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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身上,我知道这完全是对四川女人的一种歪曲。前年一外地女客户在我面前说,他听说成都女人都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松下裙带子。”我说,听说你们那里的女人也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垂下宫子”她马上脸就红了,很可能她恰好患上了“子宫下垂”
从那以后,我习惯了平时有闲的时候去泡泡“洞洞舞厅”
再后来,我拉上了王建南。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红姐的舞女,一个东郊的下岗女工。
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南和红姐打得十分火热,周围的人还以为他在吃那女人的软饭。
我知道不是,红姐生意很一般,一个月拼命“沙”来“沙”去,只能挣一千多元。
不久之后,王建南把红姐介绍到他们报社当了发行员,早上投报纸、下午和晚上就在“沙轮厂”上班。
后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最后一次见红姐,是请她和王建南到我家来,以挽救我和周家梅的感情危机。
51
如果不是和周家梅发生了第一次感情危机,我们可能会在上个世纪末结婚。
99年是一个结婚的年代:“给我一个温暖的家庭,给我一段燃烧的爱情”
这是罗大佑的老歌家的歌词,但燃烧的爱情会让家里的房子着火,所以八十年代另一位歌手侯德建这样唱道:“给我一个家,让我到远方去思念它。”
歌里所唱的可以理解为旅游,也可以解释为外遇。其实外遇可以带给男人一个想家的理由。于是成都男人都这样唱:“给我一个家,让我到二奶家去思念它。”
我的外遇当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90年代,由于广告业进入中国还没发展几年,很多人把广告当艺术对待,称之为“广告艺术”广告人也就被当艺术家来对待。在很多社交活动中,我经常接触大量女客户,有不少的女人向我放电,但周家梅一直把我盯得很紧,特别爱吃醋。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这样的男人接触的女人虽多,但很不容易被女人爱上,但特殊情况下就很难说了。
比如旅游,女人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在于,旅游的时候她们不仅对男人的警惕放松了,甚至还容易爱上男人。从98年开始,自云南香格里拉旅游热之后,四川这边的藏地旅游也热了起来。
春节前我花了5万元,再从公司借了2万多,买了现在这辆陆迪吉普车,加入本地一家“自驾车俱乐部”99年五一节的时候“国旅”一哥们让我帮他带几个外地游客去滔城、亚丁、塔公一线。做完这一趟司机兼导游,一路下来可以挣3000元,当然,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说不定游客中还有粉子。
四川临近藏区,稍有文化的成都男人都可以做合格的导游,加上我早年在藏区呆过,所以轻车熟路。
5月2日一早,我到武侯祠旁边的康定宾馆接了四个客人,结果大失所望:一对上海男女,一对广东男女。男人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女人约小一些,我不知道这两对男女是奸夫淫妇、还是非法同居?我对两个外地婆娘兴趣不大,看起来也没什么机会,所以就没想过要“第三者”插足。
头一回带客,我比较尽心尽职,但几个人一路上都在惊抓抓地呐喊,才到泸定就开始激动,在铁索桥旁上猛拍了很多照片。到康定吃了晚饭,幸亏翻折多山是晚上,看不见风景,但这两个婆娘看见星星也激动得说想摘下来,车到新都桥,两对狗男女搂抱着昏昏欲睡。
在藏民家草草睡下,第二天一醒来,几个人都不见了。
走到外面我才看见,他们在那里又吼又叫。
那天天气不错,可以看见贡嘎雪山。这两个小资婊子兴奋得忘记了姓什么,好像在比赛谁更激动。看见草堆堆也呈万分感叹状,糟踏了不少花花草草,浪费了很多胶卷,简直舍不得走,那个上海女人还说,真想死在这个地方。
死了正好先奸后埋!
