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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24日，星期三
这是娜塔莉·普雷斯顿度过的最孤独的圣诞前夜，她决定做点事驱散孤独。她拿上钱包和带135毫米人像镜头的尼康相机，离开家，驾车缓缓地进入查尔斯顿的老城区。时间还不到下午四点，但光线已经开始暗淡下来。
她驶过古老的房子和豪华的商店，听着广播里的圣诞音乐，心中思绪翻腾。
她想念父亲。尽管过去几年她同父亲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一想到他不在了——不在任何地方，不再想念她，不再等她——她就感觉五内俱焚，想放声痛哭。
她在电话里听到父亲遇害的消息时并没有哭。弗雷德送她去圣路易斯机场的时候，她也没有哭——弗雷德坚持要陪她，她坚决不让，他只好同意。她在葬礼上没有哭，在朋友和亲戚来抚慰她时没有哭。她父亲过世五天后，也就是她返回查尔斯顿四天后，一天晚上她睡不着，只好找书来看。她找到了一本平装书——由戴尔公司出版的吉恩·谢泼德的幽默小说。那本书掉下来，刚好摊到一页，页边上是父亲字体宽大的笔迹：今年圣诞节给娜特的礼物。书中讲述了一个男孩在百货公司拜访圣诞老人的有趣经历，这让娜塔莉想起了四岁的时候，她自己的父母带她去市中心，排队等了一个小时，结果她在看到圣诞老人的时候却害怕得跑开了。读完书后，娜塔莉笑着笑着就流泪了，然后痛哭失声。她那天晚上哭了很久，天亮前只睡了大概一个钟头，然后起了床，感觉空虚、疲惫，但并不头晕恶心，没有患病般难受。她知道，更可怕的事还在等着她。
娜塔莉左转，经过彩虹街屋——一排五颜六色、刷着灰泥的联排房屋——煤气灯一盏盏亮了，街屋五颜六色的外表黯淡下来。她继续思考着。
留在查尔斯顿是个错误。邻居卡尔弗夫人几乎每个小时都会过来，但娜塔莉发现同这位老寡妇聊天相当疲乏且痛苦。她开始怀疑，卡尔弗夫人本来想成为第二位普雷斯顿夫人的。每当听到门上传来熟悉而胆怯的敲门声，娜塔莉就想去卧室躲起来。
弗雷德里克每天晚上八点整都会从圣路易斯打电话：“宝贝，回来吧。继续留在你父亲的房子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想念你，宝贝。回家吧，回到弗雷德里克身边吧。”她能想象她的朋友和曾经的情人说这话时脸上严肃的表情。但大学城那间小公寓对她来讲已经不是家……而弗雷德里克在阿拉莫街的杂乱房间也只是他睡觉的地方。每天有十四个小时他都泡在电脑中心，苦苦钻研银河星团物质的分布机制。弗雷德里克是个聪明但基础教育不足的孩子。两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弗雷德两次去越南服役之后，就变得脾气暴躁，动不动就火冒三丈地捍卫自尊，而且斗志高昂地想要成为杰出的研究型数学家。娜塔莉认识弗雷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而娜塔莉去年还同他谈了大半年的恋爱。至少那时候她以为自己喜欢他。“回家吧，宝贝。”每晚娜塔莉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娜塔莉却仍然未能从丧父之痛中走出来，所以她虽然孤独却总是告诉弗雷德：“再等几天吧，弗雷德里克。再等几天吧。”
再等几天干什么呢？她想。灯光从南古炮台沿线的古老大房子的窗户中射出，照亮了门廊、矮棕榈、圆顶屋和栏杆。她一直非常喜欢城市的这个部分。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常带她沿着古炮台散步。十二岁之后她才意识到，这里没有黑人居住，而且所有漂亮的老宅子和漂亮的老商铺都是白人的。很多年后，她忍不住惊叹自己身为六十年代在南方成长起来的黑人女孩，竟然这么晚才知道这一事实。她从未注意到，她晚上散步时路过的大街，她从小梦想拥有的古老大房子，同一些游泳池、电影院和教堂一样，是不允许黑人进入的，她也从未想过要进去。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没有觉察到每天要忍受如此多的不公平。等娜塔莉可以独自在查尔斯顿大街上旅行的时候，厚颜无耻的标记已经被取掉，公共喷泉真正对所有人开放。但习惯仍然存在，两个世纪的传统所造就的隔阂依然保留了下来。娜塔莉至今都记得，1972年11月一个潮湿寒冷的日子，她站在“老南方”古炮台南端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盯着那些大房子，意识到她的家人从未住过，将来也不会住到那里。但这个念头只是在她脑中一闪而过。娜塔莉继承了母亲的眼睛和父亲的自尊。约瑟夫·普雷斯顿是第一个在赫赫有名的海滨区开店的黑人商人，而她是约瑟夫·普雷斯顿的女儿。
