍惚想起上次做头发还是孟老板陪她去的，是一家最有名的美发厅。好像还看见了胡蝶，她也在那里做头发。现在想起来一切已经恍若隔世了。你的头发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又软又松的头发。老王的手轻轻抚弄着娴的头发。别奉承我了，没意思。娴回头说，你快点做吧。做头发不能急。老王在后面笑了笑，好事都不能着急。娴感到老王的手柔软地梳弄着她的头发，电吹风嗡嗡地响了起来。热风不停地吹向娴的头部，她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昏昏欲睡，不知什么时候她警觉起来，老王的一只手开始顺着她的脖颈下滑，它已经停留在她的肩背处了。老王，规矩点。娴说。
做头发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家里做头发。胡说八道。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娴在老王的那只手上狠狠地打了一记，她喊道，我可不是她，让你白吃了豆腐。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在我身上瞎摸？
这话说哪里去了？我可是一片好心。老王不羞不恼地嬉笑着说，亏你还拍过电影，这么不开化？
娴受到了伤心的一击，她的眼圈有点红了。同时娴的紧张戒备的身体开始松弛下来，她突然觉得老王的攻击毋需抵抗。也许她已经没有资格对老王作这种抵抗。娴回头看了看老王的那只手，那只手与孟老板的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样的硕大苍白，充满了情欲，娴心想男人与男人并无二致，随它去吧。电吹风嗡嗡地响着，老王的手温柔地游弋于娴的敏感部位，娴渐渐呼吸急促起来，她觉得脸上很热，而身体像风中杨柳无力地颤栗，奶汁被挤压后洇湿了内衣。她有一种快速坠落的感觉。当娴和老王倒在地上时，她听见电吹风仍然嗡嗡地响着，床上的芝哑声啼哭，她还听见楼下寿衣店里有人在大声争吵，好像是为了一只花圈的价格问题。对于娴来说，这个午后不可思议，但是已成定局，娴后来总是回忆起一只苍蝇，那只苍蝇从窗外飞来，叮在老王白皙而瘦削的臀部上。娴视一切如流水。当娴的母亲把老王揪出被窝时，娴只是把被子卷紧，没有任何表情。她看见母亲尖叫着追逐赤条条的老王，用扫帚抽打他的背部。娴笑了笑说，打吧，狠狠地打，这种男人该打。当时的场面不忍卒看，娴的母亲涕泪交加大发雷霆，理发师老王东躲西藏，而摇篮里的芝因受惊吓拼命地啼哭，只有娴静静地躺着，漠然注视着他们。娴的目光与母亲相遇。母亲的眼神里有一种冰凉的绝望的东西，这使娴心有所动，她翻了个身，把脸对着墙壁。墙上的白纸已经破裂，阳光透进窗子在纸缝里闪闪烁烁。这是1939年的秋季。隔了几天，娴正在午睡，她听见母亲喊她的名字。娴觉得母亲的声音非常模糊，她好像隔着门跟娴说话。而娴始终没睁眼睛。老王拿了我两只大戒指，你什么时候去要回来。你给他的，你不会自己去要吗？娴说，真让人恶心。我要出门了。我顾不上这些了。母亲最后幽幽地说。娴听见了母亲走下楼梯的迟缓滞重的脚步声，她当时无法预知母亲从此一去不返，只是根据脚步声判断母亲离家时穿了一双高跟皮鞋。母亲失踪的最初几天，娴没有往坏处想，她猜她也许去苏杭一带旅游散心了，甚至还猜测母亲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男人，也许他们私奔去了什么地方。半个月后，娴被告知，她母亲的尸体在近郊的湖中被渔民的渔网捕捞起来，尸体已经发臭了。警察局的人对娴说，你去收尸吧。娴如梦初醒，她脸色苍白，摇着头说，不，我不去，随便你们处理吧。我最怕见死人了。警察说，可她是你亲生母亲呀。娴沉默不语，她掰弄着手指甲想着什么，最后她自言自语说，真不值得，为这个臭男人寻死，太不值得了。
娴记住了母亲最后的遗言。后来她抱着芝去了国光美发厅。在美发厅里娴充分地显露了她性格中泼辣的一面。她看见老王后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美发厅里秩序大乱。众多的理发师和顾客围了上来，娴当众勒下了老王手上的那只金表，然后索要另外二只戒指。理发师老王窘迫至极，矢口否认两只戒指的存在。娴想它们肯定已经戴在哪个女人手上了，而且母亲一死死无对证，对此她早已有所预料。在一番互相羞辱以后，娴打了老王第二记耳光。她说，两记耳光换两只戒指，老王你又讨大便宜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娴把那只金表往衣服上擦擦，戴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然后她抱着芝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国光美发厅。娴大闹国光美发厅的轶事被目击者谈论了好几天，过后也就被渐渐遗忘了，因为两个当事人都缺乏名望。故去的照相馆老板娘给娴留下了五百块大洋和一小盒金器，娴翻箱倒柜搜寻了家中的每个角落，最后确认她不会找到其它东西了。她冷静地盘算了一下，这些钱财最多能维持三五年的生活。娴对未来第一次感到深深的迷惘和忧虑。她站在窗前凝望外面繁华的街道，一家商店的留声机播放着金嗓子周璇的歌。一个她认识的女演员从皮货店里拎着貂皮大衣出来，上了一辆小汽车。一阵鞭炮声从广东饭店传来，那肯定是婚宴的场景。娴想她已经被外面的世界彻底抛弃了，现在她只有五百块大洋和一小盒金器。追本溯源，她不得不想到芝，某种程度上是芝酿成了她的悲剧。有时候娴听到芝在摇篮里饥饿的哭声，她让芝长时间地哭着，似乎这样使她的怨恨冲淡了一些。到了秋末风凉的季节，娴结束了半年多的幽居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她抱着芝从楼梯下来，倚着寿衣店的柜台和店员聊天。人们对她短暂的银幕生涯表现了强烈的好奇心。娴说电影都是假的骗人的东西。又说演电影没意思，哪儿有坐在家里舒服？不难发现娴的话是言不由衷的，她拿着那张和陈云裳袁美云一起春游苏州的照片，脸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表情，这一点娴无法掩饰。有时候她抱着芝坐在一只破藤椅上，母女俩散淡地观望街市的风景，1939年就这样从她们身边无声地消失了。
这是娴一生中最为缠绵凄恻的年代。
芝的故事
芝的容貌酷肖她的母亲娴。芝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一些，而娴正好相反，偶尔地芝和母亲一起出门，有人会误以为她们是姐妹俩。这使芝产生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她不太愿意和母亲一起出门。另外，芝也不喜欢母亲的鲜艳别致的衣裙，她认为这与她的年龄不相称。
1958年芝从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她学的是一种枯燥冷僻的专业：水泥制造。她的同学中多为男性，他们终日围着芝转，但芝总是恰如其份地表现出沉静冷淡的仪态，不为所动。其实那时候她已经看上了邹杰。芝和所有的男性都说话，唯独不跟邹杰说话。邹杰一直为此苦恼。直到两年的学校生活结束，临近毕业分配的时候，芝在食堂里问邹杰，你想去哪儿工作？邹杰说了一家水泥厂的名字，芝说，那我也去那里吧。芝又对邹杰说，你去那边窗口排队买菜，我在这儿买饭，我们一起吃吧。邹杰欣喜若狂。从这天起芝和邹杰的关系就明朗化了。芝把她和邹杰的事瞒着母亲，但娴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每次芝和邹杰看电影或者溜冰回家，娴就用一种异样犀利的目光审视芝，芝感到一种莫名的惶恐。
你交男朋友了？没有。芝摇了摇头。别想骗我，我是过来人。这种事怎么逃得过我的眼睛？你说有就有吧。芝觉得她的脸红了。
