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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他惊愕地缩回手去抹着吐到他脸上的口水，嘴角露出一丝狞笑。
没待他重新伸手，我抡起手中的电筒，照准他的脑壳，用尽全身力气，就是狠狠地一下：
“叫你欺负人，叫你不怀好心！”
在他一声惊叫响起时，我顺手拉开了厢房门，一头冲进了雨扫风号的院坝，拼命跑进黝黑的山野，茫无目标地朝前跑、朝前跑。
耳膜里，似听到吴大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什么，还粗声粗气喊了我几声。可待我跑得两脚沾满稀泥，气喘得直想呕吐，被迫停下来时，四周围除了无边的黑夜，除了减弱了势头的风雨和隐隐绰绰的树影，除了远远近近的山峦勾勒出的曲线，啥也没有。
我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心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两条腿在寒颤似的抖动。我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真想哭，真想朝着苍天嚎叫，可我连哭的力气和时间都没有，我不能在这里逗留，如果这里还是歇凉寨大队的地盘，我还有危险。
我必须走，走不动也得走。
吴大中没有胡说，天是近拂晓了，黑黢黢的山坡上的一切，已能依稀分辨出形态。
我在一大坨突出的山石下头避了一阵风雨，等到晓色初露，朦朦胧胧的山野显露出它的雨后色彩，我又撒腿往公路上跑。我不能在这儿生活下去，不能在这不是人呆的地方任人侮辱和宰割。
我要逃回上海去。
到了公路上，雨停了，风也刮得不那么凶了，算我运气，身后开过来的第一辆卡车，见我一招手，就停了下来，答应把我带到县城去。
县城里有班车开往贵阳，到了贵阳，就能搭去上海的火车。上班车无法混票，而上火车，我想买票也没钱。身上的皮夹子里那几块钱，买了一张班车票后，仅够在火车上买盒饭吃了。
幸好火车严重超员，幸好贵阳火车站几乎无人管理，幸好我啥也没带，拼命地随着蜂拥而上的乘客挤到了车厢里的盥洗处。
噢，这是提心吊胆的两天两夜，这是疲劳至极的两天两夜。除了买饭票，除了吃饭，除了上厕所，差不多所有的时间，我都把脸埋在臂弯里睡觉，睡不着我也把脸埋着。我怕人家注意到自己，怕列车员对我进行询问，怕查票。后来听人说，每天晚上九点左右，长途车上要查一次票。
我像害怕上法庭一样恐惧地等待着夜晚来临。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心跳如擂鼓，坐立不安。始终没有使用的盥洗池旁那块镜子里，映出我紧张的发白的脸色，眼睛里是一片惊慌。只要穿着铁路制服的人出现在我跟前，我就拼命地用牙齿抵住自己的舌头，不使上下牙齿打架的格格声传出来，不使自己沉不住气而喊出声来。
谢天谢地，不但第一天晚上没查票，连第二天晚上也没有查票。
高度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我就昏昏沉沉地一路上睡到上海车站。
听知青点去年回沪的男知青说过，混票到了上海站，不能从正门进出，可以沿着铁轨，往旱桥方向走，走个两三站路，就能绕出上海车站了。我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手上什么东西都不提，谁会想到我是从遥远的贵州回来的呢。
下了车，我尽可能装得坦然自若，尽可能显出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逆着提箱扛包匆匆而行的人流，往旱桥方向走去。
刚走出一二百步，一个披蓝布棉大衣的胖子从横里插到我跟前，吼道：
“喂，站住！你到哪儿去？”
“回家去。”我停下脚步，轻轻说。
“回什么家啊？”
“回自己屋头呀！”
“胡说！一看你那样子，就是个逃票的知青！”
“我是回屋头嘛！”我委屈地叫起来。可一听清自己的声音，我就傻了，两年来生活在贵州乡下，我已学会了一口贵州话，慌忙之际，我回答人家时，吐出来的全是贵州腔，这还怎么能冒充上海人呀。
我懊悔极了，到都到了，列车上没让人逮住，却在车站被人抓住了。
胖子招了一下手，眨眼间围上来五六个戴着上海民兵红袖章的壮汉。你一言我一语，都在教训我。
