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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伴手里接过热毛巾，大略地抹了一下脸和手，便照直去了机关，亲自去把朱、李等人叫到自己办公室里，请他们一一坐下。那态度和神情，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这确实让朱、李等人大为意外，大为震骇。他们勉强地坐下，内心却越发地忐忑，不知道这位“高老爷子”一副大度平和的笑脸后头，正在酝发一场怎样的“暴风骤雨”按刚才他们紧急商量下的应对策略，总的方针是四个字：“伺机后发”只看高福海今天跟他们怎么摊牌了。
应该说，这几位这一回凑到一起，做这么一档事，无论在谁看来，几乎都可以说是在拿个人身家性命做抵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事先都没想过要这么干。他们都是高福海身边的重要人物。虽然进入这个“核心圈”的时间各不相同，但进入以后，都被授以重任，各自负责着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工作。也许因为他们的前半生都挺“坎坷”的，被发落到冈古拉以后，一度也悲观过丧气过(马立安例外)；一旦再度被赏识，还能进入“核心圈”虽然只是冈古拉这芝麻粒儿般大地方的“核心圈”他们也都为自己深感庆幸。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他们都是真心感激高福海的，并竭尽全力地去完成高福海交办的一切任务。他们从不东张西望，只看高福海的脸色办事。互相之间也很少来往。偶尔应邀串个门，喝个酒，事先也总要很巧妙地去跟高福海打个招呼，既不让高福海觉得他们过于胆小怕事，故意在他眼皮子底下装出一副举步维艰的熊样，更不希望高福海产生那样一种致命的误解，以为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得意忘形了。他们深知，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知识、经验、才干，都要比高福海强，甚至要强出许多去。但他们同样深知，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永远不及高福海——那就是对冈古拉的感情。他们自知，对于冈古拉来说，他们永远只是一只“候鸟”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能会在冈古拉这片荒原上终老一生，但从心理状态上来说，他们仍然是一只“候鸟”甚至可以说，永远只能是一只“候鸟”因为他们始终还在暗中企盼着再度起飞，祈求着“回归”的那一天到来。而高福海就不同了。在他心里，他就是冈古拉。冈古拉就是他。他早就把自己这颗心深埋在这片荒原里了。这也是他们面对高福海，面对冈古拉，常常感到“自愧弗如”的主要原因。
按说“候鸟”是不会为“临时栖息地”里发生的问题去操心的。即便偶发奇想，要去操一回半回心，也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做代价。除非“临时栖息地”发生的这个问题，已经威胁到它们当下的栖息了而朱、李、马、赵这一回密谋着向高福海“发难”其根源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高福海身上这个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精神状态问题”不仅已经“威胁”到整个冈古拉的生存，也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生存。
最早提出要向上边“密告高福海”的，还不是马立安，更不是朱、李，而是赵大疤。赵大疤多年来一直把高福海伺候得挺好，其实他一直背着高福海，在暗中使劲，想调离冈古拉。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回老家天津去，是不可能的事，但周旋一下，调到哈拉努里镇，或县农垦局谋个差不多的差使，他觉得还是有指望的。这么做，一是为了赵光日后能进个好学校，将来最起码也能考回天津去。再一方面，也是为自己。他想到，自己也四十出头了。“晚年”也是早晚必须考虑的事。委屈了这一辈子，到老，别的不说，总得找一个稍稍有点人气儿的地方把自己安顿了，那样，实在闲来无事，找人喝个凉茶，拉个胡琴，唱个小曲儿，或上“供销合作社”转转，也方便自在。(当地人习惯把百货商店称作“供销合作社”)头几年，他觉得条件和时机都还不太成熟，这几年，觉得再不抓紧实行，可能就有点晚了，便开始着手疏通各种关系。