娜塔莉沿着多克街行驶，经过翻修一新的多克街剧院。剧院二楼阳台上装饰着锻铁做的花与藤蔓。
她已经回家十天了。这十天里，她过着与之前迥然不同的生活。金特里现在应该下班了，在古老的县政府大楼里同他的副手和秘书互致晚安和圣诞祝福。他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
她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附近，心里想着金特里——罗伯特·约瑟夫·金特里。
上个星期五，将索尔·拉斯基送到机场去后，她同金特里几乎整天都待在一起。第二天也是。第一天他们谈论的基本全是拉斯基的故事，以及通过意志控制他人这种概念。“倘若教授是个疯子，他的理论不会伤害任何人。”金特里说，“如果他不是疯子，他的理论就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人都受到了伤害。”
娜塔莉告诉治安官，她曾经从自己的房间偷窥过教授。那时，筋疲力尽的纽约精神病医生正从厕所回到她的客厅沙发上睡觉。他光着脚，只穿着裤子还有一条“老人内裤”。娜塔莉看过他的右脚，小拇指不见了，苍白皮肤上的伤疤状如血管。
“这什么也证明不了。”金特里提醒她。
星期天他们还讨论过别的事情。金特里在家里为他俩做了饭。娜塔莉喜欢治安官的房子——一座离老城区十分钟车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建筑。整个社区都在改变之中——一些房子已经失修破碎，有的房子正在翻修一新。金特里的街区里住了许多年轻男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门前步行路上停着三轮车，门口的小片草坪上躺着跳绳，后院里传来阵阵欢笑声。
一楼的三个房间都堆满了书：与门厅相连的图书馆兼书房的墙上有内嵌式的漂亮书架；饭厅凸窗的两侧都是手工木制书架；厨房砖墙上有廉价的金属书架。金特里做色拉的时候，娜塔莉获准参观治安官的藏书。她在一个个房间里逡巡，用崇拜的目光欣赏着古老的皮革书，浏览着历史、社会、心理等十多个主题的藏书，对一排排间谍、神秘和悬疑小说报以微笑。金特里的书房太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刻蜷进椅子里，捧上一本书看着铺满纸张和文件的卷盖式写字台，衬垫超厚的皮革低背沙发椅，还有满墙的内嵌式书架，她不禁感叹自己在圣路易斯的工作室有多么寒碜。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的书房就像他父亲的暗室一样，给人的感觉温馨而舒适，仿佛世界中心一般。
色拉已经做好，烤宽面条放进烤箱，她同金特里坐在书房中，喝着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再次聊起了天——话题再次回到索尔·拉斯基的故事上。他们探讨了故事的可信度，以及自己对故事的看法。
“我感觉他是典型的偏执狂。”金特里说，“不过，如果一个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前十年就预见到大屠杀的细节，那任何优秀的心理学家，即便是犹太心理学家，也会将他诊断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他们悠闲地享用着晚餐，观看着窗外黑暗渐渐降临。金特里在满是酒瓶的地下室里翻找了一圈，娜塔莉建议他建一个酒窖，这让他窘红了脸，最后他带着两瓶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上来佐餐。她觉得晚餐棒极了，称赞他是一个懂美食的大厨。他讥讽说，厨艺好的女人就是好厨师，而会做饭的老光棍就是懂美食的大厨。她哈哈大笑，答应放弃这一成见。
