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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不知道。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有这份包厢待遇，我猜。
我们还谈到他的儿子。他告诉我他儿子成了军队的养猪模范。他从来不提他的女县长妻子。
还谈到了我的父亲。太阳的光斑在他额头上缩小。颜色深起来。他的脸色也深起来。晚饭是他叫服务员送进来的。他微笑地看我把肉积攒在碗边，最后一口塞进嘴里。
他悠然而响亮地咀嚼着，唇齿显得那样刚劲。我们已经像同龄人那样轻声问答。
从此的七年之后，我十八岁，老远的找到贺叔叔的瓜棚。那是他出狱后的生活。和一切以及他自己的背景都缺乏衔接。我们继续那场开始在火车上的轻声问答。
我问，他偶然也问，主要是问我将来。我是问他的曾经。他的紫槐，他的母亲。小时，故事中的主人公能否坐在你面前填掉你一个又一个疑团，是大事，他催促我睡去，他好办办公，看看文件、稿子。
九点多钟，他拉开门喝来一个服务员，让她打一盆热水来。水放在我铺前，他说：来洗脚吧小伙子。我慢慢蹭掉凉鞋，忽然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忽然觉得脚是不能给他看见的，一个蛮横突兀的动作，我把两只赤裸的脚缩到裙摆下面、我整个身体蜷起，两膝折成对折，缩在连衫裙筒中。
贺叔叔没有感到这个女孩一时兴妖作怪。他不去体察她突发的羞恼，说：我出生的地方，水可稀罕！他把自己的鞋脱下，又脱袜子挽裤腿，把两个长方的大脚浸泡入水。两个脚像放回池塘的缝鱼那样马上有了生命，有了对舒适的贪恋。不知怎么，我就跟着把脚也搁进盆里，我两只脚背上有褐色花斑，太阳把凉鞋的花纹摄在皮肤上。我一个夏天只有一双凉鞋，鞋穿到灰飞烟灭，它的影子却留在我脚上陪我入冬天。
像第一次穿泳衣下水那样羞躁而兴奋。脚心触在那宽厚的脚背上，我浑身汗毛刮过一阵风。
我想贺叔叔也感到我的异感，我的脸一定红了。他打趣着什么。我笑。水漫出盆沿。尽管他是我最亲近的一个长辈，如此的接触带来的一层接近我们都没有意料到。仿佛某种动物的肢端，或某种植物的根茎，它们是不该裸露的——不该在裸露时被触碰的——不该在裸露时被一份同样的裸露去触碰的。一开始他预感的不妥，此时来临了。
他感觉到十一岁的女孩在偷偷地感受一份不该被感受的舒适。他想把不妥之感更正过来。嘿嘿地笑，说这双小脚真像老虎脸。他在不假思索时常会流露别开生面的想象。
气氛被打了岔，他用脚心搓着我的脚，像我爸那样同我嬉闹。水泼了一地。我现在去想，我们当时都使劲要借一个事情的表象和我们表象的关系，隐秘地，在离表层很远的地方，从完全陌生的触碰中偷得一点儿舒适。
非常越轨的感觉。
肉体和接触在我们是决定性的，含羞草一样敏感的肌肤，神经全招展在外，却一碰就疼得萎缩了起来。于是那疼痛的抖瑟便是我们的快感。隐约的犯罪感满足着疯狂的好奇心。一个部位的裸露(哪怕是可以公然裸露的部位)同他身体一个裸露的局部相碰，它便是个闸口，所有的感知通过它释放出去；所有的神经从那儿如某水族那繁密的触须一般伸延出来。性的官能扩大，推移，逾越二十世纪心理学所指的三个性感区域，我们四十五年的共和国，禁欲使我们的肉体演变，同时不违伊甸园的天命。这演变使肉体的每一寸领土都可耕，都是沃土。都蕴藏着生养繁衍的希望。欲望可以在肉体的各部分得到输通和交换，在任何既定场合。
我十一岁。
大概是的。但更重要的不是性早熟，是因为理想和虚伪，使我们宁可相信十一岁的女孩是没有性感知的。对这感知的承认，会触犯人们。你们。
不，当时完全不清醒。
即便是成人也可能不清醒。
多少中国人。会记得一次暗中握手，或偶然的一次身体接触。不知多少如此可笑的接触被秘密珍藏下来。有时连同后果一道珍藏。