身为冈古拉的供销股股长，他有这个有利条件。他外出机会比谁都多，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花公家的钱请各种关系户吃饭，送礼。尤其跟县镇两级主管领导和具体操办干部调配工作的那些人，混得特别熟。大家对他的热情周到豪爽和百折不挠的办事风格，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甚至都知道，好几回，他的调动问题已经被提到县镇两级常委会上去讨论了。但最后又都被搁置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高福海不放人。他说，你要调我的人，可以啊，拿同样的人来替换。没有人来替换也行，那就干脆把我也调走。
“这爷！硬是要我们给他殉葬哩！”赵大疤心里忿忿地怨恨不已。
至于马立安和朱、李等人参与其事，倒是更多地在为冈古拉的前途担忧。他们的脑子也许不如赵大疤的那么活泛，那么灵便，但无奈中，他们却更多地把个人和家人的前程都捆绑在了冈古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当然不是不想离开冈古拉，只是不敢去做这样的设想罢了。
大约半年前，朱副场长曾约了李副场长，一块儿到高福海家，跟他专门谈过一回他的“身体问题”当时他俩建议高福海回口里找个疗养地“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啥叫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到底得多长？嗯？啥又叫‘好好地休息’？要我完全甩手不管冈古拉的工作，是这意思吗？嗯？那，我不管，谁来管？你管？还是他管？”他分别指着朱和李，问。“我还非得回口里去‘休息’才行，留在冈古拉都不行。是这意思吗？我留下，碍你们谁的手脚了？嗯？”高福海一连串的反问，吓得朱、李二位再没敢说第二句话，赶紧找了个别的话题，岔开去。后来，李副场长怕高福海产生误会，特地另找了个时间，单独去跟他作了一番解释，说他跟朱副场长之所以提议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只是觉得他这些年实在太累了，又有十来年没回老家探过亲，无非就是想让他出去转转，瞅瞅，放松放松，真没有别的意思。肯定没有别的意思。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一连诚惶诚恐地跟他说了三个“没别的意思”
但后来，高福海还是在各种会议上，当着朱、李二位，多次有意无意地提出：“有些同志希望我离开冈古拉，躺倒休息。看来，我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该彻底休息啦。”他每一回这么说的时候，朱、李二位都会如坐针毡般地紧张和不安。尤其是李副场长，脸色一下就变得像死灰般惨白，头也立马耷拉下来，半天不再吱声。从那以后，他俩再没敢跟高福海谈什么身体问题，更别说去跟他提这个“精神状态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俩甚至都不敢上高家去聊天喝酒，但又不能不去。
高福海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就真的不需要休息和探亲，更不会愚蠢到那样的地步，认为自己真的就是个金刚不坏之身，到死也不会生什么病。事实上，这些年来，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哮喘，胸闷，头胀，头晕，右手手指尖麻木，右眼视力减退以及心脏不规则地间歇停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直在纠缠着他，而且年复一年地在加重之中。对这些，他心里也是不痛快的，但真叫他担心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时候，甚至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一开始是老伴提醒他，说他怎么随便拿周围的人“开涮”不把人当人。一点都不顾别人的面子，张嘴就骂：“你怎么笨得跟猪一样呢？”他一开始还没把老伴的这话当个话，只是笑着反驳：“你又没事儿给我找事儿。上纲上线。我怎么不把人当人？我什么时候骂人猪了？”老伴就给他举例，说：“昨天，五连的杨连长带了几个亲戚来看你。这些亲戚都刚从口里来，老杨也有好多年没见他们了。人家高兴，带他们来看你，也是希望你在这几个亲戚跟前给他长点面子。你倒好，一见面，就紧着拿人家老杨开涮，说人家五连前几天整的那几块地跟猪啃的一样，说人家老杨不像个连长，倒像个猪头，就知道张了个大嘴，吧唧吧唧四处去拱。说完了，自己还哈哈大笑。