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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娅和达雅冲破牢笼的。她们像送亲人一样送别保尔，达雅眼中还泛着泪花。保尔久久地透过车窗望着廖莉娅和挥舞着白手绢、穿着条纹上衣的达雅。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想打扰朵拉，就在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儿暂住。稍作休息，他就乘车去了中央委员会，见到了阿基姆。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时，他要求能尽快安排工作。但阿基姆摇摇头：
“保尔，不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有决定：‘鉴于病情严重，应送至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随他们怎么写，我只想工作，求求你，到处转院是没用的。”
阿基姆表示反对。
“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这才是对你负责的表现。请你理解。
可保尔势不罢休地要求，让阿基姆无法招架，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保尔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本以为一上班精力就能恢复，谁料第一天他就明白自己错了。他在科里一坐八个小时，没去吃饭，因为没力气去三楼，去隔壁的食堂。一会儿这只手，一会儿那只脚，常会麻木一阵，有时全身没法动弹，还发高烧。到了要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酸软疲惫，无法起床。发作一阵后，他无奈地看到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因为经常迟到，他挨了批评。他心里清楚，最可怕的事终于要降临了——他得离开队伍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了工作。但一个多月后病情更加重了：他卧病在床了。保尔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就给她写了封信。女医生当天就赶到了，保尔从她那儿得知：他用不着非住院不可。
“看起来，对于我的情况，治疗已经是画蛇添足了。”他想说句俏皮话，但根本笑不出来。
待稍稍复原了一点，他又跑到中央委员会。这回阿基姆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倔强地说：
“我绝不去。那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是专家告诉我的。我只有一条道可走：退休，领抚恤金。但我也决不走这条路，我不能不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用残废证养自己一辈子，不能明知无望还四处寻医治病。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在家干，或是在机关安张床。只要求别让我去做管理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给我一份让我踏实的工作，让我感到自己还跟大家在一起！”
他越说心情越激动，声音越大。
阿基姆理解这个不久前还心中热情如火的青年此时怀着怎样的心情。他深深明白保尔的痛苦，知道要让已把生命献给了党的保尔脱离战斗、退居后方那有多么可怕。于是他决定帮他一把。
“好吧，保尔，别急。明天书记处开会，我会提出你的问题，帮你争取。”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伸出手。
“阿基姆，千万别以为命运能把我压垮，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他使劲抓过阿基姆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让他感觉到自己微弱而急速的心跳，“只要我活着，就休想让我离开党。只有死亡才能把我拉离战斗行列，老大哥。请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沉默了，他知道这不是空谈，而是一名受重伤的战士发自内心的呐喊。他明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这番感受，说出这番话语。
两天后，阿基姆告诉保尔，他可以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任一个重要职位，但必须先接受考核，看他是否有文学功底。
在编辑部保尔受到亲切接待。副主任是位女性，老地下工作者，目前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任职。她提出一些问题：
“同志，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党校或政治学校学习过吗？”
“没有。”
“哎呀，没关系，依靠实践也能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提过您的经历，我们有个在家就能胜任的职务。总之我们可以为您行些方便的。不过，您必须知识渊博，特别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这番话让保尔深感不妙。谈了半个小时，他知识面不广的缺点暴露出来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被她用红笔圈出三十多处语病，还有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华，只要下够功夫您定能成为文学家。不过目前您的文字不太通顺，看得出您还没能掌握好俄语，这不奇怪，因为您没有学习的时间。抱歉的是我们不能聘用您。但需要重申：您很有才华，您这篇文章稍事加工就能成为佳作。不过，我们需要的，是擅于加工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起来，右眉毛挑动着：“好，我同意。我怎能成为文学家呢？我曾是个好伙夫，好电工，会骑马，会做团员工作，但在文学战线上，我就是个劣等兵了。”
他告别后走出了房间。
他差点儿在长廊拐角处跌下去。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搀住他。
“同志，您怎么了？脸色可不太好！”
保尔几秒钟后才缓过来，他轻轻挣脱她的手，吃力地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他的病况越来越糟。上班是没戏了，躺在床上的日子渐渐增多，中央委员会停了他的工作，还让社会保险总局发抚恤金给他。他有了抚恤金，也领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还给他一笔钱和个人档案，让他可以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
这时，玛尔塔来信要保尔去她那儿，休息一阵子。保尔正好打算去莫斯科。他依然暗自希望能去联共中央委员会试试，看有没有不用走路的工作。然而到了莫斯科，大家都是要他治病，并要安排他进最好的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借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娃·彼得松的公寓里，已经有十几天了。玛尔塔和娜佳天天早出晚归，他则整天独自在家。
保尔废寝忘食地读着玛尔塔丰富的藏书，夜晚，玛尔塔常有女客前来，偶尔也有男同志。
丘察姆母女三人写了几封信来要他前去，她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等待着他的援助。
一天早晨，保尔·柯察金离开了鹅舍胡同，离开了这安宁的住处。列车带着他驶向南方，走向大海，离开了绵绵秋雨，去到克里木南部的温暖海滨。望着窗外一根根飞速向后的电线杆，他紧蹙双眉，黑眸里迸射出坚强的毅力。
