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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允、允、允、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
允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现在是允支持他。允集团的干将允公开制造舆论,说允 “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贬低胤。允也和允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所以,允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的王爵。
允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 -->>
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允、允、允、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
允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现在是允支持他。允集团的干将允公开制造舆论,说允 “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贬低胤。允也和允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所以,允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的王爵。
允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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