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同学。芝淡淡地说。我是问你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我没问过他。芝说，他家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你连他的家境都不知道就跟他好了？我知道他是党员，他是我们学生中唯一一个党员。就因为他是党员你就跟他好了？党员值多少钱一斤？他思想觉悟高，他是篮球队长，他还会吹笛子。芝说。这算什么本事？跟他赶紧断掉，世界上男人多的是，要慢慢地筛选，千万别随随便便去和男人好。
不。芝说。
你不懂男人好坏，以后我会给你找个称心的。你明天就去跟那个党员断掉。不。芝咬着嘴，她的声音放高了。
娴当时正在剥花生仁。当芝说出第二声“不”时，娴突然大发雷霆，她把筐里的花生壳抓起来朝芝的脸上扔。芝仍然说，不。娴就把那只筐一起砸到芝的身上，她喊道，不听我的话就给我滚，贱货。芝躲闪到一边，她扶着门站了一会，忍着眼里的泪水。后来她说，滚就滚，我本来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呆。你以为我稀罕这个家吗？
芝走出家门，暗暗发誓以后不再回家。但是她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在学校宿舍的床位已经撤掉了，铺盖也拿回了家。她也没有特别要好的女友可以借宿。芝想她只有找邹杰了。邹杰是她唯一依赖的人了。
邹杰的家很远，而且芝从来没去过，她只是凭着他抄给她的地址找到了邹家。天已经黑了，她站在一条很深很破败的弄堂里敲邹家的门，敲得很怯懦。芝希望开门的是邹杰而不是他家里的人，否则她会很尴尬的。当邹杰开门的时候，芝的眼泪一下奔涌而出，扑向邹杰的怀抱。
邹杰拉着芝的手让她进去，芝坚决不肯。芝在这种状况下仍然保持了她的矜持。她就站在弄堂里和邹杰说话，说着说着抽泣起来。邹杰说，这有什么可哭的？你离开那样的家庭也是好事，干脆住到我家来吧。芝又摇头，她说那怎么行，不明不白的让人说闲话。邹杰想了想说，那你住到我姐姐家去吧，那样就没人说闲话了，我们还可以经常在一起。芝说，可以是可以，只怕时间不能住长，在别人家总归是拘束的。邹杰说，干脆我们结婚吧，下个月我们就结婚。这时芝在黑暗中笑了一笑，她没有再说话。
1958年芝所在的学校也开展了大炼钢铁的运动，操场上升起了一只简易高炉。芝偷偷地跑回家中寻找破铁锅和其它废铜烂铁。她是趁娴午睡时回家的，她不想被娴看见自己回家，但她在翻找那只破铁锅时惊醒了娴。娴穿着背心和睡裤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娴说，你拿破铁锅去卖钱吗？能卖几个钱？芝头也不回地说，你一天到晚光知道钱，破铁锅能炼钢铁，你不懂。娴轻声地叹了一口气，她伸出手摸了摸芝的辫子，说，我是让你气死了，这两天饭也吃不下。明天回家吧，带上你那位党员同志，我做点好菜给你们吃。芝这时朝母亲看了一眼，她说，怎么又变了？你不是让我们断吗？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娴说，随便你了，反正是你想跟他结婚，又不是我结婚，你要找谁就找谁吧，谁让我养了你这个宝贝女儿呢？第二天芝带了邹杰回家。桌上摆了四只小菜，量虽少但非常精美。邹杰夹了一筷子红肠往嘴里塞，被芝打了一下，芝轻声说，到我家不能胡来，我母亲很重规矩，邹杰说，怎么香肠还有红颜色的？我从来没吃过。这时候娴走出了房间，一眼就可以看出娴精心打扮过了，她穿着蓝底黄花的丝质旗袍，腰部以上绷得很紧。娴的嘴唇也浅浅地涂了口红。娴打量着邹杰，她的直露而奇怪的目光使邹杰很不自在，芝也一样。她忍不住对娴说，你别这样看人家，他又不是小偷。娴莞尔一笑，她说，看看有什么要紧？我看小邹长得不错，很像高占非。
高占非是什么人？邹杰有点局促地问。
你连高占非都不知道？娴想了想说，也难怪，他演电影出名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有没有呢。
原来是演电影的。我不喜欢演电影的，他们都好吃懒做，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寄生虫。邹杰严肃地说。
芝捅了捅邹杰。邹杰说漏嘴了。芝以为母亲会变脸，没想到娴没有生气，娴点着头说，对了，他们都是寄生虫，你说得一点不错。不过，能过上寄生虫日子也要靠本事，这点你就不懂了。娴后来婉转地问到邹杰的家庭状况，邹杰自豪地说，我们家三代工人，我是第一个有文化的人。娴听后脸上的表情莫测高深。后来她说，工人家庭也好，现在是新社会了，工人吃香，有钱有势的人反而不吃香了。
当芝把结婚的事告诉娴时，娴先是惊愕，过后她就哭起来，哭声持续了很长时间。芝茫然地看着母亲扭曲痛苦的脸，不知所措。娴对此的反应超出了芝的预计，芝猜不透她的心。娴进了厕所间，她插上门在里面一边哭泣一边摔打着东西。娴说，滚吧，就当我养了条狗。反正我也不要靠你，你别指望我会给你一分钱。芝觉得很滑稽，她说，我本来就没有跟你要东西。芝的心一下就冷了，她说完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砰地撞上房门。夏日的一天芝嫁到了邹家。芝没有嫁妆，带到邹家的只有一只磨损了的皮箱。箱子里是她的衣服，还有那些关于水泥制造的专业书籍。芝不想声张她的婚事，但邹家坚持要办两桌酒席。邹杰的母亲对她说，虽然你家没什么人，但我们的亲戚多，礼钱都收了，总归要热闹一下的。在婚礼上芝穿着一件素色连衣裙，其神情落落寡合，满腹心事。来客都问邹杰，新娘为什么不高兴？邹杰说，她天生这样，她从来不笑。来客说，哪有这种道理？我们要听新娘唱歌。邹杰对芝说，你就唱一支歌吧。芝端坐不动说我不会唱歌。来客不依不饶，要新娘跳舞。芝又说，我不会跳舞，婚礼的气氛立刻沉闷起来，除了芝自己，所有的人都觉无趣。邹杰只好拿了笛子来，给大家胡乱吹了几支曲子。邹家的房子很拥挤。邹杰的妹妹和父母合并到一起，才给邹杰和芝腾出了一个房间。房间很小，没有窗户，灯从早到晚是开着的，一盏15瓦的电灯昏黄地照着简陋的几件家具，照着芝的新婚生活。最初几天，芝经常坐在床上垂泪不止。邹杰怎么哄也没用。他有点生气地说，我家是无产阶级，就这个条件，你应该有思想准备的。不。芝擦着泪说，我不是为这个，我是害怕。怕什么？有我在你怕什么？
我说不清。芝低下头看着地上的两双拖鞋，她说，也许我们太草率了，我对以后的生活心里没有底。我就是害怕以后，以后我们不好了该怎么办呢？
你这人小资情调太严重。邹杰叹了口气说，团支部没有批准你入团，就是这个原因。
芝当时已经和邹杰一起分到了水泥厂工作。工厂离家很远，他们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回家后疲惫至极。芝每天都是匆匆吃几口晚饭就上床休息了。芝把她的脏衣服塞到盆里用水泡着，但她总是忘了去洗。芝与邹家人的矛盾最初就是从洗衣服上产生的。芝有一天听见小姑在门外摔摔打打地说，耍什么小姐脾气？自己的衣服让别人洗。芝知道这是针对她的。她走出去，看见邹家人的脸色都很难看。邹杰的母亲把芝的衣服从盆里拎出来，她对芝说，你看，浸了两天都臭了，还是我给你洗吧。芝的脸涨得通红，她夺过那堆衣服，又把它们扔回盆里，一言不发地洗起来。那次芝又落泪了，她从中感觉到邹家人对她怀有某种敌意，也许直接原因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后来又出现了洗碗的问题。芝虽然洗了自己的衣服，但她每次吃完饭把碗一推就走了，邹杰家人看不惯。邹杰的母亲在饭桌上诉说她做新媳妇时的种种艰辛，芝并没有领会她的暗示，直到邹杰有一次对她说，你也该洗洗碗了，别老让人伺候你。芝这时深深意识到她与邹家的人格格不入。芝冷冷地说，不洗，我情愿不去吃饭也不洗碗。
