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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紧挨着我们小房间的那个研究所也不像我家那台贝尔克牌打字机那样叫人心烦。它像一架录音器，有两个滚筒，一个个像龇着牙齿的按键，只有德文字母，因为是一台德国牌子打字机。我丈夫已经能十分熟练地用它打字，即使天黑了，他也能用他那有点儿肥大但又皱曲不平的指头敲打它，仿佛要敲掉它那些龇牙。可是那台打字机能承受一切对它的狠命敲打。我丈夫打字的时候有点儿怪怪的：他卷上纸，眼睛仿佛望着窗外，好像在弹钢琴，十个指头都在动。他打字快得叫我没法相信，于是过去瞅他一眼，他果然在打字，而且有内容，只是错误百出，不过只是因为这台打字机既没有长音符号也没有钩形符号。他简直不是在打字，而是在演奏，这打字机仿佛一个人工肾和心律监测器跟他长在一起。他常对我说，当他琢磨一篇什么文稿时，便在脑子里书写着这篇作品，在他的眼睛里便有着这台打字机，而这双眼睛又在他的脑子里，而且这台脑子里的打字机又同他的手指头联系在一起。
当他在想着一篇未来的文稿时，他竟能看见打字键如何将字母打到纸上，币这些键又如何像音符一样地散在那里，由某些个打字键来敲成一个字。他看到这些字一方面已经写出来，另一部分散在键盘上。他对我说，他有时简直害怕往下想，这玩意儿是怎么从一种状况转到另一种状况的。这些思想先是流出来，他则用如下办法将它抄写出来：先用十个指头将它们打到键盘上，经过键盘一个个字母串成，一行一行宇再串成一页一页，这些打满字的页一直摞到他累了，到他这些思想已经全写到纸上或者已经消失为止。我丈夫说艾戈恩博乌迪把这台打字机叫做原子打字机。我丈夫去克拉德诺时曾经给他读过自己的打字搞。我丈夫总是选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去米拉达那儿游泳的时候，我在莉莎家织手套或者用彩线绣图画的时候写作。我要是提前日来了，他只接着写一会儿，示意我别跟他说话，我便得目个儿坐上一会儿。我恨这台打字机，因为它整个儿地与我丈夫合为一体了。要是没丁这打字机他恐怕就傻了眼！因为他已经完全不会用手写字，就像那些骑兵一样，一下马，走起路来便跌跌撞撞，跟踩着棉花似地腿不得劲儿。我丈夫有时给我在一小片纸上写点什么时，就像胡纳切克，还有以前的多莱伊什这些小孩写的字一样，东倒西歪的，而且写出来的句子也结结日日，从来也没有用手写出过一句像模像样的话来，只能写个简短的消息或通知什么的。可是只要他往打字机前一坐，一幅幅画面便滚滚而来。他就这么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有时我站在窗子外面听着他拼命地赶着写，以便在我进来时放慢速度。
只要我我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他的思路就断了，气恼地盯我一眼，再敲上那么三两下按键，仿佛打上几个点儿，便放弃写作，揉揉眼睛，又回到了我们房间这人间地面。那些往空中一个劲儿地流泻出的句子、那些曾经在他的天上某个地方闪亮的字行熄灭了。他耸耸肩膀，便提着罐子去打啤酒，把他的写作再挪到别的什么时候。可有时候他又能接着玩儿命地往上写，我可以对他说话，可以有人来串门儿，他继续写他的，冲着这些他看得见的句子微笑着，谁也打扰不了他。他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必须一口气写完。
因为，他后来说，当时要不写以后就永远也写不出来了，画面就会一股脑儿永远地从他眼前消失掉。我在结婚后的第二年给我丈夫买了一部打字机，也是德国牌子的，叫托尔贝多牌，是韦特罗产的。我把它摆在桌子上，他那台贝克尔牌老打字机的旁边。奇怪的是那台老机子还显得新式、简单一些。托尔贝多牌的打字机有个套子，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有个箱子，不过博士把那箱子扔掉了，只用两根带子捆着搬来搬去的，就像小学生常那样捆着学校的课本一样。那台贝克尔牌打字机仿佛是永远也损坏不了的，他到河边去也常常带着它，将它往那儿一放便打起字来。有时难免会歪倒，有一次在堤坝上它甚至掉到伏尔塔瓦河里去了，可捞起来它还能用。就像那罗斯科普牌的奥地利闹钟一样，瓦尼什达先生将它扔到了装满水的洗碗池里，它在水里也一样丁零丁零地闹，而且还继续嘀嗒嘀嗒一秒一秒地走。