当时我就想: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差事了,最近两年我也确实没带过旅客了。
我告诉她们,旅程还有7天,万里长征才走第一步,这样下去80天也走不完。
还算好,到了理塘,全体人员都没有高原反映,我借口翻海子山可能会遇到暴风
雪,马不停蹄往前赶。终于在天黑后不久赶到了滔城。第二天到了终点亚丁,这亚丁其实是个很大的垃圾堆,到这时候,几个人才知道什么叫疲惫。
回去的路就轻松了,他们不再问那些很傻b的问题。
52
在康定塔公寺,趁他们骑马逛草场的时候,我好好休整了一下,准备着迎接这一次美好的艳遇。
第六天黄昏,我们赶到了丹巴县城,住进国际青年旅社,放下行李后,我发现斜对面的铺位上,有一条脏兮兮的紧身牛仔裤。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条女人的裤子,我拿了起来,在自己腰身上比划了一阵,发现这女人身材极好。腰围比我小了三寸左右,臀围却十分可观,而且裤长居然和我差不多。我已有一星期未尽女色,就这几个性感的数字,已足以让我马上雄起。
我默记了床位号码,在外面去寻找这种身材的女人,很快,我就在餐厅里搜寻到了她的身材,不对!应该是她的身影。
果然如我所料,牛仔裤的主人是个小粉子,她的床位钥匙放在桌上,我走了过去,坐在她旁边,把我的钥匙也放上,暗示我们是邻居。
现在,她穿着宽大的工装裤,看不出她姣好的身材,但我一结合那几个数字,她的蜂腰肥臀在我眼里完全是**裸的。
她的容貌虽然不如她身材那般诱人,但毕竟是旅途中的邂逅,我已经认为她十全十美了。
谈话后知道,这个独自背包族叫李小菁,在磨子桥一家电脑公司上班。
谈旅游是我的优势项目,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混熟了。
睡觉的时候我们卧谈了很久,让临近床铺的人很有意见。
第二天一早,我违规让她坐上了我的车。
对我来说,真正的旅游从现在开始,从丹巴到日隆县双桥沟,那十几座4000多米的雪山作证,我完全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路上讲了几十个段子,一会儿说云南话,一会说藏族腔四川话,托这粉子的福,两对男女游客终于感觉这一回不虚此行。
晚上住进日隆县的四姑娘宾馆,我和小菁已是**,7天的压抑终于得到了报偿。
平息下来之后,我对小菁说“日隆”这名字太好了,像是专门为我们取的。
但当我告诉她,我已经结了婚时,小菁又哭又闹,说我欺骗了她的感情。
我对她说:你又没问过我。
第二天回到成都,已是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和两对男女告了别。
他们当时依依不舍,留下联系方式要我们一定去广州、上海玩,那广东女人还送了一支口红给小菁。
回到家周家梅不在,下午我狠狠补睡了一觉,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推开窗子我突然发现,大街上人声鼎沸,很多人高呼着口号在游行示威。
发生了什么事?我马上打电话问周家梅。
周家梅在电话里特别激动、义愤填膺,说美国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然后说明天她们的报纸要出特刊,报社所有编采人员加班到凌晨以后。
我打开电视机,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刚关心了几分钟,就接到小菁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批评我太不浪漫了,这么早就过起了这种世俗的婚姻生活,最后她说今晚一定要见到我。
我想周家梅不在,就让她过来了情意绵绵地把她送走以后,我躺在床上等到凌晨2点,周家梅还没有回来,我想今天我已交不起“公粮”也用不着上缴,渐渐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一醒来,我发现周家梅起得比我还早,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两眼红肿,好像把眼泪都流干了。
问她原因,她什么也不说。
当时我还以为,她可能在为南联盟牺牲的两位同行伤心。
我起床后,去抚她的肩膀,她推开我的手说:“滚开!你让我觉得好恶心!”
真是莫名其妙,我忐忑不安,匆匆忙忙上班去了。
到了晚上,我回到家里,周家梅好像一天都没有出门,还是一言不发。
深夜了,整整一晚上,周家梅没有说过一个字,我虽然还是一头雾水,但已经嗅出了空气中有一种可怕的味道。
最后,在我不断地追问下,周家梅伸出了一只手,她的左手,然后在我眼前慢慢摊开:她手心里是一支“羽西”牌口红。
这不是她平常用的牌子!