芝果然两天没在桌上吃饭，她在街上吃点馄饨包子权作晚餐。到第三天，邹杰的母亲对芝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吃不惯，就另吃吧，家里还有一只煤炉。芝说，我随便，我吃不吃无所谓的。邹杰的母亲说，邹杰就跟你吃了，邹杰最喜欢吃红烧肉。芝说，我不会做红烧肉，他想吃让他自己做。芝的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不愉快的插曲。她知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她自身。另外一方面，她对邹家充满了鄙视情绪，她认为这个家庭庸俗琐碎，并不优于她和母亲组成的两人家庭。再其次，芝怎么也不习惯使用马桶，她每次出门倒马桶都从内心感到厌恶透顶。
芝让邹杰打报告向工厂申请房子，遭到了拒绝。邹杰说，我是党员，怎么能带头向组织上伸手要房呢。再说，我们现在有房子住。芝说，这也叫房子？连扇窗子也没有，整天透不过气。反正这儿我住不下去了。邹杰说，这点困难你就克服不了？我早就知道你有娇骄二气，吃不了苦，你还不承认。芝说，随你怎么说吧，我不想住这儿了。明天我回娘家去，我情愿受我母亲的气，也不在这儿受你们一家人的气。邹杰的脸挂下来了，他愤怒地盯着芝看了好久，最后带着决绝的意味说，好吧，你走，你嫌弃这儿，我不嫌弃。芝这时候意识到争斗的结果将造成她和邹杰的分离，这并不是她的初衷。她疑惑地说，你不跟我走？邹杰背转身说，我不走。我不愿去你家，我讨厌你母亲。芝咬着嘴唇说不出话，她对邹杰感到深深的失望和忌恨。1958年，昔日的汇隆照相馆经改建重修后重营旧业，只是性质有了根本改变，现在它是国营红旗照相馆。红旗照相馆在楼下，楼上单独另开了一扇门，那扇门里住着芝和她的母亲娴，一层楼板把公共事业和私人生活严格地分开了。芝回到娘家，娴的反应非常平淡，她说，我知道你会回家的，你毕竟是我的女儿。又问芝，是不是邹杰欺负你了？芝一声不吭，她显得倦怠憔悴，不愿意说一句话。娴很冷峻地打量着芝，突然说，你从来不把我当母亲看，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芝没听懂母亲的意思，她朝房间里走，说，求求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吧。她关门的时候又听见母亲说，我真后悔，我为什么会逃走？
芝也后悔。她后悔不该这么匆忙地嫁给邹杰，至少她要对邹杰的一切考察一段时间。终身大事是不允许任何感情冲动的。芝卧在原先睡的铁床上，看见白床单上那一小块发黄的痕迹，从前的未婚少女的气息梦一样地围绕着她。芝感到怅然若失，整个世界都变得黯然神伤了。
在分居的那几天里，芝躲避着邹杰。在水泥厂的简陋的办公室里，隔着一堵木板墙，她能看见邹杰的乱蓬蓬的头发。邹杰的脑袋一会儿从墙上升起来，一会儿沉下去，芝装作没看见。有一天下班后邹杰骑着车跟在她身后，从工厂一直跟到红旗照相馆门口。芝仍然装作没看见，但他在照相馆的玻璃橱窗前站了会儿，又骑上自行车走了。芝一下觉得非常失望，心里像浇了一瓢凉水。
事实上芝等着邹杰去她家，但芝对此没有把握。芝在焦躁和无聊中过了九天。第九天芝怨恨交加，她想她只能再等一天了，如果邹杰明天再不来，她永远也不会和他继续过婚姻生活。芝其实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人。
第十天下雨。窗外的瓢泼大雨使芝心灰意冷。芝伏在临街的窗前扫视雨中的街道，看见一辆自行车犹犹豫豫地停在楼下，邹杰穿着雨衣跳下车，轻轻地敲门。芝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她对着楼下喊起来，门没关，门是开着的！邹杰带了条被子来，被子外面虽然用牛皮纸包了一层，还是被雨淋湿了。芝把被子晾到竹竿上，她说，你带被子来干什么？邹杰说，我睡自己的被子。我不睡你们家的被子。芝说，这是为什么？邹杰有点不好意思，脚臭，怕弄脏了你家的被子。芝捂着嘴扑哧笑了，你还挺自觉。
夜里雨仍然下着。芝难以成眠，她看着枕边的邹杰，邹杰已在梦里，他的嘴唇翕动着，下唇上长了一个水泡。芝摸了摸邹杰的脸，心中突然有些后怕。如果今天邹杰不来，他们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邹杰的迁入使照相馆上这家人的生活改变了格局。娴把买米拖煤之类的家务交给了邹杰。这很自然，邹杰轻松地干掉了许多力气活，他不怕累。邹杰身强力壮，有着超人的充沛的精力。娴后来经常当着芝和邹杰的面夸奖邹杰能干。娴又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男人？芝有点反感娴说这类话，芝反感娴在所有男人面前的轻佻言行和举止。有时候芝感觉到他们夫妻与娴同住一处的微妙细节，芝知道她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女人，她总是赶不走一个难以言传的幻觉，芝怀疑娴窥视他们的性生活，所以夜里芝每每要求邹杰的动作保持轻捷，不能发出任何声音。芝怀疑娴躲在门口偷听他们的动静。这种怀疑令芝感到羞愧，她没有办法向邹杰解释。一天早晨芝被门外的响声惊醒，她睁开眼睛看见气窗上娴的脸一闪而逝，芝叫出了声。她的幻觉竟然被证实了。邹杰被芝的叫声惊醒，醒来看见芝脸色惨白地坐着发愣。邹杰问，你怎么啦？芝捂着脸重新睡下来，她说，没什么，我看见了一只老鼠。第二天芝就将气窗玻璃用报纸蒙上了。第二天芝看见母亲时心里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娴显得若无其事，她说，你们窗玻璃上有只苍蝇，我把它打死了。芝没说什么，她想，但愿真的是一只苍蝇。芝的敏感多疑的性格导致她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好几天闷闷不乐。邹杰不知其中缘故。他说，你这人怎么情绪无常，前两天不还是挺高兴的吗？芝烦躁地说，你别管我。我们没有自己的家，我是高兴不起来的。邹杰说，是你自己要住过来的，你要不想跟你母亲过我们就回家。芝摇了摇头说，那也不是我的家，不想去。就在这儿住吧，她迟早要死，死了就安心了。以后的夜里芝做了许多类似的梦。其中有个梦是娴站在邹杰的背后替他整衣领。这也是芝唯一敢回想的梦境。这些梦折磨着芝，芝知道一切应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民谚，她怨恨自己为什么老想这种无聊肮脏的事，况且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即使她不相信母亲，她也应该相信邹杰。邹杰与母亲是格格不入的... -->>
汇隆照相馆座落在街角上，漆成桔红色的楼壁和两扇窄小的玻璃门充分显示了三十年代那些小照相馆的风格。橱窗里陈列的是几个二流电影明星的照片和精心摆设的纸花。那些女明星的美艳和欢乐对于外面凄清萧条的街道显得不合时宜莫名其妙。从远一点的高处看汇隆照相馆，它就像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子，被周围密集的高大房屋挤压得近乎开裂。有时候可以看见一只燕子从那里飞起来，照相馆的屋檐下曾有过燕巢。如果再注意后窗，还可以发现晾衣竿上挂着的女人的小物件和旗袍，没有男人的东西。