就像贝克尔牌打字机，把它里面灌进的水倒出来，打起字来甚至比原先还顺溜。等我丈夫一来，当我告诉他买了一部托尔贝多牌打字机时，他看了看这两部打字机，然后坐下来，试了试那部新打字机，键盘好像不灵，它比较大，比较宽，还多出一行来，正好是那些长音符号、钩形符号以及带长音、带钩的字母。他得先练习，为了能在这部新机子上打字，他得先把那台老机子放到柜子里去，将它搁到被子底下，生怕它吃醋，觉得我丈夫喜新厌旧对它不忠，它可能会把在利本尼堤坝巷我们住房里出现的这部新打字机看做情敌。我丈夫第一次用新机子打他的手稿时，先在那台可爱的老机子上打了几下，然后像对待一只小动物一样地抚摸它，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扫过它，它里面全是灰尘，从它黑色的打字带上剥落出好多呢绒灰尘块儿来。
按键字模上的颜色把字母里的缝隙都填满了，因此这些字母打到纸上也是黑乎乎的，只能看出个轮廓来。但我丈夫不在乎，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很爱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的人，他也爱整洁，但只打扫那最必要的地方。他爱把床底下扫得干干净净，可是却把一块台布盖在他的写作用品和稿纸上，就像往桌子上铺块赛采赛风格的红毯子，往床上盖块床罩一样。最要命的是他什么都离不开抹布，他洗完手用抹布，擦皮鞋用抹布，他甚至往抹布里擤鼻涕，还用这油乎乎的抹布来擦汗。当我没注意管他，他这块抹布太脏时，我便干脆把它塞进炉子里烧了。尽管我们在院子里有个厕所，可我丈夫鬼使神差晚上总爱在院子里那棵爬山虎底下的土堆旁撤尿。那棵爬山虎倒是长得枝壮叶茂，沿着墙壁横贯整个院子。
夜里在院子里撒尿是他的拿手好戏，撒尿时跟所有正在撒尿的爷们儿一样眼睛傻呆呆的难看得要命。有一条不成章的规矩；只要我丈夫以为我不在家，便连白天也到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去撒尿。我有好多次突然出现，我丈夫吓得连裤子都弄湿了。我气鼓鼓地打他身边经过，让他别以为我不知道。我装作在看他，装作为他这举动而要呕吐，而且我还真的做出一副呕吐的样子。他也想了一个报复我的办法：当我在屋里擦洗身子，当我例假期在盆里洗下身时，我丈夫便无缘无故闯进来，让我吓一大跳，我因为被丈夫看见而对着他一顿吼。他却借此回敬我：如今他也装作恶心，装作要呕吐的样子说他看到的事使他要疯了。于是立即跑出去，故意大声说得让我能听见：“这一天可要倒霉了！一大清早就这么不幸，看到老娘儿们坐尿盆！”尽管我从来没在家里坐过尿盆，尽管我们房子里根本没有尿盆，因为我讨厌尿盆，即使下大雪，我也宁可走过院子，到结了冰凌的厕所去解手。总之，我丈夫是个很不爱收拾的人，对他这台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是如此，我若遇上我丈夫在打字，就跟我碰上他在院子里撒尿一样，立即手忙脚乱，从这一刻起，若是撒尿便弄湿裤子、尿湿鞋子；如正在打字，便连贝克尔牌打字机的好几个按键也吓得卡在一起，而且还卡在色带走动的地方。可我丈夫硬是用两个指头把它们掰开。
这打字机真是结实极了，任何别的打字机遇到这种情况那按键恐怕都要断掉，可是这部机子居然承受得了我丈夫的生掰硬拽，他把整台机器举起来，按键好像嵌进了他的指头，他气恼地站起来，将机子倒吊到悬空，还是松不开，我丈夫便使劲一摔，打字机掉到地板上，这才解决了问题。我丈夫再把它端起来，抚摸着它。几个指头被那些一直卡着难以分开的按键弄得乌黑。我丈夫打字的时候要是用手摸一下脸，那脸也准保弄得黑不溜秋的；要是机器摔到地上，我丈夫便把它扶起来，放到桌子上，接着打字，跟没事儿似的。这部打字机就像艾戈恩博恩迪说的是部原子打字机，真的好像是用原子驱动的。不过我丈夫还是决定让这台贝克尔牌打字机退役。说要拿它当摆设。