我马上反映过来:一定是李小菁那个臭婊子昨天故意留在我床上的。
“我们分手吧,找到房子我马上搬出去。”周家梅冷冰冰地说。
我盯着周家梅手心里的口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平常就有怕老婆的习惯,实际上凡是讨了漂亮女人当老婆,没有几个男人不怕的。幸亏我当时没有马上说话,才有了抵赖的余地。
我相信在这种事情上必须抵赖,必须旗帜鲜明地抵赖,才有可能最后让女人自己都相信,是错怪我了。
53
只要周家梅没有捉奸在床,我就有抵赖的余地。
要命的是这支口红,它正躺在周家梅的掌心里,看起来像一个惊叹号,我的脑袋里装满了问号:把它栽赃到谁的头上去呢?我绞尽脑汁,首先想到我老妈,不行,她太老;我又想到了弟弟胡向前的女朋友,更不行,她根本不在成都。
最后,我想到了王建南。我假装终于回过神来的样子,这时,我没有合拢的嘴像一个大大的句号,我恍然大悟地说:“哦,这肯定是王建南的他那个老粉子红姐留下来的。”
我解释说,今天下午我刚回家,王建南就打来电话,说要借我的房子幽会,你知道,王建南不是跟别人合租房吗?不太方便,这红姐是“洞洞舞厅”的地下舞女为了让这个谎言像是真的,王建南当天晚上就打了一个电话过来,问我们有没有捡到一只口红。
第二天下午,王建南带着红姐到了我家,周家梅只允许他一个人进门。
王建南一味地道歉,说当时很糊涂,本来俩人在客卧里!但后来他和红姐发生了争吵,原因是王建南要给她钱一笔钱,红姐在舞厅挣钱不多,还都被老公打牌输了,但红姐坚决不接受王建南的资助,而且一直哭泣。后来她到了卧室里,想借周家梅的梳妆台补妆,俩人又发生激烈争执,最后不知怎么回事,反正吵来吵去,以致于她最终就把口红掉在了床上,昨天晚上红姐才终于想起我知道这都是王建南瞎编的,但他说得十分动情,任何铁石心肠的人听了都会感动。围绕着这支口红,他和红姐之间的“真情”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最后,周家梅在家里批评了王建南一个晚上。让红姐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烦,站得腰酸背痛。
她教育王建南,一个男人要有上进心,要洁身自好绝不能同流合污,怎么能到“洞洞舞厅”那种地方鬼混呢?甚至说要介绍一个正经女孩给他当女朋友。
那天下午王建南一直点头称是,从来没这么谦虚过。
第二天,我请红姐和王建南吃了顿火锅以示感激。那天以后,就也没见过那位红姐了。
“口红门”事件虽然平息,但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
从此,周家梅总是固执地认为,连王建南都堕落到去泡“洞洞舞厅”了,至于我,更不知坏到哪里去了。
就算我无数次地表忠心、献爱心也无济于事。
那一年初夏之后,我和周家梅失去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失去了信任,性生活也远不如以前频繁,很多时候她像例行公事一样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事渐渐多了起来。更重要的事,我没有了心理负担,对周家梅的歉疚之意也越来越淡。
后来,我们常常分分合合,但每一次分手过不了三天,我就会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口若悬河,她最终只好选择回到我身边。
但去年夏天,周家梅终于一无反顾地离开我。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突然狠下心来和我一刀两断,会不会是她找到了新的爱情?
环身上,我知道这完全是对四川女人的一种歪曲。前年一外地女客户在我面前说,他听说成都女人都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松下裙带子。”我说,听说你们那里的女人也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垂下宫子”她马上脸就红了,很可能她恰好患上了“子宫下垂”
从那以后,我习惯了平时有闲的时候去泡泡“洞洞舞厅”
再后来,我拉上了王建南。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红姐的舞女,一个东郊的下岗女工。
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南和红姐打得十分火热,周围的人还以为他在吃那女人的软饭。
我知道不是,红姐生意很一般,一个月拼命“沙”来“沙”去,只能挣一千多元。
不久之后,王建南把红姐介绍到他们报社当了发行员,早上投报纸、下午和晚上就在“沙轮厂”上班。
后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最后一次见红姐,是请她和王建南到我家来,以挽救我和周家梅的感情危机。
51
如果不是和周家梅发生了第一次感情危机,我们可能会在上个世纪末结婚。
99年是一个结婚的年代:“给我一个温暖的家庭,给我一段燃烧的爱情”
这是罗大佑的老歌家的歌词,但燃烧的爱情会让家里的房子着火,所以八十年代另一位歌手侯德建这样唱道:“给我一个家,让我到远方去思念它。”
歌里所唱的可以理解为旅游,也可以解释为外遇。其实外遇可以带给男人一个想家的理由。于是成都男人都这样唱:“给我一个家,让我到二奶家去思念它。”
我的外遇当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90年代,由于广告业进入中国还没发展几年,很多人把广告当艺术对待,称之为“广告艺术”广告人也就被当艺术家来对待。在很多社交活动中,我经常接触大量女客户,有不少的女人向我放电,但周家梅一直把我盯得很紧,特别爱吃醋。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这样的男人接触的女人虽多,但很不容易被女人爱上,但特殊情况下就很难说了。