一点都没瞧见人家杨连长当时脸上那副尴尬相。”“五连那几块地就是没整好嘛。我批评他几句，又怎么了？”老伴立即反驳道：“你这个当场长的可以找一百个时间去批评他，干吗非得在人家亲戚跟前批评人呢？还说人家是猪头，有你这么批评下级的吗？”“我怎么就不能在他亲戚跟前批评他？他把地整成那样，我说他一声猪头，又怎么了？他还有脸尴尬？他要知道尴尬，难受，就先把地给我整好嘛！他还是个老连长哩！嗤！”“行行行。不跟你呛呛了。你自己瞧着办吧”老伴转身上菜地去了。以后，他渐渐发觉自己确有这样的“毛病”：只要自己愿意的，往往张嘴就来，根本不顾忌场合和对象。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把这看作是自己的长处：直率嘛，坚持原则嘛，不讲情面嘛。后来也想有所收敛，但看到那些被他批评、嘲弄的部下们，往往也只是一笑了之，有的人甚至还会附和着他那些对他们带有某种侮辱性的嘲弄，变本加厉地把他们自己挖苦上几句，他心里便洋洋自得起来，认为这充分表明，在他这儿“上下级关系融洽”“大家伙都跟他一条心”也就由着它去了。以后，在冈古拉反而传出这样一种说法，高场长越是挖苦你，越是嘲弄你，对你越厉害，越不讲究方式方法，越不把你当个人对待，就证明他越信任你，越把你当成了“他的人”大伙这么说，当然是有理由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那就是韩起科。高福海最信任韩起科，韩起科百分之一百是高场长的人，这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但高福海对韩起科也最严厉，最不讲方式方法，嬉笑怒骂完全由着他性子来，这也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对这种说法，高福海是默认的，甚至感到高兴。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如果一个下级，不是他十分信任的，没被他列入“他的人”的范围之内，他对他总是会有所顾忌，有所防备，他对他相对就会变得“客气”一点；反之，就会“无所顾忌”嬉笑怒骂，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久而久之，他周围的人，为了能得到他完全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他的人”就追求这种“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的状况，甚至纵容他“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他才开始有所警觉，有点害怕了
那天，他突然接到宋振和的一个电话，通知他去省城参加一个座谈会。他已经很长时间没亲自去上边开会了。但那天，宋振和在电话里一再强调，座谈会是应省政府的一个主要领导的要求召开的。参加座谈的人员名单也是这个领导亲自圈定的。没有天大的理由，不许请假。因故缺席者，必须得到这位主要领导的批准方可。他很勉强地去了，很自觉地在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悄悄坐下。与会的大多数人，他已经不认识了。别的与会者似乎得到一些内部消息，显得特别激动，都忙着相互问好，寒喧，叙旧，低声议论什么。中央驻省新闻单位和省报的记者则忙着在他们中间做穿梭采访。他却完全被“冷落”在一旁。偶尔有位年轻记者从他身前走过，停下，问清他的身份，也只说声：“冈古拉？挺远的，是吧？”就赶紧去采访别的与会者了。他知道不是别人故意要冷落他，但他还是难受。委屈。在冈古拉，他是被众人抬举到头顶上过日子的。而在这儿，完全没人理睬。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也是他不愿意走出冈古拉到外头来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天开会前五分钟，会场上突然灯光加倍明亮，会议组织者极庄重而又兴奋地宣布，今天到会的不仅有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还有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会场上立即响起一片掌声和喧腾声，一些本来被安排在后座就坐的与会者，立即躁动起来，都想往前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但他没动，只是跟着大伙一起起立，有节制地拍着巴掌。他原以为，这一切都会在这样一种很平静的内心状态中度过。