你们对身体绝对不像我们这样高度利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只有百分之八的可耕地。我们必须扩大可怜的可耕面积，使那不可耕的，也具有存在的意义。
整个事情没有完。事情甚至还不算开始。
火车进入夜色，水塘是一滩滩晶亮。刚发过水灾的江南。在贺叔叔静悄悄的阅读中，我在窗边睡着了。
壁炉的火多好。
谢谢。还有我的围巾。
联系过了。他们说从第四次就诊开始，保险公司承担一半诊费。
对了，请告诉我歌剧院怎么走。舒茨很爱歌剧，每年从菲薄的教授工资里拿出三千元捐助歌剧院。你猜对了，我爸爸也是歌剧迷。
不，不像他。舒茨更接近我父亲。
晚安。
你好。
没关系，候诊室有杂志翻。今天我没什么事，就早早离开了学校。
很好。
行。那我告诉你实话，不太好。
是的。我本来打算取消治疗。
不知道：一些时候我就是表达性很差，不想说话。讲英文尤其是的，我那母语的一半变得非常挑剔，很刻薄，讲英文的这一半刚开口，它就找到了毛病。然后开始指摘。此后，我每成型一个英文句子，就会听到尖刻的评论，是我母语的那一半在批评我非母语的这一半。说它的句子结构笨重，用词不巧妙。如此断裂。我那讲英文的自我变成了我整个人的异端，显得那么孤立。就想把嘴闭起来。
我有时更喜欢我这英文的一半。它好像是年轻的。它是——我老在想——它是无辜的。它鲁笨、稚拙、直率。
它是我的年仅十八岁的语言啊。
而我的中文，我的母语，它其中包含的我是有城府的。我那个基本与我同龄的语言。它那巨大的弹性，易变和善辩，它多成熟。
这样的时刻发生，我能做得到的只有缄默。
你说得对。
我确定，你是对的。
明天下午四点，让我写下来。
不知道。也许我一个人走走。天不错。也许和女朋友一块吃晚饭。闭上嘴，听她的。
谅解我突然变卦。
谢谢你的谅解。
明天见。
我想好了：我先得告诉你一个故事。
这就是那个故事。作者叫贺一骑。书太旧了，照片不是老，是古老。
知道中国的八年抗战吧？那解放区和敌占区呢？
p;不知道。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有这份包厢待遇，我猜。
我们还谈到他的儿子。他告诉我他儿子成了军队的养猪模范。他从来不提他的女县长妻子。
还谈到了我的父亲。太阳的光斑在他额头上缩小。颜色深起来。他的脸色也深起来。晚饭是他叫服务员送进来的。他微笑地看我把肉积攒在碗边，最后一口塞进嘴里。
他悠然而响亮地咀嚼着，唇齿显得那样刚劲。我们已经像同龄人那样轻声问答。
从此的七年之后，我十八岁，老远的找到贺叔叔的瓜棚。那是他出狱后的生活。和一切以及他自己的背景都缺乏衔接。我们继续那场开始在火车上的轻声问答。
我问，他偶然也问，主要是问我将来。我是问他的曾经。他的紫槐，他的母亲。小时，故事中的主人公能否坐在你面前填掉你一个又一个疑团，是大事，他催促我睡去，他好办办公，看看文件、稿子。
九点多钟，他拉开门喝来一个服务员，让她打一盆热水来。水放在我铺前，他说：来洗脚吧小伙子。我慢慢蹭掉凉鞋，忽然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忽然觉得脚是不能给他看见的，一个蛮横突兀的动作，我把两只赤裸的脚缩到裙摆下面、我整个身体蜷起，两膝折成对折，缩在连衫裙筒中。
贺叔叔没有感到这个女孩一时兴妖作怪。他不去体察她突发的羞恼，说：我出生的地方，水可稀罕！他把自己的鞋脱下，又脱袜子挽裤腿，把两个长方的大脚浸泡入水。两个脚像放回池塘的缝鱼那样马上有了生命，有了对舒适的贪恋。不知怎么，我就跟着把脚也搁进盆里，我两只脚背上有褐色花斑，太阳把凉鞋的花纹摄在皮肤上。我一个夏天只有一双凉鞋，鞋穿到灰飞烟灭，它的影子却留在我脚上陪我入冬天。
像第一次穿泳衣下水那样羞躁而兴奋。脚心触在那宽厚的脚背上，我浑身汗毛刮过一阵风。