比如旅游,女人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在于,旅游的时候她们不仅对男人的警惕放松了,甚至还容易爱上男人。从98年开始,自云南香格里拉旅游热之后,四川这边的藏地旅游也热了起来。
春节前我花了5万元,再从公司借了2万多,买了现在这辆陆迪吉普车,加入本地一家“自驾车俱乐部”99年五一节的时候“国旅”一哥们让我帮他带几个外地游客去滔城、亚丁、塔公一线。做完这一趟司机兼导游,一路下来可以挣3000元,当然,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说不定游客中还有粉子。
四川临近藏区,稍有文化的成都男人都可以做合格的导游,加上我早年在藏区呆过,所以轻车熟路。
5月2日一早,我到武侯祠旁边的康定宾馆接了四个客人,结果大失所望:一对上海男女,一对广东男女。男人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女人约小一些,我不知道这两对男女是奸夫淫妇、还是非法同居?我对两个外地婆娘兴趣不大,看起来也没什么机会,所以就没想过要“第三者”插足。
头一回带客,我比较尽心尽职,但几个人一路上都在惊抓抓地呐喊,才到泸定就开始激动,在铁索桥旁上猛拍了很多照片。到康定吃了晚饭,幸亏翻折多山是晚上,看不见风景,但这两个婆娘看见星星也激动得说想摘下来,车到新都桥,两对狗男女搂抱着昏昏欲睡。
在藏民家草草睡下,第二天一醒来,几个人都不见了。
走到外面我才看见,他们在那里又吼又叫。
那天天气不错,可以看见贡嘎雪山。这两个小资婊子兴奋得忘记了姓什么,好像在比赛谁更激动。看见草堆堆也呈万分感叹状,糟踏了不少花花草草,浪费了很多胶卷,简直舍不得走,那个上海女人还说,真想死在这个地方。
死了正好先奸后埋!
当时我就想: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差事了,最近两年我也确实没带过旅客了。
我告诉她们,旅程还有7天,万里长征才走第一步,这样下去80天也走不完。
还算好,到了理塘,全体人员都没有高原反映,我借口翻海子山可能会遇到暴风
雪,马不停蹄往前赶。终于在天黑后不久赶到了滔城。第二天到了终点亚丁,这亚丁其实是个很大的垃圾堆,到这时候,几个人才知道什么叫疲惫。
回去的路就轻松了,他们不再问那些很傻b的问题。
52
在康定塔公寺,趁他们骑马逛草场的时候,我好好休整了一下,准备着迎接这一次美好的艳遇。
第六天黄昏,我们赶到了丹巴县城,住进国际青年旅社,放下行李后,我发现斜对面的铺位上,有一条脏兮兮的紧身牛仔裤。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条女人的裤子,我拿了起来,在自己腰身上比划了一阵,发现这女人身材极好。腰围比我小了三寸左右,臀围却十分可观,而且裤长居然和我差不多。我已有一星期未尽女色,就这几个性感的数字,已足以让我马上雄起。
我默记了床位号码,在外面去寻找这种身材的女人,很快,我就在餐厅里搜寻到了她的身材,不对!应该是她的身影。
果然如我所料,牛仔裤的主人是个小粉子,她的床位钥匙放在桌上,我走了过去,坐在她旁边,把我的钥匙也放上,暗示我们是邻居。
现在,她穿着宽大的工装裤,看不出她姣好的身材,但我一结合那几个数字,她的蜂腰肥臀在我眼里完全是**裸的。
她的容貌虽然不如她身材那般诱人,但毕竟是旅途中的邂逅,我已经认为她十全十美了。
谈话后知道,这个独自背包族叫李小菁,在磨子桥一家电脑公司上班。
谈旅游是我的优势项目,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混熟了。
睡觉的时候我们卧谈了很久,让临近床铺的人很有意见。
第二天一早,我违规让她坐上了我的车。
对我来说,真正的旅游从现在开始,从丹巴到日隆县双桥沟,那十几座4000多米的雪山作证,我完全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路上讲了几十个段子,一会儿说云南话,一会说藏族腔四川话,托这粉子的福,两对男女游客终于感觉这一回不虚此行。
晚上住进日隆县的四姑娘宾馆,我和小菁已是**,7天的压抑终于得到了报偿。
平息下来之后,我对小菁说“日隆”这名字太好了,像是专门为我们取的。
但当我告诉她,我已经结了婚时,小菁又哭又闹,说我欺骗了她的感情。
我对她说:你又没问过我。
第二天回到成都,已是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和两对男女告了别。
他们当时依依不舍,留下联系方式要我们一定去广州、上海玩,那广东女人还送了一支口红给小菁。
回到家周家梅不在,下午我狠狠补睡了一觉,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推开窗子我突然发现,大街上人声鼎沸,很多人高呼着口号在游行示威。
发生了什么事?我马上打电话问周家梅。
周家梅在电话里特别激动、义愤填膺,说美国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然后说明天她们的报纸要出特刊,报社所有编采人员加班到凌晨以后。
我打开电视机,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刚关心了几分钟,就接到小菁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批评我太不浪漫了,这么早就过起了这种世俗的婚姻生活,最后她说今晚一定要见到我。
我想周家梅不在,就让她过来了情意绵绵地把她送走以后,我躺在床上等到凌晨2点,周家梅还没有回来,我想今天我已交不起“公粮”也用不着上缴,渐渐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一醒来,我发现周家梅起得比我还早,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两眼红肿,好像把眼泪都流干了。
问她原因,她什么也不说。
当时我还以为,她可能在为南联盟牺牲的两位同行伤心。
我起床后,去抚她的肩膀,她推开我的手说:“滚开!你让我觉得好恶心!”
