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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前几天,忽然有个青年来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朴野,不待开口,我就估想他是来自我的家乡。接谈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来作什么?不让家中知道,考音乐学院乐昙才十九进二十,走出东车站时,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样,抬头第一眼望望前门“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来时,北京还不到七十万人,现大已增过四百万人。北京的发展象征中国的发展。真的发展应从解放算起。八年来政府不仅在市郊修了几万幢大房子,还正在把全个紫禁城内故宫几千所旧房子,作有计划翻修,油漆彩绘,要做到焕然一新。
北京每一所机关、学校、工厂、研究所,新房子里每一种会议,每一张蓝图完成,每一台车床出厂,都意味着新中国在飞跃进展中。正如几年前北京市长提起过的“新中国面貌的改变,不宜用十天半月计算,应当是一分一秒计算。”同时也让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民族文化遗产,只有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国家时,才能认真作到。北京是六亿人民祖国的心脏,脉搏跳动得正常,显示祖国整体的健康。目下全国人民,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目的下,进行生产劳作的:“建设祖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面前一切困难,都必然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必需加以扫除。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
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
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著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吴佩孚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
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培养出的“伙计”!他们的职业,大都和帝国主义者发生一定联系,对外人极谄,对于本国老百姓却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只增长了些奴性,浅薄到以能够说话如洋人而自豪,俨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层。有些教会大学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干妈为得意,即以大学生而言,当时寄住各公寓的穷苦学生,有每月应缴三五元伙食宿杂费用还不易措置的。另处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大学生,却打扮得油头粉脸,和文明戏中的拆白党小生一样,终日游荡戏院妓院,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乡中就有这种大学生,读书数年,回去只会唱定军山。社会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专家或好学生,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却不能发挥专长,起好作用。总之,不论“大帅”或“大少”对人民无情都完全相同,实在说来,当时统治上层,外强中干,已在腐烂解体状态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凡受过五四运动影响,以及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认识的人,都肯定这个旧社会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国家也才像个国家。一切的确是在重新安排中。
时间过了四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革命火热... -->>
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前几天,忽然有个青年来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朴野,不待开口,我就估想他是来自我的家乡。接谈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来作什么?不让家中知道,考音乐学院乐昙才十九进二十,走出东车站时,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样,抬头第一眼望望前门“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来时,北京还不到七十万人,现大已增过四百万人。北京的发展象征中国的发展。真的发展应从解放算起。八年来政府不仅在市郊修了几万幢大房子,还正在把全个紫禁城内故宫几千所旧房子,作有计划翻修,油漆彩绘,要做到焕然一新。
北京每一所机关、学校、工厂、研究所,新房子里每一种会议,每一张蓝图完成,每一台车床出厂,都意味着新中国在飞跃进展中。正如几年前北京市长提起过的“新中国面貌的改变,不宜用十天半月计算,应当是一分一秒计算。”同时也让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民族文化遗产,只有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国家时,才能认真作到。北京是六亿人民祖国的心脏,脉搏跳动得正常,显示祖国整体的健康。目下全国人民,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目的下,进行生产劳作的:“建设祖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面前一切困难,都必然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必需加以扫除。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
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
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著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吴佩孚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
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培养出的“伙计”!他们的职业,大都和帝国主义者发生一定联系,对外人极谄,对于本国老百姓却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只增长了些奴性,浅薄到以能够说话如洋人而自豪,俨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层。有些教会大学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干妈为得意,即以大学生而言,当时寄住各公寓的穷苦学生,有每月应缴三五元伙食宿杂费用还不易措置的。另处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大学生,却打扮得油头粉脸,和文明戏中的拆白党小生一样,终日游荡戏院妓院,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乡中就有这种大学生,读书数年,回去只会唱定军山。社会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专家或好学生,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却不能发挥专长,起好作用。总之,不论“大帅”或“大少”对人民无情都完全相同,实在说来,当时统治上层,外强中干,已在腐烂解体状态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凡受过五四运动影响,以及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认识的人,都肯定这个旧社会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国家也才像个国家。一切的确是在重新安排中。
时间过了四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革命火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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