那是娴的家。娴的父亲去世后，汇隆照相馆由娴和她的母亲经营。娴那年只有十八岁，刚从女子高中毕业。她不懂照相业的经营之道，并且对此也不感兴趣。娴眼睁睁地看着家里这份产业破败下去而一筹莫展。有一天她梳妆打扮好准备去电影院看好莱坞片子时，母亲把她堵在楼梯上说，记住，这是最后一场电影，明天你要坐柜台开票了。我已经把开票的辞退了。娴说，为什么？她母亲说，什么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家里的底细，没人上这儿来拍照，拿什么付人家工资？只有靠你和我自己了。1938年，娴在照相馆里开票。生意每天都很清淡，娴聊以打发时间的是各种电影画报。她喜欢看电影，但现在看得很少了，因为白天离不开柜台，而晚上出门又受母亲的种种限制，娴只能在画报上寻求一种飘渺的慰藉。她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和高占非，还有袁美云。在女中曾有人说娴长得很像袁美云，娴淡淡地说，袁美云去我家照过相，她也这样说的。她喜欢披斗篷，很高级的英国货，上面有金线和珍珠。那时候娴被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深受女生们的信赖和羡慕。现在当娴手握明星画报，枯想往事时心情不由烦躁忧郁起来。娴是个不安份的女孩。
外面刮着风，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穿着臃肿的行人和漫空飞舞的梧桐树叶，街角上的美丽牌香皂和花旗参的广告画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有一个人推开了玻璃门，摘下了头上的礼帽，他手中的银质司的克的光泽异常强烈。正是这种光亮让娴猛地从画报上抬起头来，她看见那个男人站在柜台前约五尺远的地方，手执礼帽向她颔首微笑。娴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总说她有一种晕眩的感觉，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后一生的命运。
先生，拍照吗？不，我不拍照。那么你取照片？把收据给我吧。
不。我不拍照。但我想给你拍一张。那人说。娴看见孟老板把礼帽和司的克放在长沙发上，慢慢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型相机。他往后退了一步，对娴说，就坐在那儿，手放到柜台上，托着下巴。娴下意识地按照要求摆出了当时最流行的拍照姿势。镁光灯咔嚓一闪，她听见孟老板说，好了，多么自然的表情，太好了。
后来当娴的那张照片登在明星画报上时，她已经成为孟老板的电影公司的合同演员。娴放下了照相馆的工作，投身于梦寐以求的电影业。1938年冬天，娴与孟老板的关系飞速发展，她与孟老板双双出入于舞厅和跑马场，引起了圈内人的注意。也就是这年冬天，娴拍了她一生最初的两部也是最后的两部片子。一部是清代宫廷片，娴在里面扮演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宫女，是配角。而另外一部是很重要的角色，娴扮演一个卷入三角恋爱的摩登女性，最后悲惨地投河自尽。娴很快搬离了她家的照相馆。孟老板为她准备了一套公寓房子，那是配有电梯的八层楼房，楼下有弹子房、舞厅和咖啡馆，孟老板经常在那里玩至深夜，然后乘电梯到八楼娴的房间来度过一个甜蜜的夜晚。娴知道孟老板是有妻室的人，知道她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但她无法顾及这些，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角色问题，怎样与头牌明星争夺主角，怎么疏通摄影师，使自己略嫌瘦长的脸在银幕上光彩照人。母亲经常打电话到公寓来，向娴叹述照相馆生意的苦经。娴对此感到厌烦，她对母亲本来就没什么感情，更难以忍受她的絮叨。后来她抓过电话，只要听到是母亲的声音，就啪地挂上电话。1938年春天的一次出游，给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娴和公司的女明星们一起到苏州春游，其中包括陈云裳和袁美云等大明星。她们坐在一条大木船上，一边啃甘蔗，一边欣赏河两岸初春的田园景色。船快到虎丘塔时，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照相机的快门咔哒咔哒响成一片，娴在这个时刻充分体会了荣耀和快乐。她后来一直保存着那次春游的照片。照片上娴和一群女明星坐在船头上，她们都在啃甘蔗。背景是虎丘塔和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地。
娴在年老色衰以后经常从箱底找出那张照片，细细地端详。昔日的美貌和荣华随时光流逝一去不返，它们如此短暂脆弱，她甚至无法回忆1938年命运沉浮的具体过程。多少年来她已习惯于把悲剧的起因归结为那次意外的怀孕。另外，她也不能原谅孟老板的错误，有一次他坚持不肯用那种美国产的保险套，酿成了她以后一生的悲剧。
在娴的妊娠反应日趋强烈后，孟老板驾车把娴送到一家僻静的私人医院。娴坐在一张长凳上，等着医生给她进行堕胎手术。恐惧使娴浑身颤抖，她脸色苍白，无望地看了看孟老板。孟老板坐在旁边读当日出版的申报。他对娴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当女演员的都上这儿来，朱医生的医术相当高明。娴摇了摇头，她说，我怕，我真的怕极了。手术室内传来一种清脆的刀剪碰撞声，里面好像正在进行手术。娴听见一个女人凄厉地尖叫着诅咒着。她瞪大眼睛倾听着，整个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突然娴从长凳上跳起来，双手掩面冲出门外。孟老板追出去，拉住她的手说，你怎么啦？你跑什么？娴哭泣着说，我怕，我不做这个手术了。孟老板的脸沉了下来，他说，别耍小孩脾气，这手术非做不可。娴抓住汽车车门上的把手，头靠在车窗上哭泣，她说，送我回去，求求你送我回去吧。孟老板站着不动，他说，你到底怕什么？娴说我怕疼，我实在怕极了。孟老板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拉开车门，将娴粗暴地推上车，娴听见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臭婊子。娴就是从这一天失宠于孟老板的。当时她十八岁，在应付男人方面缺乏经验。她错误地幻想等腹中孩子降生后孟老板对她的态度会重新好转。娴后来闭门思过，她想如果那天做了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悲剧的另一个起因是她太年轻，她怕疼。就因为怕疼断送了以后的锦绣前程。这年春天，日本人开进了城市。混乱的时局和混乱的秩序下人心浮躁。街道上人迹稀少，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枪声。娴蛰居在公寓里，每天凭窗眺望灰蒙蒙的天空、街道和行人，心乱如麻。宽松的裙裾再也不能掩饰她孕妇的体态，她的脸上长出了一些褐色的蝴蝶斑。她不能也没有片子可演，终日无所事事，唯一盼望的事情是孟老板来。但孟老板几乎不来了。她打电话到公司到孟宅，甚至跑到楼下弹子房去找他，结果每次都失望而归。