莉娅和达雅冲破牢笼的。她们像送亲人一样送别保尔，达雅眼中还泛着泪花。保尔久久地透过车窗望着廖莉娅和挥舞着白手绢、穿着条纹上衣的达雅。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想打扰朵拉，就在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儿暂住。稍作休息，他就乘车去了中央委员会，见到了阿基姆。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时，他要求能尽快安排工作。但阿基姆摇摇头：
“保尔，不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有决定：‘鉴于病情严重，应送至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随他们怎么写，我只想工作，求求你，到处转院是没用的。”
阿基姆表示反对。
“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这才是对你负责的表现。请你理解。
可保尔势不罢休地要求，让阿基姆无法招架，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保尔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本以为一上班精力就能恢复，谁料第一天他就明白自己错了。他在科里一坐八个小时，没去吃饭，因为没力气去三楼，去隔壁的食堂。一会儿这只手，一会儿那只脚，常会麻木一阵，有时全身没法动弹，还发高烧。到了要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酸软疲惫，无法起床。发作一阵后，他无奈地看到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因为经常迟到，他挨了批评。他心里清楚，最可怕的事终于要降临了——他得离开队伍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了工作。但一个多月后病情更加重了：他卧病在床了。保尔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就给她写了封信。女医生当天就赶到了，保尔从她那儿得知：他用不着非住院不可。
“看起来，对于我的情况，治疗已经是画蛇添足了。”他想说句俏皮话，但根本笑不出来。
待稍稍复原了一点，他又跑到中央委员会。这回阿基姆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倔强地说：
“我绝不去。那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是专家告诉我的。我只有一条道可走：退休，领抚恤金。但我也决不走这条路，我不能不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用残废证养自己一辈子，不能明知无望还四处寻医治病。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在家干，或是在机关安张床。只要求别让我去做管理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给我一份让我踏实的工作，让我感到自己还跟大家在一起！”
他越说心情越激动，声音越大。
阿基姆理解这个不久前还心中热情如火的青年此时怀着怎样的心情。他深深明白保尔的痛苦，知道要让已把生命献给了党的保尔脱离战斗、退居后方那有多么可怕。于是他决定帮他一把。
“好吧，保尔，别急。明天书记处开会，我会提出你的问题，帮你争取。”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伸出手。
“阿基姆，千万别以为命运能把我压垮，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他使劲抓过阿基姆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让他感觉到自己微弱而急速的心跳，“只要我活着，就休想让我离开党。只有死亡才能把我拉离战斗行列，老大哥。请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沉默了，他知道这不是空谈，而是一名受重伤的战士发自内心的呐喊。他明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这番感受，说出这番话语。
两天后，阿基姆告诉保尔，他可以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任一个重要职位，但必须先接受考核，看他是否有文学功底。
在编辑部保尔受到亲切接待。副主任是位女性，老地下工作者，目前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任职。她提出一些问题：
“同志，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党校或政治学校学习过吗？”
“没有。”
“哎呀，没关系，依靠实践也能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提过您的经历，我们有个在家就能胜任的职务。总之我们可以为您行些方便的。不过，您必须知识渊博，特别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这番话让保尔深感不妙。谈了半个小时，他知识面不广的缺点暴露出来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被她用红笔圈出三十多处语病，还有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华，只要下够功夫您定能成为文学家。不过目前您的文字不太通顺，看得出您还没能掌握好俄语，这不奇怪，因为您没有学习的时间。抱歉的是我们不能聘用您。但需要重申：您很有才华，您这篇文章稍事加工就能成为佳作。不过，我们需要的，是擅于加工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起来，右眉毛挑动着：“好，我同意。我怎能成为文学家呢？我曾是个好伙夫，好电工，会骑马，会做团员工作，但在文学战线上，我就是个劣等兵了。”
他告别后走出了房间。
他差点儿在长廊拐角处跌下去。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搀住他。
“同志，您怎么了？脸色可不太好！”
保尔几秒钟后才缓过来，他轻轻挣脱她的手，吃力地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他的病况越来越糟。上班是没戏了，躺在床上的日子渐渐增多，中央委员会停了他的工作，还让社会保险总局发抚恤金给他。他有了抚恤金，也领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还给他一笔钱和个人档案，让他可以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
这时，玛尔塔来信要保尔去她那儿，休息一阵子。保尔正好打算去莫斯科。他依然暗自希望能去联共中央委员会试试，看有没有不用走路的工作。然而到了莫斯科，大家都是要他治病，并要安排他进最好的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借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娃·彼得松的公寓里，已经有十几天了。玛尔塔和娜佳天天早出晚归，他则整天独自在家。
保尔废寝忘食地读着玛尔塔丰富的藏书，夜晚，玛尔塔常有女客前来，偶尔也有男同志。
丘察姆母女三人写了几封信来要他前去，她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等待着他的援助。
一天早晨，保尔·柯察金离开了鹅舍胡同，离开了这安宁的住处。列车带着他驶向南方，走向大海，离开了绵绵秋雨，去到克里木南部的温暖海滨。望着窗外一根根飞速向后的电线杆，他紧蹙双眉，黑眸里迸射出坚强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