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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但凡得罪、顶撞过曹操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腹诽心谤可是既说不清又不要证据的事，当然一抓一个准。这种以“腹诽心谤”为罪名杀人的事，刘邦干过，汉武帝刘彻干过，曹操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那个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风最正派，在群众中威望最高的崔琰，就是这样被曹操整死的。
崔琰，字季珪，是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史书上称他“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也就是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看人看得准，做事做得正，而且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据说连曹操看到他，也为他那一身正气而慑服（太祖亦敬惮焉）。事实上曹操也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伯夷是所谓“君子”的典型，据说他“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史鱼则是所谓“直臣”的典型，因卫灵公不纳他的忠言，便在临终前留下遗嘱，不让家人给他在正堂治丧，终于用这“尸谏”的方式，迫使卫灵公改正了错误。所以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一样直。孟子则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贫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认为崔琰是众人的表率，时代的楷模。
崔琰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在担任组织部长兼人事部长职务期间，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录用，不讲情面，以致“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杜绝了用人的腐败，树立了朝廷的威望。
崔琰又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曹操晚年，曾为立嗣问题苦恼，不知是立最年长的曹丕呢，还是立最有才的曹植。于是便以信函密问百官，请他们陈述意见，密封以答。惟独崔琰却“露板”（不封板牍）公开作答，说根据春秋之义，立子以长，何况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我崔琰愿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为惊异。因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荐曹植而举荐曹丕，说明他确实是处以公心的，连曹操也不得不“喟然叹息”敬佩他的大公无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曹操杀了，而且完全是诬杀。杀他的理由，就是“腹诽心谤”以所谓“腹诽心谤”为罪名来杀人，原本就是混账逻辑，更何况说崔琰“腹诽心谤”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后，有一个名叫杨训的人写了表章，称颂曹操的功勋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迎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又议及崔琰，认为他居然举荐杨训做官，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失察和失职。于是崔琰便把杨训奏章的底稿要来看了一下，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呼时呼，会当有变时。”此案便由此而起。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崔琰写这封信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但此信确实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它直译过来是：表章我看过了，事情做得还算可以嘛！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个还算可以的事是什么事，而那个会发生变化的情况又是什么。它们可以理解为：杨训的这份奏章写得还算可以，或他上奏章这件事做得还算可以，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理解，就事论事，顺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这么理解。他的解释翻译过来就会是这样：表章我看过了，曹某人做的那些事还算是可以嘛！天时啊天时，总会有变的时候。所以曹操愤怒地说：老百姓通常都讲，生个女娃儿罢了，不过“还算可以”而已，这个“耳”字不是好字眼。“总会有变的时候”更是出言不逊，别有用心！于是便处崔琰以髡刑输徒。也就是剃个阴阳头，送去劳改队吧。崔琰受此凌辱，内心却很坦然，行止如故，辞色不挠，毫无猥琐卑屈、摇尾乞怜的样子。那个告密者又去报告曹操，说崔琰并无认罪悔改之意。曹操便下手令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仍接交宾客，门庭若市，说话抖动着胡须，看人直瞪着眼睛，好像心怀不满嘛！三天后，负责监视崔琰的官吏报告说崔琰并未自杀，曹操竟发怒说：崔琰难道一定要我去动刀锯吗？崔琰听说这话，点点头说，这是我的不是了，不知曹公竟有这个意思。于是从容自尽。
崔琰之死，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冤案。连陈寿作史时，都忍不住要说：“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崔）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其实，崔琰并无“不虔”而曹操早有杀机。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平定袁氏，领冀州牧。他得意洋洋地对刚从冀州监狱里救出来、当了他的别驾从事的崔琰说，昨天我查了一下户口，这一回我可得三十万人，冀州可真是个大州啊！谁知崔琰却说：如今天下分崩，九州分裂，袁氏弟兄同室操戈，冀州百姓露尸荒野。王师驾到，没听说先传布仁声，存问风俗，救民于涂炭，反倒首先算计能得到多少兵甲，以扩充实力为当务之急，这难道是敝州男女老少寄希望于明公的吗？这一番义正词严，吓得旁边的宾客脸都白了，曹操也连忙收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道歉。因为这实在是正义和正直的声音，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但那疙瘩，也就结在了心底。应该说，从204年结怨，到216年杀人，曹操等了十二年，他已经等得够久的了。
我们不要忘记，专制时代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曹操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就连最窝囊最低能的皇帝和官员都会这一手。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有的人会当场翻脸，立即实施报复；有的人则会为了长远的目标和更大的利益。先忍下来，等到秋后再算账。