有一天娴接到电影公司的电话，让她务必去公司一趟。娴不知道是什么事，她精心打扮一番叫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她用小镜子不时地评判自己的容貌，担心会引起其他女演员的攻击。当她到达公司时，才发现气氛异样，到处乱糟糟的，服装、道具和损坏的灯架扔得满地都是。一个摄影师站在布景棚高高的横架上对她喊，散伙啦，散伙啦，赶紧去领最后一笔工资，去晚了就领不到了！娴慌慌张张地挤进抢领工资的人群中，她问一个女演员，孟老板呢？那个女演员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还提你那个孟老板，他卷走全部股金逃到香港去了。娴当时如遭巨石击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随即昏倒在嘈杂的人群里。灾难不期而至地降临了。娴在公寓的床上度过了难捱的三天。她天天瞪着天花板，用所有肮脏的字眼咒骂着孟老板。她把孟老板的丝绸睡衣剪成一条一条，从窗口扔出去。第四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张汇款单，是孟老板从香港寄来的。娴瞥了一眼汇单上的数目，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她对邮递员喊，谁要这几个臭钱，给我退回去。当邮递员疑惑地离开后，娴又后悔起来，她已经没多少钱了。她似乎看见黑暗的未来就埋伏在明天、后天，她以后该怎么办？这时候娴再次清醒起来，她突然想起在医院的事情。她想如果我不从医院里逃走，如果那天顺从孟老板而不是惹恼孟老板，情况就不会变得这样糟，也许这时候她跟着孟老板一起去香港了。娴揪着自己的头发，这时她深深地体会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公寓管理员登门的时候，娴从他尴尬的脸色中预感到了什么。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听见管理员絮絮叨叨地诉说他的苦衷。娴打断说，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这房子不是付过款了吗？管理员说，是付过了，但付的是一年的租金。娴说，那就对了，不是说一年吗？我住进才半年呀。管理员面露难言之色，他搓着手想了想说，反正孟老板已经远走高飞了，我就向你抖个实情吧：你住进来之前孟老板已经租过半年了，那会儿是另外一个女演员住这儿。娴不再说话，她把枕巾抻了一下，捡起上面一根细细的发丝凝视着，她说，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赖在这儿的。
一个初夏的早晨，娴离开了那座豪华公寓。天空高而清澈，微风吹动公寓门口的夹竹挑的红色花朵。娴跟着脚夫走向黄包车前，她回头仰望着八层的那个窗口，天鹅绒的窗帘依然半掩，她听见窗内有人哭泣，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娴用手捂住耳朵，哭泣声仍然持续。娴真的听见自己在八层公寓里大声哭泣，那不是幻觉而是另一种现实。去哪儿？车夫回头问。
随便。娴说。你想逛商店还是游乐场？车夫又问。
哪儿也不去。送我去汇隆照相馆。娴说。小姐原来想去拍照。车夫疑惑地说，那小姐干嘛要带两只箱子？别废话了。娴突然尖叫起来，送我回家！回家！娴提着两只箱子推开了汇隆照相馆的门。外面玻璃橱窗里的明星照片已经更换成花圈和寿衣，她没有注意，直到她走进店堂，看见一排各式花圈悬在半空中，娴才发出了惊叫声。寿衣店的老板认识娴，他说，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娴把箱子放下来，惊魂未定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寿衣店老板说，你母亲上个月就把店面盘给我了。她还在楼上住，你去问问她吧。楼上原来放摄像架的地方现在放着一只煤炉。炉子上炖着一只砂锅。娴闻到了鸡汤的香味，她这才想起已经几顿没吃饭了。她揭开锅盖，不顾烫手就掰下了鸡腿送进嘴里。房门轻轻地打开了，娴不用回头就知道她母亲站在身后，娴仍然吃着鸡腿。你怎么回来了？母亲说，不当电影明星了？公司解散了。娴说。你那个大老板呢？他不要你了？
死了。娴说。他死了，心脏病发作。
撒谎。把你的身子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肚子。有什么可看的？娴吐出一根鸡骨，她说，你不是也大过肚子吗？贱货。母亲怒喝一声，让人把肚子搞大了回家下种吗？谁让你回来的？这是我的家。娴走到原来她住的房门口推门，门推不开，里面上了插销。娴拼命推看门说，谁在里面？是一个男人吧？门开了，果然是一个男人。娴认识他，是国光美发厅的老王，经常替她母亲做头发的老王。娴对老王笑了笑，然后又回头对母亲说，谁是贱货？你才是贱货。卖了家业在楼上藏男人，你才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她看见母亲的脸紫涨着说不出话，心中有一种复仇和得胜的快乐。她已经好多天没尝到快乐的滋味了。
娴从前的闺房现在弥漫着一股气味。她知道这是为什么。她现在非常痛恨这种气味。她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猛然看见离家前随手放于窗台的那盆三色堇依然鲜活，小巧玲珑的花朵和纤细碧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静若处子。娴面对着三色堇潸然泪下，这是她的第一次哭泣。
在寿衣店楼上的小房间里，挂钟嘀嗒嘀嗒地走动，娴临窗而坐，计算着时间怎样慢慢地消失。她无事不出门，害怕别人看见她怀孕的模样。娴无望地等待着产期的来临，这是她一生中最灰暗沉闷的时期。
娴看见楼下那些披麻戴孝的人从店里搬走一个又一个花圈，寿衣店的生意比照相馆红火多了，因为每天都会有人死去。娴不无辛酸地想，也许她应该买一个花圈祭奠她这一段绝望的生活。整个夏季炎热多雨，雨点枯燥地拍打照相馆的铁皮屋顶。娴注视着雨中的街道，心如死水。有一天她看见一个小报童在雨中奔跑，狂热地向行人挥动手中的报纸。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身死。娴想看那份报纸，她喊住那个报童，从窗口吊下去一只小竹篮和零钱，买了报纸。她看见了阮玲玉最后的仪容，她的微笑因死亡变得异常美丽动人。娴把报纸细细读了一遍，叹了一口气，她想如果她一样地吞药自杀，舆论是不会这样强度轰动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她死去抑或活着对这个世界都无足轻重。娴的产期将至，她母亲对她说，你准备在哪儿生这杂种？娴说随便。母亲说就在家里喊个接生婆吧，别出去丢人现眼的。娴说随便，现在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疼吗？1938年10月，娴在照相馆楼上生下了一个女婴。女婴只有四斤重，抱在手上好像一只可怜的小猫。
那个女婴就是芝。娴曾经给孟老板去过好几封信，索要芝的赡养费，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有一封破破烂烂地退回了，封皮上有查无此人的字样。娴恨透了孟老板，这种仇恨也影响了她对芝的感情。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给婴儿换尿布，她想婴孩也许活不长，她也可能活不长，没有必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很多时间娴在芝嘶哑的哭声中安然入睡，产后的娴更加慵懒了。芝却以正常的速度生长着，她从早晨啼哭到深夜，但她活着。娴有一天细细地打量了芝，发现女儿的眉眼更多的像自己，而不像孟老板，这使娴动了恻隐之心，她把乳头塞进芝的小嘴里，拍着芝说，你为什么要像我？像了我以后没有好下场的。我是世界上最苦命的女人。
产后的娴不事修饰，终日蓬头垢面，她很长时间不照镜子。再次站到镜子前她几乎认不出自己，身材变得肥胖不堪，而那双曾备受摄影师称赞的凤眼也因嗜睡失去了光彩。她想以她这种模样是再也无法上银幕了。
