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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颠覆阴谋”和“知匪不报”的捏造罪名扑灭了襁褓之中的“中国民主党”
60年代初，李敖以“20世纪的李卓吾”的形象震惊全岛。李敖的思想深受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的影响，针对传统伦理及以传统伦理为幌子的国民党专制统治主动出击。鲁迅笔下的魏连处在传统的阴影下接受了旧式的葬礼。而李敖在父亲的葬礼上用“不磕头，不燃纸，不流一滴眼泪”来表达他最深的爱，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俱往矣”的勇敢。
李敖思想的核心是“全盘西化论”他是继鲁迅以来对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自身反省最深入的人。他的计秋评论达到甚至超越了鲁迅的思想。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大毛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请于真知、疏于自省，全都是“诛心之论”鞭打在其七寸之处。
李敖力图恢复胡适的自由主义者形象，把胡适比作具有远见的、好唱反调的乌鸦，称赞胡适是永不停止的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同时，他又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他认为胡适的学术是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与其做迂腐不堪的文史之学，不如在台湾这块文化沙漠上打几口井。
故星杂志一石激起千层浪。勇敢的李敖不顾中国文坛千百年的禁忌，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学与朝、野的显贵名流，如：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郑学稼、刘哲、钱穆、唐君毅、萨孟武、谢扶雅等。这张名单还可以像流水一样开下去。我最佩服李敖的就是这一点：相信真理，不相信权威；崇拜自我，不害怕孤立。李敖虽然被捕，但他惊醒了整整一代台湾青年，把独立思考的武器交到他们手中。
如果说李敖是思想界的星辰，那么陈映真则是文学界的星辰。陈映真由个人道德世界的深刻内省走向社会文化结构的批判“异端乌托邦”的性格使他的命运具有“孤独的义人”的悲剧色彩。在压抑机制下“写作”成为他探讨人生、人性、生死。灵肉、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奴役与自由等“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方式，写作成为他表现苦难、批判现实、追求自由的象征。
王安忆在鹤托邦诗篇中，尊敬地称陈映真是一个“身在孤岛，心惊世界”的人；而黎湘萍在站湾的忧郁中，借用惠特曼的诗将他比作“孤独的橡树”陈映真的创作无一例外地具有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处在被禁止和被镇压的地位。特务机构里有专门搜集、分析他的言论的专业思想侦探。被捕之后，他才发现审讯官前关于他的材料已堆积如山。
六七十年代之交，民权运动席卷世界。在这最黑暗的夜半，知识界并没有保持沉默。1968年，柏杨主持的文李杂志发表漫画“大力水手”辛辣讽刺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结果被捕。开始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0年。柏杨在狱中写出了巨著伯话资治通鉴。1971年10月，台湾大学师生召开“言论自由”、“民主生活”座谈会，拉开学运序幕。1973年2月17日，学运思想领袖陈鼓应、王晓波被捕。次日，台大学生部誉妥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在校门持刀自刎，血荐轩辕。
70年代初，台湾岛内受到一连串政治浪潮的猛烈冲击。成为那一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的，是席卷台港及海外华人世界的保钓运动。经过保钓运动的潮起潮落，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熟起来，作为一支生力军，加入到风云激荡的民主化进程中来。
1979年，高雄爆发“美丽岛共件”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榜丽岛杂志为核心，在高雄举行数万人的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蒋经国下令镇压，152人被捕。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姚嘉文、张俊宏等被判12年。这是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
在数十年的政治高压下，台湾文学取得了令人仰视的辉煌成就。从日据时代的赖和、杨送、吴浊流，到五六十年代的钟理和、陈老潮、李乔，他们的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具有罕见的真诚和正直的质地。一言以蔽之，保持精英的思考，关注民生的生存，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呕心沥血。以钟理和的笠山农场为例，堪称光复前后台湾农村社会的一部史诗。作品笔调虽然凄悯沉闷，但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民众的关怀、浓郁的悲剧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陆文学最为缺乏的。单就侯孝贤的电影和罗大佑的校园民谣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陆电影、音乐不可企及的。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颗颗平凡且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心’。
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岛外压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严密禁锢的社会政治控制出现松动，那些自隙缝里生长的小草开始成长为参天大树。80年代初，政治小说在诸多流派中一枝独秀，为民主鸣锣开道。施明正以亲身经历写出渴死者、喝尿部等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暗无天日的台湾监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殊死博斗。