他们是一伙什么角色，我心头是清楚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就是原先“文攻武卫”指挥部。这是夺权的造反派自己抓起来的武装，惹恼了他们，那是要被拖进去打的。我忍气吞声，随他们说什么都不还嘴，跟着他们朝车站大门口走去。
一会儿工夫，就赶上了下火车的旅客人流，见我被围在中间，多少人的脸朝我转过来，多少双目光刺向我的脸啊。我简直不敢朝两边瞅一下。我想站停下来，等人们走光了，再朝前走。可刚停下步子，五六个民兵异口同声朝我呵斥起来，下车的人流干脆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了。
哎呀，越来越糟了。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走吧，我随你们走，随你们摆布啊。老天爷，我那九泉之下的妈妈，我那还在干校的爸爸，你们谁能想象，我今天受到的这种屈辱和难堪啊。我不是想逃票，我是没有钱哪。
押进出口处旁边那两间屋子以后，五六个民兵完成了使命，重又出去抓“在逃犯”了。
我一看，哈呀，两间屋子里关了三五十人。门口站着两个值班的，屋子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一手拿着本硬纸簿，一手拿支圆珠笔，他的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三个人都穿铁路制服，态度也不像民兵那么凶神恶煞。
再看那些被抓进来的，有愁容满面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若无其事谈笑风生的。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同案犯，我的心头不像开初那么慌张了。我好奇地瞅着屋里的动静。
拿硬纸簿和圆珠笔的人在逐个询问，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省插队落户，哪个站上的车，上的是快车还是慢车。问清了，好，补票。他身旁两位妇女早在讯问过程中，一个翻列车时刻表，一个翻里程价格表，等他伸出手来要钱补票时，价格已由妇女中的一位报出来了。
掏钱补了票，他挥挥手道：“走吧。”又接下去询问第二个。既不和颜悦色教育逃票者，又不厉声训斥。
有说没带钱的，那也难不倒他。只不过多提几个问题，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工作，记得电话号码吗？记不得也没关系。他撇下这个没钱补票的，又问下一个。而两个妇女中的一位，就走到电话机旁，操起话筒，问电话号码，给逃票者的父母单位挂去电话，大声报告他们的子女回来了，没买车票，现在正押在火车站，请立即携款来补票，带回自己的子女。
有不愿说话，不愿报家庭地址、报父母单位的，也有痛哭流涕哀求的，甚至冷嘲热讽骂他的，都不会引得他激动。他只是默默地瞅你几眼，然后走到另一个人面前，照样机械地、温声和气地发问。
见他问过了两三个人，我就在扪心自问，我怎么办，身上没钱，要有钱，我还会落到这个地步吗？要报父母的工作单位，我怎么报？爸爸在奉贤的“五七”干校，电话打通，他赶上来，至少要等到晚上。再说，爸爸是那么种身份，消息在他们干校传开，影响了他我怎么担待得起？
钱，都为的是钱。直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我焦急，我难受，可我仍是一筹莫展。
“叫什么名字啊？”终于问到我头上来了。
“我李丽”
“真名还是假名？”
天哪，这人真厉害，对其他人没问这一句，为啥我一答话，他就追问呢。
“真的。”
“在农场还是插队？”
“插队。”
“哪个省？”
“江西。”
“什么县？”
“铜鼓。”阿弥陀佛，幸好我记得，下脚坝知青点的姑娘中，有一个总和江西铜鼓县的同学通信。
“什么公社什么大队？”
“歇凉公社下脚坝大队。”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了，只好把歇凉寨大队下脚坝生产队搬到江西铜鼓县去。
“好。在哪儿上的车？”
“向西。”我记起了江西有这么一站。
“补票，十四块七。”他说得那样肯定，无须身旁的助手替他核算一下，准有过一个向西车站上车的人撞在他手里了。
“我我没钱”
“真没有？”天啊，我准在哪儿露出了破绽，他怎么对我盯得这样紧呢？