他这儿还有一根劈成两半的大松树干，这两半树干中间夹着一个野蜂窝。这树干，我丈夫说还是从俄国兵那里讨来的。那些俄国兵曾经在啤酒厂住过。我丈夫不管搬到哪里，都把这树干带到哪里。他最先住在老城广场那座屋角上有个罗马铃铛的楼里，还有那家肖恩巴赫殡仪馆也在楼里；后来他搬到雅希莫瓦街犹太学校对面的那条街上；再后来又带着这树干来到克拉德诺的义务劳动者们的集体宿舍；最后带到利本尼，如今竖在这儿，老树干里面已经破碎、腐烂，树干旁边是一个没穿衣服的洋娃娃，摊着两只粉红色的手，总是光着脑袋惊讶地站在这老松树干下面，望着那嵌在松树干上快要破碎的野蜂窝。如今这儿又添一架滚筒缩在里面，像一个紧咬牙关沉默不语者的贝克尔牌打字机，它挨着这光身子没头发的洋娃娃站在方凳上。谁来我们家，最吸引他的就是这台打字机，每个人都要摸摸它，像抱小动物一样抱在膝盖上，打开它，不知道这种型号的人都为这台打字机的小巧玲珑而惊讶不已，说它很漂亮，而且造型也很现代，因为它比一般打字机少一行字母。那时候，有个叫弗朗达的住在我们这座楼靠大门口那儿，他已经退休了。
因为他有一颗大极了的心脏，解剖专家都有点等不及要解剖他的尸体，因为就像弗朗达骄傲地说的，他就是为这颗肥大的心脏而退休的，因为这是中欧最大的一颗心脏。这个弗朗达曾经是一名修理烤面包炉的工人，是修理炉口和炉门的能手，他往炉膛里铺上石英，浇上混凝土，还有点别的东西。在弗朗达原先住的那个曾经开过小铺的地方有一座特别棒的炉子，我丈夫去看过好几次，弗朗达就是按照这种炉子给我们家修的炉灶，炉口贴满小石块，浇上混合耐火黏土和水玻璃。那个弗朗达简直要了我的命，因为他老想谈那种事，老说他是干那事儿的行家，老说那种事一天可以干上两次，因为他有个大心脏。他只要一看见我，就谈那种事，这成厂他的看家本领。我千方百计不让他张口，先是假装作呕，后来弄假成真，真的吐了他一裤子。
于是，他又去找我丈夫谈那种事，我丈夫不爱谈这个，不过并没反对听他谈。那个弗朗达还打定主意，要把他所知道的、他所注意到的有关他心脏的一切写出来，主要是要给大夫们写他的那种事儿，说他每天可以干两次，一点儿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我丈夫便将那台打字机、那架原子贝克尔牌打字机借给了他。我下班回来、或者去上班的时候，都听得见弗朗达像啄木鸟一样在那里敲打，练习打字。三个月以后他已经会打了，可让他伤脑筋的是错误百出。他说他写得倒没错，可就是缺钩少撇的。后来他便开始写有关他的欧洲最大的心脏这部作品，连沃德拉切克教授本人都在盼着他这部作品哩！可是，就像他所描述的，那种事他每天可以干两次，结果他什么毛病也没有，后来又提高了一步，那种事他有时一天干三次，结果出事了！这一天三次把他的心脏累坏了。于是他不再敲打打字机，而是躺着，躺着，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椅子上，躺在一把仰卧着的椅子上，也就是椅子扶手挨着地板，总之，他躺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上，这是他最好的姿势。我丈夫说，弗朗达这么躺在翻倒的椅子上，活像山羊在交配。他常去看望弗朗达，跟他开玩笑，用那把黄色的折叠尺子测量着弗朗达的个头，然后四下里瞧瞧，看怎么在这里安排他的丧事及摆放他的棺材。弗朗达笑得都发出了尖叫声。我丈夫总是这样跟他开玩笑，弗朗达把这看做是我丈夫对他表示的最大好感。
