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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波希米亚有一个多雪的冬天。
12月21日一大早，我开着车一路打滑象蜗牛一样在雪地里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机场，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从雅典飞来。
我几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从希腊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他乘的航班号码和到达时间早上7点25分。我的车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着车。按这两天的温度，我要是早晨醒来再去着车，肯定走不了。怕误事儿，我就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哪里还能睡觉？
黎海民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文革”的悲惨岁月。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大约长我**岁的样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嘛。他家本来在北京，他的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大学文化，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领导人看中，调去做了秘书。不幸得很，那位领导人在50年代党内残酷斗争中倒了台，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儿，文革一开始又锒铛入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株连九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更何况秘书这样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亲被连降六级，发配到我们这个边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干部。按说日子也安稳，此地民风淳厚，不会冷眼看人。谁知没几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好人都要脱层皮，更不用说他这种底儿潮的人了。
凄惨和苦难人人都知道，打住。
黎海民于“文革”中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百八十人的农机厂做翻砂工。工人们更是质朴，谁也不歧视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家跟他亲亲热热，一家人似的。两年过去，他竟把厂里最漂亮的女工娶回了家。要说他太太也真是好人，在那种暗淡的岁月里谁还能指望他有出头的一天？厂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都找他太太谈过话，指出她的阶级立场没有站稳，告诫她如果一意孤行，她一生的前途就毁了。不仅永远不可能入党，而且一遇政治运动就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审查。
她不回头。
她说前途毁了就毁了吧，不能入党就不入吧。我要是不嫁黎海民，谁还会嫁他呢？他父亲是他父亲，他是他。他不是坏人。他都笨成那样了，能是坏人吗？她爱上黎海民似乎完全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一种怜悯他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想干，除了一个人悄悄哭，就是发呆。她不忍看人痛苦，便去安慰他，讲故事给他听，约他去看革命样板戏。和他一起跑腔跑调地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跟他一块儿去食堂吃饭那时吃饭要粮票的，还分粗粮细粮。每个人一个月有三斤细粮，也就是白面，其余都是粗粮，玉米面、红薯面、高粱面什么的。她把细粮都给黎海民吃，自己顿顿吃粗粮。
有一个星期天，她来黎海民的宿舍帮他拆洗被子，见他又在一个人流泪，赶紧过来问他又怎么啦？没想到黎海民抓住她的手不放，说你要是真可怜我就嫁给我！她愣了半天，轻轻叹口气，说好吧。
黎海民的感觉是幸福到顶儿啦，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幸福了。他清楚得很，他爸爸的问题不同于我们这些人父亲的问题，他爸爸是受老首长的牵连，而老首长的案子是伟大领袖**御批的铁案！
除非乾坤倒转，
除非红日西升，
除非改朝换代，
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能娶这样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女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算幸福到顶儿了吗？
新婚之夜，黎海民泪流满面的搂着她说：“这辈子我是没指望了，如果真有下辈子，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太太斥责他：“又哭，又哭，那么大个男人，泪水比尿还多。”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过着平淡甚至有些拮据的生活，但黎海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可谁想到真的就天翻地覆了！
1976年10月6日，平地一声惊雷！
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批判了两个凡是，接着又是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黎海民的心里有了一丝希望。
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昭雪，黎海民父亲的老首长再度复出。黎海民欢欣鼓舞，他知道云消雾散的日子不远了用不着老首长说话，老首长的复出就说明父亲的问题全部是莫须有。他兴高采烈地对太太说：“等着瞧吧，老爷子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太太倒不觉得有什么，解决不解决吧，日子不还是照样过吗？当然，老爷子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也让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看看我阶级立场到底站得稳不稳？
