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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英国看心理医生的同时,小姐姐出事了,她辞了重庆的工作,和在外地的丈夫住在一起。可是没多久她看见丈夫和保证要辞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里亲吻。于是,她拉着丈夫回重庆。在长途汽车上,突然遇到几个强盗抢劫,用尖刀逼着她丈夫交出钱包,丈夫不交,强盗要杀他,小姐姐去挡,结果她的右手掌几乎被刀砍断。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医院抢救,马上做连接缝合手术,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烫的温度在那手掌上都是麻的,应天气痛。丈夫先是被感动,与那女工分手,没坚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继续往来。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里,天天与丈夫在一起,看那个女工怎么办?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请小姐姐来伦敦治手,想让她换个环境。
我特别想念亲人,期盼小姐姐的到来。
夏天小姐姐得到签证来伦敦,他非常高兴,陪我们两姐妹去布莱顿海边。车子从天体营海滩经过,那个在海边裸体的年轻的中国姑娘,她身边的中国丈夫手拿相机,变幻着焦距拍照。她怕水,还是走进海里,她笑,他不小心几乎跌倒,她止住笑,赶紧说,“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开着车,经过那片天体营,连看也未看一眼。
车子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突然哭起来,不肯下车。他什么也没说,关上车门,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着手提包,也跟着他走开了。我在车里看着他和小姐姐朝海边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鸥疯狂地叫唤,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与海融成一体。
六年前我与他蜜月时来这个海滩,我们在雷声轰隆乌云狂卷向我们袭来的当头,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现在风平浪静,我却看不见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5
自从我十八岁离开家后,我从没把自己的事告诉过母亲。并不是害怕母亲不理解我,只是觉得母亲知道了,会为我担心。我把可以给她看的一面给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来。
可是母亲,终究是母亲,在她的眼里,关于我,什么都难瞒过她。手背手心都是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一声声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亲爱谁多一些,谁更受母亲关注。母亲爱我的方式,一向被压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应与母亲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却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样。
时间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从伦敦回到重庆与父母住在一起,时值我的自传《饥饿的女儿》初稿快杀青,不过我还是抓紧时间每天工作在这上面。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重庆许多厂子里发不起工人的工资。有杂志社将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母亲这儿。我因为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母亲不让外出,她说她去邮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顶草帽出门,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归。我一会儿跑到阳台上看中学街,有无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跑到前面走廊看。父亲在他的房间里更是坐立不安。
这么热的天,七十三岁的老人,到邮局,一个多小时爬坡下坎,会不会中暑?
太阳都下到江心里了,母亲才回来。我对母亲说,我和父亲都着急坏了,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杯凉茶递给母亲。她把稿费交给我。
我收过来,发现她不高兴。就进到里面房间,从皮夹里取出一些钱,放在一起给母亲。
母亲不要,我非要她收着。她说这么多,那我给你存着。她喝完水,这才说她去了江对岸朝天门。
父亲摸着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母亲说:“朝天门马路上坐满了我们退休的人,我们很齐心,好些人同情我们,也加入静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还是能看到朝天门,老头老太太顶着烈日坐在发烫的地上示威。母亲也在其中。她从邮局出来,就坐渡轮到了对岸。她遇上了王桂香,以前在船厂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桂香比母亲小几岁,父亲解放前在警察署当过文职官员,解放后被抓起来,关了三年,划成分为官僚。后来她父亲被勒令到边远农村当小学老师,郁郁寡欢,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在50年代大鸣大放时给党委书记写大字报提意见,历数二十条共产党的不对,被投进石桥的孙家花园省二监牢二十年。里面有工厂,专做电扇的配件,他在里面也是做技术员。后来因为犯人出逃与他有关,罪不可饶,被加刑枪毙。母亲说,那段时间王桂香寻死好多次,都是母亲守着她。母亲与她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
“没人中暑吗?”我问母亲。
“有。好在医院不远。我和你王孃孃热得头顶都冒烟。单位领导黑心肠,好几个月都不发工资。我们很气愤,隔三岔五跑那么远的路,过江过水去问,还遭个个白眼狼一顿训孙子似的臭骂,说我们是老不死的,吃饱了饭没事情干,像欺负三岁娃儿!工资没有,生病报销更没有,有个得肠癌的老工... -->>