但，是秋后算账还是当场翻脸，却是英雄或奸雄与狗熊或笨蛋的分野。
于是，崔琰便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是君子；曹操则用崔琰的死，证明自己是奸雄。
孔融的死则有所不同。
孔融，字文举，据说是孔夫子第二十世孙，来头自然很大。他小时候便很聪明，被视为“神童”；十六岁时为掩护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与哥哥孔褒争死，被视为“义士”于是孔融便名满天下，世人皆知，与前面说到过的那位边让同为“后进冠盖”三十八岁就当了北海相。后来，他又被曹操请到许昌，当了主管工程的将作大臣（建设部长）。每次朝廷开御前会议，都是他作主发言人，其他卿大夫则不过挂名委员而已。
孔融的才气大，名气大，脾气和架子当然也不小。197年，袁术称帝，曹操便想公报私仇趁机杀掉与袁术有婚姻关系的太尉杨彪。孔融听说后，立即去找曹操，说周书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孔融心想，扯你妈的淡！嘴上也不饶人：莫非成王要杀召公，周公也说不知道？如今天下人敬仰您，只因为您聪明仁智，办事公道。如果滥杀无辜，只怕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个，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汉，明儿个就不来上班了！曹操想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就不杀杨彪了，但心里肯定结了个疙瘩。
然而孔融却不放过曹操，一有机会就找他的岔子，用讽刺挖苦和故意捣乱的方式来发泄他对曹操的不满。曹操攻破邺城，曹丕把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小老婆。孔融就给曹操写信，说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了。曹操因孔融博学，以为真有这事，便问他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又比如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说酒可以亡国，由此非禁不可。孔融又跳出来唱反调，说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间有酒德，酒怎么可以禁？再说从古以来就有因女人而亡国的，怎么不禁女人？这些话，当然让曹操很不受用。但孔融来头大，名气大，曹操轻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说些讽刺刻薄话，也许曹操忍一忍也就罢了。可惜孔融还要攻击曹操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对曹操的每一重大决策都要表示反对，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了。加上孔融和刘备关系非同一般，曹操又正好要用兵荆州。留着这样的人在朝中，如何放心得下？于是曹操便决定在消灭刘备之前，先消灭了孔融。
杀孔融毕竟不是杀别的什么无名鼠辈，还得讲点法律程序。因此曹操便任命郗虑去当检察长（御史大夫），查一查孔融有什么问题。郗虑原本与孔融不和，对曹操的任命自然心领神会，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证，并让一个叫路粹的人写了举报材料。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劉（刘）字。这便是谋反了，当然该杀，可杀。于是孔融很快就被下狱、处死、弃市，老婆孩子也统统受到株连。
不过曹操杀孔融，用的却不是“谋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据路粹的揭发和后来公布的罪状，孔融有两条“反动言论”一是说：父与子，有什么恩？论其本义，不过当时情欲发作而已。子与母，又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二是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这样的言论，当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布告上恶狠狠地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不但该杀，而且还杀晚了。
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首先，我们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论。但曹操说有，那就有，不容申辩的。其次，即便有，也顶多是不像话，有错而无罪。但曹操那个时代是不讲人权的，连“腹诽心谤”都有罪，何况“猖狂攻击”？当然该死。第三，曹操自己说“唯才是举”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怎么可以因为不孝而杀人呢？岂非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再说，孔融只不过有不孝的言论，曹操还把它用到组织路线和人事政策上去了，岂不更该杀？不过，这些话我们并不能去问曹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其实，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杀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极有心计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气用事的书呆子。首先，汉王朝历来主张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杀孔融，说明他维护孝道，而维护孝道就是维护汉室。这就光明正大，同时还洗刷了自己“谋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捞了一票。其次，这样做，不但能消灭孔融的肉体，还能诋毁孔融的名誉。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孙居然主张不孝，他的人品还靠得住吗？一个连祖宗都背叛的人，难道还不该死吗？显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还要让他死有余辜，死了以后也翻不过身来，遗臭万年。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很厉害的。陈寿作三国志时，便不敢为孔融立传。
说来曹操的杀孔融，确有正一正风气的目的。只不过这风气与孝不孝的没有什么关系，却与政治关系颇大。我们知道，东汉末年，许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标榜。其中自然有洁身自好的高洁之士，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不论何种“清流”共同的特点，是才气大脾气也大，或没有才气脾气却很大。他们都自命清高，不肯与所谓俗人来往，也不肯与当局合作，或装作不与当局合作。如果只是个人生活闹闹脾气，还不要紧，然而他们还要把这种风气带到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弄得影响很大，这就不能不让曹操头疼。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专政，岂容别人天天说他的怪话？他要用人，岂容大家都不来合作？这就要杀一儆百，才能一正风气，而孔融正好是这样一只大公鸡。所以他要杀孔融，还要批判他。对另一个才气和脾气也很大，地位和影响却不如孔融的人，就不去动他，而是交给别人去杀。