“真的没有”我掏出了皮夹打开来，又翻衣袋。
“没钱你为啥回来？”
“我”想到我为啥回上海，我的眼泪怎么也管不住了，扑簌簌地往下直掉“我受不了啦”
“少来这一套。说吧，你妈妈在什么单位？”
“妈妈死了”
“什么？”
“我妈妈死了”
“那你总有爸爸吧？”
“有。”
“他在什么单位？”
“原来在市监委。”
“现在呢？”
“在干校。”
“哪个干校？崇明还是奉贤？”
“呃呃”我实在没有勇气说。
“快说呀！你没看到这么多人等着吗？一会儿又有列车到达，一来又是一大批，你以为我喜欢看你掉泪吗？跟你说实话，我也有兄弟在外地插队，我不会故意刁难你。我只要你快报出父亲的单位，电话号码，好让他赶来接你，让你们父女早日团圆。你快说呀！”
除了哭，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快说，这位老阿哥很讲义气的，你少嚎几声吧！”
我转过半边脸，一个留绺小胡子、叼根香烟的逃票知青在朝我挤眉弄眼。
流氓。
我掏出手帕抹着眼泪。
“哎呀，我的插队小姐，有什么不可说的呢？你说出来我马上挂电话，你爸爸来了，我们可以跟他做工作，让他保证回家以后不骂你、不打你”“越说越远了，你别逼她了。”一个我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来，是矫楠，是他！“她的车票钱，我来给她垫。”
“好，爽快，你早点进来替她垫了，不就没事了嘛！向西到上海，连补票手续费在内，共十四块七。”
矫楠付了钱，连车票也没拿，转身就走了出去。
“，车票给你，走吧。”
我接过车票，一面拭着眼泪，一面走出去。身后有人在说，这两个人一定是算计好的，两人买了一张票。
我走出补票的房间，矫楠已没了影子。我急急地跑向出口处，发疯一样追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向四处人群环顾，都没有看到他。
他无影无踪了，这个冤家。
p;他惊愕地缩回手去抹着吐到他脸上的口水，嘴角露出一丝狞笑。
没待他重新伸手，我抡起手中的电筒，照准他的脑壳，用尽全身力气，就是狠狠地一下：
“叫你欺负人，叫你不怀好心！”
在他一声惊叫响起时，我顺手拉开了厢房门，一头冲进了雨扫风号的院坝，拼命跑进黝黑的山野，茫无目标地朝前跑、朝前跑。
耳膜里，似听到吴大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什么，还粗声粗气喊了我几声。可待我跑得两脚沾满稀泥，气喘得直想呕吐，被迫停下来时，四周围除了无边的黑夜，除了减弱了势头的风雨和隐隐绰绰的树影，除了远远近近的山峦勾勒出的曲线，啥也没有。
我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心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两条腿在寒颤似的抖动。我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真想哭，真想朝着苍天嚎叫，可我连哭的力气和时间都没有，我不能在这里逗留，如果这里还是歇凉寨大队的地盘，我还有危险。
我必须走，走不动也得走。
吴大中没有胡说，天是近拂晓了，黑黢黢的山坡上的一切，已能依稀分辨出形态。
我在一大坨突出的山石下头避了一阵风雨，等到晓色初露，朦朦胧胧的山野显露出它的雨后色彩，我又撒腿往公路上跑。我不能在这儿生活下去，不能在这不是人呆的地方任人侮辱和宰割。
我要逃回上海去。
到了公路上，雨停了，风也刮得不那么凶了，算我运气，身后开过来的第一辆卡车，见我一招手，就停了下来，答应把我带到县城去。
县城里有班车开往贵阳，到了贵阳，就能搭去上海的火车。上班车无法混票，而上火车，我想买票也没钱。身上的皮夹子里那几块钱，买了一张班车票后，仅够在火车上买盒饭吃了。
幸好火车严重超员，幸好贵阳火车站几乎无人管理，幸好我啥也没带，拼命地随着蜂拥而上的乘客挤到了车厢里的盥洗处。
噢，这是提心吊胆的两天两夜，这是疲劳至极的两天两夜。除了买饭票，除了吃饭，除了上厕所，差不多所有的时间，我都把脸埋在臂弯里睡觉，睡不着我也把脸埋着。我怕人家注意到自己，怕列车员对我进行询问，怕查票。后来听人说，每天晚上九点左右，长途车上要查一次票。
