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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征税，必须首先征得国民同意，而要征得同意，须首先说明征税目的，说明是否代表国民利益。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国民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但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明朝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为臣民鸣不平、甚至为民请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官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尹峰觉得和刘宗周这样的人讨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人民权利等问题，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也不想就此对这个书呆子动手，成全他沽名卖直的意愿。尹峰直截了当地说：“我等台湾商民既然能够打下南京，也能打下北京，夺取天下也不在话下。顾念朝廷立国200余年，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所以才想着要与朝廷谈和。如你们一味强硬，逼我等走上绝路，到时玉石俱焚，我可就顾不得了。刘先生，你在我处无需多说，你去对沿海百万渔民去说、去和我台湾百万军民去说，看他们能否听你的劝说，自觉自愿放下武器投降朝廷。你觉得这可能吗？”
刘宗周等明未儒生，最大本事就是在空泛虚无的“格致”“人心”等理论中钻牛角尖，一旦遇上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束手无措了。所谓“平时束手谈心性”，到紧急关头就“一死报君王”，对于解决具体事务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东西。
尹峰连夏允彝的话也不想听了，挥手让亲卫把两人赶走。经过刘宗周的对话，和这些天在江南的考察研究，尹峰对此时的文士阶层有了新的认识。
确实，如同曾棋所说，不去理会他们就行了。无论如何，想要让这些文人说中华公司好话，认同中华公司的统治，比较难。但是，是否一定要依靠他们才能治理江南呢，未必。曾棋说：“不去理会他们，就是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只要我们在武力文治上皆能体现出能力，这些文人会来依靠我们的！”
曾棋从台湾带来数十名自己的学生、百余名政治学院实习生，要掌管江南几十个州县的政务，完全是不够用的。因此，中华军以南京镇守府的名义，公开招募官吏。出乎曾棋和尹峰的预料，居然有不少的读书人主动出来应募，想要在中华公司的统治下过过官瘾。虽然中华军事先贴出的布告中，透露了镇守府官吏需要严格遵守的法令，但是大批的读书人依然是蜂拥而至。也有人想走捷径，前来南京尹峰老营，请求尹峰接见的文士名帖每日都能堆成小山。
这样一来，江南控制区需要的管理人员缺乏问题，多少算是顺利解决了。这些本地招募的文官，在台湾来的行政管理人员监督管理下，总算把南京镇守府的行政机构运转起来了。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尹峰对于想办法争取文士阶层支持中华公司统治，已经是毫无兴趣：只要中华军武力够强，文士儒士自然会来报效，只要给他们能够当官的希望，他们是无所谓统治者是谁的。当然，象刘宗周这样讲节气的文士有不少，但是科举制度下训练出来的文士阶层，除了少数无师自通的天才人物，他们对于需要实务经验的起义反抗大业根本就不会做，或者说，这时期的文人对于凡是需要操作实际事务的事情，基本是不精通的，担心他们能给中华军的统治制造麻烦，纯属自寻烦恼。需要担心的是，这些文士阶层会在中华公司和朝廷的和谈中制造麻烦。
因此，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继续打击朝廷，尹峰认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逼朝廷与自己和谈了。
攻打安庆是进一步中华军军事行动的开始。实际上这时已是冬季，海面上风向已经转变，台湾的后勤补给已经很难运来。南线参加军事行动的部队人数实际上比开战时还减少了，因为李星第三师的一个营、吕宋台湾的土著部队都已经调回台湾，准备去吕宋镇压当地的土著与倭人的联合叛乱。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军还是发起了攻击，一举攻占了安庆。中华军在南京城开办了兵工厂，充分利用城里原先的匠户人才，在南京城生产军火。同时，中华军还镇压了苏州、松江等地的“打行”等黑社会，在本地农民种征召了一支庄丁队，人数还不少，已经有四五千人了。
对于中华军统治区的情况，由于商人的来往，官军朝廷方面也是知道了很多。
但是南京经略张鹤鸣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南方部队正在不断被抽调北上，去应付中华军北线的进攻。而面对中华军在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的小规模攻击，张鹤鸣、熊廷弼等人也是无力应对，节节败退。这时，还发生了川、赣等地民众骚乱暴动的事，本来用来收复南京的军队不得不分兵去镇压。于是，江南一带的朝廷官员、军官等，一致倾向于招抚中华军。
他们联名向朝廷请求招抚，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对于中华军，打是打不过的，而仍由他们占领江南，没过多久恐怕整个江南都将不姓朱了。
这些南方的官僚毕竟是久经政治漩涡的政治人物，不是刘宗周这样的书呆子。
叶向高等江南在乡官绅也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招抚。他们有的是因为战争侵害了自家经济利益，有的是因为看到了中华军的威胁。被中华军镇压掉的那些官绅地主，毕竟人数较少，虽然还有不少他们的亲友同乡反对招抚，但是朝廷之中认可招抚的官员渐渐多了起来。
尹峰及时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情报，决定推泼助澜一下。在万历四十六年的新年第一天，他发布公告：中华军为表示和谈诚意，将从北京、天津卫撤军。