理发师老王频繁地进出于娴的家中，娴看不起这个瘦小的女人腔的男人。她从来不跟老王说话，而老王总是有话无话地搭讪。在饭桌上老王一边赞美菜肴的味道，一边用膝盖轻轻地碰撞娴的腿。娴把腿缩回来，说，恶心。娴的母亲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她对娴说，嫌恶心你别吃，谁让你吃了？娴觉得这种情景很有趣，像电影中的场面，但却真实地出现在她的家庭生活中。另外，她也觉得母亲很可怜，活了半辈子后把自己托付给这个没出息的男人。娴还担心母亲会不会把积蓄倒贴给老王。如果是这样，娴不会听之任之，她会作主把老王赶走。预料不到的是事情后来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有一天老王对娴说，你的头发该做一做了，跟我去美发厅吧，我给你做个长波浪，包你满意。娴没有说话。老王又说，你放心，不收一文钱，跟你收钱不是见外了吗？娴摸了摸她的乱发，她想是该做做头发了。但是她不想出门。所以她还是没说话。老王最后说，你要走不开，我可以把工具带回来，凭我的手艺在家里也能做出长波浪，娴说了一句，随便。娴后来习惯于对人说这随便两字。
下午老王果真带了一包美发工具回来。娴洗好了头发以后就端坐在凳子上，起初她怀里抱着芝，老王让她把孩子放下，她就顺从地把芝放到了床上。娴端坐着恍惚想起上次做头发还是孟老板陪她去的，是一家最有名的美发厅。好像还看见了胡蝶，她也在那里做头发。现在想起来一切已经恍若隔世了。你的头发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又软又松的头发。老王的手轻轻抚弄着娴的头发。别奉承我了，没意思。娴回头说，你快点做吧。做头发不能急。老王在后面笑了笑，好事都不能着急。娴感到老王的手柔软地梳弄着她的头发，电吹风嗡嗡地响了起来。热风不停地吹向娴的头部，她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昏昏欲睡，不知什么时候她警觉起来，老王的一只手开始顺着她的脖颈下滑，它已经停留在她的肩背处了。老王，规矩点。娴说。
做头发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家里做头发。胡说八道。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娴在老王的那只手上狠狠地打了一记，她喊道，我可不是她，让你白吃了豆腐。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在我身上瞎摸？
这话说哪里去了？我可是一片好心。老王不羞不恼地嬉笑着说，亏你还拍过电影，这么不开化？
娴受到了伤心的一击，她的眼圈有点红了。同时娴的紧张戒备的身体开始松弛下来，她突然觉得老王的攻击毋需抵抗。也许她已经没有资格对老王作这种抵抗。娴回头看了看老王的那只手，那只手与孟老板的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样的硕大苍白，充满了情欲，娴心想男人与男人并无二致，随它去吧。电吹风嗡嗡地响着，老王的手温柔地游弋于娴的敏感部位，娴渐渐呼吸急促起来，她觉得脸上很热，而身体像风中杨柳无力地颤栗，奶汁被挤压后洇湿了内衣。她有一种快速坠落的感觉。当娴和老王倒在地上时，她听见电吹风仍然嗡嗡地响着，床上的芝哑声啼哭，她还听见楼下寿衣店里有人在大声争吵，好像是为了一只花圈的价格问题。对于娴来说，这个午后不可思议，但是已成定局，娴后来总是回忆起一只苍蝇，那只苍蝇从窗外飞来，叮在老王白皙而瘦削的臀部上。娴视一切如流水。当娴的母亲把老王揪出被窝时，娴只是把被子卷紧，没有任何表情。她看见母亲尖叫着追逐赤条条的老王，用扫帚抽打他的背部。娴笑了笑说，打吧，狠狠地打，这种男人该打。当时的场面不忍卒看，娴的母亲涕泪交加大发雷霆，理发师老王东躲西藏，而摇篮里的芝因受惊吓拼命地啼哭，只有娴静静地躺着，漠然注视着他们。娴的目光与母亲相遇。母亲的眼神里有一种冰凉的绝望的东西，这使娴心有所动，她翻了个身，把脸对着墙壁。墙上的白纸已经破裂，阳光透进窗子在纸缝里闪闪烁烁。这是1939年的秋季。隔了几天，娴正在午睡，她听见母亲喊她的名字。娴觉得母亲的声音非常模糊，她好像隔着门跟娴说话。而娴始终没睁眼睛。老王拿了我两只大戒指，你什么时候去要回来。你给他的，你不会自己去要吗？娴说，真让人恶心。我要出门了。我顾不上这些了。母亲最后幽幽地说。娴听见了母亲走下楼梯的迟缓滞重的脚步声，她当时无法预知母亲从此一去不返，只是根据脚步声判断母亲离家时穿了一双高跟皮鞋。母亲失踪的最初几天，娴没有往坏处想，她猜她也许去苏杭一带旅游散心了，甚至还猜测母亲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男人，也许他们私奔去了什么地方。半个月后，娴被告知，她母亲的尸体在近郊的湖中被渔民的渔网捕捞起来，尸体已经发臭了。警察局的人对娴说，你去收尸吧。娴如梦初醒，她脸色苍白，摇着头说，不，我不去，随便你们处理吧。我最怕见死人了。警察说，可她是你亲生母亲呀。娴沉默不语，她掰弄着手指甲想着什么，最后她自言自语说，真不值得，为这个臭男人寻死，太不值得了。
娴记住了母亲最后的遗言。后来她抱着芝去了国光美发厅。在美发厅里娴充分地显露了她性格中泼辣的一面。她看见老王后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美发厅里秩序大乱。众多的理发师和顾客围了上来，娴当众勒下了老王手上的那只金表，然后索要另外二只戒指。理发师老王窘迫至极，矢口否认两只戒指的存在。娴想它们肯定已经戴在哪个女人手上了，而且母亲一死死无对证，对此她早已有所预料。在一番互相羞辱以后，娴打了老王第二记耳光。她说，两记耳光换两只戒指，老王你又讨大便宜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娴把那只金表往衣服上擦擦，戴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然后她抱着芝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国光美发厅。娴大闹国光美发厅的轶事被目击者谈论了好几天，过后也就被渐渐遗忘了，因为两个当事人都缺乏名望。故去的照相馆老板娘给娴留下了五百块大洋和一小盒金器，娴翻箱倒柜搜寻了家中的每个角落，最后确认她不会找到其它东西了。她冷静地盘算了一下，这些钱财最多能维持三五年的生活。娴对未来第一次感到深深的迷惘和忧虑。她站在窗前凝望外面繁华的街道，一家商店的留声机播放着金嗓子周璇的歌。一个她认识的女演员从皮货店里拎着貂皮大衣出来，上了一辆小汽车。一阵鞭炮声从广东饭店传来，那肯定是婚宴的场景。娴想她已经被外面的世界彻底抛弃了，现在她只有五百块大洋和一小盒金器。追本溯源，她不得不想到芝，某种程度上是芝酿成了她的悲剧。有时候娴听到芝在摇篮里饥饿的哭声，她让芝长时间地哭着，似乎这样使她的怨恨冲淡了一些。到了秋末风凉的季节，娴结束了半年多的幽居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她抱着芝从楼梯下来，倚着寿衣店的柜台和店员聊天。人们对她短暂的银幕生涯表现了强烈的好奇心。娴说电影都是假的骗人的东西。又说演电影没意思，哪儿有坐在家里舒服？不难发现娴的话是言不由衷的，她拿着那张和陈云裳袁美云一起春游苏州的照片，脸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表情，这一点娴无法掩饰。有时候她抱着芝坐在一只破藤椅上，母女俩散淡地观望街市的风景，1939年就这样从她们身边无声地消失了。
这是娴一生中最为缠绵凄恻的年代。
芝的故事
芝的容貌酷肖她的母亲娴。芝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一些，而娴正好相反，偶尔地芝和母亲一起出门，有人会误以为她们是姐妹俩。这使芝产生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她不太愿意和母亲一起出门。另外，芝也不喜欢母亲的鲜艳别致的衣裙，她认为这与她的年龄不相称。