但没料想，当那位经常在报纸上露脸的副总理，在省里两位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步入会场时，突然间他控制不住地烦躁和激动起来。是的，他有十多年没见到北京高层领导人了。差不多也有十年光景，没见到过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了。但这能成为他烦躁和激动的理由吗？不能当然不能他告诉自己，平静，千万要平静下来。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见个面，说几句官话套话，然后合个影，握握手，鼓鼓掌，走人。这日子该咋过，还咋过。这些年，地处高寒区域的冈古拉，自然条件恶劣，生产上一直拿不出骄人的数字，他作为冈古拉的主要领导，不管到哪儿开会，受到的批评总要比受到的表扬多。他也多次和有些领导顶过嘴，说他们的批评不公道，不实事求是。后来，他们顾及到他的资历，也不批评他了，但也不理会他了。他在会场，就跟没在会场一样。不管说什么，这些领导连提都不提一下冈古拉，更不提他高福海。仿佛在他们辖区内，从来就没有这样一块亘古荒原，也没有这样一批人，这样一个叫高福海的干部奋斗在那个荒原上。这让他更难受，更委屈。那天，突然面对一个从最高层来的人，一个可以参与决策决定中国亿万生灵命运的人，一“把”实实在在的“尚方宝剑”他的心跳加速，然后便跳得非常凶猛起来，血也直往脑袋上冲，瞬间唇干舌燥，整个胸膛仿佛要爆开似的这时，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出现了：他突然想喊一句一句很反动很过时的话一句会震动整个会场、整个省，以致震动整个中国的话比如“打倒xxx”或“xxx万岁”或别的什么带有强烈刺激性的话这些狗屁话翻来复去地在他嘴边滚动，占满了他整个脑海。他浑身像着了火似的，呆呆地僵站着，不敢让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动一下。他怕一动，那些话会自动地从他嘴里爆出。他告诫自己，这样的狗屁话，你不能说。说了，你这一生就彻底完蛋了。但，这些话还是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轰鸣。他太想刺激一下眼前的这些人了。后来，多亏一个长得很苗条，脸蛋却并不怎么漂亮的女服务员，过来给他倒水。“水水对，喝口水”他喃喃地重复了一句，赶紧挣扎出来，跑出会场，跑进卫生间一个马桶隔间里，用力拉了一下抽水手把，那轰隆一声的巨响，和继后淅沥不断的流水声，让他终于清醒。他这时才发觉自己整个的内衣都已经被冷汗浸透整个人都酥软虚弱得站立不稳他这时才惊悸地意识到，自己刚才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真正是从“鬼门关”里趟了一回出来那天他在那个不仅干净明亮而且布满了卫生香味的马桶隔间里呆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直至今天，他仍然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会产生那样一种完全不可理喻，又是那么危险的冲动都五十岁的人了，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怎么还会那样呢？
怎么还会那样呢？这个问题极痛苦地折磨了他一年多。事发的那天晚上，他没去参加省文化厅和省文联联合组织的文艺晚会，独自走出地区驻省办事处的小院，上著名的九道湾公园附近，找了个特别清静的地方，溜达到半夜。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信，桀骜不驯的高福海也会进行痛苦地、甚至自虐般的内省。那天夜间他就一直在追问自己：“怎么还会那样呢？”当时他肯定没找到答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找到答案。他怕自己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真的在各级领导面前，叫出一句半句很反动的话来，酿成后果不堪设想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他就更不敢去上头参加会议了。从那以后一年多时间里，他衰老得很厉害，不仅头发花白了，腰佝偻了，走起路来，也很明显地一瘸一瘸的了。而最大的变化，是学会了“退让”“忍让”这正是韩起科最不能接受，最无法理解，并为之感到最痛心的。比如说这一回吧，拿着那份“密告”材料，赶回场部，他不仅立即“释放”了朱、李、马等人，释放了那个要外逃的马桂花表舅，同时也撤消了对我的“监管”令，反过来严厉处分了韩起科，说他“目无党纪国法，未经请示，擅自拘押场一级领导”停职反省三个月，以观后效。停职期间，由马桂花代行小分队队长一职。该处分决定宣布后，全冈古拉一片哗然。