我像害怕上法庭一样恐惧地等待着夜晚来临。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心跳如擂鼓，坐立不安。始终没有使用的盥洗池旁那块镜子里，映出我紧张的发白的脸色，眼睛里是一片惊慌。只要穿着铁路制服的人出现在我跟前，我就拼命地用牙齿抵住自己的舌头，不使上下牙齿打架的格格声传出来，不使自己沉不住气而喊出声来。
谢天谢地，不但第一天晚上没查票，连第二天晚上也没有查票。
高度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我就昏昏沉沉地一路上睡到上海车站。
听知青点去年回沪的男知青说过，混票到了上海站，不能从正门进出，可以沿着铁轨，往旱桥方向走，走个两三站路，就能绕出上海车站了。我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手上什么东西都不提，谁会想到我是从遥远的贵州回来的呢。
下了车，我尽可能装得坦然自若，尽可能显出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逆着提箱扛包匆匆而行的人流，往旱桥方向走去。
刚走出一二百步，一个披蓝布棉大衣的胖子从横里插到我跟前，吼道：
“喂，站住！你到哪儿去？”
“回家去。”我停下脚步，轻轻说。
“回什么家啊？”
“回自己屋头呀！”
“胡说！一看你那样子，就是个逃票的知青！”
“我是回屋头嘛！”我委屈地叫起来。可一听清自己的声音，我就傻了，两年来生活在贵州乡下，我已学会了一口贵州话，慌忙之际，我回答人家时，吐出来的全是贵州腔，这还怎么能冒充上海人呀。
我懊悔极了，到都到了，列车上没让人逮住，却在车站被人抓住了。
胖子招了一下手，眨眼间围上来五六个戴着上海民兵红袖章的壮汉。你一言我一语，都在教训我。
他们是一伙什么角色，我心头是清楚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就是原先“文攻武卫”指挥部。这是夺权的造反派自己抓起来的武装，惹恼了他们，那是要被拖进去打的。我忍气吞声，随他们说什么都不还嘴，跟着他们朝车站大门口走去。
一会儿工夫，就赶上了下火车的旅客人流，见我被围在中间，多少人的脸朝我转过来，多少双目光刺向我的脸啊。我简直不敢朝两边瞅一下。我想站停下来，等人们走光了，再朝前走。可刚停下步子，五六个民兵异口同声朝我呵斥起来，下车的人流干脆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了。
哎呀，越来越糟了。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走吧，我随你们走，随你们摆布啊。老天爷，我那九泉之下的妈妈，我那还在干校的爸爸，你们谁能想象，我今天受到的这种屈辱和难堪啊。我不是想逃票，我是没有钱哪。
押进出口处旁边那两间屋子以后，五六个民兵完成了使命，重又出去抓“在逃犯”了。
我一看，哈呀，两间屋子里关了三五十人。门口站着两个值班的，屋子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一手拿着本硬纸簿，一手拿支圆珠笔，他的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三个人都穿铁路制服，态度也不像民兵那么凶神恶煞。
再看那些被抓进来的，有愁容满面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若无其事谈笑风生的。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同案犯，我的心头不像开初那么慌张了。我好奇地瞅着屋里的动静。
拿硬纸簿和圆珠笔的人在逐个询问，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省插队落户，哪个站上的车，上的是快车还是慢车。问清了，好，补票。他身旁两位妇女早在讯问过程中，一个翻列车时刻表，一个翻里程价格表，等他伸出手来要钱补票时，价格已由妇女中的一位报出来了。
掏钱补了票，他挥挥手道：“走吧。”又接下去询问第二个。既不和颜悦色教育逃票者，又不厉声训斥。
有说没带钱的，那也难不倒他。只不过多提几个问题，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工作，记得电话号码吗？记不得也没关系。他撇下这个没钱补票的，又问下一个。而两个妇女中的一位，就走到电话机旁，操起话筒，问电话号码，给逃票者的父母单位挂去电话，大声报告他们的子女回来了，没买车票，现在正押在火车站，请立即携款来补票，带回自己的子女。