王拓的件肚港的故事、陈映真的灿路、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钟延豪的概君的日记等作品，承继了台湾文学一贯的抗议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条线索，与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之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台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不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空洞理念、苍白教条、华丽词藻、悠远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寻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丰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复。黄春明笔下的农民、杨青矗笔下的工人、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黄凡笔下的市民、张系国笔下的留学生、李昂笔下的女性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了台湾作家启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强烈。他们与民众之间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双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o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虽然是微量元素，却是“活的资源”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渠道中，以各种方式得以传播和转化。他们是生物学中的“酶”化学中的“催化剂”今天台湾的民众可以毫无愧色地享用民主的果实，因为他们拥有值得骄傲的知识分子。
在写旧俄知识分子时，我用了较多的理论分析；在写台湾知识分子时，则更多地对事件进行描述。看似体例不统一，实则是对症下药，分别使用最能说明各自问题的笔法。
看法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我的目的不是就事论事，当然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想通过两次“x”光的扫描，梳理梳理我混乱的思路。也许还是没有梳理清。
旧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贵族，后来转向民粹主义。托尔斯泰放弃奢侈的生活，像农民一样生活，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他们仍然无法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旧俄流行一句颇为恶毒却也中肯的玩笑：“老爷造反，为的是想当车夫。”相反，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平民，甚至贫民的家庭。如钟理和就是一个地他道道的、家贫如洗的农民，被困苦的生活折磨而死。他们后来却转向了精英的立场。
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问题还是在“民主”上。前者是一种博大、崇高的举动，带着宗教的情怀，获得自我的拯救和升华；后者是一种务实、平稳的选择，带着世俗的考虑，获得与他人的沟通与了解。从审美的角度上，我当然更欣赏前者，但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后者所走的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
“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地贯彻民主意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要有民主意识来支撑，对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有益的。如果民主被遮蔽了，那么革命所革的全是知识分子的命，改良所改的全是社会良性的部分，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如晚清慈禧最后的改良。
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是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独立意识。舍此三者，纵然为学界泰斗、博学鸿儒，也是不能对社会进步作任何贡献的废物。有人说，大陆最缺乏的是知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陆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一千多所高校，百万名教学科研人员，大陆最缺的是以上三大意识，最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陆，有“知识”的废物实在是太多了。
望断天涯路，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天涯在哪里？天涯在我们的。心中。
玩笑与真理
——读不透的昆德拉
著名犹太作家米兰昆德拉对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困惑的名字。他像一个陷阱，既可被认为很深，也可被认为很浅。作家余华在某大学演讲时曾轻蔑地说：“昆德拉在欧美不过是三流作家。”果真如此吗？昆德拉自从1960年以玩笑一举成名之后，先后获得六次国际大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同凡响的震撼。阿拉贡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华盛顿邮报称之为“欧美最杰出的和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昆德拉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只有马尔克斯能够相比。余华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要么说明他的无知，要么说明他的心虚——他的“火种”中，好一部分就是取自昆德拉的。
迄至1996年，昆德拉创作了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缓慢；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论文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这些作品打上了鲜明的“昆德拉烙印”又具有五彩缤纷，变化多端的艺术风格。
“地方”的生存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他方，生活在彼岸，这是昆德拉的一个基本思想。苏军入侵捷克后，昆德拉本人受监控，作品受禁止，1975年不得不移居法国，1979年笑忘录发表后，他又被玻夺了捷克公民资格。因此，他作为一名流亡作家，倍感“他方”生存的苦痛。“他方”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他方”更是形而上的“他方”一只蝴蝶在蛹的世界里是不会被指认为美丽的，因为它找错了表演的场合。
生活在别处的主人公，少年诗人雅罗米尔，就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中走向广毁灭。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彼处时，那是梦，是诗，是艺术，而当彼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雅罗米尔在一个只有开会和秩序、官僚和文件的世界里，还想扮演莱蒙托夫、雪莱、兰波的角色，只能被无情吞噬。
