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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那个青山和绿水环抱的县城，每到三四月间，桃花就开满了城内城外的坡地和田埂。一见桃花，我便想起了小英子。
我们的县城是座名符其实的“城”东西南北四道城门把县城分为城里和城外，城门以内谓之“城里”城门以外谓之“城关”我的家住西门外，谓之“西关”西门河水终日潺潺流着，刀似的把城里和西关一分为二。有一架枕木建筑的大桥将整座城勾连着，还是解放初期建的。岁月的风霜将木桥上粗大的枕木熏染成黑灰色，有好几处栏杆已经朽烂。但这座桥依然屹立着，与两岸的护城河堤唇齿相依，顽强地抵御了一次又一次山洪的冲击。我的童年曾经在这座孤独的木桥上逗留，每当黄昏时候，我总会倚在桥头栏杆旁，眼巴巴地等候从城里下班回来的爸爸。一天，小英子穿一身红底白花的灯芯绒花裤花褂，头扎红红的蝴蝶结，出现在木桥上，于是我们成了玩伴。
那一年，小英子刚刚过完她六岁的生日。六岁的小英子红裤红褂红红蝴蝶结一蹦一跳左右着我的视线。她洁白无瑕的小脸上，几根细细的血管透明可见，人又冰雪聪明，而且还会讲一口教人意乱情迷的京腔！
我们在木桥上玩“打电话”的游戏。
“喂你是北京吗？我叫小英子。”
“喂，你是北京吗？我叫忆清子。”我学着小英子的京腔，觉得特别有趣。
我教小英子学“开船”手扶木桥栏杆，低头定睛看河水的某一个地方，不一会儿，眼便花了，河水不再是在我们脚下汹涌而下，而是我们踏浪而上。我手握虚拟的话筒：“喂，小英子，你的船到了吗？”
“我已经到了北戴河。”小英子的京腔脆嫩且优美。
小英子长我半岁，却见多识广。小小年纪，知道北海、香山，还有北京天安门。小英子自豪地告诉我：“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从小英子的口中，我得知她的父母去了大西北。那是个风沙弥漫、很荒凉、很遥远的地方。临走，父母只好把小英子托付给了小英子的外婆——西门内一位跛脚的孤老太太。
我们打电话的游戏有时候会触动小英子灵魂深处的隐痛。一次，我们又重复了“你是北京吗”的通话后，小英子忽然低头抽泣起来。她说：“北京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了。妈妈说，我们再也回不了北京了。”
那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六岁的孩子无法参透的年代，大人们的世界对我们更是一个解不开的迷。我同情小英子，小小年纪却不能跟父母一起生活，总是将家里好吃的东西拿来给小英子吃，只要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拿去送小英子。
一天，我在邻人家的菜地旁折了一枝桃花，送给小英子。于是小英子便拿了桃枝作话筒与我玩“打电话”的游戏。小英子说：“这条河一定是流到北京去的。我们把这些桃花撒到河里，让河水送它们去北京好吗？”
不等我回答，小英子已将花瓣统统摘下，丢下木桥。顿时，花瓣儿组成桃花的船队，在桥下打一个旋儿，匆匆往远方流去。我们“咯咯”地笑了起来，挥起小手：“开船啰！船儿开走啰！”
后来，爸爸下班出现在桥头，我们终止了游戏。我飞身向爸爸扑去。正在这时，小英子突然一把捏住我的手：“忆清子，你明天早一点来这儿玩好吗？”
“行行行！”我急忙要走，欲甩开她的手。
“好，我们拉勾，说话算数！”小英子认真地说。
那天晚上，下起了滂沱大雨，霹雷闪电，似天庭震怒。整个小城在摇摇欲坠中挣扎。半夜里，我突然发起了高烧。爸爸妈妈抱我冒雨去敲一位老中医的门。老中医稔熟地掐我的人中，叹口气说这孩子怕是没救了。一整夜望闻问切和推拿都是在一盏煤油灯下进行，暴风雨掀倒电线杆和草棚的声音叫大人们惊心。次日晨暴风雨停了，我却奇迹般地退了烧，醒了过来。
我躺在家里，听见街上的大人和孩子纷纷往西河桥方向涌动，忽听得有人议论：“昨夜里西河桥栏杆断了，溺死了一个六岁的女孩。”我心头一惊，爬起来往桥头跑去。
西河桥的木栏杆果然又新断了好几处，显得分外沧桑。山洪没起桥墩，浊黄的河面上漂浮着一根根木头和菜蔬。一只肥猪也被洪水冲下来，拼命挣扎着，惹得桥上两三个胆壮的大人纷纷脱了衣服去打捞。我在心里祈祷：但愿小英子昨夜没有来过，但愿小英子还记得我们的承诺，但愿红裤红褂红蝴蝶结一蹦一跳地出现在西门河木桥的那一头。
可是从上午到黄昏，我始终没有等到小英子。而且，我永远也等不到小英子了。大人们告诉我：这场洪水是老龙翻身，一百年只有一次。老龙翻身总会带走一些孩子的，而小英子是三月桃花命、福浅命薄。说得我心中黯然，对三月和三月桃花有了一种怨艾。
但是有一天，我却清楚地梦见了小英子。她红裤红褂红蝴蝶结从浪花里走出来，手上还握着一束桃花枝：“喂，我到北京啦！”说完“咯咯”地笑着跳开了。
从此再看桃花，心中便有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那里面系着我对童年小英子无尽的缅怀。