成见。圣诞前夜，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旁，孤独地坐在气温迅速下降的车中，娜塔莉想到了成见。
娜塔莉对索尔·拉斯基的形象就抱有成见：纽约来的波兰裔犹太人，满脸络腮胡，黑暗的欧洲岁月给了他一双黑洞洞的眼睛——那种黑暗，娜塔莉永远永远想象不到，更无法理解。一位教授……一个精神病医生……在语言方面外行的娜塔莉听来，他那略带异国色彩的口音也许同弗洛伊德的维也纳方言差不多。这个人的眼镜竟然是用胶布粘起来的，同娜塔莉的埃伦姨妈一样。娜塔莉出生不久，姨妈就患了老年痴呆症——现在称为“阿尔茨海默病”——直到十一年后过世。
索尔·拉斯基的容貌、声音、行为举止都同娜塔莉认识的大部分人不一样，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娜塔莉对犹太人的成见是大而化之的——黑衣服，奇怪的风俗，少数族裔的模样，比黑人更热衷金钱和权力——索尔·拉基斯的特点可以说完全与她对犹太人的成见相符。
但拉斯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娜塔莉知道，自己没有摆脱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她只有二十一岁，但见过聪明人——比如她父亲和弗雷德里克——不会用固定的思维去看待所有的人和事。虽然她的父亲敏感而慷慨，对自己的种族和家族深感自豪，但他认为所谓“新南方”运动是一场危险的实验，各种肤色的激进分子妄图用这种理念去改变现有的体制，而现有体制已经比以前大有改善，允许他这样的有色人种通过奋斗去获取成功和尊严。
弗雷德里克将人归为三类：体制的盲从者，体制的操纵者，体制的受害者。弗雷德里克对体制看得非常清楚：发动越南战争的是政治体制；维持这场战争的是权力体制；将他送到战争怪兽巨口的是社会体制。弗雷德里克用两种方法应对体制：首先，他让自己投身到冷门的数学研究中，从而跳出体制；然后让自己精通这门研究，凭此安身立命，从而躲避体制。与此同时，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电脑交互上，以躲避复杂的人际交往。他同娜塔莉做ài时狂暴而强悍，就像在同一个试图侵犯他的人搏斗。他还在自己乱七八糟的公寓中教娜塔莉如何使用点38口径左轮手枪。
娜塔莉不禁打了个寒战，于是发动引擎，打开空调。她驶离圣迈克尔教堂，看到人们已经来教堂参加圣诞前夜的礼拜，然后转弯进入百老汇街。她想起这么多年来，每个圣诞节的上午，父亲都会带她前往离家三个街区的浸礼会教堂参加礼拜。她本来决定今年圣诞不再陪他去教堂，不再曲意迎合父亲。她知道这样做会伤害他，激怒他，但她已经准备好坚持
自己的观点。空虚在娜塔莉的胸中累积成悲伤，甚至连身体都开始疼痛起来。此时此刻，如果可以的话，她不惜放弃一切，换取同父亲明早去教堂的机会。
娜塔莉九岁时的夏天，她母亲死于一场事故。那天晚上，她父亲跪在她身旁，紧握着娜塔莉的双手，告诉她，那是一场飞来横祸。她母亲正下班回家，穿过一个公园，走到距离大街一百英尺的地方时，五个醉酒白人大学生驾驶一辆敞篷车，冒冒失失地穿过土质松软的草坪，绕过喷泉时轮子打滑，撞上了正要回家同丈夫和女儿举行下午野餐的三十二岁的母亲。据目击者说，母亲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那辆车。看着撞死她的那辆车飞驰而去，母亲脸上没有震惊或恐惧的表情，只有惊讶。
四年级的第一天，娜塔莉的老师让他们写一篇关于暑假经历的文章。娜塔莉盯着试卷看了十分钟，然后用昨天新买的钢笔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个夏天我参加了母亲的葬礼。我母亲非常温柔和蔼。她非常爱我。她死得太年轻了。有群冒失鬼开车撞死了她。他们没有进监狱，也没有遭到任何惩罚。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父亲和我去利厄姨妈家待了三天，但后来我们回来了。我非常想念我的母亲。
写完文章后，娜塔莉请求去上厕所。她快步走过既熟悉又陌生的走廊，在女厕所的第三个隔间里静静地反复呕吐。