我在英国看心理医生的同时,小姐姐出事了,她辞了重庆的工作,和在外地的丈夫住在一起。可是没多久她看见丈夫和保证要辞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里亲吻。于是,她拉着丈夫回重庆。在长途汽车上,突然遇到几个强盗抢劫,用尖刀逼着她丈夫交出钱包,丈夫不交,强盗要杀他,小姐姐去挡,结果她的右手掌几乎被刀砍断。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医院抢救,马上做连接缝合手术,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烫的温度在那手掌上都是麻的,应天气痛。丈夫先是被感动,与那女工分手,没坚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继续往来。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里,天天与丈夫在一起,看那个女工怎么办?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请小姐姐来伦敦治手,想让她换个环境。
我特别想念亲人,期盼小姐姐的到来。
夏天小姐姐得到签证来伦敦,他非常高兴,陪我们两姐妹去布莱顿海边。车子从天体营海滩经过,那个在海边裸体的年轻的中国姑娘,她身边的中国丈夫手拿相机,变幻着焦距拍照。她怕水,还是走进海里,她笑,他不小心几乎跌倒,她止住笑,赶紧说,“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开着车,经过那片天体营,连看也未看一眼。
车子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突然哭起来,不肯下车。他什么也没说,关上车门,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着手提包,也跟着他走开了。我在车里看着他和小姐姐朝海边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鸥疯狂地叫唤,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与海融成一体。
六年前我与他蜜月时来这个海滩,我们在雷声轰隆乌云狂卷向我们袭来的当头,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现在风平浪静,我却看不见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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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十八岁离开家后,我从没把自己的事告诉过母亲。并不是害怕母亲不理解我,只是觉得母亲知道了,会为我担心。我把可以给她看的一面给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来。
可是母亲,终究是母亲,在她的眼里,关于我,什么都难瞒过她。手背手心都是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一声声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亲爱谁多一些,谁更受母亲关注。母亲爱我的方式,一向被压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应与母亲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却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样。
时间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从伦敦回到重庆与父母住在一起,时值我的自传《饥饿的女儿》初稿快杀青,不过我还是抓紧时间每天工作在这上面。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重庆许多厂子里发不起工人的工资。有杂志社将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母亲这儿。我因为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母亲不让外出,她说她去邮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顶草帽出门,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归。我一会儿跑到阳台上看中学街,有无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跑到前面走廊看。父亲在他的房间里更是坐立不安。
这么热的天,七十三岁的老人,到邮局,一个多小时爬坡下坎,会不会中暑?
太阳都下到江心里了,母亲才回来。我对母亲说,我和父亲都着急坏了,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杯凉茶递给母亲。她把稿费交给我。
我收过来,发现她不高兴。就进到里面房间,从皮夹里取出一些钱,放在一起给母亲。
母亲不要,我非要她收着。她说这么多,那我给你存着。她喝完水,这才说她去了江对岸朝天门。
父亲摸着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母亲说:“朝天门马路上坐满了我们退休的人,我们很齐心,好些人同情我们,也加入静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还是能看到朝天门,老头老太太顶着烈日坐在发烫的地上示威。母亲也在其中。她从邮局出来,就坐渡轮到了对岸。她遇上了王桂香,以前在船厂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桂香比母亲小几岁,父亲解放前在警察署当过文职官员,解放后被抓起来,关了三年,划成分为官僚。后来她父亲被勒令到边远农村当小学老师,郁郁寡欢,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在50年代大鸣大放时给党委书记写大字报提意见,历数二十条共产党的不对,被投进石桥的孙家花园省二监牢二十年。里面有工厂,专做电扇的配件,他在里面也是做技术员。后来因为犯人出逃与他有关,罪不可饶,被加刑枪毙。母亲说,那段时间王桂香寻死好多次,都是母亲守着她。母亲与她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
“没人中暑吗?”我问母亲。
“有。好在医院不远。我和你王孃孃热得头顶都冒烟。单位领导黑心肠,好几个月都不发工资。我们很气愤,隔三岔五跑那么远的路,过江过水去问,还遭个个白眼狼一顿训孙子似的臭骂,说我们是老不死的,吃饱了饭没事情干,像欺负三岁娃儿!工资没有,生病报销更没有,有个得肠癌的老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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