1958年芝从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她学的是一种枯燥冷僻的专业：水泥制造。她的同学中多为男性，他们终日围着芝转，但芝总是恰如其份地表现出沉静冷淡的仪态，不为所动。其实那时候她已经看上了邹杰。芝和所有的男性都说话，唯独不跟邹杰说话。邹杰一直为此苦恼。直到两年的学校生活结束，临近毕业分配的时候，芝在食堂里问邹杰，你想去哪儿工作？邹杰说了一家水泥厂的名字，芝说，那我也去那里吧。芝又对邹杰说，你去那边窗口排队买菜，我在这儿买饭，我们一起吃吧。邹杰欣喜若狂。从这天起芝和邹杰的关系就明朗化了。芝把她和邹杰的事瞒着母亲，但娴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每次芝和邹杰看电影或者溜冰回家，娴就用一种异样犀利的目光审视芝，芝感到一种莫名的惶恐。
你交男朋友了？没有。芝摇了摇头。别想骗我，我是过来人。这种事怎么逃得过我的眼睛？你说有就有吧。芝觉得她的脸红了。
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同学。芝淡淡地说。我是问你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我没问过他。芝说，他家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你连他的家境都不知道就跟他好了？我知道他是党员，他是我们学生中唯一一个党员。就因为他是党员你就跟他好了？党员值多少钱一斤？他思想觉悟高，他是篮球队长，他还会吹笛子。芝说。这算什么本事？跟他赶紧断掉，世界上男人多的是，要慢慢地筛选，千万别随随便便去和男人好。
不。芝说。
你不懂男人好坏，以后我会给你找个称心的。你明天就去跟那个党员断掉。不。芝咬着嘴，她的声音放高了。
娴当时正在剥花生仁。当芝说出第二声“不”时，娴突然大发雷霆，她把筐里的花生壳抓起来朝芝的脸上扔。芝仍然说，不。娴就把那只筐一起砸到芝的身上，她喊道，不听我的话就给我滚，贱货。芝躲闪到一边，她扶着门站了一会，忍着眼里的泪水。后来她说，滚就滚，我本来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呆。你以为我稀罕这个家吗？
芝走出家门，暗暗发誓以后不再回家。但是她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在学校宿舍的床位已经撤掉了，铺盖也拿回了家。她也没有特别要好的女友可以借宿。芝想她只有找邹杰了。邹杰是她唯一依赖的人了。
邹杰的家很远，而且芝从来没去过，她只是凭着他抄给她的地址找到了邹家。天已经黑了，她站在一条很深很破败的弄堂里敲邹家的门，敲得很怯懦。芝希望开门的是邹杰而不是他家里的人，否则她会很尴尬的。当邹杰开门的时候，芝的眼泪一下奔涌而出，扑向邹杰的怀抱。
邹杰拉着芝的手让她进去，芝坚决不肯。芝在这种状况下仍然保持了她的矜持。她就站在弄堂里和邹杰说话，说着说着抽泣起来。邹杰说，这有什么可哭的？你离开那样的家庭也是好事，干脆住到我家来吧。芝又摇头，她说那怎么行，不明不白的让人说闲话。邹杰想了想说，那你住到我姐姐家去吧，那样就没人说闲话了，我们还可以经常在一起。芝说，可以是可以，只怕时间不能住长，在别人家总归是拘束的。邹杰说，干脆我们结婚吧，下个月我们就结婚。这时芝在黑暗中笑了一笑，她没有再说话。
1958年芝所在的学校也开展了大炼钢铁的运动，操场上升起了一只简易高炉。芝偷偷地跑回家中寻找破铁锅和其它废铜烂铁。她是趁娴午睡时回家的，她不想被娴看见自己回家，但她在翻找那只破铁锅时惊醒了娴。娴穿着背心和睡裤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娴说，你拿破铁锅去卖钱吗？能卖几个钱？芝头也不回地说，你一天到晚光知道钱，破铁锅能炼钢铁，你不懂。娴轻声地叹了一口气，她伸出手摸了摸芝的辫子，说，我是让你气死了，这两天饭也吃不下。明天回家吧，带上你那位党员同志，我做点好菜给你们吃。芝这时朝母亲看了一眼，她说，怎么又变了？你不是让我们断吗？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娴说，随便你了，反正是你想跟他结婚，又不是我结婚，你要找谁就找谁吧，谁让我养了你这个宝贝女儿呢？第二天芝带了邹杰回家。桌上摆了四只小菜，量虽少但非常精美。邹杰夹了一筷子红肠往嘴里塞，被芝打了一下，芝轻声说，到我家不能胡来，我母亲很重规矩，邹杰说，怎么香肠还有红颜色的？我从来没吃过。这时候娴走出了房间，一眼就可以看出娴精心打扮过了，她穿着蓝底黄花的丝质旗袍，腰部以上绷得很紧。娴的嘴唇也浅浅地涂了口红。娴打量着邹杰，她的直露而奇怪的目光使邹杰很不自在，芝也一样。她忍不住对娴说，你别这样看人家，他又不是小偷。娴莞尔一笑，她说，看看有什么要紧？我看小邹长得不错，很像高占非。
高占非是什么人？邹杰有点局促地问。
你连高占非都不知道？娴想了想说，也难怪，他演电影出名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有没有呢。
原来是演电影的。我不喜欢演电影的，他们都好吃懒做，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寄生虫。邹杰严肃地说。
芝捅了捅邹杰。邹杰说漏嘴了。芝以为母亲会变脸，没想到娴没有生气，娴点着头说，对了，他们都是寄生虫，你说得一点不错。不过，能过上寄生虫日子也要靠本事，这点你就不懂了。娴后来婉转地问到邹杰的家庭状况，邹杰自豪地说，我们家三代工人，我是第一个有文化的人。娴听后脸上的表情莫测高深。后来她说，工人家庭也好，现在是新社会了，工人吃香，有钱有势的人反而不吃香了。
当芝把结婚的事告诉娴时，娴先是惊愕，过后她就哭起来，哭声持续了很长时间。芝茫然地看着母亲扭曲痛苦的脸，不知所措。娴对此的反应超出了芝的预计，芝猜不透她的心。娴进了厕所间，她插上门在里面一边哭泣一边摔打着东西。娴说，滚吧，就当我养了条狗。反正我也不要靠你，你别指望我会给你一分钱。芝觉得很滑稽，她说，我本来就没有跟你要东西。芝的心一下就冷了，她说完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砰地撞上房门。夏日的一天芝嫁到了邹家。芝没有嫁妆，带到邹家的只有一只磨损了的皮箱。箱子里是她的衣服，还有那些关于水泥制造的专业书籍。芝不想声张她的婚事，但邹家坚持要办两桌酒席。邹杰的母亲对她说，虽然你家没什么人，但我们的亲戚多，礼钱都收了，总归要热闹一下的。在婚礼上芝穿着一件素色连衣裙，其神情落落寡合，满腹心事。来客都问邹杰，新娘为什么不高兴？邹杰说，她天生这样，她从来不笑。来客说，哪有这种道理？我们要听新娘唱歌。邹杰对芝说，你就唱一支歌吧。芝端坐不动说我不会唱歌。来客不依不饶，要新娘跳舞。芝又说，我不会跳舞，婚礼的气氛立刻沉闷起来，除了芝自己，所有的人都觉无趣。邹杰只好拿了笛子来，给大家胡乱吹了几支曲子。邹家的房子很拥挤。邹杰的妹妹和父母合并到一起，才给邹杰和芝腾出了一个房间。房间很小，没有窗户，灯从早到晚是开着的，一盏15瓦的电灯昏黄地照着简陋的几件家具，照着芝的新婚生活。最初几天，芝经常坐在床上垂泪不止。邹杰怎么哄也没用。他有点生气地说，我家是无产阶级，就这个条件，你应该有思想准备的。不。芝擦着泪说，我不是为这个，我是害怕。怕什么？有我在你怕什么？
我说不清。芝低下头看着地上的两双拖鞋，她说，也许我们太草率了，我对以后的生活心里没有底。我就是害怕以后，以后我们不好了该怎么办呢？
你这人小资情调太严重。邹杰叹了口气说，团支部没有批准你入团，就是这个原因。