成见。娜塔莉转弯离开百老汇街，前往梅勒妮·福勒家。她每天都走这条路，熟悉的愤怒和痛苦涌上心头。她知道，驱使自己每天开去福勒家的是一种本能，就像牙齿掉了之后，舌头会本能地去搜索那个空缺一样。她每天都去看这座房子——现在隔壁的房子也同福勒家一样黑，因为霍奇斯夫人已经搬走了——她想起了上个星期二，自己跟随那个满脸胡子的男人进入这座房子的情形。
索尔·拉斯基。他不是娜塔莉成见中的犹太人。娜塔莉想着他悲伤的眼神与柔和的声音，揣测着他此时身在何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答应每隔一天就打电话回来的，但自从星期五将他送到查尔斯顿机场之后，她和金特里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讯息。昨天，也就是星期二，金特里给索尔的家和大学办公室都打了电话。家里的电话无人应答，大学那边接电话的是心理系的一个秘书，说拉斯基博士度假去了，一月六日才回来；还说拉斯基博士十二月十六日去查尔斯顿之后就再没跟办公室联系过，但他肯定会在一月六日回来。他那天要接着授课。
星期天，她和金特里坐在书房里聊天，娜塔莉给治安官展示了一则新闻报道——华盛顿的一个参议员的办公室昨晚发生爆炸，四人死亡——她怀疑这可能与索尔当天的会面有关。
金特里笑着提醒她，行政办公大楼的一个警卫也死于同一事故，华盛顿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都认定这只是一起独立的恐怖袭击，已经确认死亡的四人中没有索尔·拉斯基，这起愚蠢的暴力行为同索尔描述的噩梦没有关联。
娜塔莉笑着表示同意，呷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三天之后，他们仍未收到索尔的消息。
星期一早上，金特里从办公室给她打来电话。“我们正在正式调查曼萨德旅馆凶杀案，你能帮我们吗？”他问。
“当然可以。”娜塔莉说，“我怎么帮你呢？”
“我们正在寻找梅勒妮·福勒女士的照片。”金特里说，“凶案组和联邦调查局分局没有找到这个老太太的任何照片。他们找不到他的亲戚，邻居们也没有她的照片，搜查了她的家也一无所获。通缉令里有对她的文字描述，但我觉得照片更有用，你说呢？”
“我怎么帮你呢？”娜塔莉问。
“十五分钟后，在福勒家前面和我碰面。”金特里说，“我会在翻领里插一枝玫瑰。”
金特里到的时候，制服衬衫的纽扣眼里插了一枝玫瑰。他们一起朝福勒家锁上的院门走去，他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将花献给了她。
“我为何受此馈赠？”娜塔莉问，嗅了嗅淡粉色的花朵。
“你将从事一项漫长的、令人沮丧的、很可能毫无收获的调查，而这也许是你能得到的唯一回报。”金特里说，然后拿出一个钥匙环，找出一把沉甸甸的老式钥匙，打开了大门。
“我们是要再次搜查福勒家吗？”娜塔莉问。她非常不想再去那个地方。她想起五天前跟随索尔进入房子的情形，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不。”金特里说，领着她往院子另一头的另一座砖房走去。他从钥匙环上找到另一把钥匙，打开了雕刻着花纹的木门。“丈夫和孙女遇害后，鲁丝·霍奇斯去城市西端的舍伍德森林新区同女儿一起住了。我获准拿到了钥匙环。”
房里光线昏暗——浸了油的木板，老式的家具——但这里没有福勒家那种发霉的、死气沉沉的味道。上到二楼，金特里打开一个小房间的台灯，房里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沙发，墙上还挂着赛马的版画。“这是乔治·霍奇斯的书房。”金特里说。治安官摸着一本集邮册，轻轻翻动硬质书页，拿起一个放大镜。“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在邮局当了三十六年职员，最近九年在码头当保安，然后遇到了这件事……”金特里摇了摇头，“霍奇斯夫人说，直到三年前，乔治都经常拿相机拍照，但福勒女士从不允许他给她拍照——老太太坚决拒绝出现在照片之中——但乔治留下了许多胶片，霍奇斯夫人不能确定，乔治有没有无意间拍到梅勒妮·福勒……”