他们拿这棺材的事儿开了好长时间的玩笑。我丈夫还拿弗朗达开心说，如今当他靠这椅子这么挂着，是不是一天能干一次或者三次那种事。到有天早上弗朗达的神经官能出了问题，大喊大叫起来，而且越喊越厉害。等我丈夫去看他时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对我丈夫喊道：“博士，把那台打字机搬走吧！搬走吧快搬走！”可我丈夫将手搭在弗朗达的背上，他还一直躺在这把翻倒的椅子上，劝他说：“只管把它放在这里吧，弗朗吉舍克，加紧练习吧！你还练吗？还练？弗朗吉舍克，只有这样你才能学会用这机器打字呀！你还得把有你这颗欧洲最大的心脏的事儿写出来哩！你得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弗朗吉舍克，你不是胸有成竹吗？那你就快点儿开始吧！你将成为一位拔尖的打字员！你将成为顶尖人物，弗朗吉舍克！你要明白，你生活在布拉格，布拉格是欧洲的心脏，惟一的只有你能写出关于自己这颗中欧最大心脏的文章，只有你握着这扇门的钥匙，你有的是关于这一切的文件和你心脏的图表和透视图，为了这颗心脏，你退休了。上帝保佑你，弗朗吉舍克，别尖叫了，开始写吧！现在正好是开始从另一方面看到一切的时候，你现在不写还等何时再写呢？留下这台贝克尔牌打字机吧！我用它已经写下了我最厚重的书稿。弗朗吉舍克，你来在这座楼房里继续写下去吧！多想一想你那颗心脏。练吧！弗明吉舍克，练吧！可是得练写作了，在写作的同时又练了打字。”
弗朗吉舍克说，只等他稍微缓过来一点儿他便要开始练习写作，写他修炉工的一生，写他如何去医学院、教授们如何给大学生们讲课，通过声音和图片向他们讲解属于弗朗达的这颗中欧最大的心脏。作为这一报告的证明材料，也就是与大学的一个合同上规定，弗朗达不许游泳、不许坐飞机甚至不许坐快车，因为弗朗达还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心脏卖给了大学，沃德拉切克教授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等着开始解剖弗朗达，以亲自直接看到这颗大极了的心脏。这都是弗朗达说的。他接着又大声嚷嚷着，他心脏上的脉管一根根地在爆裂。
他爬到他修好的那座炉门口贴着一块块小... -->>
连紧挨着我们小房间的那个研究所也不像我家那台贝尔克牌打字机那样叫人心烦。它像一架录音器，有两个滚筒，一个个像龇着牙齿的按键，只有德文字母，因为是一台德国牌子打字机。我丈夫已经能十分熟练地用它打字，即使天黑了，他也能用他那有点儿肥大但又皱曲不平的指头敲打它，仿佛要敲掉它那些龇牙。可是那台打字机能承受一切对它的狠命敲打。我丈夫打字的时候有点儿怪怪的：他卷上纸，眼睛仿佛望着窗外，好像在弹钢琴，十个指头都在动。他打字快得叫我没法相信，于是过去瞅他一眼，他果然在打字，而且有内容，只是错误百出，不过只是因为这台打字机既没有长音符号也没有钩形符号。他简直不是在打字，而是在演奏，这打字机仿佛一个人工肾和心律监测器跟他长在一起。他常对我说，当他琢磨一篇什么文稿时，便在脑子里书写着这篇作品，在他的眼睛里便有着这台打字机，而这双眼睛又在他的脑子里，而且这台脑子里的打字机又同他的手指头联系在一起。
当他在想着一篇未来的文稿时，他竟能看见打字键如何将字母打到纸上，币这些键又如何像音符一样地散在那里，由某些个打字键来敲成一个字。他看到这些字一方面已经写出来，另一部分散在键盘上。他对我说，他有时简直害怕往下想，这玩意儿是怎么从一种状况转到另一种状况的。这些思想先是流出来，他则用如下办法将它抄写出来：先用十个指头将它们打到键盘上，经过键盘一个个字母串成，一行一行宇再串成一页一页，这些打满字的页一直摞到他累了，到他这些思想已经全写到纸上或者已经消失为止。我丈夫说艾戈恩博乌迪把这台打字机叫做原子打字机。我丈夫去克拉德诺时曾经给他读过自己的打字搞。我丈夫总是选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去米拉达那儿游泳的时候，我在莉莎家织手套或者用彩线绣图画的时候写作。我要是提前日来了，他只接着写一会儿，示意我别跟他说话，我便得目个儿坐上一会儿。我恨这台打字机，因为它整个儿地与我丈夫合为一体了。要是没丁这打字机他恐怕就傻了眼！因为他已经完全不会用手写字，就像那些骑兵一样，一下马，走起路来便跌跌撞撞，跟踩着棉花似地腿不得劲儿。我丈夫有时给我在一小片纸上写点什么时，就像胡纳切克，还有以前的多莱伊什这些小孩写的字一样，东倒西歪的，而且写出来的句子也结结日日，从来也没有用手写出过一句像模像样的话来，只能写个简短的消息或通知什么的。可是只要他往打字机前一坐，一幅幅画面便滚滚而来。他就这么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有时我站在窗子外面听着他拼命地赶着写，以便在我进来时放慢速度。
