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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自然就是被辛稼轩形容为“元嘉草草”的刘宋北伐了，说起来，两个政权的国号甚至相同，所处形势也相近，很有参考意义。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就像如今的萧统一样，应该说，南宋之时，起初时候皇权也很是弱小，岳飞等人固然是民族英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军头，尤其是刘光世和张俊，如果不加裁撤，不是没有可能成为藩镇。因此，赵构制造诸多事端，尤其是拿岳飞开刀，固然是自毁长城，可是在当时那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也有赵构自身无奈之考量。
而萧统初来之时，恰好是小朝廷风雨飘摇之时，而山海战一役，萧统便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威望，同时迁往台岛以后，原本的许多势力都失去了乡土之根基，很多事情都要重新开始，这也给萧统集权提供了机会，加上张陆二人尚算忠心，萧统又及时构建了自己的力量，外部形势也一直很紧张，客观条件也逼迫宋廷上下团结一心，共御外侮，而此时的领导中心，无疑也必须是天子！
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萧统每每读史到此处，未尝不扼腕叹息！
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这无异于自降气势，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道义的正当性，而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地立场。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不利于光复而有利于偏安，不利于统一而有利于分裂的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回到本朝。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对统兵将领一贯地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而如果细究起源，可以发现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地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再回到当年。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众所周知，桓温北伐有很大的私心，不过因势利导，变坏事为好事。也是为政者必须的素质，而桓温北伐，固然是为了自己篡位建立功业，树立威望。打造舆论，可是如果形势允许，光复中原地不世之功，桓温想来也不会拒绝。
于是乎，桓温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本来桓温也是做好了几手准备。如果朝廷。真的敢因势利导，宣布还都。那么桓温也自然会顺水推舟，率军继续北上，一举光复。
可是，桓温的一丝丝侥幸，还是没有得逞。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甚至在台湾岛上的时候，以司徒不群为首的所谓清流们，也成天在朝堂上这么聒噪。仔细考量，萧统也无奈地发现，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地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萧统也不是那种死心眼到必须名实一致的人，面子工程，不做也不行，可是如果弄错轻重缓急，就大大不该了。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地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地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地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接下来，自然就是被辛稼轩形容为“元嘉草草”的刘宋北伐了，说起来，两个政权的国号甚至相同，所处形势也相近，很有参考意义。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就像如今的萧统一样，应该说，南宋之时，起初时候皇权也很是弱小，岳飞等人固然是民族英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军头，尤其是刘光世和张俊，如果不加裁撤，不是没有可能成为藩镇。因此，赵构制造诸多事端，尤其是拿岳飞开刀，固然是自毁长城，可是在当时那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也有赵构自身无奈之考量。
而萧统初来之时，恰好是小朝廷风雨飘摇之时，而山海战一役，萧统便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威望，同时迁往台岛以后，原本的许多势力都失去了乡土之根基，很多事情都要重新开始，这也给萧统集权提供了机会，加上张陆二人尚算忠心，萧统又及时构建了自己的力量，外部形势也一直很紧张，客观条件也逼迫宋廷上下团结一心，共御外侮，而此时的领导中心，无疑也必须是天子！
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萧统每每读史到此处，未尝不扼腕叹息！
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这无异于自降气势，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道义的正当性，而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地立场。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不利于光复而有利于偏安，不利于统一而有利于分裂的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回到本朝。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对统兵将领一贯地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而如果细究起源，可以发现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地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再回到当年。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众所周知，桓温北伐有很大的私心，不过因势利导，变坏事为好事。也是为政者必须的素质，而桓温北伐，固然是为了自己篡位建立功业，树立威望。打造舆论，可是如果形势允许，光复中原地不世之功，桓温想来也不会拒绝。
于是乎，桓温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本来桓温也是做好了几手准备。如果朝廷。真的敢因势利导，宣布还都。那么桓温也自然会顺水推舟，率军继续北上，一举光复。
可是，桓温的一丝丝侥幸，还是没有得逞。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甚至在台湾岛上的时候，以司徒不群为首的所谓清流们，也成天在朝堂上这么聒噪。仔细考量，萧统也无奈地发现，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地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萧统也不是那种死心眼到必须名实一致的人，面子工程，不做也不行，可是如果弄错轻重缓急，就大大不该了。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地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地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地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