“所以你让我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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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24日，星期三
这是娜塔莉·普雷斯顿度过的最孤独的圣诞前夜，她决定做点事驱散孤独。她拿上钱包和带135毫米人像镜头的尼康相机，离开家，驾车缓缓地进入查尔斯顿的老城区。时间还不到下午四点，但光线已经开始暗淡下来。
她驶过古老的房子和豪华的商店，听着广播里的圣诞音乐，心中思绪翻腾。
她想念父亲。尽管过去几年她同父亲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一想到他不在了——不在任何地方，不再想念她，不再等她——她就感觉五内俱焚，想放声痛哭。
她在电话里听到父亲遇害的消息时并没有哭。弗雷德送她去圣路易斯机场的时候，她也没有哭——弗雷德坚持要陪她，她坚决不让，他只好同意。她在葬礼上没有哭，在朋友和亲戚来抚慰她时没有哭。她父亲过世五天后，也就是她返回查尔斯顿四天后，一天晚上她睡不着，只好找书来看。她找到了一本平装书——由戴尔公司出版的吉恩·谢泼德的幽默小说。那本书掉下来，刚好摊到一页，页边上是父亲字体宽大的笔迹：今年圣诞节给娜特的礼物。书中讲述了一个男孩在百货公司拜访圣诞老人的有趣经历，这让娜塔莉想起了四岁的时候，她自己的父母带她去市中心，排队等了一个小时，结果她在看到圣诞老人的时候却害怕得跑开了。读完书后，娜塔莉笑着笑着就流泪了，然后痛哭失声。她那天晚上哭了很久，天亮前只睡了大概一个钟头，然后起了床，感觉空虚、疲惫，但并不头晕恶心，没有患病般难受。她知道，更可怕的事还在等着她。
娜塔莉左转，经过彩虹街屋——一排五颜六色、刷着灰泥的联排房屋——煤气灯一盏盏亮了，街屋五颜六色的外表黯淡下来。她继续思考着。
留在查尔斯顿是个错误。邻居卡尔弗夫人几乎每个小时都会过来，但娜塔莉发现同这位老寡妇聊天相当疲乏且痛苦。她开始怀疑，卡尔弗夫人本来想成为第二位普雷斯顿夫人的。每当听到门上传来熟悉而胆怯的敲门声，娜塔莉就想去卧室躲起来。
弗雷德里克每天晚上八点整都会从圣路易斯打电话：“宝贝，回来吧。继续留在你父亲的房子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想念你，宝贝。回家吧，回到弗雷德里克身边吧。”她能想象她的朋友和曾经的情人说这话时脸上严肃的表情。但大学城那间小公寓对她来讲已经不是家……而弗雷德里克在阿拉莫街的杂乱房间也只是他睡觉的地方。每天有十四个小时他都泡在电脑中心，苦苦钻研银河星团物质的分布机制。弗雷德里克是个聪明但基础教育不足的孩子。两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弗雷德两次去越南服役之后，就变得脾气暴躁，动不动就火冒三丈地捍卫自尊，而且斗志高昂地想要成为杰出的研究型数学家。娜塔莉认识弗雷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而娜塔莉去年还同他谈了大半年的恋爱。至少那时候她以为自己喜欢他。“回家吧，宝贝。”每晚娜塔莉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娜塔莉却仍然未能从丧父之痛中走出来，所以她虽然孤独却总是告诉弗雷德：“再等几天吧，弗雷德里克。再等几天吧。”
再等几天干什么呢？她想。灯光从南古炮台沿线的古老大房子的窗户中射出，照亮了门廊、矮棕榈、圆顶屋和栏杆。她一直非常喜欢城市的这个部分。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常带她沿着古炮台散步。十二岁之后她才意识到，这里没有黑人居住，而且所有漂亮的老宅子和漂亮的老商铺都是白人的。很多年后，她忍不住惊叹自己身为六十年代在南方成长起来的黑人女孩，竟然这么晚才知道这一事实。她从未注意到，她晚上散步时路过的大街，她从小梦想拥有的古老大房子，同一些游泳池、电影院和教堂一样，是不允许黑人进入的，她也从未想过要进去。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没有觉察到每天要忍受如此多的不公平。等娜塔莉可以独自在查尔斯顿大街上旅行的时候，厚颜无耻的标记已经被取掉，公共喷泉真正对所有人开放。但习惯仍然存在，两个世纪的传统所造就的隔阂依然保留了下来。娜塔莉至今都记得，1972年11月一个潮湿寒冷的日子，她站在“老南方”古炮台南端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盯着那些大房子，意识到她的家人从未住过，将来也不会住到那里。但这个念头只是在她脑中一闪而过。娜塔莉继承了母亲的眼睛和父亲的自尊。约瑟夫·普雷斯顿是第一个在赫赫有名的海滨区开店的黑人商人，而她是约瑟夫·普雷斯顿的女儿。