只要我我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他的思路就断了，气恼地盯我一眼，再敲上那么三两下按键，仿佛打上几个点儿，便放弃写作，揉揉眼睛，又回到了我们房间这人间地面。那些往空中一个劲儿地流泻出的句子、那些曾经在他的天上某个地方闪亮的字行熄灭了。他耸耸肩膀，便提着罐子去打啤酒，把他的写作再挪到别的什么时候。可有时候他又能接着玩儿命地往上写，我可以对他说话，可以有人来串门儿，他继续写他的，冲着这些他看得见的句子微笑着，谁也打扰不了他。他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必须一口气写完。
因为，他后来说，当时要不写以后就永远也写不出来了，画面就会一股脑儿永远地从他眼前消失掉。我在结婚后的第二年给我丈夫买了一部打字机，也是德国牌子的，叫托尔贝多牌，是韦特罗产的。我把它摆在桌子上，他那台贝克尔牌老打字机的旁边。奇怪的是那台老机子还显得新式、简单一些。托尔贝多牌的打字机有个套子，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有个箱子，不过博士把那箱子扔掉了，只用两根带子捆着搬来搬去的，就像小学生常那样捆着学校的课本一样。那台贝克尔牌打字机仿佛是永远也损坏不了的，他到河边去也常常带着它，将它往那儿一放便打起字来。有时难免会歪倒，有一次在堤坝上它甚至掉到伏尔塔瓦河里去了，可捞起来它还能用。就像那罗斯科普牌的奥地利闹钟一样，瓦尼什达先生将它扔到了装满水的洗碗池里，它在水里也一样丁零丁零地闹，而且还继续嘀嗒嘀嗒一秒一秒地走。
就像贝克尔牌打字机，把它里面灌进的水倒出来，打起字来甚至比原先还顺溜。等我丈夫一来，当我告诉他买了一部托尔贝多牌打字机时，他看了看这两部打字机，然后坐下来，试了试那部新打字机，键盘好像不灵，它比较大，比较宽，还多出一行来，正好是那些长音符号、钩形符号以及带长音、带钩的字母。他得先练习，为了能在这部新机子上打字，他得先把那台老机子放到柜子里去，将它搁到被子底下，生怕它吃醋，觉得我丈夫喜新厌旧对它不忠，它可能会把在利本尼堤坝巷我们住房里出现的这部新打字机看做情敌。我丈夫第一次用新机子打他的手稿时，先在那台可爱的老机子上打了几下，然后像对待一只小动物一样地抚摸它，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扫过它，它里面全是灰尘，从它黑色的打字带上剥落出好多呢绒灰尘块儿来。
按键字模上的颜色把字母里的缝隙都填满了，因此这些字母打到纸上也是黑乎乎的，只能看出个轮廓来。但我丈夫不在乎，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很爱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的人，他也爱整洁，但只打扫那最必要的地方。他爱把床底下扫得干干净净，可是却把一块台布盖在他的写作用品和稿纸上，就像往桌子上铺块赛采赛风格的红毯子，往床上盖块床罩一样。最要命的是他什么都离不开抹布，他洗完手用抹布，擦皮鞋用抹布，他甚至往抹布里擤鼻涕，还用这油乎乎的抹布来擦汗。当我没注意管他，他这块抹布太脏时，我便干脆把它塞进炉子里烧了。尽管我们在院子里有个厕所，可我丈夫鬼使神差晚上总爱在院子里那棵爬山虎底下的土堆旁撤尿。那棵爬山虎倒是长得枝壮叶茂，沿着墙壁横贯整个院子。