我想贺叔叔也感到我的异感，我的脸一定红了。他打趣着什么。我笑。水漫出盆沿。尽管他是我最亲近的一个长辈，如此的接触带来的一层接近我们都没有意料到。仿佛某种动物的肢端，或某种植物的根茎，它们是不该裸露的——不该在裸露时被触碰的——不该在裸露时被一份同样的裸露去触碰的。一开始他预感的不妥，此时来临了。
他感觉到十一岁的女孩在偷偷地感受一份不该被感受的舒适。他想把不妥之感更正过来。嘿嘿地笑，说这双小脚真像老虎脸。他在不假思索时常会流露别开生面的想象。
气氛被打了岔，他用脚心搓着我的脚，像我爸那样同我嬉闹。水泼了一地。我现在去想，我们当时都使劲要借一个事情的表象和我们表象的关系，隐秘地，在离表层很远的地方，从完全陌生的触碰中偷得一点儿舒适。
非常越轨的感觉。
肉体和接触在我们是决定性的，含羞草一样敏感的肌肤，神经全招展在外，却一碰就疼得萎缩了起来。于是那疼痛的抖瑟便是我们的快感。隐约的犯罪感满足着疯狂的好奇心。一个部位的裸露(哪怕是可以公然裸露的部位)同他身体一个裸露的局部相碰，它便是个闸口，所有的感知通过它释放出去；所有的神经从那儿如某水族那繁密的触须一般伸延出来。性的官能扩大，推移，逾越二十世纪心理学所指的三个性感区域，我们四十五年的共和国，禁欲使我们的肉体演变，同时不违伊甸园的天命。这演变使肉体的每一寸领土都可耕，都是沃土。都蕴藏着生养繁衍的希望。欲望可以在肉体的各部分得到输通和交换，在任何既定场合。
我十一岁。
大概是的。但更重要的不是性早熟，是因为理想和虚伪，使我们宁可相信十一岁的女孩是没有性感知的。对这感知的承认，会触犯人们。你们。
不，当时完全不清醒。
即便是成人也可能不清醒。
多少中国人。会记得一次暗中握手，或偶然的一次身体接触。不知多少如此可笑的接触被秘密珍藏下来。有时连同后果一道珍藏。
你们对身体绝对不像我们这样高度利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只有百分之八的可耕地。我们必须扩大可怜的可耕面积，使那不可耕的，也具有存在的意义。
整个事情没有完。事情甚至还不算开始。
火车进入夜色，水塘是一滩滩晶亮。刚发过水灾的江南。在贺叔叔静悄悄的阅读中，我在窗边睡着了。
壁炉的火多好。
谢谢。还有我的围巾。
联系过了。他们说从第四次就诊开始，保险公司承担一半诊费。
对了，请告诉我歌剧院怎么走。舒茨很爱歌剧，每年从菲薄的教授工资里拿出三千元捐助歌剧院。你猜对了，我爸爸也是歌剧迷。
不，不像他。舒茨更接近我父亲。
晚安。
你好。
没关系，候诊室有杂志翻。今天我没什么事，就早早离开了学校。
很好。
行。那我告诉你实话，不太好。
是的。我本来打算取消治疗。
不知道：一些时候我就是表达性很差，不想说话。讲英文尤其是的，我那母语的一半变得非常挑剔，很刻薄，讲英文的这一半刚开口，它就找到了毛病。然后开始指摘。此后，我每成型一个英文句子，就会听到尖刻的评论，是我母语的那一半在批评我非母语的这一半。说它的句子结构笨重，用词不巧妙。如此断裂。我那讲英文的自我变成了我整个人的异端，显得那么孤立。就想把嘴闭起来。
我有时更喜欢我这英文的一半。它好像是年轻的。它是——我老在想——它是无辜的。它鲁笨、稚拙、直率。
它是我的年仅十八岁的语言啊。
而我的中文，我的母语，它其中包含的我是有城府的。我那个基本与我同龄的语言。它那巨大的弹性，易变和善辩，它多成熟。
这样的时刻发生，我能做得到的只有缄默。
你说得对。
我确定，你是对的。
明天下午四点，让我写下来。
不知道。也许我一个人走走。天不错。也许和女朋友一块吃晚饭。闭上嘴，听她的。
谅解我突然变卦。
谢谢你的谅解。
明天见。
我想好了：我先得告诉你一个故事。
这就是那个故事。作者叫贺一骑。书太旧了，照片不是老，是古老。
知道中国的八年抗战吧？那解放区和敌占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