真是莫名其妙,我忐忑不安,匆匆忙忙上班去了。
到了晚上,我回到家里,周家梅好像一天都没有出门,还是一言不发。
深夜了,整整一晚上,周家梅没有说过一个字,我虽然还是一头雾水,但已经嗅出了空气中有一种可怕的味道。
最后,在我不断地追问下,周家梅伸出了一只手,她的左手,然后在我眼前慢慢摊开:她手心里是一支“羽西”牌口红。
这不是她平常用的牌子!
我马上反映过来:一定是李小菁那个臭婊子昨天故意留在我床上的。
“我们分手吧,找到房子我马上搬出去。”周家梅冷冰冰地说。
我盯着周家梅手心里的口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平常就有怕老婆的习惯,实际上凡是讨了漂亮女人当老婆,没有几个男人不怕的。幸亏我当时没有马上说话,才有了抵赖的余地。
我相信在这种事情上必须抵赖,必须旗帜鲜明地抵赖,才有可能最后让女人自己都相信,是错怪我了。
53
只要周家梅没有捉奸在床,我就有抵赖的余地。
要命的是这支口红,它正躺在周家梅的掌心里,看起来像一个惊叹号,我的脑袋里装满了问号:把它栽赃到谁的头上去呢?我绞尽脑汁,首先想到我老妈,不行,她太老;我又想到了弟弟胡向前的女朋友,更不行,她根本不在成都。
最后,我想到了王建南。我假装终于回过神来的样子,这时,我没有合拢的嘴像一个大大的句号,我恍然大悟地说:“哦,这肯定是王建南的他那个老粉子红姐留下来的。”
我解释说,今天下午我刚回家,王建南就打来电话,说要借我的房子幽会,你知道,王建南不是跟别人合租房吗?不太方便,这红姐是“洞洞舞厅”的地下舞女为了让这个谎言像是真的,王建南当天晚上就打了一个电话过来,问我们有没有捡到一只口红。
第二天下午,王建南带着红姐到了我家,周家梅只允许他一个人进门。
王建南一味地道歉,说当时很糊涂,本来俩人在客卧里!但后来他和红姐发生了争吵,原因是王建南要给她钱一笔钱,红姐在舞厅挣钱不多,还都被老公打牌输了,但红姐坚决不接受王建南的资助,而且一直哭泣。后来她到了卧室里,想借周家梅的梳妆台补妆,俩人又发生激烈争执,最后不知怎么回事,反正吵来吵去,以致于她最终就把口红掉在了床上,昨天晚上红姐才终于想起我知道这都是王建南瞎编的,但他说得十分动情,任何铁石心肠的人听了都会感动。围绕着这支口红,他和红姐之间的“真情”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最后,周家梅在家里批评了王建南一个晚上。让红姐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烦,站得腰酸背痛。
她教育王建南,一个男人要有上进心,要洁身自好绝不能同流合污,怎么能到“洞洞舞厅”那种地方鬼混呢?甚至说要介绍一个正经女孩给他当女朋友。
那天下午王建南一直点头称是,从来没这么谦虚过。
第二天,我请红姐和王建南吃了顿火锅以示感激。那天以后,就也没见过那位红姐了。
“口红门”事件虽然平息,但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
从此,周家梅总是固执地认为,连王建南都堕落到去泡“洞洞舞厅”了,至于我,更不知坏到哪里去了。
就算我无数次地表忠心、献爱心也无济于事。
那一年初夏之后,我和周家梅失去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失去了信任,性生活也远不如以前频繁,很多时候她像例行公事一样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事渐渐多了起来。更重要的事,我没有了心理负担,对周家梅的歉疚之意也越来越淡。
后来,我们常常分分合合,但每一次分手过不了三天,我就会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口若悬河,她最终只好选择回到我身边。
但去年夏天,周家梅终于一无反顾地离开我。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突然狠下心来和我一刀两断,会不会是她找到了新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