娜塔莉沿着多克街行驶，经过翻修一新的多克街剧院。剧院二楼阳台上装饰着锻铁做的花与藤蔓。
她已经回家十天了。这十天里，她过着与之前迥然不同的生活。金特里现在应该下班了，在古老的县政府大楼里同他的副手和秘书互致晚安和圣诞祝福。他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
她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附近，心里想着金特里——罗伯特·约瑟夫·金特里。
上个星期五，将索尔·拉斯基送到机场去后，她同金特里几乎整天都待在一起。第二天也是。第一天他们谈论的基本全是拉斯基的故事，以及通过意志控制他人这种概念。“倘若教授是个疯子，他的理论不会伤害任何人。”金特里说，“如果他不是疯子，他的理论就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人都受到了伤害。”
娜塔莉告诉治安官，她曾经从自己的房间偷窥过教授。那时，筋疲力尽的纽约精神病医生正从厕所回到她的客厅沙发上睡觉。他光着脚，只穿着裤子还有一条“老人内裤”。娜塔莉看过他的右脚，小拇指不见了，苍白皮肤上的伤疤状如血管。
“这什么也证明不了。”金特里提醒她。
星期天他们还讨论过别的事情。金特里在家里为他俩做了饭。娜塔莉喜欢治安官的房子——一座离老城区十分钟车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建筑。整个社区都在改变之中——一些房子已经失修破碎，有的房子正在翻修一新。金特里的街区里住了许多年轻男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门前步行路上停着三轮车，门口的小片草坪上躺着跳绳，后院里传来阵阵欢笑声。
一楼的三个房间都堆满了书：与门厅相连的图书馆兼书房的墙上有内嵌式的漂亮书架；饭厅凸窗的两侧都是手工木制书架；厨房砖墙上有廉价的金属书架。金特里做色拉的时候，娜塔莉获准参观治安官的藏书。她在一个个房间里逡巡，用崇拜的目光欣赏着古老的皮革书，浏览着历史、社会、心理等十多个主题的藏书，对一排排间谍、神秘和悬疑小说报以微笑。金特里的书房太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刻蜷进椅子里，捧上一本书看着铺满纸张和文件的卷盖式写字台，衬垫超厚的皮革低背沙发椅，还有满墙的内嵌式书架，她不禁感叹自己在圣路易斯的工作室有多么寒碜。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的书房就像他父亲的暗室一样，给人的感觉温馨而舒适，仿佛世界中心一般。
色拉已经做好，烤宽面条放进烤箱，她同金特里坐在书房中，喝着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再次聊起了天——话题再次回到索尔·拉斯基的故事上。他们探讨了故事的可信度，以及自己对故事的看法。
“我感觉他是典型的偏执狂。”金特里说，“不过，如果一个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前十年就预见到大屠杀的细节，那任何优秀的心理学家，即便是犹太心理学家，也会将他诊断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他们悠闲地享用着晚餐，观看着窗外黑暗渐渐降临。金特里在满是酒瓶的地下室里翻找了一圈，娜塔莉建议他建一个酒窖，这让他窘红了脸，最后他带着两瓶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上来佐餐。她觉得晚餐棒极了，称赞他是一个懂美食的大厨。他讥讽说，厨艺好的女人就是好厨师，而会做饭的老光棍就是懂美食的大厨。她哈哈大笑，答应放弃这一成见。