昆德拉很少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这方”的布拉格，但昆德拉的布拉格与照片中的布拉格一样清晰。老舍的北京、张爱玲的上海。巴尔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伟大的作家能给他们的城市命名。对于昆德拉来说，布拉格是一个没有帷幕的、充满麦克风的城市，它强制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在本质上“同一”结果个人统统消失了。城市也陷落了。布拉格只剩下一座座灰色的大楼和一串串行走的风衣。昆德拉透视布拉格美苦众生的命运，发现生活不过如此而已：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戏剧中扮演他的角色，这时，他不会注意他们已改变了布景，对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戏剧中演出毫无知觉。这时，荒谬产生了。
昆德拉是一个抗议者，但他认识到了抗议的局限。戏还得在“他方”演下去。
遗忘与记忆
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遗忘与记忆的斗争，笑忘录一开头便是描写捷共诞生那天的历史细节：捷共领袖奇特瓦尔德顶着漫天飞雪向数十万群众发表演说，他的战友、善良体贴的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皮帽，戴到哥氏的头上。4年以后，克氏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送上续刑架。于是，当年的照片全被宣传部门处理过了：哥氏旁边只有光光的宫墙。这样，克氏所遗留下的一切，就只有那顶戴在哥氏头上的帽子。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联想到中国的“井冈山会师图”朱德被换成林彪，连顶帽子也没留下，我为昆德拉的睿智而惊奇：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对普遍真相的揭示。
从这个角度，昆德拉对乐观的历史进步主义给以致命一击。历史不过是还未遗忘农物的涓涓细流，被引向已被遗忘井物的汪洋大海；然而时间继续在流逝，新的时代将会产生，这些时代个人有限的记忆将无法理解；数百年，数千年将因此而湮没。数百年的绘画和音乐，数百年的发明、战争、书籍和结果将使悲惨的人失去一切洞察自己的能力，他的历史将退缩成一堆毫无意义的图示符号。
昆德拉对历史的质疑超越了鲁迅。鲁迅说过，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他的思路仍是二元对立模式：二十四史即使成为工农兵学商的历史，难道就能迫近真实吗？昆德拉跳出真不真的圈子，宣布说：当历史控制入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它的无限性，这一结论对于拥有悠长的史家传统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
昆德拉并没有由怀疑走向虚无，他用小说来拒斥恐怖的、非人道的历史，来实现记忆，催生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创造和个人的选择。我想起一部苏联小说活着，并且记住，可见文学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帮助人类记忆。昆德拉总结说：“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历史所作的报复。”
“制造颠覆阴谋”和“知匪不报”的捏造罪名扑灭了襁褓之中的“中国民主党”
60年代初，李敖以“20世纪的李卓吾”的形象震惊全岛。李敖的思想深受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的影响，针对传统伦理及以传统伦理为幌子的国民党专制统治主动出击。鲁迅笔下的魏连处在传统的阴影下接受了旧式的葬礼。而李敖在父亲的葬礼上用“不磕头，不燃纸，不流一滴眼泪”来表达他最深的爱，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俱往矣”的勇敢。
李敖思想的核心是“全盘西化论”他是继鲁迅以来对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自身反省最深入的人。他的计秋评论达到甚至超越了鲁迅的思想。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大毛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请于真知、疏于自省，全都是“诛心之论”鞭打在其七寸之处。
李敖力图恢复胡适的自由主义者形象，把胡适比作具有远见的、好唱反调的乌鸦，称赞胡适是永不停止的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同时，他又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他认为胡适的学术是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与其做迂腐不堪的文史之学，不如在台湾这块文化沙漠上打几口井。
故星杂志一石激起千层浪。勇敢的李敖不顾中国文坛千百年的禁忌，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学与朝、野的显贵名流，如：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郑学稼、刘哲、钱穆、唐君毅、萨孟武、谢扶雅等。这张名单还可以像流水一样开下去。我最佩服李敖的就是这一点：相信真理，不相信权威；崇拜自我，不害怕孤立。李敖虽然被捕，但他惊醒了整整一代台湾青年，把独立思考的武器交到他们手中。
如果说李敖是思想界的星辰，那么陈映真则是文学界的星辰。陈映真由个人道德世界的深刻内省走向社会文化结构的批判“异端乌托邦”的性格使他的命运具有“孤独的义人”的悲剧色彩。在压抑机制下“写作”成为他探讨人生、人性、生死。灵肉、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奴役与自由等“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方式，写作成为他表现苦难、批判现实、追求自由的象征。
王安忆在鹤托邦诗篇中，尊敬地称陈映真是一个“身在孤岛，心惊世界”的人；而黎湘萍在站湾的忧郁中，借用惠特曼的诗将他比作“孤独的橡树”陈映真的创作无一例外地具有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处在被禁止和被镇压的地位。特务机构里有专门搜集、分析他的言论的专业思想侦探。被捕之后，他才发现审讯官前关于他的材料已堆积如山。
六七十年代之交，民权运动席卷世界。在这最黑暗的夜半，知识界并没有保持沉默。1968年，柏杨主持的文李杂志发表漫画“大力水手”辛辣讽刺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结果被捕。开始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0年。柏杨在狱中写出了巨著伯话资治通鉴。1971年10月，台湾大学师生召开“言论自由”、“民主生活”座谈会，拉开学运序幕。1973年2月17日，学运思想领袖陈鼓应、王晓波被捕。次日，台大学生部誉妥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在校门持刀自刎，血荐轩辕。