有不愿说话，不愿报家庭地址、报父母单位的，也有痛哭流涕哀求的，甚至冷嘲热讽骂他的，都不会引得他激动。他只是默默地瞅你几眼，然后走到另一个人面前，照样机械地、温声和气地发问。
见他问过了两三个人，我就在扪心自问，我怎么办，身上没钱，要有钱，我还会落到这个地步吗？要报父母的工作单位，我怎么报？爸爸在奉贤的“五七”干校，电话打通，他赶上来，至少要等到晚上。再说，爸爸是那么种身份，消息在他们干校传开，影响了他我怎么担待得起？
钱，都为的是钱。直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我焦急，我难受，可我仍是一筹莫展。
“叫什么名字啊？”终于问到我头上来了。
“我李丽”
“真名还是假名？”
天哪，这人真厉害，对其他人没问这一句，为啥我一答话，他就追问呢。
“真的。”
“在农场还是插队？”
“插队。”
“哪个省？”
“江西。”
“什么县？”
“铜鼓。”阿弥陀佛，幸好我记得，下脚坝知青点的姑娘中，有一个总和江西铜鼓县的同学通信。
“什么公社什么大队？”
“歇凉公社下脚坝大队。”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了，只好把歇凉寨大队下脚坝生产队搬到江西铜鼓县去。
“好。在哪儿上的车？”
“向西。”我记起了江西有这么一站。
“补票，十四块七。”他说得那样肯定，无须身旁的助手替他核算一下，准有过一个向西车站上车的人撞在他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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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有？”天啊，我准在哪儿露出了破绽，他怎么对我盯得这样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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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你为啥回来？”
“我”想到我为啥回上海，我的眼泪怎么也管不住了，扑簌簌地往下直掉“我受不了啦”
“少来这一套。说吧，你妈妈在什么单位？”
“妈妈死了”
“什么？”
“我妈妈死了”
“那你总有爸爸吧？”
“有。”
“他在什么单位？”
“原来在市监委。”
“现在呢？”
“在干校。”
“哪个干校？崇明还是奉贤？”
“呃呃”我实在没有勇气说。
“快说呀！你没看到这么多人等着吗？一会儿又有列车到达，一来又是一大批，你以为我喜欢看你掉泪吗？跟你说实话，我也有兄弟在外地插队，我不会故意刁难你。我只要你快报出父亲的单位，电话号码，好让他赶来接你，让你们父女早日团圆。你快说呀！”
除了哭，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快说，这位老阿哥很讲义气的，你少嚎几声吧！”
我转过半边脸，一个留绺小胡子、叼根香烟的逃票知青在朝我挤眉弄眼。
流氓。
我掏出手帕抹着眼泪。
“哎呀，我的插队小姐，有什么不可说的呢？你说出来我马上挂电话，你爸爸来了，我们可以跟他做工作，让他保证回家以后不骂你、不打你”“越说越远了，你别逼她了。”一个我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来，是矫楠，是他！“她的车票钱，我来给她垫。”
“好，爽快，你早点进来替她垫了，不就没事了嘛！向西到上海，连补票手续费在内，共十四块七。”
矫楠付了钱，连车票也没拿，转身就走了出去。
“，车票给你，走吧。”
我接过车票，一面拭着眼泪，一面走出去。身后有人在说，这两个人一定是算计好的，两人买了一张票。
我走出补票的房间，矫楠已没了影子。我急急地跑向出口处，发疯一样追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向四处人群环顾，都没有看到他。
他无影无踪了，这个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