夜里在院子里撒尿是他的拿手好戏，撒尿时跟所有正在撒尿的爷们儿一样眼睛傻呆呆的难看得要命。有一条不成章的规矩；只要我丈夫以为我不在家，便连白天也到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去撒尿。我有好多次突然出现，我丈夫吓得连裤子都弄湿了。我气鼓鼓地打他身边经过，让他别以为我不知道。我装作在看他，装作为他这举动而要呕吐，而且我还真的做出一副呕吐的样子。他也想了一个报复我的办法：当我在屋里擦洗身子，当我例假期在盆里洗下身时，我丈夫便无缘无故闯进来，让我吓一大跳，我因为被丈夫看见而对着他一顿吼。他却借此回敬我：如今他也装作恶心，装作要呕吐的样子说他看到的事使他要疯了。于是立即跑出去，故意大声说得让我能听见：“这一天可要倒霉了！一大清早就这么不幸，看到老娘儿们坐尿盆！”尽管我从来没在家里坐过尿盆，尽管我们房子里根本没有尿盆，因为我讨厌尿盆，即使下大雪，我也宁可走过院子，到结了冰凌的厕所去解手。总之，我丈夫是个很不爱收拾的人，对他这台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是如此，我若遇上我丈夫在打字，就跟我碰上他在院子里撒尿一样，立即手忙脚乱，从这一刻起，若是撒尿便弄湿裤子、尿湿鞋子；如正在打字，便连贝克尔牌打字机的好几个按键也吓得卡在一起，而且还卡在色带走动的地方。可我丈夫硬是用两个指头把它们掰开。
这打字机真是结实极了，任何别的打字机遇到这种情况那按键恐怕都要断掉，可是这部机子居然承受得了我丈夫的生掰硬拽，他把整台机器举起来，按键好像嵌进了他的指头，他气恼地站起来，将机子倒吊到悬空，还是松不开，我丈夫便使劲一摔，打字机掉到地板上，这才解决了问题。我丈夫再把它端起来，抚摸着它。几个指头被那些一直卡着难以分开的按键弄得乌黑。我丈夫打字的时候要是用手摸一下脸，那脸也准保弄得黑不溜秋的；要是机器摔到地上，我丈夫便把它扶起来，放到桌子上，接着打字，跟没事儿似的。这部打字机就像艾戈恩博恩迪说的是部原子打字机，真的好像是用原子驱动的。不过我丈夫还是决定让这台贝克尔牌打字机退役。说要拿它当摆设。
他这儿还有一根劈成两半的大松树干，这两半树干中间夹着一个野蜂窝。这树干，我丈夫说还是从俄国兵那里讨来的。那些俄国兵曾经在啤酒厂住过。我丈夫不管搬到哪里，都把这树干带到哪里。他最先住在老城广场那座屋角上有个罗马铃铛的楼里，还有那家肖恩巴赫殡仪馆也在楼里；后来他搬到雅希莫瓦街犹太学校对面的那条街上；再后来又带着这树干来到克拉德诺的义务劳动者们的集体宿舍；最后带到利本尼，如今竖在这儿，老树干里面已经破碎、腐烂，树干旁边是一个没穿衣服的洋娃娃，摊着两只粉红色的手，总是光着脑袋惊讶地站在这老松树干下面，望着那嵌在松树干上快要破碎的野蜂窝。如今这儿又添一架滚筒缩在里面，像一个紧咬牙关沉默不语者的贝克尔牌打字机，它挨着这光身子没头发的洋娃娃站在方凳上。谁来我们家，最吸引他的就是这台打字机，每个人都要摸摸它，像抱小动物一样抱在膝盖上，打开它，不知道这种型号的人都为这台打字机的小巧玲珑而惊讶不已，说它很漂亮，而且造型也很现代，因为它比一般打字机少一行字母。那时候，有个叫弗朗达的住在我们这座楼靠大门口那儿，他已经退休了。
因为他有一颗大极了的心脏，解剖专家都有点等不及要解剖他的尸体，因为就像弗朗达骄傲地说的，他就是为这颗肥大的心脏而退休的，因为这是中欧最大的一颗心脏。这个弗朗达曾经是一名修理烤面包炉的工人，是修理炉口和炉门的能手，他往炉膛里铺上石英，浇上混凝土，还有点别的东西。在弗朗达原先住的那个曾经开过小铺的地方有一座特别棒的炉子，我丈夫去看过好几次，弗朗达就是按照这种炉子给我们家修的炉灶，炉口贴满小石块，浇上混合耐火黏土和水玻璃。那个弗朗达简直要了我的命，因为他老想谈那种事，老说他是干那事儿的行家，老说那种事一天可以干上两次，因为他有个大心脏。他只要一看见我，就谈那种事，这成厂他的看家本领。我千方百计不让他张口，先是假装作呕，后来弄假成真，真的吐了他一裤子。