没过多长时间，一份平反决定和一份任职决定几乎同时宣布：黎海民的父亲彻底平反，就任省委秘书长。
黎海民告别了翻砂车间，来到省广播电台当了记者。
那时我们这帮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却又兴奋得紧，常常聚会，当时还不懂走私贩私倒卖批文拉大旗做虎皮骗钱花，只是痛饮啤酒后趁着三分醉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人人都是一付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劲头儿，狂妄得很也难怪，憋了十几年了，不疯一阵子也收不了心性。
在聚会中屡出惊人之语的当属黎海民，因为他是记者，加上又有通天的关系，经常有内部消息透露给我们。当时中央正在召开理论务虚会，新观点不断提出，他便不断给我们传达：
“东方红不能唱了，这支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要唱东方红，就不要唱国际歌。要唱国际歌，就不要唱东方红。东方红说**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能唱了，这支歌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什么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人民是水，**是鱼。”
“为**建立纪念堂完全是错误的，且不说他当年也亲笔签字要求身后火化，他一个人占这么大一个建筑不光脱离群众，也脱离了与他几十年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为什么不能到八宝山跟战友们在一起呢？看了人民日报xxx副总理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了吗？第一句话就是敬爱的周总理生不争权，死不占地。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深有同感，尤其是对长时期的个人崇拜更是厌恶至极。按道理说我们都是**的世家子弟，文革中曾高唱忠于**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现在竟一个个成了标准的持不同政见者。
真是物极必反。
我知道，他的父亲比我们的父亲多倒了十年霉，而且是**直接处理的案子，他的怨气自然要比我们大一些。
可是想想建国后的这些事儿批电影武训传为文字狱开端，俞平伯惹祸，马寅初遭殃，梁漱溟被禁止说话，胡风入狱，丁玲被难，反右派让几十万人同时闭嘴，连战功赫赫的彭德怀都以言获罪。几亿人去打麻雀，几亿人去炼钢，党报上充斥着好大喜功的谎言，伟大领袖开始为老百姓吃不了这么多粮食而发愁，一转眼就饿死了上千万人！而那些忠心耿耿维护神权的英雄豪杰呢？
在庐山时罗瑞卿晚上在路边（！）撒尿，无意中看到了从彭德怀那里出来的周小舟等人，立即呈上密报折子，反党集团遂成铁案。
**在中央全会上痛斥彭德怀，说他刘某人就是要对**个人崇拜。
陶铸写信给同道，说我们**人对领袖的忠诚应该象旧式女子嫁人一样，从一而终。
结果怎么样呢？罗瑞卿被逼得跳楼摔断了腿，仍被用大筐抬去斗争；**赤身**的惨死在开封，胡子和头发都有一尺长；陶铸果然做了烈女，在监狱里写下‘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这样凄惶无奈的诗句后与世长辞。想想这些，真让人气短。那... -->>
1996年的波希米亚有一个多雪的冬天。
12月21日一大早，我开着车一路打滑象蜗牛一样在雪地里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机场，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从雅典飞来。
我几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从希腊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他乘的航班号码和到达时间早上7点25分。我的车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着车。按这两天的温度，我要是早晨醒来再去着车，肯定走不了。怕误事儿，我就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哪里还能睡觉？
黎海民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文革”的悲惨岁月。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大约长我**岁的样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嘛。他家本来在北京，他的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大学文化，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领导人看中，调去做了秘书。不幸得很，那位领导人在50年代党内残酷斗争中倒了台，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儿，文革一开始又锒铛入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株连九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更何况秘书这样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亲被连降六级，发配到我们这个边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干部。按说日子也安稳，此地民风淳厚，不会冷眼看人。谁知没几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好人都要脱层皮，更不用说他这种底儿潮的人了。
凄惨和苦难人人都知道，打住。
黎海民于“文革”中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百八十人的农机厂做翻砂工。工人们更是质朴，谁也不歧视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家跟他亲亲热热，一家人似的。两年过去，他竟把厂里最漂亮的女工娶回了家。要说他太太也真是好人，在那种暗淡的岁月里谁还能指望他有出头的一天？厂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都找他太太谈过话，指出她的阶级立场没有站稳，告诫她如果一意孤行，她一生的前途就毁了。不仅永远不可能入党，而且一遇政治运动就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审查。
她不回头。