，从老伴手里接过热毛巾，大略地抹了一下脸和手，便照直去了机关，亲自去把朱、李等人叫到自己办公室里，请他们一一坐下。那态度和神情，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这确实让朱、李等人大为意外，大为震骇。他们勉强地坐下，内心却越发地忐忑，不知道这位“高老爷子”一副大度平和的笑脸后头，正在酝发一场怎样的“暴风骤雨”按刚才他们紧急商量下的应对策略，总的方针是四个字：“伺机后发”只看高福海今天跟他们怎么摊牌了。
应该说，这几位这一回凑到一起，做这么一档事，无论在谁看来，几乎都可以说是在拿个人身家性命做抵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事先都没想过要这么干。他们都是高福海身边的重要人物。虽然进入这个“核心圈”的时间各不相同，但进入以后，都被授以重任，各自负责着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工作。也许因为他们的前半生都挺“坎坷”的，被发落到冈古拉以后，一度也悲观过丧气过(马立安例外)；一旦再度被赏识，还能进入“核心圈”虽然只是冈古拉这芝麻粒儿般大地方的“核心圈”他们也都为自己深感庆幸。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他们都是真心感激高福海的，并竭尽全力地去完成高福海交办的一切任务。他们从不东张西望，只看高福海的脸色办事。互相之间也很少来往。偶尔应邀串个门，喝个酒，事先也总要很巧妙地去跟高福海打个招呼，既不让高福海觉得他们过于胆小怕事，故意在他眼皮子底下装出一副举步维艰的熊样，更不希望高福海产生那样一种致命的误解，以为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得意忘形了。他们深知，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知识、经验、才干，都要比高福海强，甚至要强出许多去。但他们同样深知，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永远不及高福海——那就是对冈古拉的感情。他们自知，对于冈古拉来说，他们永远只是一只“候鸟”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能会在冈古拉这片荒原上终老一生，但从心理状态上来说，他们仍然是一只“候鸟”甚至可以说，永远只能是一只“候鸟”因为他们始终还在暗中企盼着再度起飞，祈求着“回归”的那一天到来。而高福海就不同了。在他心里，他就是冈古拉。冈古拉就是他。他早就把自己这颗心深埋在这片荒原里了。这也是他们面对高福海，面对冈古拉，常常感到“自愧弗如”的主要原因。
按说“候鸟”是不会为“临时栖息地”里发生的问题去操心的。即便偶发奇想，要去操一回半回心，也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做代价。除非“临时栖息地”发生的这个问题，已经威胁到它们当下的栖息了而朱、李、马、赵这一回密谋着向高福海“发难”其根源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高福海身上这个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精神状态问题”不仅已经“威胁”到整个冈古拉的生存，也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生存。
最早提出要向上边“密告高福海”的，还不是马立安，更不是朱、李，而是赵大疤。赵大疤多年来一直把高福海伺候得挺好，其实他一直背着高福海，在暗中使劲，想调离冈古拉。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回老家天津去，是不可能的事，但周旋一下，调到哈拉努里镇，或县农垦局谋个差不多的差使，他觉得还是有指望的。这么做，一是为了赵光日后能进个好学校，将来最起码也能考回天津去。再一方面，也是为自己。他想到，自己也四十出头了。“晚年”也是早晚必须考虑的事。委屈了这一辈子，到老，别的不说，总得找一个稍稍有点人气儿的地方把自己安顿了，那样，实在闲来无事，找人喝个凉茶，拉个胡琴，唱个小曲儿，或上“供销合作社”转转，也方便自在。(当地人习惯把百货商店称作“供销合作社”)头几年，他觉得条件和时机都还不太成熟，这几年，觉得再不抓紧实行，可能就有点晚了，便开始着手疏通各种关系。身为冈古拉的供销股股长，他有这个有利条件。他外出机会比谁都多，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花公家的钱请各种关系户吃饭，送礼。尤其跟县镇两级主管领导和具体操办干部调配工作的那些人，混得特别熟。大家对他的热情周到豪爽和百折不挠的办事风格，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甚至都知道，好几回，他的调动问题已经被提到县镇两级常委会上去讨论了。但最后又都被搁置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高福海不放人。他说，你要调我的人，可以啊，拿同样的人来替换。没有人来替换也行，那就干脆把我也调走。