70年代初，台湾岛内受到一连串政治浪潮的猛烈冲击。成为那一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的，是席卷台港及海外华人世界的保钓运动。经过保钓运动的潮起潮落，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熟起来，作为一支生力军，加入到风云激荡的民主化进程中来。
1979年，高雄爆发“美丽岛共件”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榜丽岛杂志为核心，在高雄举行数万人的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蒋经国下令镇压，152人被捕。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姚嘉文、张俊宏等被判12年。这是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
在数十年的政治高压下，台湾文学取得了令人仰视的辉煌成就。从日据时代的赖和、杨送、吴浊流，到五六十年代的钟理和、陈老潮、李乔，他们的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具有罕见的真诚和正直的质地。一言以蔽之，保持精英的思考，关注民生的生存，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呕心沥血。以钟理和的笠山农场为例，堪称光复前后台湾农村社会的一部史诗。作品笔调虽然凄悯沉闷，但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民众的关怀、浓郁的悲剧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陆文学最为缺乏的。单就侯孝贤的电影和罗大佑的校园民谣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陆电影、音乐不可企及的。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颗颗平凡且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心’。
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岛外压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严密禁锢的社会政治控制出现松动，那些自隙缝里生长的小草开始成长为参天大树。80年代初，政治小说在诸多流派中一枝独秀，为民主鸣锣开道。施明正以亲身经历写出渴死者、喝尿部等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暗无天日的台湾监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殊死博斗。王拓的件肚港的故事、陈映真的灿路、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钟延豪的概君的日记等作品，承继了台湾文学一贯的抗议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条线索，与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之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台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不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空洞理念、苍白教条、华丽词藻、悠远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寻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丰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复。黄春明笔下的农民、杨青矗笔下的工人、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黄凡笔下的市民、张系国笔下的留学生、李昂笔下的女性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了台湾作家启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强烈。他们与民众之间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双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o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虽然是微量元素，却是“活的资源”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渠道中，以各种方式得以传播和转化。他们是生物学中的“酶”化学中的“催化剂”今天台湾的民众可以毫无愧色地享用民主的果实，因为他们拥有值得骄傲的知识分子。
在写旧俄知识分子时，我用了较多的理论分析；在写台湾知识分子时，则更多地对事件进行描述。看似体例不统一，实则是对症下药，分别使用最能说明各自问题的笔法。
看法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我的目的不是就事论事，当然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想通过两次“x”光的扫描，梳理梳理我混乱的思路。也许还是没有梳理清。
旧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贵族，后来转向民粹主义。托尔斯泰放弃奢侈的生活，像农民一样生活，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他们仍然无法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旧俄流行一句颇为恶毒却也中肯的玩笑：“老爷造反，为的是想当车夫。”相反，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平民，甚至贫民的家庭。如钟理和就是一个地他道道的、家贫如洗的农民，被困苦的生活折磨而死。他们后来却转向了精英的立场。
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问题还是在“民主”上。前者是一种博大、崇高的举动，带着宗教的情怀，获得自我的拯救和升华；后者是一种务实、平稳的选择，带着世俗的考虑，获得与他人的沟通与了解。从审美的角度上，我当然更欣赏前者，但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后者所走的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
“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地贯彻民主意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要有民主意识来支撑，对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有益的。如果民主被遮蔽了，那么革命所革的全是知识分子的命，改良所改的全是社会良性的部分，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如晚清慈禧最后的改良。