她说前途毁了就毁了吧，不能入党就不入吧。我要是不嫁黎海民，谁还会嫁他呢？他父亲是他父亲，他是他。他不是坏人。他都笨成那样了，能是坏人吗？她爱上黎海民似乎完全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一种怜悯他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想干，除了一个人悄悄哭，就是发呆。她不忍看人痛苦，便去安慰他，讲故事给他听，约他去看革命样板戏。和他一起跑腔跑调地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跟他一块儿去食堂吃饭那时吃饭要粮票的，还分粗粮细粮。每个人一个月有三斤细粮，也就是白面，其余都是粗粮，玉米面、红薯面、高粱面什么的。她把细粮都给黎海民吃，自己顿顿吃粗粮。
有一个星期天，她来黎海民的宿舍帮他拆洗被子，见他又在一个人流泪，赶紧过来问他又怎么啦？没想到黎海民抓住她的手不放，说你要是真可怜我就嫁给我！她愣了半天，轻轻叹口气，说好吧。
黎海民的感觉是幸福到顶儿啦，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幸福了。他清楚得很，他爸爸的问题不同于我们这些人父亲的问题，他爸爸是受老首长的牵连，而老首长的案子是伟大领袖**御批的铁案！
除非乾坤倒转，
除非红日西升，
除非改朝换代，
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能娶这样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女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算幸福到顶儿了吗？
新婚之夜，黎海民泪流满面的搂着她说：“这辈子我是没指望了，如果真有下辈子，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太太斥责他：“又哭，又哭，那么大个男人，泪水比尿还多。”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过着平淡甚至有些拮据的生活，但黎海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可谁想到真的就天翻地覆了！
1976年10月6日，平地一声惊雷！
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批判了两个凡是，接着又是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黎海民的心里有了一丝希望。
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昭雪，黎海民父亲的老首长再度复出。黎海民欢欣鼓舞，他知道云消雾散的日子不远了用不着老首长说话，老首长的复出就说明父亲的问题全部是莫须有。他兴高采烈地对太太说：“等着瞧吧，老爷子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太太倒不觉得有什么，解决不解决吧，日子不还是照样过吗？当然，老爷子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也让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看看我阶级立场到底站得稳不稳？
没过多长时间，一份平反决定和一份任职决定几乎同时宣布：黎海民的父亲彻底平反，就任省委秘书长。
黎海民告别了翻砂车间，来到省广播电台当了记者。
那时我们这帮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却又兴奋得紧，常常聚会，当时还不懂走私贩私倒卖批文拉大旗做虎皮骗钱花，只是痛饮啤酒后趁着三分醉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人人都是一付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劲头儿，狂妄得很也难怪，憋了十几年了，不疯一阵子也收不了心性。
在聚会中屡出惊人之语的当属黎海民，因为他是记者，加上又有通天的关系，经常有内部消息透露给我们。当时中央正在召开理论务虚会，新观点不断提出，他便不断给我们传达：
“东方红不能唱了，这支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要唱东方红，就不要唱国际歌。要唱国际歌，就不要唱东方红。东方红说**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能唱了，这支歌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什么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人民是水，**是鱼。”
“为**建立纪念堂完全是错误的，且不说他当年也亲笔签字要求身后火化，他一个人占这么大一个建筑不光脱离群众，也脱离了与他几十年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为什么不能到八宝山跟战友们在一起呢？看了人民日报xxx副总理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了吗？第一句话就是敬爱的周总理生不争权，死不占地。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深有同感，尤其是对长时期的个人崇拜更是厌恶至极。按道理说我们都是**的世家子弟，文革中曾高唱忠于**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现在竟一个个成了标准的持不同政见者。
真是物极必反。
我知道，他的父亲比我们的父亲多倒了十年霉，而且是**直接处理的案子，他的怨气自然要比我们大一些。
可是想想建国后的这些事儿批电影武训传为文字狱开端，俞平伯惹祸，马寅初遭殃，梁漱溟被禁止说话，胡风入狱，丁玲被难，反右派让几十万人同时闭嘴，连战功赫赫的彭德怀都以言获罪。几亿人去打麻雀，几亿人去炼钢，党报上充斥着好大喜功的谎言，伟大领袖开始为老百姓吃不了这么多粮食而发愁，一转眼就饿死了上千万人！而那些忠心耿耿维护神权的英雄豪杰呢？
在庐山时罗瑞卿晚上在路边（！）撒尿，无意中看到了从彭德怀那里出来的周小舟等人，立即呈上密报折子，反党集团遂成铁案。
**在中央全会上痛斥彭德怀，说他刘某人就是要对**个人崇拜。
陶铸写信给同道，说我们**人对领袖的忠诚应该象旧式女子嫁人一样，从一而终。
结果怎么样呢？罗瑞卿被逼得跳楼摔断了腿，仍被用大筐抬去斗争；**赤身**的惨死在开封，胡子和头发都有一尺长；陶铸果然做了烈女，在监狱里写下‘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这样凄惶无奈的诗句后与世长辞。想想这些，真让人气短。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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