“这爷！硬是要我们给他殉葬哩！”赵大疤心里忿忿地怨恨不已。
至于马立安和朱、李等人参与其事，倒是更多地在为冈古拉的前途担忧。他们的脑子也许不如赵大疤的那么活泛，那么灵便，但无奈中，他们却更多地把个人和家人的前程都捆绑在了冈古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当然不是不想离开冈古拉，只是不敢去做这样的设想罢了。
大约半年前，朱副场长曾约了李副场长，一块儿到高福海家，跟他专门谈过一回他的“身体问题”当时他俩建议高福海回口里找个疗养地“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啥叫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到底得多长？嗯？啥又叫‘好好地休息’？要我完全甩手不管冈古拉的工作，是这意思吗？嗯？那，我不管，谁来管？你管？还是他管？”他分别指着朱和李，问。“我还非得回口里去‘休息’才行，留在冈古拉都不行。是这意思吗？我留下，碍你们谁的手脚了？嗯？”高福海一连串的反问，吓得朱、李二位再没敢说第二句话，赶紧找了个别的话题，岔开去。后来，李副场长怕高福海产生误会，特地另找了个时间，单独去跟他作了一番解释，说他跟朱副场长之所以提议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只是觉得他这些年实在太累了，又有十来年没回老家探过亲，无非就是想让他出去转转，瞅瞅，放松放松，真没有别的意思。肯定没有别的意思。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一连诚惶诚恐地跟他说了三个“没别的意思”
但后来，高福海还是在各种会议上，当着朱、李二位，多次有意无意地提出：“有些同志希望我离开冈古拉，躺倒休息。看来，我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该彻底休息啦。”他每一回这么说的时候，朱、李二位都会如坐针毡般地紧张和不安。尤其是李副场长，脸色一下就变得像死灰般惨白，头也立马耷拉下来，半天不再吱声。从那以后，他俩再没敢跟高福海谈什么身体问题，更别说去跟他提这个“精神状态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俩甚至都不敢上高家去聊天喝酒，但又不能不去。
高福海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就真的不需要休息和探亲，更不会愚蠢到那样的地步，认为自己真的就是个金刚不坏之身，到死也不会生什么病。事实上，这些年来，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哮喘，胸闷，头胀，头晕，右手手指尖麻木，右眼视力减退以及心脏不规则地间歇停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直在纠缠着他，而且年复一年地在加重之中。对这些，他心里也是不痛快的，但真叫他担心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时候，甚至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一开始是老伴提醒他，说他怎么随便拿周围的人“开涮”不把人当人。一点都不顾别人的面子，张嘴就骂：“你怎么笨得跟猪一样呢？”他一开始还没把老伴的这话当个话，只是笑着反驳：“你又没事儿给我找事儿。上纲上线。我怎么不把人当人？我什么时候骂人猪了？”老伴就给他举例，说：“昨天，五连的杨连长带了几个亲戚来看你。这些亲戚都刚从口里来，老杨也有好多年没见他们了。人家高兴，带他们来看你，也是希望你在这几个亲戚跟前给他长点面子。你倒好，一见面，就紧着拿人家老杨开涮，说人家五连前几天整的那几块地跟猪啃的一样，说人家老杨不像个连长，倒像个猪头，就知道张了个大嘴，吧唧吧唧四处去拱。说完了，自己还哈哈大笑。一点都没瞧见人家杨连长当时脸上那副尴尬相。”“五连那几块地就是没整好嘛。我批评他几句，又怎么了？”老伴立即反驳道：“你这个当场长的可以找一百个时间去批评他，干吗非得在人家亲戚跟前批评人呢？