在我们那个青山和绿水环抱的县城，每到三四月间，桃花就开满了城内城外的坡地和田埂。一见桃花，我便想起了小英子。
我们的县城是座名符其实的“城”东西南北四道城门把县城分为城里和城外，城门以内谓之“城里”城门以外谓之“城关”我的家住西门外，谓之“西关”西门河水终日潺潺流着，刀似的把城里和西关一分为二。有一架枕木建筑的大桥将整座城勾连着，还是解放初期建的。岁月的风霜将木桥上粗大的枕木熏染成黑灰色，有好几处栏杆已经朽烂。但这座桥依然屹立着，与两岸的护城河堤唇齿相依，顽强地抵御了一次又一次山洪的冲击。我的童年曾经在这座孤独的木桥上逗留，每当黄昏时候，我总会倚在桥头栏杆旁，眼巴巴地等候从城里下班回来的爸爸。一天，小英子穿一身红底白花的灯芯绒花裤花褂，头扎红红的蝴蝶结，出现在木桥上，于是我们成了玩伴。
那一年，小英子刚刚过完她六岁的生日。六岁的小英子红裤红褂红红蝴蝶结一蹦一跳左右着我的视线。她洁白无瑕的小脸上，几根细细的血管透明可见，人又冰雪聪明，而且还会讲一口教人意乱情迷的京腔！
我们在木桥上玩“打电话”的游戏。
“喂你是北京吗？我叫小英子。”
“喂，你是北京吗？我叫忆清子。”我学着小英子的京腔，觉得特别有趣。
我教小英子学“开船”手扶木桥栏杆，低头定睛看河水的某一个地方，不一会儿，眼便花了，河水不再是在我们脚下汹涌而下，而是我们踏浪而上。我手握虚拟的话筒：“喂，小英子，你的船到了吗？”
“我已经到了北戴河。”小英子的京腔脆嫩且优美。
小英子长我半岁，却见多识广。小小年纪，知道北海、香山，还有北京天安门。小英子自豪地告诉我：“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从小英子的口中，我得知她的父母去了大西北。那是个风沙弥漫、很荒凉、很遥远的地方。临走，父母只好把小英子托付给了小英子的外婆——西门内一位跛脚的孤老太太。
我们打电话的游戏有时候会触动小英子灵魂深处的隐痛。一次，我们又重复了“你是北京吗”的通话后，小英子忽然低头抽泣起来。她说：“北京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了。妈妈说，我们再也回不了北京了。”
那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六岁的孩子无法参透的年代，大人们的世界对我们更是一个解不开的迷。我同情小英子，小小年纪却不能跟父母一起生活，总是将家里好吃的东西拿来给小英子吃，只要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拿去送小英子。
一天，我在邻人家的菜地旁折了一枝桃花，送给小英子。于是小英子便拿了桃枝作话筒与我玩“打电话”的游戏。小英子说：“这条河一定是流到北京去的。我们把这些桃花撒到河里，让河水送它们去北京好吗？”
不等我回答，小英子已将花瓣统统摘下，丢下木桥。顿时，花瓣儿组成桃花的船队，在桥下打一个旋儿，匆匆往远方流去。我们“咯咯”地笑了起来，挥起小手：“开船啰！船儿开走啰！”
后来，爸爸下班出现在桥头，我们终止了游戏。我飞身向爸爸扑去。正在这时，小英子突然一把捏住我的手：“忆清子，你明天早一点来这儿玩好吗？”
“行行行！”我急忙要走，欲甩开她的手。
“好，我们拉勾，说话算数！”小英子认真地说。
那天晚上，下起了滂沱大雨，霹雷闪电，似天庭震怒。整个小城在摇摇欲坠中挣扎。半夜里，我突然发起了高烧。爸爸妈妈抱我冒雨去敲一位老中医的门。老中医稔熟地掐我的人中，叹口气说这孩子怕是没救了。一整夜望闻问切和推拿都是在一盏煤油灯下进行，暴风雨掀倒电线杆和草棚的声音叫大人们惊心。次日晨暴风雨停了，我却奇迹般地退了烧，醒了过来。
我躺在家里，听见街上的大人和孩子纷纷往西河桥方向涌动，忽听得有人议论：“昨夜里西河桥栏杆断了，溺死了一个六岁的女孩。”我心头一惊，爬起来往桥头跑去。
西河桥的木栏杆果然又新断了好几处，显得分外沧桑。山洪没起桥墩，浊黄的河面上漂浮着一根根木头和菜蔬。一只肥猪也被洪水冲下来，拼命挣扎着，惹得桥上两三个胆壮的大人纷纷脱了衣服去打捞。我在心里祈祷：但愿小英子昨夜没有来过，但愿小英子还记得我们的承诺，但愿红裤红褂红蝴蝶结一蹦一跳地出现在西门河木桥的那一头。
可是从上午到黄昏，我始终没有等到小英子。而且，我永远也等不到小英子了。大人们告诉我：这场洪水是老龙翻身，一百年只有一次。老龙翻身总会带走一些孩子的，而小英子是三月桃花命、福浅命薄。说得我心中黯然，对三月和三月桃花有了一种怨艾。
但是有一天，我却清楚地梦见了小英子。她红裤红褂红蝴蝶结从浪花里走出来，手上还握着一束桃花枝：“喂，我到北京啦！”说完“咯咯”地笑着跳开了。
从此再看桃花，心中便有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那里面系着我对童年小英子无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