成见。圣诞前夜，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旁，孤独地坐在气温迅速下降的车中，娜塔莉想到了成见。
娜塔莉对索尔·拉斯基的形象就抱有成见：纽约来的波兰裔犹太人，满脸络腮胡，黑暗的欧洲岁月给了他一双黑洞洞的眼睛——那种黑暗，娜塔莉永远永远想象不到，更无法理解。一位教授……一个精神病医生……在语言方面外行的娜塔莉听来，他那略带异国色彩的口音也许同弗洛伊德的维也纳方言差不多。这个人的眼镜竟然是用胶布粘起来的，同娜塔莉的埃伦姨妈一样。娜塔莉出生不久，姨妈就患了老年痴呆症——现在称为“阿尔茨海默病”——直到十一年后过世。
索尔·拉斯基的容貌、声音、行为举止都同娜塔莉认识的大部分人不一样，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娜塔莉对犹太人的成见是大而化之的——黑衣服，奇怪的风俗，少数族裔的模样，比黑人更热衷金钱和权力——索尔·拉基斯的特点可以说完全与她对犹太人的成见相符。
但拉斯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娜塔莉知道，自己没有摆脱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她只有二十一岁，但见过聪明人——比如她父亲和弗雷德里克——不会用固定的思维去看待所有的人和事。虽然她的父亲敏感而慷慨，对自己的种族和家族深感自豪，但他认为所谓“新南方”运动是一场危险的实验，各种肤色的激进分子妄图用这种理念去改变现有的体制，而现有体制已经比以前大有改善，允许他这样的有色人种通过奋斗去获取成功和尊严。
弗雷德里克将人归为三类：体制的盲从者，体制的操纵者，体制的受害者。弗雷德里克对体制看得非常清楚：发动越南战争的是政治体制；维持这场战争的是权力体制；将他送到战争怪兽巨口的是社会体制。弗雷德里克用两种方法应对体制：首先，他让自己投身到冷门的数学研究中，从而跳出体制；然后让自己精通这门研究，凭此安身立命，从而躲避体制。与此同时，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电脑交互上，以躲避复杂的人际交往。他同娜塔莉做ài时狂暴而强悍，就像在同一个试图侵犯他的人搏斗。他还在自己乱七八糟的公寓中教娜塔莉如何使用点38口径左轮手枪。
娜塔莉不禁打了个寒战，于是发动引擎，打开空调。她驶离圣迈克尔教堂，看到人们已经来教堂参加圣诞前夜的礼拜，然后转弯进入百老汇街。她想起这么多年来，每个圣诞节的上午，父亲都会带她前往离家三个街区的浸礼会教堂参加礼拜。她本来决定今年圣诞不再陪他去教堂，不再曲意迎合父亲。她知道这样做会伤害他，激怒他，但她已经准备好坚持
自己的观点。空虚在娜塔莉的胸中累积成悲伤，甚至连身体都开始疼痛起来。此时此刻，如果可以的话，她不惜放弃一切，换取同父亲明早去教堂的机会。
娜塔莉九岁时的夏天，她母亲死于一场事故。那天晚上，她父亲跪在她身旁，紧握着娜塔莉的双手，告诉她，那是一场飞来横祸。她母亲正下班回家，穿过一个公园，走到距离大街一百英尺的地方时，五个醉酒白人大学生驾驶一辆敞篷车，冒冒失失地穿过土质松软的草坪，绕过喷泉时轮子打滑，撞上了正要回家同丈夫和女儿举行下午野餐的三十二岁的母亲。据目击者说，母亲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那辆车。看着撞死她的那辆车飞驰而去，母亲脸上没有震惊或恐惧的表情，只有惊讶。
四年级的第一天，娜塔莉的老师让他们写一篇关于暑假经历的文章。娜塔莉盯着试卷看了十分钟，然后用昨天新买的钢笔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个夏天我参加了母亲的葬礼。我母亲非常温柔和蔼。她非常爱我。她死得太年轻了。有群冒失鬼开车撞死了她。他们没有进监狱，也没有遭到任何惩罚。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父亲和我去利厄姨妈家待了三天，但后来我们回来了。我非常想念我的母亲。
写完文章后，娜塔莉请求去上厕所。她快步走过既熟悉又陌生的走廊，在女厕所的第三个隔间里静静地反复呕吐。