还说人家是猪头，有你这么批评下级的吗？”“我怎么就不能在他亲戚跟前批评他？他把地整成那样，我说他一声猪头，又怎么了？他还有脸尴尬？他要知道尴尬，难受，就先把地给我整好嘛！他还是个老连长哩！嗤！”“行行行。不跟你呛呛了。你自己瞧着办吧”老伴转身上菜地去了。以后，他渐渐发觉自己确有这样的“毛病”：只要自己愿意的，往往张嘴就来，根本不顾忌场合和对象。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把这看作是自己的长处：直率嘛，坚持原则嘛，不讲情面嘛。后来也想有所收敛，但看到那些被他批评、嘲弄的部下们，往往也只是一笑了之，有的人甚至还会附和着他那些对他们带有某种侮辱性的嘲弄，变本加厉地把他们自己挖苦上几句，他心里便洋洋自得起来，认为这充分表明，在他这儿“上下级关系融洽”“大家伙都跟他一条心”也就由着它去了。以后，在冈古拉反而传出这样一种说法，高场长越是挖苦你，越是嘲弄你，对你越厉害，越不讲究方式方法，越不把你当个人对待，就证明他越信任你，越把你当成了“他的人”大伙这么说，当然是有理由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那就是韩起科。高福海最信任韩起科，韩起科百分之一百是高场长的人，这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但高福海对韩起科也最严厉，最不讲方式方法，嬉笑怒骂完全由着他性子来，这也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对这种说法，高福海是默认的，甚至感到高兴。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如果一个下级，不是他十分信任的，没被他列入“他的人”的范围之内，他对他总是会有所顾忌，有所防备，他对他相对就会变得“客气”一点；反之，就会“无所顾忌”嬉笑怒骂，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久而久之，他周围的人，为了能得到他完全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他的人”就追求这种“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的状况，甚至纵容他“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他才开始有所警觉，有点害怕了
那天，他突然接到宋振和的一个电话，通知他去省城参加一个座谈会。他已经很长时间没亲自去上边开会了。但那天，宋振和在电话里一再强调，座谈会是应省政府的一个主要领导的要求召开的。参加座谈的人员名单也是这个领导亲自圈定的。没有天大的理由，不许请假。因故缺席者，必须得到这位主要领导的批准方可。他很勉强地去了，很自觉地在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悄悄坐下。与会的大多数人，他已经不认识了。别的与会者似乎得到一些内部消息，显得特别激动，都忙着相互问好，寒喧，叙旧，低声议论什么。中央驻省新闻单位和省报的记者则忙着在他们中间做穿梭采访。他却完全被“冷落”在一旁。偶尔有位年轻记者从他身前走过，停下，问清他的身份，也只说声：“冈古拉？挺远的，是吧？”就赶紧去采访别的与会者了。他知道不是别人故意要冷落他，但他还是难受。委屈。在冈古拉，他是被众人抬举到头顶上过日子的。而在这儿，完全没人理睬。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也是他不愿意走出冈古拉到外头来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天开会前五分钟，会场上突然灯光加倍明亮，会议组织者极庄重而又兴奋地宣布，今天到会的不仅有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还有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会场上立即响起一片掌声和喧腾声，一些本来被安排在后座就坐的与会者，立即躁动起来，都想往前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但他没动，只是跟着大伙一起起立，有节制地拍着巴掌。他原以为，这一切都会在这样一种很平静的内心状态中度过。但没料想，当那位经常在报纸上露脸的副总理，在省里两位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步入会场时，突然间他控制不住地烦躁和激动起来。是的，他有十多年没见到北京高层领导人了。