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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尹峰只是细分了政府部门职能，明确了一些权限，但是徐鸿基等人完全被他的条例弄昏了头。尹峰虽然没有搞什么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但是仅仅把政府职能发展到社会管理范围，已经超过了徐鸿基等人的对于政府职责的理解能力。
因此，在确定中央官制条例的过程中，尹峰只能耐心反复地给他们解释，如果说不通就强行要求确定某些条目。现在，他的地位权势已经不同往常，也就没那么多耐心去说服教育属下。尹峰开始拥有统治者的自觉，拥有权力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他一声令下，下面的人都不得不去执行。
徐鸿基、曾山等人对此条例草案最感觉震撼于不理解的，是大议事会和审计院的设立。
“公司组建的议事会有审议地方收取税赋比例的权力，可中枢之中，议事会难道也能核查度支部的税务事项吗？这是君王的权力，怎么可以付诸那些议事员？”徐鸿基最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曾山去过欧洲，游历过威尼斯等商人共和国，此时忽然恍然大悟道：“大王莫非是借鉴那西洋人的做法？可这有什么必要？自古我天朝就没有这种惯例……”
尹峰一挥手止住他的话：“忘了我们起事事的六大誓约？最后一条：朝廷准许各布政司举荐公认的商民代表驻京，组成议事局；一切朝廷相关赋税，未经议事局与朝廷诸大臣会商决议，绝不许颁布执行。”
徐鸿基与曾山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西欧各国此时已经发展出一些明确的赋税理论，例如国王要向国民征税，必须首先征得国民同意，这构成了西欧中古社会的普遍现象。
而要征得国民同意，须首先说明征税目的，说明是否代表国民利益。
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国民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所以后世一提西方中世纪赋税基本理论，人们会马上想起这些清晰而完整的概念。但在传统中国，在百姓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为臣民鸣不平、甚至为民请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官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所以，传统中国始终没有提出“皇帝为什么要向小民征收赋税”这样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形成这样的概念和理论。人们甚至不会想到，这种状况深深影响甚至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以至于历代史家、经济史家或食货论者，都不会也想不到去研究这样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传统学术视野狭窄，方法单一，治学理路千年一贯，代代相袭，陈陈相因，由于历史观察的熟视无睹，视而不见，赋税问题也就必然成为他们的“盲点”。
因此，传统中国没有形成最高统治者与纳税人协商的传统，也就不存在皇帝与纳税人协商的实例。尹峰知道自己这一步迈的太大，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做到底。在他穿越前的时代，有着现代化外观的中国，照样还是没有形成纳税人与政府协商制度。
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会一些诗文写作技巧，就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另一时空的大清帝国也是他们交的学费。
尹峰知道在今后的世界规模竞争中，慢吞吞缺乏战斗力、进取心的儒学，是无法和天主教、***教以丛林法则为规矩来竞争的。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尹峰一直在想：自己不一定能在死后为子孙留下什么指导思想，但是，现在是东西方历史的转折点，自己可以为历史创造出一条新的走向。这样，即使自己死后传统儒家重新占据主流，但是依照历史的惯性，至少可以让中国在南洋和东亚海上保留一大片战略缓冲区，获得主动和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
……
九月间，除了李丽华南下巡视，台湾岛上也是有着重要事件发生。
罗旭日被解除软禁后，也宣布退出董事会。其实，罗旭日这个前海盗头目一直对官府看不上眼，这一次涉及西洋大炮事件，实际全是他的侄儿罗璟暗中捣鬼。罗旭日的子侄辈很多在尹峰的系统中担任职位，... -->>
虽然尹峰只是细分了政府部门职能，明确了一些权限，但是徐鸿基等人完全被他的条例弄昏了头。尹峰虽然没有搞什么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但是仅仅把政府职能发展到社会管理范围，已经超过了徐鸿基等人的对于政府职责的理解能力。
因此，在确定中央官制条例的过程中，尹峰只能耐心反复地给他们解释，如果说不通就强行要求确定某些条目。现在，他的地位权势已经不同往常，也就没那么多耐心去说服教育属下。尹峰开始拥有统治者的自觉，拥有权力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他一声令下，下面的人都不得不去执行。
徐鸿基、曾山等人对此条例草案最感觉震撼于不理解的，是大议事会和审计院的设立。
“公司组建的议事会有审议地方收取税赋比例的权力，可中枢之中，议事会难道也能核查度支部的税务事项吗？这是君王的权力，怎么可以付诸那些议事员？”徐鸿基最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曾山去过欧洲，游历过威尼斯等商人共和国，此时忽然恍然大悟道：“大王莫非是借鉴那西洋人的做法？可这有什么必要？自古我天朝就没有这种惯例……”
尹峰一挥手止住他的话：“忘了我们起事事的六大誓约？最后一条：朝廷准许各布政司举荐公认的商民代表驻京，组成议事局；一切朝廷相关赋税，未经议事局与朝廷诸大臣会商决议，绝不许颁布执行。”
徐鸿基与曾山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西欧各国此时已经发展出一些明确的赋税理论，例如国王要向国民征税，必须首先征得国民同意，这构成了西欧中古社会的普遍现象。
而要征得国民同意，须首先说明征税目的，说明是否代表国民利益。
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国民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所以后世一提西方中世纪赋税基本理论，人们会马上想起这些清晰而完整的概念。但在传统中国，在百姓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为臣民鸣不平、甚至为民请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官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所以，传统中国始终没有提出“皇帝为什么要向小民征收赋税”这样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形成这样的概念和理论。人们甚至不会想到，这种状况深深影响甚至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以至于历代史家、经济史家或食货论者，都不会也想不到去研究这样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传统学术视野狭窄，方法单一，治学理路千年一贯，代代相袭，陈陈相因，由于历史观察的熟视无睹，视而不见，赋税问题也就必然成为他们的“盲点”。
因此，传统中国没有形成最高统治者与纳税人协商的传统，也就不存在皇帝与纳税人协商的实例。尹峰知道自己这一步迈的太大，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做到底。在他穿越前的时代，有着现代化外观的中国，照样还是没有形成纳税人与政府协商制度。
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会一些诗文写作技巧，就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另一时空的大清帝国也是他们交的学费。
尹峰知道在今后的世界规模竞争中，慢吞吞缺乏战斗力、进取心的儒学，是无法和天主教、***教以丛林法则为规矩来竞争的。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尹峰一直在想：自己不一定能在死后为子孙留下什么指导思想，但是，现在是东西方历史的转折点，自己可以为历史创造出一条新的走向。这样，即使自己死后传统儒家重新占据主流，但是依照历史的惯性，至少可以让中国在南洋和东亚海上保留一大片战略缓冲区，获得主动和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
……
九月间，除了李丽华南下巡视，台湾岛上也是有着重要事件发生。
罗旭日被解除软禁后，也宣布退出董事会。其实，罗旭日这个前海盗头目一直对官府看不上眼，这一次涉及西洋大炮事件，实际全是他的侄儿罗璟暗中捣鬼。罗旭日的子侄辈很多在尹峰的系统中担任职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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