这个人，... -->>
实际上，但凡得罪、顶撞过曹操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腹诽心谤可是既说不清又不要证据的事，当然一抓一个准。这种以“腹诽心谤”为罪名杀人的事，刘邦干过，汉武帝刘彻干过，曹操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那个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风最正派，在群众中威望最高的崔琰，就是这样被曹操整死的。
崔琰，字季珪，是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史书上称他“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也就是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看人看得准，做事做得正，而且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据说连曹操看到他，也为他那一身正气而慑服（太祖亦敬惮焉）。事实上曹操也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伯夷是所谓“君子”的典型，据说他“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史鱼则是所谓“直臣”的典型，因卫灵公不纳他的忠言，便在临终前留下遗嘱，不让家人给他在正堂治丧，终于用这“尸谏”的方式，迫使卫灵公改正了错误。所以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一样直。孟子则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贫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认为崔琰是众人的表率，时代的楷模。
崔琰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在担任组织部长兼人事部长职务期间，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录用，不讲情面，以致“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杜绝了用人的腐败，树立了朝廷的威望。
崔琰又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曹操晚年，曾为立嗣问题苦恼，不知是立最年长的曹丕呢，还是立最有才的曹植。于是便以信函密问百官，请他们陈述意见，密封以答。惟独崔琰却“露板”（不封板牍）公开作答，说根据春秋之义，立子以长，何况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我崔琰愿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为惊异。因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荐曹植而举荐曹丕，说明他确实是处以公心的，连曹操也不得不“喟然叹息”敬佩他的大公无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曹操杀了，而且完全是诬杀。杀他的理由，就是“腹诽心谤”以所谓“腹诽心谤”为罪名来杀人，原本就是混账逻辑，更何况说崔琰“腹诽心谤”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后，有一个名叫杨训的人写了表章，称颂曹操的功勋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迎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又议及崔琰，认为他居然举荐杨训做官，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失察和失职。于是崔琰便把杨训奏章的底稿要来看了一下，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呼时呼，会当有变时。”此案便由此而起。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崔琰写这封信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但此信确实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它直译过来是：表章我看过了，事情做得还算可以嘛！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个还算可以的事是什么事，而那个会发生变化的情况又是什么。它们可以理解为：杨训的这份奏章写得还算可以，或他上奏章这件事做得还算可以，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理解，就事论事，顺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这么理解。他的解释翻译过来就会是这样：表章我看过了，曹某人做的那些事还算是可以嘛！天时啊天时，总会有变的时候。所以曹操愤怒地说：老百姓通常都讲，生个女娃儿罢了，不过“还算可以”而已，这个“耳”字不是好字眼。“总会有变的时候”更是出言不逊，别有用心！于是便处崔琰以髡刑输徒。也就是剃个阴阳头，送去劳改队吧。崔琰受此凌辱，内心却很坦然，行止如故，辞色不挠，毫无猥琐卑屈、摇尾乞怜的样子。那个告密者又去报告曹操，说崔琰并无认罪悔改之意。曹操便下手令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仍接交宾客，门庭若市，说话抖动着胡须，看人直瞪着眼睛，好像心怀不满嘛！三天后，负责监视崔琰的官吏报告说崔琰并未自杀，曹操竟发怒说：崔琰难道一定要我去动刀锯吗？崔琰听说这话，点点头说，这是我的不是了，不知曹公竟有这个意思。于是从容自尽。
崔琰之死，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冤案。连陈寿作史时，都忍不住要说：“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崔）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其实，崔琰并无“不虔”而曹操早有杀机。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平定袁氏，领冀州牧。他得意洋洋地对刚从冀州监狱里救出来、当了他的别驾从事的崔琰说，昨天我查了一下户口，这一回我可得三十万人，冀州可真是个大州啊！谁知崔琰却说：如今天下分崩，九州分裂，袁氏弟兄同室操戈，冀州百姓露尸荒野。王师驾到，没听说先传布仁声，存问风俗，救民于涂炭，反倒首先算计能得到多少兵甲，以扩充实力为当务之急，这难道是敝州男女老少寄希望于明公的吗？这一番义正词严，吓得旁边的宾客脸都白了，曹操也连忙收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道歉。因为这实在是正义和正直的声音，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但那疙瘩，也就结在了心底。应该说，从204年结怨，到216年杀人，曹操等了十二年，他已经等得够久的了。
我们不要忘记，专制时代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曹操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就连最窝囊最低能的皇帝和官员都会这一手。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有的人会当场翻脸，立即实施报复；有的人则会为了长远的目标和更大的利益。先忍下来，等到秋后再算账。
但，是秋后算账还是当场翻脸，却是英雄或奸雄与狗熊或笨蛋的分野。