于是，他又去找我丈夫谈那种事，我丈夫不爱谈这个，不过并没反对听他谈。那个弗朗达还打定主意，要把他所知道的、他所注意到的有关他心脏的一切写出来，主要是要给大夫们写他的那种事儿，说他每天可以干两次，一点儿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我丈夫便将那台打字机、那架原子贝克尔牌打字机借给了他。我下班回来、或者去上班的时候，都听得见弗朗达像啄木鸟一样在那里敲打，练习打字。三个月以后他已经会打了，可让他伤脑筋的是错误百出。他说他写得倒没错，可就是缺钩少撇的。后来他便开始写有关他的欧洲最大的心脏这部作品，连沃德拉切克教授本人都在盼着他这部作品哩！可是，就像他所描述的，那种事他每天可以干两次，结果他什么毛病也没有，后来又提高了一步，那种事他有时一天干三次，结果出事了！这一天三次把他的心脏累坏了。于是他不再敲打打字机，而是躺着，躺着，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椅子上，躺在一把仰卧着的椅子上，也就是椅子扶手挨着地板，总之，他躺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上，这是他最好的姿势。我丈夫说，弗朗达这么躺在翻倒的椅子上，活像山羊在交配。他常去看望弗朗达，跟他开玩笑，用那把黄色的折叠尺子测量着弗朗达的个头，然后四下里瞧瞧，看怎么在这里安排他的丧事及摆放他的棺材。弗朗达笑得都发出了尖叫声。我丈夫总是这样跟他开玩笑，弗朗达把这看做是我丈夫对他表示的最大好感。
他们拿这棺材的事儿开了好长时间的玩笑。我丈夫还拿弗朗达开心说，如今当他靠这椅子这么挂着，是不是一天能干一次或者三次那种事。到有天早上弗朗达的神经官能出了问题，大喊大叫起来，而且越喊越厉害。等我丈夫去看他时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对我丈夫喊道：“博士，把那台打字机搬走吧！搬走吧快搬走！”可我丈夫将手搭在弗朗达的背上，他还一直躺在这把翻倒的椅子上，劝他说：“只管把它放在这里吧，弗朗吉舍克，加紧练习吧！你还练吗？还练？弗朗吉舍克，只有这样你才能学会用这机器打字呀！你还得把有你这颗欧洲最大的心脏的事儿写出来哩！你得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弗朗吉舍克，你不是胸有成竹吗？那你就快点儿开始吧！你将成为一位拔尖的打字员！你将成为顶尖人物，弗朗吉舍克！你要明白，你生活在布拉格，布拉格是欧洲的心脏，惟一的只有你能写出关于自己这颗中欧最大心脏的文章，只有你握着这扇门的钥匙，你有的是关于这一切的文件和你心脏的图表和透视图，为了这颗心脏，你退休了。上帝保佑你，弗朗吉舍克，别尖叫了，开始写吧！现在正好是开始从另一方面看到一切的时候，你现在不写还等何时再写呢？留下这台贝克尔牌打字机吧！我用它已经写下了我最厚重的书稿。弗朗吉舍克，你来在这座楼房里继续写下去吧！多想一想你那颗心脏。练吧！弗明吉舍克，练吧！可是得练写作了，在写作的同时又练了打字。”
弗朗吉舍克说，只等他稍微缓过来一点儿他便要开始练习写作，写他修炉工的一生，写他如何去医学院、教授们如何给大学生们讲课，通过声音和图片向他们讲解属于弗朗达的这颗中欧最大的心脏。作为这一报告的证明材料，也就是与大学的一个合同上规定，弗朗达不许游泳、不许坐飞机甚至不许坐快车，因为弗朗达还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心脏卖给了大学，沃德拉切克教授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等着开始解剖弗朗达，以亲自直接看到这颗大极了的心脏。这都是弗朗达说的。他接着又大声嚷嚷着，他心脏上的脉管一根根地在爆裂。
他爬到他修好的那座炉门口贴着一块块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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