成见。娜塔莉转弯离开百老汇街，前往梅勒妮·福勒家。她每天都走这条路，熟悉的愤怒和痛苦涌上心头。她知道，驱使自己每天开去福勒家的是一种本能，就像牙齿掉了之后，舌头会本能地去搜索那个空缺一样。她每天都去看这座房子——现在隔壁的房子也同福勒家一样黑，因为霍奇斯夫人已经搬走了——她想起了上个星期二，自己跟随那个满脸胡子的男人进入这座房子的情形。
索尔·拉斯基。他不是娜塔莉成见中的犹太人。娜塔莉想着他悲伤的眼神与柔和的声音，揣测着他此时身在何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答应每隔一天就打电话回来的，但自从星期五将他送到查尔斯顿机场之后，她和金特里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讯息。昨天，也就是星期二，金特里给索尔的家和大学办公室都打了电话。家里的电话无人应答，大学那边接电话的是心理系的一个秘书，说拉斯基博士度假去了，一月六日才回来；还说拉斯基博士十二月十六日去查尔斯顿之后就再没跟办公室联系过，但他肯定会在一月六日回来。他那天要接着授课。
星期天，她和金特里坐在书房里聊天，娜塔莉给治安官展示了一则新闻报道——华盛顿的一个参议员的办公室昨晚发生爆炸，四人死亡——她怀疑这可能与索尔当天的会面有关。
金特里笑着提醒她，行政办公大楼的一个警卫也死于同一事故，华盛顿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都认定这只是一起独立的恐怖袭击，已经确认死亡的四人中没有索尔·拉斯基，这起愚蠢的暴力行为同索尔描述的噩梦没有关联。
娜塔莉笑着表示同意，呷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三天之后，他们仍未收到索尔的消息。
星期一早上，金特里从办公室给她打来电话。“我们正在正式调查曼萨德旅馆凶杀案，你能帮我们吗？”他问。
“当然可以。”娜塔莉说，“我怎么帮你呢？”
“我们正在寻找梅勒妮·福勒女士的照片。”金特里说，“凶案组和联邦调查局分局没有找到这个老太太的任何照片。他们找不到他的亲戚，邻居们也没有她的照片，搜查了她的家也一无所获。通缉令里有对她的文字描述，但我觉得照片更有用，你说呢？”
“我怎么帮你呢？”娜塔莉问。
“十五分钟后，在福勒家前面和我碰面。”金特里说，“我会在翻领里插一枝玫瑰。”
金特里到的时候，制服衬衫的纽扣眼里插了一枝玫瑰。他们一起朝福勒家锁上的院门走去，他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将花献给了她。
“我为何受此馈赠？”娜塔莉问，嗅了嗅淡粉色的花朵。
“你将从事一项漫长的、令人沮丧的、很可能毫无收获的调查，而这也许是你能得到的唯一回报。”金特里说，然后拿出一个钥匙环，找出一把沉甸甸的老式钥匙，打开了大门。
“我们是要再次搜查福勒家吗？”娜塔莉问。她非常不想再去那个地方。她想起五天前跟随索尔进入房子的情形，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不。”金特里说，领着她往院子另一头的另一座砖房走去。他从钥匙环上找到另一把钥匙，打开了雕刻着花纹的木门。“丈夫和孙女遇害后，鲁丝·霍奇斯去城市西端的舍伍德森林新区同女儿一起住了。我获准拿到了钥匙环。”
房里光线昏暗——浸了油的木板，老式的家具——但这里没有福勒家那种发霉的、死气沉沉的味道。上到二楼，金特里打开一个小房间的台灯，房里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沙发，墙上还挂着赛马的版画。“这是乔治·霍奇斯的书房。”金特里说。治安官摸着一本集邮册，轻轻翻动硬质书页，拿起一个放大镜。“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在邮局当了三十六年职员，最近九年在码头当保安，然后遇到了这件事……”金特里摇了摇头，“霍奇斯夫人说，直到三年前，乔治都经常拿相机拍照，但福勒女士从不允许他给她拍照——老太太坚决拒绝出现在照片之中——但乔治留下了许多胶片，霍奇斯夫人不能确定，乔治有没有无意间拍到梅勒妮·福勒……”
“所以你让我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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