于是，崔琰便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是君子；曹操则用崔琰的死，证明自己是奸雄。
孔融的死则有所不同。
孔融，字文举，据说是孔夫子第二十世孙，来头自然很大。他小时候便很聪明，被视为“神童”；十六岁时为掩护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与哥哥孔褒争死，被视为“义士”于是孔融便名满天下，世人皆知，与前面说到过的那位边让同为“后进冠盖”三十八岁就当了北海相。后来，他又被曹操请到许昌，当了主管工程的将作大臣（建设部长）。每次朝廷开御前会议，都是他作主发言人，其他卿大夫则不过挂名委员而已。
孔融的才气大，名气大，脾气和架子当然也不小。197年，袁术称帝，曹操便想公报私仇趁机杀掉与袁术有婚姻关系的太尉杨彪。孔融听说后，立即去找曹操，说周书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孔融心想，扯你妈的淡！嘴上也不饶人：莫非成王要杀召公，周公也说不知道？如今天下人敬仰您，只因为您聪明仁智，办事公道。如果滥杀无辜，只怕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个，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汉，明儿个就不来上班了！曹操想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就不杀杨彪了，但心里肯定结了个疙瘩。
然而孔融却不放过曹操，一有机会就找他的岔子，用讽刺挖苦和故意捣乱的方式来发泄他对曹操的不满。曹操攻破邺城，曹丕把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小老婆。孔融就给曹操写信，说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了。曹操因孔融博学，以为真有这事，便问他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又比如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说酒可以亡国，由此非禁不可。孔融又跳出来唱反调，说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间有酒德，酒怎么可以禁？再说从古以来就有因女人而亡国的，怎么不禁女人？这些话，当然让曹操很不受用。但孔融来头大，名气大，曹操轻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说些讽刺刻薄话，也许曹操忍一忍也就罢了。可惜孔融还要攻击曹操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对曹操的每一重大决策都要表示反对，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了。加上孔融和刘备关系非同一般，曹操又正好要用兵荆州。留着这样的人在朝中，如何放心得下？于是曹操便决定在消灭刘备之前，先消灭了孔融。
杀孔融毕竟不是杀别的什么无名鼠辈，还得讲点法律程序。因此曹操便任命郗虑去当检察长（御史大夫），查一查孔融有什么问题。郗虑原本与孔融不和，对曹操的任命自然心领神会，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证，并让一个叫路粹的人写了举报材料。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劉（刘）字。这便是谋反了，当然该杀，可杀。于是孔融很快就被下狱、处死、弃市，老婆孩子也统统受到株连。
不过曹操杀孔融，用的却不是“谋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据路粹的揭发和后来公布的罪状，孔融有两条“反动言论”一是说：父与子，有什么恩？论其本义，不过当时情欲发作而已。子与母，又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二是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这样的言论，当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布告上恶狠狠地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不但该杀，而且还杀晚了。
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首先，我们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论。但曹操说有，那就有，不容申辩的。其次，即便有，也顶多是不像话，有错而无罪。但曹操那个时代是不讲人权的，连“腹诽心谤”都有罪，何况“猖狂攻击”？当然该死。第三，曹操自己说“唯才是举”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怎么可以因为不孝而杀人呢？岂非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再说，孔融只不过有不孝的言论，曹操还把它用到组织路线和人事政策上去了，岂不更该杀？不过，这些话我们并不能去问曹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其实，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杀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极有心计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气用事的书呆子。首先，汉王朝历来主张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杀孔融，说明他维护孝道，而维护孝道就是维护汉室。这就光明正大，同时还洗刷了自己“谋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捞了一票。其次，这样做，不但能消灭孔融的肉体，还能诋毁孔融的名誉。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孙居然主张不孝，他的人品还靠得住吗？一个连祖宗都背叛的人，难道还不该死吗？显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还要让他死有余辜，死了以后也翻不过身来，遗臭万年。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很厉害的。陈寿作三国志时，便不敢为孔融立传。
说来曹操的杀孔融，确有正一正风气的目的。只不过这风气与孝不孝的没有什么关系，却与政治关系颇大。我们知道，东汉末年，许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标榜。其中自然有洁身自好的高洁之士，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不论何种“清流”共同的特点，是才气大脾气也大，或没有才气脾气却很大。他们都自命清高，不肯与所谓俗人来往，也不肯与当局合作，或装作不与当局合作。如果只是个人生活闹闹脾气，还不要紧，然而他们还要把这种风气带到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弄得影响很大，这就不能不让曹操头疼。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专政，岂容别人天天说他的怪话？他要用人，岂容大家都不来合作？这就要杀一儆百，才能一正风气，而孔融正好是这样一只大公鸡。所以他要杀孔融，还要批判他。对另一个才气和脾气也很大，地位和影响却不如孔融的人，就不去动他，而是交给别人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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