差不多也有十年光景，没见到过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了。但这能成为他烦躁和激动的理由吗？不能当然不能他告诉自己，平静，千万要平静下来。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见个面，说几句官话套话，然后合个影，握握手，鼓鼓掌，走人。这日子该咋过，还咋过。这些年，地处高寒区域的冈古拉，自然条件恶劣，生产上一直拿不出骄人的数字，他作为冈古拉的主要领导，不管到哪儿开会，受到的批评总要比受到的表扬多。他也多次和有些领导顶过嘴，说他们的批评不公道，不实事求是。后来，他们顾及到他的资历，也不批评他了，但也不理会他了。他在会场，就跟没在会场一样。不管说什么，这些领导连提都不提一下冈古拉，更不提他高福海。仿佛在他们辖区内，从来就没有这样一块亘古荒原，也没有这样一批人，这样一个叫高福海的干部奋斗在那个荒原上。这让他更难受，更委屈。那天，突然面对一个从最高层来的人，一个可以参与决策决定中国亿万生灵命运的人，一“把”实实在在的“尚方宝剑”他的心跳加速，然后便跳得非常凶猛起来，血也直往脑袋上冲，瞬间唇干舌燥，整个胸膛仿佛要爆开似的这时，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出现了：他突然想喊一句一句很反动很过时的话一句会震动整个会场、整个省，以致震动整个中国的话比如“打倒xxx”或“xxx万岁”或别的什么带有强烈刺激性的话这些狗屁话翻来复去地在他嘴边滚动，占满了他整个脑海。他浑身像着了火似的，呆呆地僵站着，不敢让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动一下。他怕一动，那些话会自动地从他嘴里爆出。他告诫自己，这样的狗屁话，你不能说。说了，你这一生就彻底完蛋了。但，这些话还是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轰鸣。他太想刺激一下眼前的这些人了。后来，多亏一个长得很苗条，脸蛋却并不怎么漂亮的女服务员，过来给他倒水。“水水对，喝口水”他喃喃地重复了一句，赶紧挣扎出来，跑出会场，跑进卫生间一个马桶隔间里，用力拉了一下抽水手把，那轰隆一声的巨响，和继后淅沥不断的流水声，让他终于清醒。他这时才发觉自己整个的内衣都已经被冷汗浸透整个人都酥软虚弱得站立不稳他这时才惊悸地意识到，自己刚才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真正是从“鬼门关”里趟了一回出来那天他在那个不仅干净明亮而且布满了卫生香味的马桶隔间里呆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直至今天，他仍然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会产生那样一种完全不可理喻，又是那么危险的冲动都五十岁的人了，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怎么还会那样呢？
怎么还会那样呢？这个问题极痛苦地折磨了他一年多。事发的那天晚上，他没去参加省文化厅和省文联联合组织的文艺晚会，独自走出地区驻省办事处的小院，上著名的九道湾公园附近，找了个特别清静的地方，溜达到半夜。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信，桀骜不驯的高福海也会进行痛苦地、甚至自虐般的内省。那天夜间他就一直在追问自己：“怎么还会那样呢？”当时他肯定没找到答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找到答案。他怕自己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真的在各级领导面前，叫出一句半句很反动的话来，酿成后果不堪设想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他就更不敢去上头参加会议了。从那以后一年多时间里，他衰老得很厉害，不仅头发花白了，腰佝偻了，走起路来，也很明显地一瘸一瘸的了。而最大的变化，是学会了“退让”“忍让”这正是韩起科最不能接受，最无法理解，并为之感到最痛心的。比如说这一回吧，拿着那份“密告”材料，赶回场部，他不仅立即“释放”了朱、李、马等人，释放了那个要外逃的马桂花表舅，同时也撤消了对我的“监管”令，反过来严厉处分了韩起科，说他“目无党纪国法，未经请示，擅自拘押场一级领导”停职反省三个月，以观后效。停职期间，由马桂花代行小分队队长一职。该处分决定宣布后，全冈古拉一片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