国民征税，必须首先征得国民同意，而要征得同意，须首先说明征税目的，说明是否代表国民利益。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国民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但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明朝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为臣民鸣不平、甚至为民请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官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尹峰觉得和刘宗周这样的人讨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人民权利等问题，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也不想就此对这个书呆子动手，成全他沽名卖直的意愿。尹峰直截了当地说：“我等台湾商民既然能够打下南京，也能打下北京，夺取天下也不在话下。顾念朝廷立国200余年，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所以才想着要与朝廷谈和。如你们一味强硬，逼我等走上绝路，到时玉石俱焚，我可就顾不得了。刘先生，你在我处无需多说，你去对沿海百万渔民去说、去和我台湾百万军民去说，看他们能否听你的劝说，自觉自愿放下武器投降朝廷。你觉得这可能吗？”
刘宗周等明未儒生，最大本事就是在空泛虚无的“格致”“人心”等理论中钻牛角尖，一旦遇上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束手无措了。所谓“平时束手谈心性”，到紧急关头就“一死报君王”，对于解决具体事务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东西。
尹峰连夏允彝的话也不想听了，挥手让亲卫把两人赶走。经过刘宗周的对话，和这些天在江南的考察研究，尹峰对此时的文士阶层有了新的认识。
确实，如同曾棋所说，不去理会他们就行了。无论如何，想要让这些文人说中华公司好话，认同中华公司的统治，比较难。但是，是否一定要依靠他们才能治理江南呢，未必。曾棋说：“不去理会他们，就是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只要我们在武力文治上皆能体现出能力，这些文人会来依靠我们的！”
曾棋从台湾带来数十名自己的学生、百余名政治学院实习生，要掌管江南几十个州县的政务，完全是不够用的。因此，中华军以南京镇守府的名义，公开招募官吏。出乎曾棋和尹峰的预料，居然有不少的读书人主动出来应募，想要在中华公司的统治下过过官瘾。虽然中华军事先贴出的布告中，透露了镇守府官吏需要严格遵守的法令，但是大批的读书人依然是蜂拥而至。也有人想走捷径，前来南京尹峰老营，请求尹峰接见的文士名帖每日都能堆成小山。
这样一来，江南控制区需要的管理人员缺乏问题，多少算是顺利解决了。这些本地招募的文官，在台湾来的行政管理人员监督管理下，总算把南京镇守府的行政机构运转起来了。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尹峰对于想办法争取文士阶层支持中华公司统治，已经是毫无兴趣：只要中华军武力够强，文士儒士自然会来报效，只要给他们能够当官的希望，他们是无所谓统治者是谁的。当然，象刘宗周这样讲节气的文士有不少，但是科举制度下训练出来的文士阶层，除了少数无师自通的天才人物，他们对于需要实务经验的起义反抗大业根本就不会做，或者说，这时期的文人对于凡是需要操作实际事务的事情，基本是不精通的，担心他们能给中华军的统治制造麻烦，纯属自寻烦恼。需要担心的是，这些文士阶层会在中华公司和朝廷的和谈中制造麻烦。
因此，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继续打击朝廷，尹峰认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逼朝廷与自己和谈了。
攻打安庆是进一步中华军军事行动的开始。实际上这时已是冬季，海面上风向已经转变，台湾的后勤补给已经很难运来。南线参加军事行动的部队人数实际上比开战时还减少了，因为李星第三师的一个营、吕宋台湾的土著部队都已经调回台湾，准备去吕宋镇压当地的土著与倭人的联合叛乱。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军还是发起了攻击，一举攻占了安庆。中华军在南京城开办了兵工厂，充分利用城里原先的匠户人才，在南京城生产军火。同时，中华军还镇压了苏州、松江等地的“打行”等黑社会，在本地农民种征召了一支庄丁队，人数还不少，已经有四五千人了。
对于中华军统治区的情况，由于商人的来往，官军朝廷方面也是知道了很多。
但是南京经略张鹤鸣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南方部队正在不断被抽调北上，去应付中华军北线的进攻。而面对中华军在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的小规模攻击，张鹤鸣、熊廷弼等人也是无力应对，节节败退。这时，还发生了川、赣等地民众骚乱暴动的事，本来用来收复南京的军队不得不分兵去镇压。于是，江南一带的朝廷官员、军官等，一致倾向于招抚中华军。
他们联名向朝廷请求招抚，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对于中华军，打是打不过的，而仍由他们占领江南，没过多久恐怕整个江南都将不姓朱了。
这些南方的官僚毕竟是久经政治漩涡的政治人物，不是刘宗周这样的书呆子。
叶向高等江南在乡官绅也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招抚。他们有的是因为战争侵害了自家经济利益，有的是因为看到了中华军的威胁。被中华军镇压掉的那些官绅地主，毕竟人数较少，虽然还有不少他们的亲友同乡反对招抚，但是朝廷之中认可招抚的官员渐渐多了起来。
尹峰及时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情报，决定推泼助澜一下。在万历四十六年的新年第一天，他发布公告：中华军为表示和谈诚意，将从北京、天津卫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