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是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独立意识。舍此三者，纵然为学界泰斗、博学鸿儒，也是不能对社会进步作任何贡献的废物。有人说，大陆最缺乏的是知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陆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一千多所高校，百万名教学科研人员，大陆最缺的是以上三大意识，最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陆，有“知识”的废物实在是太多了。
望断天涯路，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天涯在哪里？天涯在我们的。心中。
玩笑与真理
——读不透的昆德拉
著名犹太作家米兰昆德拉对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困惑的名字。他像一个陷阱，既可被认为很深，也可被认为很浅。作家余华在某大学演讲时曾轻蔑地说：“昆德拉在欧美不过是三流作家。”果真如此吗？昆德拉自从1960年以玩笑一举成名之后，先后获得六次国际大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同凡响的震撼。阿拉贡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华盛顿邮报称之为“欧美最杰出的和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昆德拉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只有马尔克斯能够相比。余华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要么说明他的无知，要么说明他的心虚——他的“火种”中，好一部分就是取自昆德拉的。
迄至1996年，昆德拉创作了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缓慢；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论文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这些作品打上了鲜明的“昆德拉烙印”又具有五彩缤纷，变化多端的艺术风格。
“地方”的生存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他方，生活在彼岸，这是昆德拉的一个基本思想。苏军入侵捷克后，昆德拉本人受监控，作品受禁止，1975年不得不移居法国，1979年笑忘录发表后，他又被玻夺了捷克公民资格。因此，他作为一名流亡作家，倍感“他方”生存的苦痛。“他方”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他方”更是形而上的“他方”一只蝴蝶在蛹的世界里是不会被指认为美丽的，因为它找错了表演的场合。
生活在别处的主人公，少年诗人雅罗米尔，就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中走向广毁灭。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彼处时，那是梦，是诗，是艺术，而当彼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雅罗米尔在一个只有开会和秩序、官僚和文件的世界里，还想扮演莱蒙托夫、雪莱、兰波的角色，只能被无情吞噬。
昆德拉很少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这方”的布拉格，但昆德拉的布拉格与照片中的布拉格一样清晰。老舍的北京、张爱玲的上海。巴尔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伟大的作家能给他们的城市命名。对于昆德拉来说，布拉格是一个没有帷幕的、充满麦克风的城市，它强制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在本质上“同一”结果个人统统消失了。城市也陷落了。布拉格只剩下一座座灰色的大楼和一串串行走的风衣。昆德拉透视布拉格美苦众生的命运，发现生活不过如此而已：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戏剧中扮演他的角色，这时，他不会注意他们已改变了布景，对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戏剧中演出毫无知觉。这时，荒谬产生了。
昆德拉是一个抗议者，但他认识到了抗议的局限。戏还得在“他方”演下去。
遗忘与记忆
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遗忘与记忆的斗争，笑忘录一开头便是描写捷共诞生那天的历史细节：捷共领袖奇特瓦尔德顶着漫天飞雪向数十万群众发表演说，他的战友、善良体贴的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皮帽，戴到哥氏的头上。4年以后，克氏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送上续刑架。于是，当年的照片全被宣传部门处理过了：哥氏旁边只有光光的宫墙。这样，克氏所遗留下的一切，就只有那顶戴在哥氏头上的帽子。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联想到中国的“井冈山会师图”朱德被换成林彪，连顶帽子也没留下，我为昆德拉的睿智而惊奇：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对普遍真相的揭示。
从这个角度，昆德拉对乐观的历史进步主义给以致命一击。历史不过是还未遗忘农物的涓涓细流，被引向已被遗忘井物的汪洋大海；然而时间继续在流逝，新的时代将会产生，这些时代个人有限的记忆将无法理解；数百年，数千年将因此而湮没。数百年的绘画和音乐，数百年的发明、战争、书籍和结果将使悲惨的人失去一切洞察自己的能力，他的历史将退缩成一堆毫无意义的图示符号。
昆德拉对历史的质疑超越了鲁迅。鲁迅说过，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他的思路仍是二元对立模式：二十四史即使成为工农兵学商的历史，难道就能迫近真实吗？昆德拉跳出真不真的圈子，宣布说：当历史控制入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它的无限性，这一结论对于拥有悠长的史家传统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
昆德拉并没有由怀疑走向虚无，他用小说来拒斥恐怖的、非人道的历史，来实现记忆，催生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创造和个人的选择。我想起一部苏联小说活着，并且记住，可见文学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帮助人类记忆。昆德拉总结说：“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历史所作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