芝当时已经和邹杰一起分到了水泥厂工作。工厂离家很远，他们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回家后疲惫至极。芝每天都是匆匆吃几口晚饭就上床休息了。芝把她的脏衣服塞到盆里用水泡着，但她总是忘了去洗。芝与邹家人的矛盾最初就是从洗衣服上产生的。芝有一天听见小姑在门外摔摔打打地说，耍什么小姐脾气？自己的衣服让别人洗。芝知道这是针对她的。她走出去，看见邹家人的脸色都很难看。邹杰的母亲把芝的衣服从盆里拎出来，她对芝说，你看，浸了两天都臭了，还是我给你洗吧。芝的脸涨得通红，她夺过那堆衣服，又把它们扔回盆里，一言不发地洗起来。那次芝又落泪了，她从中感觉到邹家人对她怀有某种敌意，也许直接原因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后来又出现了洗碗的问题。芝虽然洗了自己的衣服，但她每次吃完饭把碗一推就走了，邹杰家人看不惯。邹杰的母亲在饭桌上诉说她做新媳妇时的种种艰辛，芝并没有领会她的暗示，直到邹杰有一次对她说，你也该洗洗碗了，别老让人伺候你。芝这时深深意识到她与邹家的人格格不入。芝冷冷地说，不洗，我情愿不去吃饭也不洗碗。
芝果然两天没在桌上吃饭，她在街上吃点馄饨包子权作晚餐。到第三天，邹杰的母亲对芝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吃不惯，就另吃吧，家里还有一只煤炉。芝说，我随便，我吃不吃无所谓的。邹杰的母亲说，邹杰就跟你吃了，邹杰最喜欢吃红烧肉。芝说，我不会做红烧肉，他想吃让他自己做。芝的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不愉快的插曲。她知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她自身。另外一方面，她对邹家充满了鄙视情绪，她认为这个家庭庸俗琐碎，并不优于她和母亲组成的两人家庭。再其次，芝怎么也不习惯使用马桶，她每次出门倒马桶都从内心感到厌恶透顶。
芝让邹杰打报告向工厂申请房子，遭到了拒绝。邹杰说，我是党员，怎么能带头向组织上伸手要房呢。再说，我们现在有房子住。芝说，这也叫房子？连扇窗子也没有，整天透不过气。反正这儿我住不下去了。邹杰说，这点困难你就克服不了？我早就知道你有娇骄二气，吃不了苦，你还不承认。芝说，随你怎么说吧，我不想住这儿了。明天我回娘家去，我情愿受我母亲的气，也不在这儿受你们一家人的气。邹杰的脸挂下来了，他愤怒地盯着芝看了好久，最后带着决绝的意味说，好吧，你走，你嫌弃这儿，我不嫌弃。芝这时候意识到争斗的结果将造成她和邹杰的分离，这并不是她的初衷。她疑惑地说，你不跟我走？邹杰背转身说，我不走。我不愿去你家，我讨厌你母亲。芝咬着嘴唇说不出话，她对邹杰感到深深的失望和忌恨。1958年，昔日的汇隆照相馆经改建重修后重营旧业，只是性质有了根本改变，现在它是国营红旗照相馆。红旗照相馆在楼下，楼上单独另开了一扇门，那扇门里住着芝和她的母亲娴，一层楼板把公共事业和私人生活严格地分开了。芝回到娘家，娴的反应非常平淡，她说，我知道你会回家的，你毕竟是我的女儿。又问芝，是不是邹杰欺负你了？芝一声不吭，她显得倦怠憔悴，不愿意说一句话。娴很冷峻地打量着芝，突然说，你从来不把我当母亲看，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芝没听懂母亲的意思，她朝房间里走，说，求求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吧。她关门的时候又听见母亲说，我真后悔，我为什么会逃走？
芝也后悔。她后悔不该这么匆忙地嫁给邹杰，至少她要对邹杰的一切考察一段时间。终身大事是不允许任何感情冲动的。芝卧在原先睡的铁床上，看见白床单上那一小块发黄的痕迹，从前的未婚少女的气息梦一样地围绕着她。芝感到怅然若失，整个世界都变得黯然神伤了。
在分居的那几天里，芝躲避着邹杰。在水泥厂的简陋的办公室里，隔着一堵木板墙，她能看见邹杰的乱蓬蓬的头发。邹杰的脑袋一会儿从墙上升起来，一会儿沉下去，芝装作没看见。有一天下班后邹杰骑着车跟在她身后，从工厂一直跟到红旗照相馆门口。芝仍然装作没看见，但他在照相馆的玻璃橱窗前站了会儿，又骑上自行车走了。芝一下觉得非常失望，心里像浇了一瓢凉水。
事实上芝等着邹杰去她家，但芝对此没有把握。芝在焦躁和无聊中过了九天。第九天芝怨恨交加，她想她只能再等一天了，如果邹杰明天再不来，她永远也不会和他继续过婚姻生活。芝其实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人。
第十天下雨。窗外的瓢泼大雨使芝心灰意冷。芝伏在临街的窗前扫视雨中的街道，看见一辆自行车犹犹豫豫地停在楼下，邹杰穿着雨衣跳下车，轻轻地敲门。芝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她对着楼下喊起来，门没关，门是开着的！邹杰带了条被子来，被子外面虽然用牛皮纸包了一层，还是被雨淋湿了。芝把被子晾到竹竿上，她说，你带被子来干什么？邹杰说，我睡自己的被子。我不睡你们家的被子。芝说，这是为什么？邹杰有点不好意思，脚臭，怕弄脏了你家的被子。芝捂着嘴扑哧笑了，你还挺自觉。
夜里雨仍然下着。芝难以成眠，她看着枕边的邹杰，邹杰已在梦里，他的嘴唇翕动着，下唇上长了一个水泡。芝摸了摸邹杰的脸，心中突然有些后怕。如果今天邹杰不来，他们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邹杰的迁入使照相馆上这家人的生活改变了格局。娴把买米拖煤之类的家务交给了邹杰。这很自然，邹杰轻松地干掉了许多力气活，他不怕累。邹杰身强力壮，有着超人的充沛的精力。娴后来经常当着芝和邹杰的面夸奖邹杰能干。娴又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男人？芝有点反感娴说这类话，芝反感娴在所有男人面前的轻佻言行和举止。有时候芝感觉到他们夫妻与娴同住一处的微妙细节，芝知道她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女人，她总是赶不走一个难以言传的幻觉，芝怀疑娴窥视他们的性生活，所以夜里芝每每要求邹杰的动作保持轻捷，不能发出任何声音。芝怀疑娴躲在门口偷听他们的动静。这种怀疑令芝感到羞愧，她没有办法向邹杰解释。一天早晨芝被门外的响声惊醒，她睁开眼睛看见气窗上娴的脸一闪而逝，芝叫出了声。她的幻觉竟然被证实了。邹杰被芝的叫声惊醒，醒来看见芝脸色惨白地坐着发愣。邹杰问，你怎么啦？芝捂着脸重新睡下来，她说，没什么，我看见了一只老鼠。第二天芝就将气窗玻璃用报纸蒙上了。第二天芝看见母亲时心里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娴显得若无其事，她说，你们窗玻璃上有只苍蝇，我把它打死了。芝没说什么，她想，但愿真的是一只苍蝇。芝的敏感多疑的性格导致她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好几天闷闷不乐。邹杰不知其中缘故。他说，你这人怎么情绪无常，前两天不还是挺高兴的吗？芝烦躁地说，你别管我。我们没有自己的家，我是高兴不起来的。邹杰说，是你自己要住过来的，你要不想跟你母亲过我们就回家。芝摇了摇头说，那也不是我的家，不想去。就在这儿住吧，她迟早要死，死了就安心了。以后的夜里芝做了许多类似的梦。其中有个梦是娴站在邹杰的背后替他整衣领。这也是芝唯一敢回想的梦境。这些梦折磨着芝，芝知道一切应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民谚，她怨恨自己为什么老想这种无聊肮脏的事，况且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即使她不相信母亲，她也应该相信邹杰。邹杰与母亲是格格不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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